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蔣介石飛抵重慶的前夕，整個山城已經變成勸蔣復出的大舞臺了！
但是，蔣介石清楚：他能否重登所謂的九五之尊的寶座，首先必須借毛澤東的手，徹底消滅白崇禧所掌握的桂系集團，使得桂系失去與他討價還價的本錢，打消白崇禧以李退白進而換取蔣氏復出的目的。恰在這時，人民解放軍在中央軍委、毛澤東的指揮下發起了廣西戰役。請看如下敵我雙方決戰的軍事態勢：
湖南、廣東兩省解放之後，退入廣西的白崇禧所部經過強行抓丁和編並地方部隊，很快恢復了被殲部隊的番號，其兵力為五個兵團十二個軍約十五萬人。加上由廣東逃至粵桂邊界的餘漢謀殘部在內，總兵力近二十萬人。由於這些部隊均為殘兵敗將，其戰鬥力也是可想而知的了！但是，白崇禧為了討得蔣介石的歡喜，進而換來一頂所謂的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的烏紗帽，決計以桂林為中心，沿湘桂路及其兩側組織防禦，擺出以“確保左右兩江，增援黔省，屏障昆明，及支援雷、瓊”的決戰架子。
根據毛澤東消滅白崇禧集團的戰略部署，我第四野戰軍首長認為：廣西作戰的關鍵是取大迂迴動作，首先切斷白崇禧殘部退雲南、退雷州半島、退欽州的道路，爾後再依情況調整部署，殲滅敵人，並據此於十一月四日向中央軍委報告了在廣西境內聚殲桂系集團的部署，即：“以西路軍第十三兵團的第三十八、第三十九軍迂迴百色、果德（現平果縣），斷敵入滇退路；以南路軍第四兵團的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軍由陽春、陽江等地西進鬱林（現玉林縣）、博白之線，阻止白部經雷州半島逃向海南島，爾後視情況向南寧或欽州方向發展；以中路第十二兵團的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五軍待西、南兩路軍斷敵退路後由湘桂邊南下，圍殲白崇禧集團於南寧、果德地區。另外，以第四十九軍沿湘桂路兩側跟進，擔任剿匪和維護交通任務。”中央軍委於六日批准了上述部署。
蔣介石雖然並不完全清楚即將開始的廣西決戰的戰略意圖，但是他從雙方兵力部署的態勢依然知道：白崇禧集團就要在發祥地廣西被毛澤東聚殲了！因此，當白崇禧的勸進使者吳忠信、洪蘭友等於十一月七日向蔣介石報告“以李退白進而換取蔣介石復職的方案”的時候，蔣介石於翌日八日作出如下答覆：
一、蔣介石同意復職，李宗仁回任副“總統”。
二、李宗仁出國之議此時不能提，一提就表明蔣、李不能合作，蔣甚至懷疑李在出國後，將進行反蔣活動。
這樣一來，白崇禧所提的方案實際上被蔣介石否決了。自然，白氏想出任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部長的美夢也到此結束了。
接著，人民解放軍在中央軍委、毛澤東的指揮下，發起了聚殲白崇禧集團的廣西戰役。我三路大軍以秋風掃落葉之勢向桂系殘部發起猛攻，迭創白部守軍，迭克廣西重鎮。一句話，廣西全境解放已經為時不遠了！
坐鎮山城的蔣介石審時度勢，又透過各種渠道向李宗仁發出信號：請其主動邀請蔣介石復出“總統”，自己回任副“總統”。
李宗仁雖然“感到廣西失守在即，西南殘局已無希望，環顧神州，竟然沒有他的落腳之地，不禁黯然神傷”。但是，他依然對蔣介石復出耿耿於懷，每當聽到要他主動“讓位”的訊息，他都要搬出“法統”這面大旗，回擊蔣介石想復任“總統”的違法行為。
李宗仁畢竟是一位十分現實的政治家。他面對國共兩黨在大陸爭奪天下的這盤殘棋不得不發出這樣的自問：一旦桂系被人民解放軍消滅，桂系的發祥地廣西落入毛澤東之手，哪兒是他的退路呢？蔣介石比他有先見之明，一年前就把臺灣預作退守之地；而他這位靠主和起家的代“總統”，又一手推翻了北平國共和談，從南京退守桂林、廣州、重慶、昆明、海口、南寧……到今天已經沒有了再退之地，這是何等殘酷的現實啊！這時也只有這時，他認為出國治病才是離國他去的最好藉口，也是自己最好的一條退路。他下了決心：就是到了美國，也絕不交出“總統”之權！
白崇禧雖是國民黨中數得著的軍事家，但是他在政治上只能是一個勢利小人似的政客。當他聽說李宗仁準備飛赴美國治病的訊息後，立即趕到南寧，向他的老搭檔李宗仁建議：“德公，可否在政治上先做一番部署，再行出國？”
