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毛澤東早在七屆二中全會前後，就一再向全黨同志發出號召：學會管理經濟和城市的工作。因為他清醒地知道：能否統一全國財經管理，努力制止持續多年的通貨膨脹，實現社會經濟的穩定，這是中國共產黨人面臨的一項與奪取政權同等重要的新課題。自然，也是對共產黨人執政能力的一次嚴峻考驗。
上海剛剛解放，不法資本家與國內外敵人勾結，公然製造所謂“銀元風潮”，妄圖從經濟上摧毀以陳毅為市長的上海新政權。在毛澤東親自領導下，未經十天的較量，共產黨人就打敗了不法資本家的進攻，取得了完全的勝利。但是，國內外的敵人不僅不承認失敗，反而認為共產黨是採用軍事手段解決經濟問題，並得出結論：說明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人不懂經濟規律。為此，他們公然叫囂：“共產黨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就連一些共產黨人的朋友，也不無擔心地說：“共產黨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難。”在他們看來，要不了多少時間，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人這些在農村土生土長的“土八路”，一定要失敗在不懂經濟上！對此，毛澤東公然說道：“打天下也並不容易，治天下也不是難得沒有辦法。”
事後，薄一波是這樣詮釋毛澤東這句話的：“我們有能力領導人民奪取政權，也有能力領導人民治國安邦。”毛澤東是一位了不起的戰略家。他不僅向全黨發出號召學會管理城市工作，同時還一再提出把幾百萬解放軍變成工作隊。與此同時，他還及時地建立了管理全國經濟的統帥部中央財經委員會，選調熟悉城市工作又懂經濟的陳雲出任中財委主任，統一領導全國的經濟工作。
陳雲走馬上任之後，一是健全中財委各級組織，真正成為領導全國經濟工作的司令部；再是南下上海進行調查研究，在上海召開第一次財經會議。值得大書一筆的是，陳雲是上海人，自三十年代離開上海進入中央蘇區後，已近二十年沒有與家人相見了。這時，陳雲家中尚有相依為命的姐姐以及撫養自己長大成人的舅舅，他自應回家看看，或請留居在滬的親人到下榻處相聚。然而，陳雲想到此次經濟會議的重要性，他必須有充足的時間對上海經濟現狀進行調查研究，為財經會議制定的決策提供可靠的依據。因此，他到達上海之後，全力投入到調查研究的工作中去了！這就是自律甚嚴的陳雲同志！
陳雲此次調研是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進行的。當時，“天上有國民黨的飛機轟炸；地上，國民黨退出上海以前，在上海潛伏了大量的特務，他們躲在暗處，不斷地打黑槍，隨時威脅著人民的生命安全。天公似乎也不作美，陳雲到達上海不久，七月二十四日，上海即遭受了三十年未遇的颱風襲擊，由於國民黨長期缺乏防汛措施，海堤江堤受損嚴重，以至於江水倒灌，市區受淹，南京路鬧市可以行船，市府大廈內水深過膝。”由於陳雲調查的物件多為資本家，他們瞧不起共產黨，認為是土包子，根本不懂經濟，所以他們不僅不坦誠相待，反而處處為難。然而，陳雲這個老上海知難而進，在不到十天的時間裡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為在上海召開的財經會議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接著，他成功地召開了財經會議，並作出了一系列的解決全國經濟問題的具體措施。九月二日，陳雲由滬返北平，向黨中央作了報告，得到了毛澤東的表揚。
毛澤東歷來重視上海的工作，他視上海為全國經濟形勢的晴雨表。他在聽了陳雲的有關彙報之後，為了穩定上海的政治、經濟形勢，於翌日九月三日，給饒漱石發去電報，就上海的工作提出了十分具體的要求：
陳雲同志已回，九月二日在中央會議上作了報告。中央同意此次上海會議決定的總方針及許多具體的辦法。我們必須維持上海，統籌全域性。不輕易遷移，不輕易裁員。著重整理稅收，以增加收入。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勻吃。多餘人員，設法安插到需要人的崗位上去。自願和可能遷移的工廠、學校，必須精密籌劃，到新地後能夠維持下去，並有前途，否則不要遷移。對難民的遷移，亦需如此。著重節約那些本來可以減少的開支，但不要減少那些必不可少的開支。著重反對浪費，從這裡可以得到一筆很大的錢。封鎖在目前時期對於我們極為有利，無論從政治上或經濟上看，都是有利的。已裁的二萬七千人，是一件大事，已引起很多人不滿，應加以處理。其辦法是立即加以調查，分別自己有辦法生活和自己無法生活的兩類。對於後一類人，應予收回，給以飯吃。現在無事做，也應給以飯吃，維持他們，使他們活下去，否則政治上對我們極為不利。就全域性來說，全國養九百萬至一千萬人是完全有辦法的。各級領導人多和黨外各界人士接觸，如像陳雲此次找各界代表人物談話，你找三個舊職員談話那樣，探聽各界氣候，將具體問題向他們請教及交換意見，而不是泛泛的交際性的接觸。
但是，剛剛解放不久的上海，在經濟運行中的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例如，自上海敗退的蔣介石集團於六月二十三日實行海上封鎖，他們利用尚未解放的舟山群島控制東海門戶，切斷各國開往上海的商船。這樣一來，“進口的柴油、汽油立即斷絕了主要來源，印度和美國的原棉、南洋的橡膠及許多已買到手的工業原料，擱在各國港口運不進來。”結果，如上海市長陳毅所說的那樣：“工廠要關門，工人要失業，物價要高漲，市場要冷落，稅收要減少，生活要困難。”一時間，工商界許多人驚慌了，有人準備跑香港、臺灣。美、英等帝國主義國家趁機提出要求：他們可以用商船幫著我們把原料運到上海，但必須由他們的軍艦護航到吳淞口。對此，陳毅堅定地答說：“這是利用我們的困難，想開啟我們的缺口。他們過去攻打廣州虎門，炮轟四川萬縣、南京下關，中國老百姓死了成千上萬，他又想到我們海域來幹什麼？中國海域讓外國軍艦自由出入，還不是出讓主權？這扇門絕不能開，不能接受這種變相的侵略！”
