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青大返城的時候，北京的親人在召喚著她，北京的同學也在召喚著她。***年7月，她利用假期回京參加同學的聚會。在杯盞交錯的時刻，有的同學說：“郭文魁是全國優秀教師，是我們的光榮！”有的同學說：“我們不是全國先進，但我們在北京！”這話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她不肯在北京多住一天，她想北大荒，想老高，想自己的兩個孩子，更想自己的學生！
那一天，同學們都到火車站為她送行。本來同學們商量了，一定想辦法把他們的團支書調回北京，可她II丨絕了。在列車開動那一刻，大家都哭了。
那一夜，在建三江賓館，我和郭文魁聊得很晚。第二天清晨，我在建三江寬闊的大街上散步，又碰到了郭文魁，她去趕學生的早自習。她腳步匆匆。
011年夏天，我又來到郭文魁的家鄉建三江農管局採訪，我在我的報告文學《仰視你，北大荒》中這樣寫道：
“今天，我們終於走進這個已經住著10萬人的農墾新城，我只能用‘震驚’這兩個字來形容我們的感受：像北京長安街一樣寬闊的十里大道讓我們震驚，沿街高聳的鱗次櫛比的樓群讓我們震驚，正在建設的職工住宿小區那一排排造型新穎的別墅讓我們震驚，街頭上走過的穿著時尚的年輕人讓我們震驚^“展現在我們眼前的只是建三江墾區的中心，而在她那1.5萬平方公裡的大地上已經開墾出57萬畝的土地，15個裝備精良的國營農場以高出全國5個百分比的機械化程度，每年為國家生產近百億斤的糧食，這才是最值得我們震驚、值得北大荒人驕傲的。見多識廣的外交部部長楊潔簏在參觀過建三江墾區後興奮地說：我到過許多國家，建三江的現代化大農業可以說是世界領先！”
我們都老了，還在北大荒的土地上作為建三江第一批開拓者，作為這個農墾新城的第一代市民，郭文魁和她的先生老高的貢獻當然是彪炳史冊的。這是他們一生的光榮，因為這個城市在他們的手中升起，因為他們開墾的土地成了國家最重要的糧食基地！
已經退休的郭老師來到賓館看我，別看她已是滿頭的白髮，但一點不像花甲老人。作為中心中學的教學權威，學校裡還有很多的事離不開她；老高更是閒不住，這個作為全國農業機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區的農技專家，他還有許多事在做。更讓郭老師自豪的是醫科大學畢業的女兒又回到了建三江，已經在局中心醫院當了內科主任，在外地讀大學的兒子也將回到這座新城裡貢獻自己的青春。郭老師說，不知道為什麼，孩子們都特別喜歡在建三江工作和生活。我說，因為他們的父母的青春都獻給了這片土地，而他們又生於斯長於斯吧！
回首往事，郭文魁好像對自己當時的婚姻還是有些耿耿於懷。我說：“沒有和老高的婚姻，哪有你兩個優秀的孩子！”
她笑了。是呀，婚姻是多麼神秘的事情，看著特別般配的婚姻不一定長久，但強扭的瓜有時也很香甜。
“都退休了，你怎麼不回北京？”我問她。
“你看我們建三江，哪兒不如北京？”她問我。
我一時無言。看來在哪兒生活幸福，全在自己的感受。
4，倒在春雨裡死亡不屬於生機勃發的青年。然而他們死去了，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在北大荒的風雨中。儘管死亡是經常發生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他們的死，是否死得其所，時常使我苦苦地思索，夜不能寐。更讓人不安的是，他們的冤魂還飄蕩在山林和原野之中，找不到安託之處。
1969年5月，早春的興安嶺剛剛脫去白色的冬裝披上綠色的新衣。在大小興安嶺交界的密林深處，一個兵團連隊（黑龍江建設兵團1師獨立1營6連〉，正執行搬遷任務^把“木刻愣”的營房拆掉，然後把搭房子用的原木抬上汽車，拉到新的營地。那一天，天剛亮就下著雨，是很纏綿的春雨。
他個子不高，很痩弱，總是用笑眯眯的眼睛望著別人。他是這群知青中的老大哥，也不過二十五六歲的樣子。他畢業於東北農學院，分到兵團，又從兵團分到師部，師部又把他分到這個全兵團最邊遠的獨立營，營裡又把他分到連隊。
向北，向北，一直向北，再向北，就到黑龍江邊了。說是把他送到最艱苦的地方接受鍛鍊，大學生就是要很好改造世界觀！這樣這位大學畢業生成了和我們一樣接受再教育的兵團戰士。他長得很年輕，也很痩弱，和知青站在一起看不出比我們大幾歲。他說話有點慢聲細語，知青們常和他開玩笑，說他像個大姑娘。當然他是個純爺們，家鄉有一個大姑娘，是個小學老師，正等著他早日回家成親，他一拖再拖。這一天他本來感冒了，還和大家一起抬木頭裝車，幾個人抬一根木頭，他顯得很吃力，腿都在顫抖。好不容易熬到了午休，當哨聲吹響時，他說：“咱們再爭取時間多裝一車吧！”他又領著大學生金學和大家幹起來了。
