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文革”中父親都在被審查，也沒有能力顧及我的哥哥。後來他落實了政策，我陪著他和母親到北安農場局找過哥哥的下落。他們查了哈青農場（一師獨立一營）的檔案，最後告訴我們因為火災事故倪少興已於1969年1月6日晚死亡了。按政策給了我們兩千多元的補助。當時母親哭得昏了過去。回來後，她一病不起，不久就病逝了。幾年後父親也鬱鬱而終。他們生前的遺願就是能去哥哥遇難和安葬的地方給他掃墓。
“後來我知道了，哥哥當年下鄉的農場早就撤銷了，土地也交給了當地的農民了。我們想去掃墓，可不知在什麼地方。這回好了，哥哥死亡的過程我們也知道了。如果你能提供一下哥哥墓葬的準確地點，我們特別感謝！”
為了完成倪少濱的囑託，後來我又回了一趟哈青一當年曾留下我們無數青春記憶的地方，無論是痛苦還是幸福，它都如胎記一樣刻在我們的身上。沿著新修的高速公路，5個小時就到達了邊境名城黑河。又沿著平整的公路，向西行駛，路旁粗壯的白樺樹揮舞著嫩綠的枝條，好像在為我指點進入“青春聖地”的方向。我們的車時而沿江而行，時而爬上山坡，時而穿過林海。個小時後，我們進入了一個叫西峰嶺的小村，現在它已在地圖上恢復了“哈青”的地名。
可惜，山河依舊，我們已難以找到知青營地的舊模樣了。熱情的老鄉幫我們辨認了幾棟舊營房，然後指著房後的一片大豆地說：“當時這裡有幾座知青墳，我們開荒時地都平了。這幾年不斷有人來找過，我們也說不清那個人埋在什麼地方。”
那天剛下過雨，通往那片大豆地的路特別泥濘，我們在地頭採了一束野花，擺在地裡，又在地頭燒了一些黃紙，便結束了這次尋魂之旅。
那天，我的心情不好，地頭燒紙時，熱淚長流，掩面而泣。
回來後，我給倪少濱打了電話，如實地說明了情況。
他去沒去給哥哥掃墓，我就不得而知了。
9^走出傷心地凡是當年在黑河下鄉的知青，誰都忘不了龍鎮。這個三等小站，當時是黑龍江省北部線的終點，無論來自北京、上海還是天津、哈爾濱的知青，都在這裡下火車，再轉乘汽車、拖拉機、馬車，分赴荒原深處和密林之中的幾十個兵團農場的幾百個連隊，豪情滿懷地投身屯墾戍邊的戰鬥。當然，他們返城度假，也在這裡乘火車。在“勝利大逃亡”的知青返城的浪潮中，這裡演過生離死別的人間悲劇。有的丈夫或妻子走了，他們卻留了下來，從此天各^’方0
這裡曾像戰爭年代的兵站一樣，每天湧動著穿著黃棉襖的年輕人。這其中，有的人後來成了在中國有影響的人物，如國務委員王勇、曾擔任過國家環保總局局長（現國家發改委副主任）的天津知青解振華、外交部副部長的北京知青王毅、黑龍江省省委副書記的哈爾濱知青劉東輝、山東省省長的北京知青姜大明……
去年冬天，在那個飄雪的日子，在去黑河的路上，我有意繞到了龍鎮。它已成了一座街道寬闊、建築現代的小城。那黃色的火車站還在，可廣場上十分冷清，全無昨日的青春喧囂和人群熙攘了。我在站前徘徊許久，找不到我和戰友們當年的足跡，更聽不到他們的哭聲或笑聲，卻想起了一個上海老知青袁啟鴻的悲情故事，因為龍鎮是他的傷心地。
老袁和我一樣是1966屆高中畢業生，本來我們都有著美好的人生前景，當年我們雖然分別在上海和哈爾濱，但都被推薦為留學法國的預備生。正準備去北京的外語學院學習時，從天而降的“文革”如狂風暴雨，把這一切都化作泡影。我們的檔案又從外交部退回到我們的學校，後來又轉到了北大荒，當年一位管檔案的朋友神秘地告訴我：“不得了啊！你原來是外交部的人啊！”我苦笑著說，現在不也在北大荒種地嘛！
1968年8月，他受上海黃浦區的委託，帶領00名知青來到黑龍江建設兵團的一師五團所在地五大連池下鄉，另外的一部分人由同是老局二的優秀學生、現任哈爾濱市委副書記方存忠帶隊，去了5師的查哈陽。半年以後，工作能力突出的老袁被師後勤部調到龍鎮組建物資批發站。當時他還沒入黨，卻被任命為站的整黨小組和清查專案小組的成員。
真是福兮禍所伏，他的人生悲劇就此開始了。
1970年月，在老袁剛過完歲生日的第二天，他突然被隔離審查了。一時間，批發站院裡貼滿了批判“現行反革命分子袁啟鴻”的大字報，羅列了他的“八大罪狀”：“張貼反革命標語，唱反革命歌曲，組織反黨小集團，為反革命分子翻案，非法混入共青團……”
其中最嚴重最驚心的罪狀是“張貼反革命標語”。
現在看來十分荒誕，當時卻是觸目驚心！