從此，一場反封鎖鬥爭在上海轟轟烈烈地展開了！毛澤東批准了以陳毅為首的上海市委制定的“反封鎖六大方針、五大任務”，有針對性地提出了應對措施，使上海工業終於從蕭條困難中掙扎出來，並走上了復甦的道路。說到這場反封鎖鬥爭的意義，陳毅市長講：“帝國主義曾輕蔑地說，共產黨人只會管農村，管城市一無人才，二無效率。上海就是共產黨的墳墓，共產黨下了‘海’就會淹死……事實證明我們一定能學會泅水，遊到彼岸！”
但是，經濟的執行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無論毛澤東作出多少指示，也不論資本家在“銀元風潮”中吃過多大的虧，不法資本家依然會受利益的驅動，在動盪不定的上海金融界再次掀起新的金融風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國內外敵人不甘心他們在軍事上的失敗，企圖在經濟戰線上奪回他們失去的一切。就在毛澤東親自主持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期間，全國的經濟形勢逆轉，“自十月十五日，滬津先導，華中、西北跟進，全國幣值大跌，物價猛漲。不出一個月，物價平均指數：京津漲一點八倍，上海漲一點五倍，華中、西北大致相同”。為此，毛澤東找來了陳雲，商討有關解決的辦法。
陳雲很早就向中央提出：解決上海問題和穩定全國物價的關鍵是抓住“兩白一黑”：即為大米、紗布和煤炭。因為這三樣東西是城市的命根子，是不能一時或缺的。正因如此，這也是投機分子和遊資衝擊的主要物件。自然，“兩白一黑”中的關鍵又是“兩白”，即大米和紗布，因為一個是吃的，一個是穿的。陳雲說：糧食和紗布“是市場的主要物資，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場力量的大小”，直言之，“市場亂不亂，在城市中心是糧食，在農村主要靠紗布”。為此，我中財委在陳雲的直接領導下，對解決糧食和紗布問題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國內外的敵人以及不法資本家利用我們發行紙幣過多，全國政局尚不穩定等因素，再一次向新誕生的政權發出了挑戰。對此，陳雲向毛澤東報告：“這次物價上漲，一方面是由於鈔票發行過多，但更主要的是投機資本在興風作浪。實際上是不法資本家繼銀元風潮之後，跟我們共產黨人在經濟戰線上進行的又一次較量。”
毛澤東是大政治家，他看問題的視點自然是政治。他聽了陳雲的彙報之後，嚴肅地說：“可不可以這樣說：這次物價飛漲，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尤其是官僚資產階級不甘心他們的失敗，再次向我們發動的一場進攻。”
對此，陳雲點了點頭。
“主要戰場在什麼地方？”
“在上海。”
“有沒有輔助戰場呢？”
“有，是北方的天津。”
“南滬北津，遙相呼應。”毛澤東微微地點了點頭，“他們手中握有什麼樣的牌呢？”
陳雲報告道：在較量的主戰場上海主要物資是紗布。由於投機分子集中攻擊紗布，上海的棉紗價格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上漲了三點八倍，棉布上漲了三點五倍。由於棉紗和棉布價格的上漲，也導致了其他日用商品價格的上揚；在天津和北京等大中城市，由於夏天多雨，洪水成災，使得夏糧減產，因此一些不法資本家藉機囤積糧食，哄抬糧價，市民搶購糧食成風。最後，陳雲總結道：“簡而言之一句話，上海是紗布，北方是糧食。”
“南紗北糧，有意思……”毛澤東沉吟良頃，又問道，“他們的手段呢？”
“是共同的：囤積居奇。”
遠在二十年代，毛澤東就在上海黨中央工作過一段時間，並對上海的工商業做過調查。他認為上海的工商業帶有很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色彩，具有極大的投機性。所以，當他聽陳雲說不法資本家採取的手段是囤積居奇之後，冷笑著說：“萬變不離其宗。二十多年以前，我在上海黨中央工作的時候，就聽說過這樣三句話：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機。”
對此，在上海長大的陳雲就更有切身的體會。就在他南下上海搞調查研究的過程中，他瞭解到解放前夕，“上海二百多家私營銀行、錢莊大都從事金銀外幣、證券股票等的投機買賣，許多商業行號投機活動嚴重……這些商業機構都是靠著投機活動而發展起來的，他們多數以買空賣空或囤積商品為主”。此外，當時上海專以此為生俗稱“踢皮球”的從業人員就有二十多萬人。毫不誇張地說，解放前夕，上海的投機活動達到了瘋狂的程度。因此，陳雲冷峻地說道：“若想投機牟取暴利，就必須奇貨可居。舉例說：上海的投機家認為我們是土八路，手裡沒有所謂洋布，他們就聯合起來集中攻擊紗布。”
“他們的手段還是先囤積，後居奇，等待行情一漲再漲。對吧？”毛澤東問道。
“對！主席，按照時下的行情發展，到十一月初，棉紗恐怕就得上揚四倍，棉布至少也得上揚三倍多。”
“好厲害呀！”毛澤東說罷站起身來，旋即在室內緩緩踱步、凝思。接著，他又向陳雲詳細詢問了我們手中握有的紗布實力，一套制勝不法資本家、投機家的方案漸漸地形成了。最後，他就像指揮軍事戰役那樣，果斷地說道：“陳雲同志，請立即電告陳毅同志：要不露聲色地頂住。在此期間，中財委儘快拿出打垮投機家的方案和措施，提交中央討論，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集中打擊上海、天津兩地的投機商，讓他們知道共產黨人在經濟戰線上的厲害！”
陳雲根據黨中央、毛澤東的指示精神，他為了抑制京津地區因缺糧而引起的通貨膨脹，急電東北局，要求緊急調撥一批糧食入關，支援華北尤其是北平、天津的糧食市場。“為求萬無一失，陳雲又命令曹菊如趕往東北，並要他坐鎮瀋陽，保證東北每天發一個列車的糧食到北京，由北京市在天壇打席圍囤存糧，必須每天增加存糧蔗圍，要讓糧販子看到，國家手上有糧食，在糧食方面無隙可乘。”這招棋很靈，北京、天津的糧販子看到東北的糧食源源而來，未敢輕舉妄動。因此，北糧問題就這樣解決了。毛澤東表揚道：
“只要我們做到手中有糧，老百姓就自然而然地心中不慌。這招棋從軍事上講叫示強於敵。”
但是，毛澤東在解決上海所謂紗布之戰的時候就採取了相反的策略，那就是誘敵深入，聚而殲之。
為了迅速平抑全國的物價，打擊上海的形形色色的投機家，以陳雲為首的中財委根據黨中央、毛澤東的指示精神，連續向全國發出了十二道指令。為了讓投機分子把囤積的棉紗，怎麼吃進去的再怎麼吐出來，他要求：（甲）目前搶購風盛時，我們應乘機將冷貨呆貨拋給投機商，但不要給其主要物資。（乙）等到收縮銀根、物價平衡，商人吐出主要物貨時，我應乘機買進。他起草完這份電報，當晚即上報中央。
