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宏圖的《我們的故事》這本書，就是這樣證明了他及書中所寫的那些老知青的歷史身份，以及他們的立場、情感和內心的秘密與激情。
008年1月8日於北京我為知青作證賈宏圖在上海圖書館的講演〈008年1月14曰）
今天，這個普通的冬日，我站在上海圖書館這個高尚的講臺上，感到很榮幸。不僅因為在這裡講演的有許多世界和中國的頂級的文化精英，更因為我是代1700萬知青走上這個講臺的。我們是就要被歷史遺忘的一代人，我們的身上留著光榮的印跡，也刻下苦難的傷痕。如果透過我的講演，你能回望一下我們在歷史上漸去漸遠的身影，能對我們的前世和今生給予真切的關注，能對中國知青運動這個跨世紀的話題有所探討，我們就很滿足了。
(一）
我是誰？
我從哪裡來？
我要到哪裡去？
這是古希臘哲人提出的問題。古希臘人認為人活著就是要弄清這個問題。千百年來，幾乎所有的哲學家都在探討著這個問題一他們認為這是對人類命運的關注。
作為普通人，我們也在關注自己的命運。我也常對自己發問：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要到哪裡去？作為個體的人，好像這個問題也不難回答。但是作為一個社會人，好像這幾個問題也並不簡單。
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的社會屬性決定他的命運。
我是誰？
我們是誰？
我是0世紀40年代出生的中國人。
我們是和共和國一起成長的一代人。
我們是和祖國共命運的。我們的經歷大體上是個段落：“文革”前的17年，“文革”中的10年，改革開放後的0年。決定我們命運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那10年，那時我們的世界觀正在成熟，我們作為一個社會的人，走出家庭和學校的。這10年，我們幹什麼了？當然除了在學校參加“文革”，最主要的經歷就是上山下鄉。
“知識青年”是我們那一代人共同的名稱。無論你下鄉了幾年，在什麼地方下鄉，無論返城之後你做了什麼工作，無論是高官，還是平民，“知青”就是你的出身，就是你的“胎記”。無論你以此為榮，還是以此為恥，這個身份符號永遠跟隨著你。
在上山下鄉運動中長大成人，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最明顯的特徵。因此決定了我們以後的人生和命運。因為下鄉的經歷，我們曾被人高看，在改革開放初期進入領導層的知青很多，從黑龍江省看，進入地廳級的知青大概超過百人，副省級的也近10人。從中央看，現在政治局委員中也有好幾位知青；也因為下鄉的經歷，我們也被人輕薄，在企業改革中，首先下崗的是年紀大文化不高的老知青，現在多數老知青是社會的弱勢群體。留在農村的極少數老知青，都和當地農民結婚，生活十分困難。
中國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是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的聲勢浩大的移**動。美國的西部開發和蘇聯建設共青城也是著名的移民潮，但參加的人數和規模都沒法和中國的知青運動相比，而且他們的移民主要是生產開發性的，而中國的這次大移民更主要的是特殊時期的政治行動，帶有很大的強迫性，這更增加了悲劇色彩。現代人無法想象，近兩千萬尚未成年的孩子，怎樣背井離鄉，在極其遙遠和艱苦的自然環境下，如何能站住腳，如何能生存下去。我時常想，在天地蒼茫之間，知青戰友們坐著爬犁，在風雪呼嘯中，挺進無邊荒原的豪邁和悲壯的一幕。那就是我們那一代苦難而壯麗的青春寫照！
如果說毛主席199年5月4日在延安紀念“五四運動”的講話《青年運動的方向》中提出，青年投身革命必須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確定了中國青年革命的方向的話，那個時代的革命知青上山下鄉的主要目的，是參加抗日戰爭，救國救民。那一代的革命知青成了新中國元勳。
新中國成立以後，五六十年代，國家也安排過畢業的中小學生上山下鄉，如1955年北京、天津、哈爾濱等城市動員一批知識青年組織青年墾荒隊到北大荒建設集體農莊〔如建設“北京莊”的楊華、建設“哈爾濱莊”的孟吉昌等〉，那是團中央學習蘇聯建設共青城而進行的一次試驗，主要是想擴大耕地面積，解決糧食問題；1957年為了解決城市就業難的問題，也安排過城市畢業的學生參加新農村建設；1961年以董加耕、邢燕子、侯雋為代表的中學畢業生到農村落戶，被毛主席肯定為培養革命接班人的方向，在他們的影響下，“文革”前數以萬計的中學生上山下鄉。當時正上高中的我們也蠢蠢欲動，中央為了保證高考的招生質量，後來又對中學生提出了“一顆紅心，兩種準備”的口號，防止大批優秀學生不升學都下鄉的#[向。