1969年1月，為歡送一師的“毛澤東思想講用團”到哈爾濱開會，當時他們在孫吳縣集合，然後途經龍鎮，到哈爾濱去。龍鎮批發站在招待所門前搭建起彩門，要在兩米多高的門楣上貼上“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的標語。那天晚上又黑又冷，老袁從哈爾濱出差回來，看到負責貼標語的兩個女青年很辛苦，就跑來幫忙。他站在兩個摞起來的方凳上，兩個女青年一個為他扶凳，一個給他遞標語。為了貼得勻稱，老袁先貼當中的“席”，再貼第一個“敬”和最後一個“疆”，再貼“毛”和“壽”字，接著貼“祝”和“主”字，最後貼“萬”和“無”字。
由於寫的是隸書字，“萬”字和“無”字有些相像，又由於天色昏暗，最後把“萬”字和“無”字貼倒了，“萬壽無疆”變成了“無壽萬疆”！
“天天讀”是那個年代必須的
第二天早上被明眼人發現了，他們嚇了一大跳。老袁他們馬上改了過來，又作了認真的檢討，但仍無濟於事。就這樣禍從天降，這件事成了他最大的罪行！
“罪狀”中說他組織反革命小集團，是因為他自發組織幾個愛學習的青年學習哲學，經常討論理論問題，還辦了一個“學習園地”。
還有人說他自己在宿舍唱歌時，把“槍聽我的話，我聽黨的話”唱成了“我聽槍的話，黨聽我的話”。
所謂“混進共青團”是因為他的入團登記表上少了一個公章！
其實，老袁被編織這麼多罪狀的原因，是因為他公開反對在只有400人、成立不到一年的批發站揪出了17個“反革命”和“貪汙犯”，因此他得罪了主要領導。
這位掌權者親自發動了這場對一個無辜知青的政治運動。這在當時很時興，政治覺悟特別高者，有政治理想（應該說政治野心）的人經常抓住機會搞這樣的“運動”。
老袁成了第一個從知青演變成“反革命”的典型，上級向全省發了通報，為了殺一儆百，也為了教育“政治覺悟不高”的知青，隨後開始了對他的武裝看押和在農場的巡迴批鬥。首先他被剃了鬼頭，肯定能嚇哭小孩子的樣子，但他不太在意，因為“文革”中遭這種厄運的老幹部很多，他不高興的是，還讓他付了角錢的剃頭費。
遊鬥是在嚴酷的1970年初春進行的，範圍是從龍鎮北到孫吳，南到德都的方圓幾百公裡。批鬥他的多是和他們一起來的知青，雖然已經來到邊塞，但紅衛兵們的革命意志並未消退！批鬥前他被捆住雙手和雙腳，堵住嘴，扔在解放車的車廂裡，臉被凍得青一塊紫一塊。一般要走四五個小時，如果要小便只能在褲子裡解決了。一到目的地下了車，或立即進會場接受三四個小時的批鬥，或者先去幹掏廁所的髒活累活。
有時開完批鬥會已經半夜了，滿身傷痕的他剛躺下，又進來一些人把他從坑上拖下來，用麻袋套在頭上，接下來是一陣拳打腳踢……又是知青們的惡作劇，老袁也是哭笑不得。窮極無聊的青年們，以折騰別人為快樂。這也是“文革”的惡習吧！
這個0多歲的青年的忍受能力到了極限，他默默地流淚，在思考著用什麼辦法可以少一些痛苦地死去。因為他看不到任何希望了。一年前，他是懷著多麼美好的願望來的，可現在他的面前一片黑暗。終於在1970年5月的一個寒夜，他趁看守他的人熟睡的時刻，把一條繩子掛在了房梁，並把自己的脖子伸向了繩套。
這時他看到滿天閃爍的星斗，他遙望南方，那是他家鄉的方向。這時拂面而來的還有些凜冽的春風，一下子讓他清醒了。他想起了父母早逝後把他養大的姐姐，想到了多年關愛他的老師、同學；他也想到了如果就這樣死去，誰來為他洗刷不白之冤！
在猶豫之間，終於被人發現，他走出鬼門關，又回到了地獄。批發站的工作組決定把他送進監獄，建議判刑1年，但那個特殊的時期，監獄已人滿為患了，他們無力接收。老袁只得就地改造。當時每天5點鐘起床，先到煤場裝一車6噸煤，早飯後清掃供應站大院，掏清廁所，再為全院個食堂的15口大缸挑水，每天18噸，每挑一擔水要走100米！馬不停蹄般幹完這些活，已是晚上10點多鐘。他每天爬上床鋪都十分艱難！這大大超負荷的勞動，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承受的。但是歲的袁啟鴻忍受了，那是一種青春生命的力量。
經過一年的艱苦勞動，師裡的一位副政委說話了：“一個0多歲的小青年，千里迢迢從大城市跑到你窮山溝，就是為了來當反革命的？你們這麼做怎麼能讓千千萬萬個知青家長放心！”1971年初夏，老袁被解除看押，“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下放連隊勞動。這以後他又去大興安嶺伐木，在零下5度的嚴寒中，他學會了把頂天立地的大松木放倒、歸楞、再裝上汽車運走，也學會了用大海碗喝酒。他又恢復了做人的尊嚴，還贏得了一位美麗善良的哈爾濱姑娘魯際的愛情。這是東北姑娘的特點，她們特別同情弱者，心甘情願地與他們生死與共，後面的故事還有精彩的事例。（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