周恩來閱罷立即在這份電報上批示：“如主席未睡，請即送閱。如睡，望先發，發出送閱。”
世人皆知，毛澤東多在夜間辦公。他收到這份電報後，當即提筆指示：“即刻發，發後再送劉（少奇）、朱（德）。”
為求在上海經濟戰線上發動的這場戰役大獲全勝，毛澤東又親自召開會議，聽取有關報告，作出具體部署。首先，陳雲報告說：“根據中央、主席的指示精神，我以中央財經委員會的名義於十一月十三日向全國發出指示電。同時，為保證江南紗布的供應，特委派錢之光同志先到上海，然後去漢口，適當調整兩地的紗布量。一句話，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
“這東風就是中央下命令了！”毛澤東說罷仍不放心地問道，“恩來同志，到目前為止，我們手中的確有了充足的反擊投機家們的子彈了？”
“是的，”周恩來深沉地點了點頭，“在政務院的統一領導下，經過這一段時間的緊張準備，大量物資集結完畢，我們手中掌握了充足的紗布。一句話，與上海投機家們決戰的時機完全成熟了！”
“好！”毛澤東習慣地擲出右手，“陳雲同志，快拿出你親自制訂的決戰方案吧！”
陳雲親自制訂的方案共分三個步驟：一、丟擲我們庫存的冷貨和呆貨，供上海的投機家們搶購；二、隨行就市，按照時下市面上的價格拋售紗布，再次供投機家們搶購；三、當投機家們吃得快要撐死的時候，我們再全面壓價拋售。接著，周恩來又補充說道：“這樣一來，吃到投機家肚裡的紗布吐吧，賠老本；不吐，就漲死。一句話，最後只有跳樓一條路。”
毛澤東微微地點了點頭。當他獲悉這些投機家們的融資手段一是借高利貸，再是向人民銀行借貸後，他又嚴肅地指出：要通知我們的人民銀行，要嚴格借貸手續。到時，這些投機家不還錢，就以實物抵押。最後，他終於下達了命令：“既然是戰場較量，就要嚴格封鎖一切訊息，讓這些投機家們在商場中變成瞎子、聾子，要做到像蔣介石那樣聽從我們的指揮。為此，請總理電告上海的陳毅同志：欲要大獲全勝，就要注意保密。陳雲同志，你是這場戰役的總指揮，請下達決戰的命令吧！”
陳毅市長接到中央的命令以後，按照中央的部署與天津、武漢、瀋陽、西安等大城市採取統一步驟，在同一天所有國營花紗布公司一起拋售紗布。
開市之後，上海等地不法資本家和投機勢力不知是計，一看市面上有紗布售出，拿出全部資本爭相購進，有的甚至不惜借高利貸。“當時，上海的借貸甚至出現了以日計息的現象，上海人稱為‘日拆’，這在上海、全國甚至全世界都是罕見的。”這是因為上海的不法資本家和投機家們根據經驗，紗布價格一天之內漲好幾次，當天出售，不但可以應付日拆，而且還可以獲高利。另外，正像俗話說的那樣：“資本家生得怪，越貴他越買，越賤他越賣。”結果，上海一夜之間就出現了爭相借貸、爭相搶購紗布的風潮，搞得市民人心惶惶，不可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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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毅市長及其他的戰友們不露聲色，他命令上海所有國營花紗布公司源源不斷地拋售紗布，市面上絕無告罄的態勢出現。隨著庫存滯銷的冷貨、呆貨等拋售完畢之後，這些國營花紗布公司又根據市委的指示一邊拋售上等的紗布，一邊逐日降低牌價。投機講究的是買漲不買落，投機者一看國營公司貨源充足，價格一路走低，知道大事不好，急忙開始拋售自己原有的以及最近吃進的紗布。結果，他們拋售得越多，市民們越不買，因而市場行情跌得也就越快。據史記載：上海的紗布價格，一天之內降了一半。接著，陳毅市長根據中財委的指示，又採取了如下幾條措施：
首先，所有國營企業的錢一律存入銀行，不向私營銀行和資本家借貸，讓這些不法資本家和投機家無法週轉可供投機用的資本，唯有降價、虧老本拋售手中囤積居奇的紗布；
其次，嚴格規定私營工廠不準關門，必須照發工人的工資。結果，這些不法資本家不僅無工可開，而且也無工資可發，被逼得只有夜對蒼天叫苦不迭；
第三，國家稅務部門加緊徵稅，嚴格規定稅金不能遲交，遲交一天，就罰稅金額的百分之三。
這樣一來，參與投機的不法資本家和投機家們，他們“兩面挨光”，再也受不住了，不得不要求市政府出面，由國營花紗布公司買回他們吃進的棉紗、棉布。國營公司乘機以極低的價格又買進大量的紗布。這些不法資本家和投機家歷經這一買一賣，僅僅幾天，就賠得“血本無歸，應付不了‘日拆’，跳樓自殺，有的捲起鋪蓋逃往香港”。由此，上海及全國的物價迅速穩定下來。
當時，對於我黨在上海打擊投機勢力的做法有著各種各樣的說法，如上海的某位大資本家曾這樣對陳雲說：這些招是不是太狠了？陳雲當即說；“不狠，不這樣，就天下大亂。”
過去，那些曾經說共產黨經濟打零分的資本家，而今卻發出了如下的感嘆：“六月銀元風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壓下去的，此次則僅用經濟力量就能穩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給上海工商界一個教訓。”
毛澤東在接到上海打擊投機勢力取得全面勝利的訊息後，對陳雲領導經濟戰線上的鬥爭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其功“不下於淮海戰役”。與此同時，毛澤東親自領導的另外一場禁毒、禁娼、取締黑社會的戰鬥，也在上海初戰告捷。
毛澤東生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對舊社會黑暗到什麼程度是非常清楚的。另外，他縱觀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歷史，深知造成中國如此黑暗、腐敗的罪魁禍首是歷代帝王和一切統治階級。隨著時代的推移，勾欄妓院、行幫迷信應運而生。等到鴉片戰爭爆發之後，妓院又與煙館、黑社會同流合汙，把舊中國徹底推向了災難的深淵。而在深淵底層的就是中國的婦女。因此，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宣佈成立之後，他就嚴肅地向全國人民指出：妓院、煙館、黑社會是附在中華民族肌膚上的三個大毒瘤，不下定決心清除它們，紅色的中國就會一步一步地變黑。世人皆知，冒險家的樂園上海是藏汙納垢之地。據史記載：賭場、按摩院之多位居全國之冠。說到大小妓院更是無計其數。據說有個幹部做過調查研究，從四馬路（今福州路）走到愛多亞路（今延安路），共遇到妓女有七百六十四個！說到上海的流氓，多與青幫、洪幫有關係，就說是解放之後，聚賭抽頭、拐賣人口、販賣毒品、偷盜綁票等等依然是司空見慣；昔日的“碼頭霸”、“扒竊霸”、“菜場霸”、“人力車霸”、“糞霸”……依舊招搖過市。這些流氓集團依附於青幫、洪幫，實際上是上海底層的控制者。為此，毛澤東要求陳毅市長堅決打擊各種黑社會勢力，採取有效的措施取締妓院、賭場和煙館。