中國的知青運動^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興起在“文革”中的1968年夏天，因廢除了高考制度，學生沒有升學希望，官方又不需要幾千萬的中學生在城市再鬧下去，上山下鄉是轉移革命力量（動盪的力量〉最及時的辦法，毛主席當時的想法是儘快結束“文革”。高潮是1月毛主席發表“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之後，開始是學校的動員，後來就是社會的動員一強大的輿論和政策的壓力，你不想走也不行了。從1968年始，到1974年終，據統計有1700多萬大中小城市〔其中上海知青111萬，到黑龍江省的上海知青16.5萬）的屆初中畢業生和屆高中畢業生(也包括回鄉的中學生）到農村插隊，到農場、林場和建設兵團當工人或兵團戰士（屯墾戍邊這是中國歷史上一次人口最多的大遷徙，上山下鄉的城市中學生加上回鄉的中學生，總數達000萬，涉及的人有數億人，他們是知青的家長和親朋好友。
動員人數如此眾多的年輕人到地域最邊遠、自然條件最惡劣的地方去工作和生活，其目的是什麼？有許多政治上的說法，如讓青年接受再教育，有利於世界觀改造、培養革命接班人，如反修防修，縮小三大差別等；其實最現實問題是，中國的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大批中學畢業生無業可就，又無學可上，只好向經濟不發達地區移民，解決幾千萬人的吃飯問題。國家的巨大困難被轉嫁給農村和農民，轉嫁給了城市畢業未分配的學生身上了，當然國家也耗費了鉅額資金。勞民傷財的這場運動，歷經10年，隨著知青的1977年一1979年的大返城，草草地收場了。
事實就是這樣，在上山下鄉這個“國家行為”中，我們近000萬知青犧牲了學業，犧牲了青春，承擔了國家的困難，保持了社會的穩定，最後結束“文革”，到1978年1月召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國家命運的轉折。我們這些人上山下鄉的意義，就如同電影《集結號》中穀子地連長帶領的隊伍，為保證大部隊的轉移，堅守在陣地上，部隊轉移後，由於通訊出了問題，結果只有穀子地活下來，其他的幾十人都犧牲了。如果不是後來鄧小平吹響了“集結號”，我們就不可能返城而最終都像那些戰士一樣犧牲在陣地上一我們就會像當年的北大荒的10萬轉業官兵一樣，獻完青春獻終身，獻完終身獻子孫。其實我們的許多戰友已經獻終身了，還好，他們的子女有的按著政策返城了。可是，我們付出的代價太大了。可以設想，如不發生“文革”，沒有如此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我們這一代人的處境，肯定比現在要好。對於知青運動，著名畫家陳丹青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說：“所謂知青運動，是社會的隱疼，時代的敗筆；數千萬知青以光榮始而被遺棄終。我們不是革命者，但親歷了革命的後果；我們不曾參與建設，但個個目擊了背後的代價；過去0年，社會已經草草打發了知青一代，此後人到中年晚年，一事無成，既不如上一代標榜革命而建立國家，也不及下一代，能以可度量的各種專業標準躋身國家棟梁。從祖國花朵、紅色青年，直到芸芸草民，其中千分之一，略有所為。”雖然丹青先生的結論有些殘酷，但事實大約如此。他也是當年的插隊知青。只是“千分之一”的估計太悲觀了，也可能“略有所為”的標準定得太高了。
0年來有許多學者對“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進行了理論上的研究，如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張化在《試論文化大革命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一‘文中指出：“作為勞動就業的一’項措施，與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有著密切聯系的知青上山下鄉，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條件下，變成了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中一個組成部分，其內涵和外延都發生了很大變化。究其原因，除了我國國情和經濟體制方面的問題仍然存在以外，主要由於文化大革命給社會造成的混亂和所謂‘無產階級**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影響，使知青上山下鄉在無數‘力’的作用下被扭曲了，演變成了一場運動。”
張化認為，“文革”中的知青運動給我國歷史帶來了影響深遠的不幸後果，一是加重了“文革”給我國歷史造成的“人才深谷”的現象。1968年至1978年全國上山下鄉的知青達16萬，中國少培養了大專生100多萬、中專生00多萬人。二是造成國家在經濟上的嚴重損失。“文革”中安置知青，國家財政支出達100多個億，知青返城安置又有巨大支出。三是給廣大農村的經濟帶來巨大的困難，給大部分知青家長造成嚴重負擔。四是給知青的思想、文化、個人生活也帶來許多不幸。（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