無論是天災、苛賦還是國際性經濟大蕭條給中國農業造成的災難，都可在中國社會政治的無序中找到根源，畢竟天災總會過去，大蕭條也不是每天都有，至於苛賦，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也不會一直容忍地方上無止境亂收苛捐雜稅。
天災固然不可避免，但過於頻繁的天災就顯得不那麼正常了，在一定的意義上不管是洪水亦或是旱災都不僅是自然災害，普遍忽視溝渠和河湖的管理是造成自然災害的政治和社會原因。自然災害的生雖屬天災，但災害造成的災難恐怕更多的就是**了。
當農民被逼得沒有活路時，往往會鋌而走險，或者是去當土匪，也有可能去軍閥的部隊裡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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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仰嶽的報告中為了加強作證，還提到了一段在河南流傳很廣的八字民謠——“水旱蝗湯，河南四荒”。這個民謠張文英早在前世便聽說過的，只是沒想到會出現得如此之早，很顯然，這個湯指的肯定不會是那個赫赫有名的湯恩伯，而是土匪，按照當地的方言叫做將，或者乾脆稱之為老湯。
從農民變為土匪通常是要經過饑民或災民這一過渡環節的。==晚清的豫西南山區，常年流動著數量相當龐大的青年農民，他們往往是沒有自己田地破產農民，應募從事梯田、溝渠等農田灌溉程的修理、養護工作，以此為生，勞作辛苦而所得卻很微薄然，那些僱傭他們的人也是在給不出更多的工錢來，何況願意幹這些活地人可以說要多少有多少，這些人在當地被稱做匠。但即便是這樣的工作也不是隨時都有的，一旦工作減少，無所事事，成隊的匠極易變成杆匪，以致兩者之間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就這樣原本修田築渠的匠也就變成了打家劫舍的將，以至於讓當地人談虎色變的老湯。而老湯的多少往往又與天災緊密相連。劉仰嶽的報告還舉了個同是河南地例子，在河南某縣，該縣縣長向他傾訴了之前兩年縣上窮於應付的窘況。先是在頭一年，那會兒還是前清統治時期，別處的災民成群結隊地前來搶奪糧物，當地老百姓頻頻告狀，可是災民太多，縣上又力量不足，牢房的容量也有限，而且這些土匪又都是飢餓的農民。==個個悍不畏死，當時的縣令也無能為力，以致本地的老百姓指責縣令包庇匪類，或貪贓納賄。到了第二年。也就是這位縣長上任，卻更沒有辦法行使他的職能了，因為該縣也是到處災情嚴重，全縣老百姓都去當了土匪，在他看來。這些土匪都是不能抓的，一是人數太多抓不勝抓，再者逼得太急搞不好官逼民反，讓人哭笑不得的是讓他一籌莫展地匪患最後竟然是被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雨輕鬆化解掉了。有鄉人言：“日前下一場大雨，土匪減少大半”，也就是說下雨之後，那些家裡有地的又看到了希望，都回去種地了。
事實上類似的事情全國比比皆是，豫西地將不過是因為他們處在獨特的地理位置才顯得尤其突出。類似的張文英也聽過很不少。四叔張祖貴便是與綠林中人打過交道的，當初居住過的巨野縣所在地曹州也是匪患嚴重的地方，也曾聽人說起過：“咱們曹州和別的地方沒有什麼不同，我們這些人當土匪也都是因為連年災荒。”
繼續深入研究，張文英還現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大蕭條以來，在各國竟相增加入口關稅的情況下。作為“關稅壁壘之最低者”的中國就很自然的成了外國商品的傾銷地。然而仔細觀察幾個月來的進出口變化卻有驚人現，中國出口大幅萎縮。而進口猛增，但是工業品進口量增加很少，部分產品甚至還有所減少，真正大幅增長地反倒是農產品的進口。中國關稅之低固然是關稅受列強操控的必然結果，但也與中國自身的傳統密切相關。中國是農業國，重視農業，特別是民食問題更是重中之重，素有“民以食為天”的說法，這本無可非議，甚至可以說是必須之舉，但問題在於如何算是真正重視民食，如何才能解決民食問題。在各國糧食爭先恐後湧入中國市場與國內糧食形成競爭的情況下，中國地商人們依然在想當然地大批進口農產品，就連張文英自己在美國時也談成了好幾筆類似的生意，而與此同時中國地農產品市場依然是幾乎完全不設防的，關稅水平之低幾乎等於沒有。進口糧食不徵稅，出口糧食不允許，是中國政府重視民食問題的表現之一，同時也作為政府關心民生的重要政績。但弄巧成拙的是未解決糧荒大量進口的糧食造成國產糧食價格暴跌，反而造成了穀賤傷農，禁止糧食出口，但眼下的情形仍然是饑民遍野，餓殍滿地，絲毫看不出消除糧荒的一點點效果。這似乎成了一個解不開的悖論。不是沒有人注意到這些情況，還在臨時政府時期就有人提出，但也只是提出而已，並沒有人找到解決的辦法。政府也曾嘗試著做出些努力，然而一切的努力卻猶如石沉大海一般。
在張文英熟知的歷史中有兩種完全不同的辦法來應對農業危機，一種是美國的羅斯福式的，一種是俄國的斯大林式的，美國人的辦法就是大量再殺牲畜，大量拋荒土地，以浪費刺激消費，中國是窮國，也沒有美國那麼多的剩餘物資，經不起這種折騰，真要這麼搞老百姓就要暴動了，至於斯大林式的就不提了，可怕的烏克蘭大饑荒就是前車之鑑，何況政府雖然並不鼓勵，老百姓還是被逼得不得不大量再殺牲畜，驚人的浪費並不比美國人好多少。
張文英心中有另一套方案，之前這是為了應付可能會出現的大規模工人失業的，雖然計劃趕不上變化，但總比完全束手無策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