毛澤東早在西柏坡的時候，就曾透過與青幫有著關係的章士釗先生向杜月笙傳過話；同時，毛澤東還透過潘漢年與時在香港的杜月笙談妥，人民解放軍接管上海的時候只要他命令弟子不動，我們不殺其上層。上海解放以後，陳毅又親自派幹部找到留居上海的黃金榮，“要他按政府法令辦事，並管束門徒，不得再為非作歹。八十歲的黃金榮唯唯從命，並將手下所有大小頭目的花名冊呈交給軍管會。後來，一批罪惡深重、民憤極大而又繼續作惡的流氓惡霸如‘江北大亨’、‘碼頭春寶’等被先後正法，刑場周圍幾千群眾放鞭炮慶賀。不出兩年，盤踞上海半個世紀以上的黑社會勢力，便基本肅清”。
據史記載，上海的妓女，“解放時登記在冊的近兩千人，未登記的暗娼就不計其數。妓院封閉了，街頭暗娼卻難禁絕，有個晚上甚至拉客拉到陳毅警衛員頭上了”。經過再三研究，陳毅同意民政局、公安局送來的方案：派便衣上街“釣魚”，“釣”到一個送上車一個。結果幾天下來，漕河涇婦女教養所裡就收容了近四千多妓女。真是不寒而慄啊！
就在上海轟轟烈烈地大搞清除依附在中華民族身上的三大毒瘤妓院、煙館、黑社會的同時，毛澤東請來了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公安部長羅瑞卿，一道研究在全國範圍內展開清除這三大毒瘤的運動。那天下午，毛澤東獨自在中南海岸邊踽踽踱步，不時眺望故宮的深牆和角樓，似陷入十分深沉的凝思。有頃，彭真和羅瑞卿來到跟前，詢問毛澤東在想些什麼？毛澤東很是意外地問道：“請問二位，你們知不知道皇帝有多少個老婆？”
彭真和羅瑞卿被問得瞠目結舌，不知該如何回答。稍頃，羅瑞卿看了看表情嚴肅的毛澤東，知趣地搖了搖頭。
“彭真同志，你是北京市委書記，應該知道吧？”毛澤東問道。
彭真被問得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他想了想，很不自然地答說：“主席，我當市委書記的時候，清朝皇帝已經退位整整三十八年了！”
“這不是理由嘛！”毛澤東沉吟片刻，“你是當今北京的父母官，也應該知道皇帝年間的事嘛！你們二位聽沒聽說過，皇帝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偏妃？”
彭真與羅瑞卿相繼點了點頭。
“羅部長，算算看，加起來一共有多少？”
“八十一。”羅瑞卿似有所悟，“也就是說，皇帝有八十一個老婆。”
“這是法定的。所謂後宮三千，都是供皇帝玩弄的女性！除此之外，大小宦官還為他們在宮外設宅，幽會各種情人。上行下效，就有了金屋藏嬌、勾欄妓院，把整個封建社會搞得烏煙瘴氣，齷齪不堪！因此，我對著紫禁城終於悟出了這樣的道理：形似威嚴的皇宮，原來卻是妓院的衍生之地。”毛澤東越說越氣，他停了一下，又嚴肅地說道，“今天請你們二位來，一是要你們在首都查禁妓院、煙館，堅決地取締黑社會；再是研究一下，我們共產黨人如何清除依附在中華民族身上的三大毒瘤！”
彭真和羅瑞卿終於明白了毛澤東召見他們的原因。因此，他們當即表示，一定要從政治的高度認識這三件大事的意義，同時還要採取果斷的措施，落實毛澤東交給的查封妓院，嚴禁煙館，取締黑社會這三大任務。
毛澤東轉而又問道：“彭真同志，你知道如今的北京有多少妓院嗎？”
彭真聽後微微地搖了搖頭。
“公安部長同志，你知道時下的北京有多少妓女嗎？”
羅瑞卿也搖了搖頭。
接著，毛澤東把陳毅在上海查封妓院、上街“釣”暗娼等方面的經驗講了一遍，又指示道：“我請你們二位來的目的有二：一是立即搞出一個查禁妓院、清除暗娼的行動方案；二是搞出一套改造妓女的經驗來，然後再向全國各大中小城市推廣。”
彭真和羅瑞卿親自坐鎮，民政局在公安部門的配合下，透過一個星期的調查研究，在十二個小時之內就查封了二百二十四家妓院，收容妓女一千二百八十八人。為了擴大戰果，他們不僅正在向縱深發展，而且還把這些妓女集中起來學習，要她們學會自食其力，重新做人。毛澤東聽後並未出現喜悅之情，相反，他卻皺起了眉頭。思索有時，又要通了彭真的電話：“你把那一千多名妓女集中起來學習，是一個很好的辦法。我認為同時，你們還要請高明的大夫，為她們進行全面的檢查。”
“主席，這個工作我們正在進行，從檢查的結果看，有百分之五十的妓女有性病。”
“一定要把她們的性病根治好！”
“可我們沒有那樣多的進口特效藥青黴素。”
“動用外匯去買，也要把她們的性病治好！”
隨著查封妓院、嚴禁煙館、取締黑社會運動在全國展開，毛澤東認為要在新中國根除妓院，必須儘快制定一部保護婦女權益的婚姻法；若想在中國根除黑社會，也必須制定一部在全國行之有效的法律。為此，他正式向政務院政法委員會提出：一定要在近期制定出上述兩部法律，在全國頒佈執行！
也就是在這前後，毛澤東就要動身去蘇聯訪問了。因此，他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出訪蘇聯的工作方面來了……
七
毛澤東自一九四八年三月勝利完成轉戰陝北，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東渡黃河以後，就曾計劃出訪蘇聯。但是，因國內政治、軍事迅速發展，終未成行。
毛澤東率中共中央進駐北平，尤其是隨著我人民解放軍渡江戰役取得勝利之後，建立新中國的大任迫在眉睫。在毛澤東看來，“建國以後如果外國三天不承認，就有問題了。”恰在這時，美國政府不改侵略本性，依然在支援業已倒臺的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使得毛澤東想與美國政府建交的念頭終歸破滅。由哪個大國率先承認新的中國呢？從全球外交全域性來看，蘇聯一直對中國共產黨有友好的一面，而且在意識形態方面又基本一致，因此，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一文中公開打出“一邊倒”的口號。與此同時，中共中央派出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劉少奇出訪蘇聯，得到斯大林的允諾：新中國一成立，蘇聯便率先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毛澤東向全世界莊嚴宣告：“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的合法政府。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
