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也有的學者在總體上否定知青運動為“一次培養和造就一代反修防修新人的不成功探索，是社會主義和建設過程中一次不成功的嘗試”，同時也客觀評價了知青運動中的積極因素：首先，上山下鄉運動使知青冷靜地、較全面而深刻地認識了中國國情，尤其是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其次，知青在“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的實踐中逐漸聰明起來，深沉起來。在三大實踐活動中，增長了見識，練就了本領，學會了思考；從農民那裡學到了勤勞、純樸、智慧、堅韌。再次，上山下鄉使知青自覺不自覺地養成了不甘落後、不甘沉淪、奮發進取的人生信念，培養起體察國情、民情，關切民族命運，希冀中國加快發展的政治品格。最後，知青在改變中國農村的貧窮落後面貌的社會工程中，在農村的兩個文明建設中，盡了自己的努力，並取得了不可磨滅的業績。（見杜鴻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評價及其歷史命運》〉作為千萬知青中的一員，我親身經歷了這一場浩大的運動。雖然我只在北大荒待了8年，但由於身份的特殊，在北大荒當了6年記者，返城後，我又當了10多年的記者，對知青的前世和今生有了更宏觀和更微觀的觀察與思考。多年來，我有一個夙願，要為“我們”一當過知青的“老三屆”寫一部書。這出自我的責任，也出自我的良心。在《兵團戰士報》當記者時，我自然是紮根邊疆的鼓吹者。可我自己在1976年就返城了，後來身處高位、衣食無憂，而我的許多戰友還在黑土地上過著艱難的日子，許多人已長眠在大山和莽原裡，一想起他們心總有些不安。為了使自己的靈魂安寧，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用我的筆，告訴人們他們的過去和現在。1995年，我在省作協工作的最後一年，曾想採寫100個留在北大荒的老知青，想寫一部長篇報告文學《永遠的北大荒人》，而且跑了黑龍江墾區的許多農場，寫出了10多篇，但因到文化廳任職，不得不放下這個計劃，盡心去當公務員了。
006年當我就要淡出官場的時候，我又把當年的願望重新拾起，來寫我最熟悉的群體一老知青。良心未泯，良知還在。為了遵守承諾，我放下身段，邊走邊寫，做一代老知青的代言人。因為我和他們有共同的出處，也會有共同的歸宿。因為我明白，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要到哪裡去。
從006年5月開始還願，用一種最通俗的辦法，在黑龍江省發行量最大的《生活報》上開一個專欄《我們的故事》，每週發一篇，經過一年以後，讀者紛紛要求能儘快結集出書。正好作家出版社的朋友也對這本書懷有期望，(責任編輯賀平當年在黑龍江的“五七幹校”當小知青，總編輯侯秀芬是在陝北插過隊的老知青，編審潘靜下鄉在內蒙古建設兵團，她們的熱情催生了這兩部書。）這樣一來，008年1月出版了《我們的故事》，這一年的1月又出版了《我們的故事-》。
餘秋雨先生說過這樣的話：“在沒有戰爭和災荒的情況下，老三屆可以說是0世紀有文化的年輕人中遭受最多磨難和折騰的群體之一。他們的經歷不妨看成一段歷史的生命化縮影。‘文革’的具體事端會漸漸淡忘，但這群人及後代卻以一種乖戾的生命方式作永久性的記載。”〔《老三屆》）
0世紀90年代的某一年夏天，我曾陪他在黑龍江採風，在從黑河到呼瑪的船上我們討論過這個問題。
關於知青的回憶文章和文學作品，我的朋友梁曉聲、張抗抗、肖復興和同代作家鐵凝、史鐵生、葉辛、陸星兒等，已寫過許多，每一篇都讓我們感動。但他們及廣大讀者對知青運動、對老三屆的觀點卻大相徑庭。有人認為，我們和祖國一起經歷了苦難，我們在苦難中成長，有所作為，因此“青春無悔”。有人認為，我們是“文革”和知青運動的受害者，也是施害者，我們把紅衛兵極“左”的思潮帶到了廣闊天地，給人民和自己都帶來了災難，我們應該懺悔^無論別人怎樣說，我還是要寫，寫我和我們自己的經歷、自己的感受，為這段歷史留下“生命化的縮影”，以告誡人們不能讓那些刻骨銘心的悲劇再次發生。也告訴人們，在那個陰風浩蕩的年代，在那邊塞絕寒之地，也曾有鮮豔的人性之花開放。
我要寫“知青時代”〔下鄉的10年）我們的苦難與風流，我還要寫“後知青時代”（返城後的0年）我們的艱辛和坎坷。我要寫我們，還要寫和我們共命運的父老鄉親。我要寫成功者的輝煌和燦爛，我更要寫失敗者的沮喪和無奈。總之寫我們中的許多人在逆境中奮發拼搏，把種種人生經歷變成財富，把最大的苦難咀嚼粉碎，憑著一股堅定的意志朝前走，和祖國一起從黑暗走向光明。當然我們也會反思和審視自己，由於當年的愚昧無知、狂妄自大、膽怯懦弱、自私和利己，怎樣使自己和別人的命運雪上加霜。也許上帝都會原諒我們在那個特殊的時代的錯誤，但我們還是應該毫不迴避地記錄下來，那可能是我們的後代最為珍貴的《人生寶鑑》。