在汽車就要裝滿的那一刻，不幸的事情發生了。已經削去了皮的樺木上面有一層膠液，很滑，再加上被雨水一澆就更滑了，在關上車廂板的那一刻，原木突然向下滑動，而車下正站著6個抬木頭的知青。眼看滾落的大原木就要砸在這幾個青年的頭上。他突然向那滾動的原木撲去，企圖用自己的肩頭頂住、頂住！
在那千鈞一髮之際，他大呼一聲：“快閃開！”這聲音如驚雷一般，全無平日的細弱。在車下的知青驚閃退後的那一刻，原木“嘩啦”一下滾落下來，如洪水一樣把他衝倒，一根粗大的樺木砸在他的胸口，他緊緊地抱著它。血從他的嘴裡湧了出來。他再也沒說一句話。他蒼白的臉上掛著水珠，那不是淚水，而是點點春雨。
那一刻，雨停了，天也晴了。太陽透過樹林，把一束強光像舞臺追光一樣照射在他的身上。嚎哭聲打破了山林中長久的寧靜。
當我從營部趕來時，他已被停放在松枝搭起的靈棚中。他的臉上沒有痛苦，還是穿著他平時最愛穿的那件舊軍裝。他的周圍擺滿了女知青們從山上採來的剛開的紫色達子香。
我哭了，我想起幾個月前，他在營部當農業技術員，我當通訊報道員，我們睡在一鋪土炕上，晚上在黑暗中，我們一起朗誦郭小川的《大風雪歌》；我想起，他在我們的屋子的窗臺上擺滿了木盆，裡面長滿了綠苗；我想起，我們一起組織營部的知青大合唱，他領誦，我領唱……
他是個理想主義者，有追求，有抱負，我們所在的這個營地處深山密林中，有利於戍邊，但不利於屯墾，基本沒有多少地可以開墾。他和熟悉農業生產的柴營長跑遍了周邊的山河，尋找可以耕種的土地；因為這裡無霜期太短，他立志要培養一種早熟的小麥品種。在最嚴寒的季節裡，他開始了在窗臺上的試驗。
他很浪漫，喜歡文學，能背許多詩，自己也寫；他愛唱歌，會識譜，他是營部這些知青的精神領袖，逢年過節領著我們排節目。我們甚至排了一部小話劇《站臺上》，是反映中蘇人民友好的，他演一個蘇聯老工人。那是在珍寶島事件之後。那劇本是我寫的，他改的。
葬禮在營部前那片白樺林裡舉行。他的弟弟和他的未婚妻從伊春趕來了。他的弟弟比他高壯，像一個男子漢一樣默默地流淚；他的未婚妻哭得沒有站立起來的力量，由兩個女知青攙扶著。全營的戰士排著隊，每人向深深的墓坑扔下一鍬土。漸漸地他那樺木製作的棺材被掩沒了。那幾個幾乎被倒落的樺木砸倒的知青痛哭失聲。那是我經歷的最難過的時刻。
那一天陰沉沉的，山林裡起風了，呼嘯著好像在嗚咽。
那之後，奉營首長之命我寫的關於這一事件的簡報，送到了師部。根據首長的指示，師政治部組織了他的事蹟的報道組，我自然身在其中。先在營裡和他工作的連隊進行採訪，然後我領著報道組，去了他的母校伊春一中、東北農學院，他的老師都說他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為他的死而惋惜。在“文革”中，因為是好學生也受到衝擊，可他還是積極向上。畢業分配時，他是主動要求去建設兵團屯墾戍邊的。我去看望了他年邁的父親和母親，他們流了許多淚，說自己的孩子為救別人而死，死得光榮！他的弟弟到山上採回鮮蘑菇，用雞燉了給我們吃，說他哥最願意吃這個菜。我沒有去看他的未婚妻，不願意打擾她剛剛平靜的生活。
回來後，我寫了長篇報道《為人民獻青春我心甘情願》，發表在《黑龍江日報》《黑龍江青年報》《兵團戰士報》上，兵團政治部作出決定號召全兵團向他學習，省政府追認他為革命烈士。
在那篇報道中，我寫他捨生忘死的壯舉；我寫他積極要求下連隊鍛鍊改造自己的思想；我寫他像大哥哥一樣關心知青，他跑十幾裡的路，回營部取回他的新雨靴，剪成一塊塊，為大家補漏雨靴；我寫他一次次為了工作推遲婚期，在犧牲的那一天早上，拿出一塊準備結婚做被子用的花布，請一個女知青給連隊每一個人做一個牙具袋。
死後，戰友在他沒寄出的家信背面看見了這樣兩句話：努力奮鬥，與工農相結合，其樂無窮。為人民獻青春，我心甘情願。
我還寫到，在千鈞一髮的時刻，毛主席“為人民的利益而死，比泰山還重”的教導響在他的耳邊，劉英俊、王傑等英雄形象聳立在他眼前，“隨時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獻給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的入黨誓言湧上他的心頭……
我還寫到，他這一撲，表達了一個革命青年對毛主席的無限忠誠！這一撲，標誌著一個知識青年沿著與工農結合的道路攀上了共產主義高峰！這一撲，閃爍著革命戰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偉大精神的光輝！（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