同一天，政務院總理周恩來以外交部長的名義向各國政府發出公函，強調指出：“毛澤東主席已在本日發表了公告。我現在將這個公告隨函送達閣下，希望轉交貴國政府。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世界各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是需要的。”
基於國際大勢的需要，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二天十月二日，斯大林指示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葛羅米柯發來如下這則電報：
周恩來先生：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已收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本年十月一日之公告，其中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建立外交關係。蘇聯政府在研究了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議之後，由於力求與中國人民建立真正友好關係的始終不渝的意願，並確信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是絕大多數中國人民意志的代表者，故特通知閣下：蘇聯政府決定建立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外交關係，並互派大使。
當時，周恩來雖然被任命為外交部長，但由於外交部尚未正式成立，所以周恩來把上述電文轉送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實事求是地說，毛澤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二天就收到蘇聯建交的電報，他是十分高興的！他看罷電文之後，當即揮毫寫下了這則《關於中蘇建交的新聞稿》：
在本月一日下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長周恩來，以公函向各國政府發出毛澤東主席的公告後，蘇聯政府業已收到此項公告，並於二日二十一時四十五分以葛羅米柯署名的照會電達周恩來部長，表示蘇聯政府決定建立蘇中兩國的外交關係，並互派大使。
毛澤東深知輿論的重要性，在準備討論政務院組閣的會前，他把上述新聞稿交給周恩來，並風趣地說道：“這是我起草的《關於中蘇建交的新聞稿》，呈請周總理審閱。”
周恩來聽後笑了，接過毛澤東起草的這則新聞稿以及附錄的葛羅米柯的來電認真拜讀，他閱後微微地點了點頭，說道：“很好！立即交喬木同志，利用各種新聞媒體，向中外廣為播發。”
“完全正確！”毛澤東猝然間來了情緒，“我們就是要利用和蘇聯建交的時機，在國際上展開一個強大的外交攻勢，爭取有更多的國家和我們建交。”
“據我估計，隨著蘇聯和我國建交，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會和我國建立外交關係的。”
“接著，我們要透過這連續的建交宣傳，再爭取更多的國家，尤其是和我國為鄰的亞洲國家建立外交關係。”
“我想，會按照主席的估計發展的。既然和蘇聯宣佈建交，那我國駐蘇聯第一任大使……”
“王稼祥，是在西柏坡的時候選定的。”毛澤東說罷又問道，“周總理，你這位外交部長什麼時候組建外交部啊？”
“快了，”周恩來邊說邊把一沓檔案送呈毛澤東審閱，“這是有關組建外交部的宗旨以及人選。”
毛澤東看罷滿意地點了點頭。有頃，他又深沉地說道：“近一百年以來，由於當道者昏庸無能，無一不是跪著辦外交，搞得喪權辱國。因此，一定要告誡我們在外交戰線上工作的同志，從現在起，要挺起胸膛來為國爭光！”
正如毛澤東所估計的那樣，繼蘇聯與我國建交之後，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朝鮮、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蒙�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等國家在十月底以前相繼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五日發表聲明，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且電告周恩來外長。由於照顧到歐洲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關於南斯拉夫的決議，中國同南斯拉夫建交暫被擱置。就這樣，我們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不僅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世界諸國的外交地位，而且也增加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
十月十六日在我國外交史上是值得紀念的日子，蘇聯派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任大使羅申向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遞交國書。由於這是第一位大使遞交國書，毛澤東十分重視這次接受國書的禮儀。是日，毛澤東身著中山裝，在外交部長周恩來、內定的我國駐蘇聯大使王稼祥等同志的陪同下，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了接交國書的儀式。當時，毛澤東雙手接過蘇聯大使羅申遞交的國書之後，當即發表了自己親筆起草的《接受蘇聯駐華大使羅申呈遞國書時的答詞》：