馬克思曾說過這樣的話：“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體人的存在。”“人們的歷史始終只是人們個體發展的歷史，而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
我以為，知青就是那個時代的“標本”，每一個人的歷史匯成了那個時代的歷史。而這段歷史對中國是特別重要的，是中國從黑暗走向光明、從崩潰走向新生的歷史。我們是共和國歷史上最低谷的“文革”10年和最高潮的改革開放的0年的親歷者和見證人。於是，我採取“抽樣調查”的方式，在北大荒當過知青的百萬人當中選取100人，然後把他們在“前知青時代”和“後知青時代”中有代表性又最具個性的故事寫下來，以匯成一部時代畫卷，留給歷史的見證者本人，也留給歷史，留給後人。
這種人物命運的紀實寫作方式，始作俑者是美國的作家斯特茲^特拉克，代表作是《美國尋夢》。特拉克在美國以口述實錄的方式採訪了00多人，精選了其中的百篇彙集為這本書。這100人中有好萊塢巨星、企業大亨、政治首腦、美國小姐等上層人物，也有三X黨魁、僱傭槍手、罪犯、偷渡移民及其他們的後代等美國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這本書記述了他們在美國本土尋找“美國夢”的人生經歷中的所想所急和所得所失。這本書幾乎成了美國的全景縮寫，它被翻譯成各種文字，當成了世界各國人認識美國社會的一個縮影。這本書還獲得了美國非虛構類文學的最高獎“普利策文學獎”。
我也步特拉克的後塵，想寫一本關於我們這一代的不僅在文學上有意義而且在社會學上更有意義的書。這無疑是個非凡的工程，操作起來十分困難。當年的知青像北大荒滿山遍野的山花，隨處可採，可現在他們絕大多數都回到了自己的家鄉，在喧囂的大都市，他們消逝在人群中。即使還留在北大荒的那些人，也埋沒在大山和莽原深處了。於是我四處奔波，在密如森林的樓宇中和在邊遠的山村裡尋找，尋找在中國歷史上漸去漸遠的身影……接待我的有共和國的部長，他們的身上還依稀看到年輕時的影子；接待我的也有坐在火炕上端著熱辣辣老酒的知青戰友，他們的面容像羅中立油畫《父親》一樣的動人心魄。望著他們滿臉滄桑的木訥的表情，我會忍不住流下眼淚。
我在開闢專欄講述這些故事時，曾對老知青們說：
朋友啊，朋友，請你告訴我！
把你過去和現在的人生故事告訴我，把你的苦難和幸福告訴我，把你的成功和失敗告訴我！
因為我們是時代的標本，我們是一代苦難的風流。
我們走過漫長的風雪迷濛的冬季，我們的青春留在了無花的季節。
然而我們畢竟走過來了。
在那充滿泥濘的路上，我們攙扶而行，留下一行行深深的足跡。
從1968年1月毛主席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指示、全國出現上山下鄉的高潮算起，已經40年了。當年的知青逐漸走下歷史的舞臺，懷舊的情節，讓我們再一次走回人生的起點。我也回到了我當年下鄉的位於大小興安嶺交界的大山褶皺裡的那個小山村（當年的兵團1師獨立1營，後來劃歸一團，再後來劃歸愛輝縣〉，我要尋找寫滿我們愛情的那片白樺林，尋找那埋在白樺林中我的戰友的墓碑。很可惜，那片白樺林被砍伐掉已開成了大豆地，墓碑早已蕩然無存了。我把從地邊採來的一束鮮花放在那片地裡，點燃了從城裡帶來的黃紙，叨唸著心中的祭辭，眼淚流在臉上，滴落在地上。那黃紙化成紅色的火苗，舞動著向天上飛旋，又化作黑色的蝴蝶，飛向遙遠的天際。
回來的路上我們都沉默著，我耳邊聽起了朴樹的那首憂傷的《白樺林》一天空依然陰霾依然有鴿子在飛翔誰來證明那些沒有墓碑的愛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村莊依然安詳年輕的人們消逝在白樺林……
有一天戰火燒到家鄉我想，我們一當年的知青何嘗不是因為戰火要燒到邊疆，勇敢地奔赴黑龍江，走進白樺林。我們獻出了青春，許多戰友獻出了生命！當年的000多萬年輕人義無反顧地從城市奔向農村邊疆！你想一下，如果這000多萬年輕人在城裡不斷地折騰下去，中國會是什麼樣子？大學停辦了，誰能在城裡給000萬的我們找到飯碗！我們是懷著崇高的理想走的，我們的出走，為共和國承擔了巨大的困難！然而一代人付出了青春和生命的代價！我們真的是不該被忘記的。（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