羅申大使先生：
我很高興地接受貴大使所呈遞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國書，並衷心地感謝貴大使的祝賀。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伊始，即承蘇聯政府首先響應願與我國建立外交關係。我相信，中蘇之間的友誼，將因貴國政府的這一決定，日益發展和鞏固起來。我熱烈地歡迎貴大使出任蘇聯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任特命全權大使。我相信，經過貴大使的努力，貴我兩國的合作，將日趨密切，同時將有利於共同爭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在此，謹祝貴國國家繁榮，人民興旺，並祝貴國元首健康！
毛澤東在鄭重地發表完上述答詞之後，遂與蘇聯駐華首任大使羅申進行交談。首先，他指著身邊的周恩來介紹道：“貴大使，這位就是我國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
羅申曾任蘇聯駐南京國民政府的大使，是一位能操漢語的中國通，自然知道周恩來在當今中國的地位以及辦外交的能力。因此，他緊緊地握住周恩來的手，說道：“久聞總理閣下大名，今日相見，實在幸會。”
周恩來十分瞭解羅申的底細，不失身份地說道：“我們都是社會主義國家，親如兄弟，不必這樣客氣。請坐下談吧！”
毛澤東伸手示意請羅申落座，接著自己才坐在主人的座位上。羅申等周恩來、王稼祥等落座之後，熱情地說道：“主席閣下，總理閣下，我們的斯大林同志讓我轉告貴國，他對中國取得的勝利由衷地高興。”
毛澤東是一位縱橫大家，他自然知道蘇聯對新誕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作用；自然，他也清楚中國共產黨乃至於自己需要斯大林的支援，因此，他很策略地說道：“這勝利不僅有蘇聯無私的援助，也與斯大林同志的指導分不開的。為此，請貴大使向貴國人民、向斯大林同志轉告我最真誠的感謝。”
寒暄過後，周恩來為了實現毛澤東儘快訪蘇，與斯大林進行會晤，他有意地問道：“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適逢斯大林同志七十大壽，不知貴國計劃如何為斯大林同志祝壽？”
“據我所知，除舉行國慶而外，還要邀請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元首出席。”
周恩來以大外交家的敏感，抓住了這一重要的話題，他有意地說道：“我們的毛澤東主席早在延安的時候，就為慶祝斯大林同志六十大壽寫過文章。這次如能親奉其盛，代表中國人民向斯大林同志祝賀七十大壽，那將是很有意義的。”
羅申作為外交家，當然也明白毛澤東為斯大林祝壽的政治影響，所以他當即高興地說：“這也是我們蘇聯人民的光榮！”
“好，”毛澤東也不失時機地說道，“請貴大使先向貴國政府報告一下，我一旦收到邀請信，將立即動身赴蘇聯，為斯大林同志祝壽。”
呈交國書的儀式結束之後，毛澤東握住羅申的手說道：“我們將為貴大使在華工作提供一切方便。”
“謝謝主席閣下！我一定把您的盛情厚意轉告斯大林同志。”羅申說罷與周恩來、王稼祥等一一握手，乘車離去。
“總理閣下，”毛澤東下意識地叫了一句，猝然醒悟，與周恩來等一道忍不住地笑了，“你準備何時安排我們的駐蘇特命全權大使稼祥同志赴任啊？”
“十月二十日。”
“稼祥同志，”毛澤東轉身看著身邊的王稼祥，“你赴任之前，我準備和你談一次。”
毛澤東知道，時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支柱是蘇聯。搞好與蘇聯的外交關係，新中國就能打破美、英等帝國主義在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封鎖。自然，也就粉碎了美、英帝國主義把新中國扼殺在搖籃裡的妄想。為此，他在接見王稼祥的時候說：“稼祥同志，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派出的第一位大使，而且還是駐蘇聯大使，這足以使你感到責任的重大了！”
“自從主席在西柏坡和我談話之後，我的注意點就放在了蘇聯方面。”王稼祥深沉地說道。
“這還不夠！”毛澤東說罷轉向周恩來，“總理想得比我周到，他提議由你出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長。這對蘇聯而言，不僅是一種外交規格，更重要的是你身在蘇聯，還要完成第一副部長的工作。”
“稼祥同志，”周恩來接著說道，“主席再三強調：你要兼管對東歐各新民主國家的一般外交事務。因為近一二年內，和我國關係較為密切的主要是這些國家。”
“我努力完成主席、總理交給我的這些工作。”王稼祥說道。
“今天，我請你來的目的，是還要交給你一個更為重要的任務：那就是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資格和斯大林、和聯共中央接洽有關兩黨之間的事務。”毛澤東鄭重其事地說。
王稼祥明白，大使是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而毛澤東交給他的這一項工作，就類似當年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任務。為此，他嚴肅地提出要求：“如要完成好後一項任務，需要主席以個人或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致電斯大林同志和聯共中央。”
“我已經給斯大林同志寫好了一封信。”毛澤東轉身取來一封寫好的信，“在你呈轉國書的時候，當面交給斯大林同志。”
王稼祥雙手接過了這封信。由於毛澤東在這封信中表述了他對斯大林的態度，現恭錄如下：
斯大林同志：
茲介紹王稼祥同志給你。王稼祥同志到蘇聯的任務，除擔任我國駐蘇聯大使並以我國外交部副部長資格兼管東歐各新民主國家的一般的外交任務外，同時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資格（他是我黨的中央委員）和你及聯共中央接洽兩黨之間的事務。請你及聯共中央同志們站在同志的立場上隨時對他給以指導，使他的工作獲得較多和較好的成就。我在這裡預先向你表示謝意。
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日於北京
周恩來作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自然更知道與蘇聯關係的重要。為此，他在王稼祥離京赴任的那天，破例與王稼祥同乘一輛轎車送到機場。沿途，他對王稼祥說：“建立國家的外交關係，派大使，搞外交，我們經驗太少，你赴任要多總結經驗，推動我們外交工作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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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也深知自己肩上的擔子是很重的。僅毛澤東召見、周恩來親送機場赴任而言，就可知道黨中央、政務院對自己寄予了何等的厚望。因此，他深沉地說道：“有主席和總理的支援，我會努力工作的。”
“稼祥同志，”周恩來又加重了語氣，“無論是從我國大局看，還是從外交需要來分析，儘快實現毛澤東主席成功訪問蘇聯，是你上任後的第一件大事”。
對此，王稼祥又深沉地點了點頭。
毛澤東在重視對蘇聯外交關係並提出“一邊倒”的外交策略的同時，他依然在關注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態度。雖然隨著新中國的成立，所謂的麥卡錫主義主導了美國對華的外交政策，但是毛澤東還是透過各種渠道向美國政府尤其是美國人民傳遞訊號：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人民是友好的。在這期間，他曾借《答謝福斯特、但尼斯祝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電報》，較為詳盡地闡述了他對中美關系的立場，並強烈地譴責了美國政府迫害美國共產黨的罪行：“儘管美國反動政府野蠻地迫害美國共產黨和美國進步勢力，非法地審訊美國共產黨的十一位領袖……但是事實畢竟表明了，正確的是美國共產黨和美國進步勢力，勝利的是美國共產黨和美國進步勢力的中國友人，而違反正義並因此可恥地失敗了的則是美國現在的帝國主義政府。這個事實，不能不鼓勵全世界一切暫時尚處於被壓迫地位的民主力量，不能不教育全世界一切暫時尚處於反動派統治和矇蔽下的人民。中美兩國人民友誼萬歲！”
不久，隨著國際大勢的猝變，中美關系走上了勢不兩立的軌道。對此，毛澤東曾說過：“我一生有兩口氣咽不下去，第一就是美國政府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可以想見，在二十多年過去以後，他在中南海與前來訪問的美國總統尼克松縱論天下大勢的時候，他內心的自豪感是他人無法理解的。
王稼祥不僅早年留學蘇聯，而且也曾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常駐莫斯科，與斯大林有過不少交往。因此，他上任不久，聯共中央就向毛澤東發來了電報，歡迎毛澤東借給斯大林祝壽的機會訪問蘇聯。為此，毛澤東召集劉少奇、周恩來等商議出訪蘇聯的事情：“我什麼時候動身去蘇聯呢？斯大林的生日是十二且二十一日，我只要提前五天左右到達莫斯科就可以了。如果再除去坐火車的時間，我看十二月初動身就行了。”
“我個人認為，這樣的安排是可以的。”劉少奇接著又說道，“另外，我還認為，一是出於外交禮儀，再是表示我們對斯大林的尊重，主席應當親自發電通知斯大林同志”。
“我贊成少奇同志的意見，”周恩來補充道，“同時，主席還應該以中共中央的名義通知王稼祥同志，請他們做好各方面的準備工作。”
“說到做準備工作，就必明確我這次出訪蘇聯的任務。”毛澤東習慣地數著手指頭，“一、給斯大林祝壽；二、和蘇聯簽訂新的條約；三、向蘇聯借款。據我個人的判斷，最難辦的是第二項任務。”
“可是，這又是我們最急迫需要的。”劉少奇在論述了國際、國內的形勢之後，又說道，“因為這是受國際、國內形勢所決定的。”
周恩來是一位務實的外交家，他清楚如果蘇聯和我們簽訂新的中蘇友好條約，蘇聯就必須廢棄與國民黨在一九四五年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因此，他不無擔心地發出這樣的提問：“斯大林會同意這樣做嗎？”
“就常識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就等於宣告國民黨時代所簽訂的一切條約失效。就這個意義上說，斯大林沒有道理再維護與國民黨簽訂的條約。”接著，劉少奇又講了他與斯大林會談的情況，“簡言之，我估計斯大林不會反悔的。”
對此，毛澤東是有著自己的想法的。他嚴肅地說道：“少奇同志，不要忘了，蔣介石指派宋子文和蘇聯籤的那紙條約，是出賣主權的啊！姑且不論外***問題，就說中長鐵路、旅順大連等地的迴歸吧，斯大林不會輕易地說：我們全都歸還中國了！”
“我看需要主席給斯大林做工作。”周恩來急忙說道。
會後，毛澤東請周恩來向在華幫助工作的蘇聯專家負責人柯瓦廖夫通報了有關他訪蘇事宜，接著他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給王稼祥發去電報：
稼祥同志：
我們已請柯瓦廖夫通知斯大林同志請他決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時間。我們認為毛主席可於十二月初動身去莫斯科。至於恩來同志是否應隨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於毛主席到莫後再定恩來是否去及何時去，此點也請斯大林酌定。
中央
十一月九日
斯大林繼列寧成為聯共第一書記及蘇聯最高領導人之後，他採用鐵的手腕除掉異己，鞏固了自己所謂絕對權威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他以最高統帥的地位領導蘇聯人民抗擊德國法西斯的侵略，為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立下了功勳。與此同時，他不僅練達縱橫於世的治國之術，而且也成為全世界共產黨人公認的領袖。斯大林就要迎來七十大壽了，就個人而言，他以及聯共中央都需要藉此搞一次與共產國際領袖相符的崇拜活動；就國際關係來說，他以及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也需要藉此大造聲勢，抗衡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軍事集團。他作為當代著名的大政治家，自然知道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砝碼的重量以及對完成上述兩個目的的作用，因此他很快給毛澤東發來了邀請訪蘇的電文。
毛澤東訪蘇自有自己的目的，當他收到斯大林的邀請電後，立即給斯大林發了電報：
菲裡波夫（即斯大林）同志：
感謝你歡迎我到莫斯科去。我準備於十二月初動身。同時請你允許柯瓦廖夫同志與我一道同去。他已對蘇聯專家的工作作了安排，他去不會影響工作。
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毛澤東十分重視這次出訪蘇聯，因為這是他從中國這個舞臺走向世界那個更大的舞臺的開始。同時，毛澤東又是一位十分現實的政治大家，他清楚自己之所以能夠走向世界那個大舞臺，全因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世界上任何大的政治家，都不能不正視中國幅員遼闊，有著佔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也許正因如此，毛澤東在重視出訪蘇聯的同時，他更重視新中國的安定和團結。為此，他請來了劉少奇，有些沉重地說道：“我很快就要出訪蘇聯了，國內的這副重擔，我又要交給你來挑了。”
劉少奇在七大被選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既是黨的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毛澤東認同並親自挑選的。因此，當毛澤東飛赴重慶與蔣介石舉行和平談判的時候，留在延安的劉少奇就自然而然地挑起了毛澤東的擔子。時下，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周恩來又是政務院的總理，然而毛澤東一旦出訪蘇聯，國內政壇尤其是在黨內留下的空白，也很自然地由劉少奇來填補。可是，劉少奇也清楚建國伊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方面面都有許多難題要解，他無論是在黨內還是在黨外尤其是在指揮全軍作戰上都不具備毛澤東的權威性。所以，劉少奇很是謙虛地說道：“好在蘇聯的通訊先進，主席依然可以在莫斯科指揮全國的軍政大事。再說，留在國內的還有恩來、老總、弼時等同志嘛，主席就安心地出訪蘇聯吧！”
“不行啊，”毛澤東微微地搖了搖頭，“弼時病情很重，必須以休息為主；老總年事已高，且又專注軍機大事；恩來嘛，也有可能中途去莫斯科。因此你必須有這樣的準備：內政、外交都要抓起來”。
劉少奇微微地點了點頭。
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所謂內政主要是兩件大事：一是在軍事上繼續殲滅國民黨殘留在大陸的軍隊，完成解放全中國的任務；再是在農村完成土地改革，在城市穩定金融，保障供給。說到軍事，毛澤東又認為中央有以朱老總為首的中央軍委，下有四大野戰軍的首長，完成消滅殘敵解放全中國的任務是有把握的；說到經濟問題，管理城市上有以陳雲為首的中央財委，下有各大中城市的領導，也不會發生太大的問題。因此，他專門對劉少奇交代了農村急需解決的一些大事：“隨著全國的解放，新區的土改勢必要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如果立即進行大規模的土地革命，既不利新建政權的鞏固，也會影響明年的春耕。你我都是從農村走出來的，都知道一年之計在於春這句話。”
劉少奇在中央書記處一直分管農村土改工作。因此，昔日在土改運動中曾出現過的偏差，他是應負一定責任的。自從毛澤東到達西柏坡之後，他依然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負責修訂土地法大綱，以及指導全國的土改等工作。因此，他在談了農村有關的情況之後，又很有針對性地說道：“說到新區的土改，又必須看到江南的地主和富農的特殊性，他們多與大中城市中的民族資產階級尤其是一些小手工業者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搞不好，還會影響城市的金融穩定。”
“恐怕還會傷害一些長期與我們合作的朋友。”毛澤東說罷沉吟片時，說道，“所以，我想了很久，新區的土改分兩步走：一、先減租退押；二、等全國解放以後，我們再進行徹底的土地革命。”
“我贊成主席的意見。”
“總之，我們的目的既要摧毀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又要利於恢復、發展農村的生產。”
接著，當他們再議到出訪蘇聯的具體問題的時候，劉少奇有些擔心地說：“由於主席出訪蘇聯是件大事，務必在準備階段做好保密工作，不能透出半點風聲。”
事有湊巧，就在毛澤東與劉少奇談話不久，李克農嚴肅地走進了菊香書屋，雙手捧上一份絕密件：“主席，我們破譯了偽北平保密局一潛伏電臺向臺灣的報告：毛澤東近期赴蘇聯訪問。”
毛澤東聽後一怔，稍許凝思，平靜地問道：“臺灣的回電是怎麼說的？”
“抓住機會，炸了毛澤東的專列。”
毛澤東接過這份密件，認真地看了一遍，信手放在了寫字檯上，他看著咳嗽不止的李克農，關切地說：“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克農，天漸漸地冷了起來，你可要注意起居飲食，不要犯了哮喘病。”
李克農離去之後，毛澤東走到寫字檯前，提筆在這份密件上作了如下批不：
公安部：
在我回國之前，鎮壓這個反革命。
毛澤東
毛澤東擲筆於桌上，隔窗望著初冬的長空陷入沉思，他似乎是在自問：敵人是如何獲悉我出訪蘇聯的訊息呢？蔣某人又將會利用這一訊息做什麼文章呢？……（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