李宗仁完全清楚白崇禧說這句話的真意：由他請蔣介石復出，換取白崇禧的地位。所以，他無比憤慨地說：“依照憲法規定，我缺席時可由行政院長代行職權，不需要做什麼佈置。”
白崇禧也明白李宗仁說這番話的意思：絕不允許蔣介石復任“總統”；同時白也清楚李宗仁如此動怒的原因：李、白這對桂系的核心領袖人物是到了分道揚鑣的時候了！為此，白崇禧只有嘆而搖首，悻悻然與長達近半個世紀的老搭檔李宗仁無言而別了！
李宗仁就要離國赴美治病了，歷經三思，決定於十一月二十日離邕赴港，行前發表書面談話：
餘此次出巡西南各省，意在視察各地軍政情形，原擬行程完畢，即行遄返中樞。唯自海口返南寧後，胃病復發，十二指腸有流血徵象，精神至感疲憊，因決於本日赴港，轉美檢查，從速施行手術，否則對於身體健康，可能發生極嚴重之影響。目前局勢嚴重，不敢自逸，餘決以最經濟之時間，致力於體力的恢復，俾今後得以全部精力與我軍民共同戰鬥。在治療期間之中樞軍政事宜，已電閻錫山院長負責，照常進行，“總統”府日常公務，則由邱昌渭秘書長及劉士毅參軍長分別代行處理。
蔣介石一看李宗仁決計不交出“總統”大權，遂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召開國民黨中常會，一致擁蔣復職，並派朱家驊、洪蘭友飛赴香港，把如下這份中常會決議帶給李宗仁：
以當前國家局勢之嚴重西南戰況之艱危，中樞不可一日無人主持。仍切望李代“總統”宗仁同志迅返中樞，力疾視事。萬一為病勢所不許，再請總裁復行“總統”職權。
李宗仁閱罷上述國民黨中常會決議，知其核心是“再請總裁復行‘總統’職權”。他針鋒相對地鄭重聲明：“告以本人具有‘法統’地位，不受中央常委會決議所制約。”朱家驊、洪蘭友只好打道回府。從此，李宗仁再也沒有與蔣介石謀面。有意思的是，他們二人為“總統”一案卻打了十多年的筆墨官司。
蔣介石飛抵山城不久，我人民解放軍就打響了廣西戰役。與此同時，“第四野戰軍前委為了保障野戰軍主力進軍廣西時的側後安全，並配合第二野戰軍進軍西南，決定以位於湘鄂西地區的第四十二、第四十七、第五十軍及湖北軍區獨立第一、第二師共九個師的兵力，在湖北省軍區首長統一指揮下發起對宋希濂部作戰。求殲其主力於鄂西地區”。接著，我“第二野戰軍首長決定以第五兵團附第十軍按原部署直出貴州，以第三兵團主力首先會同第四十七軍等部在湘鄂川邊地區圍殲宋希濂部，爾後再西出江津，與第五兵團作戰”。這樣，我第二野戰軍就突破了入川的東南大門，為解放重慶掃平了障礙。這樣一來，蔣介石把重慶作為“陪都”的夢想就破滅了。
蔣介石歷經痛苦的抉擇，終於作出決定：在不久的明天放棄“陪都”重慶。但是，蔣氏在大陸的下一個落腳點選在什麼地方呢？他對著軍事地圖一看再看，最後決定在雲南建立**基地，並把昆明預作下一個“陪都”。同時，他清楚在這樣一敗再敗的頹勢下，下令讓盧漢服從是做不到了，他思來想去，決定請張群飛昆明，親自說服盧漢服從所謂的大局。
這時，盧漢正在加緊和中共聯絡，伺機在適當的時候舉行通電起義。因此，雖說盧漢與張群相處有年，且有著很深的私誼，但是他們為了各自的前途，又在昆明展開了一場不露聲色的政治角逐。
蔣介石在雲南建立**基地的先決問題，是要盧漢把雲南省政府和綏靖公署等軍政機關遷移到滇西的大理和保山，騰出昆明來給蔣介石的軍事指揮機關盤踞。
盧漢對於蔣介石喧賓奪主、鳩佔鵲巢的陰謀詭計，自然是不肯接受的。他考慮到如果硬性拒絕了蔣介石，將使蔣斷然對雲南施加軍事壓力，把蔣軍開到昆明，這對雲南的形勢是非常不利的。為此，他採取了討價還價、拖延時間的辦法和張群折中。他先是告訴張群說：“這樣一個大問題，不能隨便自己裁決，必須廣泛徵求各方面公意，將來進行起來也才不致發生阻礙。”張群走後，盧漢召集各軍政機關首腦開會，傳達了蔣介石的決策，並討論西遷問題。同時，在報紙上公佈了把省府遷往保山、綏靖公署遷往大理的訊息，並放出空氣說：西遷不能全部去，要精簡機構，大量裁員。一時人心惶惶，對西遷一致表示反對。盧漢即據此回覆時在重慶的張群。
十一月十五日，解放軍解放貴陽，並向重慶進攻。蔣介石急於佈置退路，叫張群不斷催促盧漢西遷。盧和張在長途電話上爭吵了幾次，最後一次盧漢竟把聽筒砸下，置之不理。十一月下旬，張群再度來昆明，結果，二人不歡而散。張群只好飛回重慶，向蔣介石覆命。
這時的蔣介石已是四面楚歌了！在一個萬籟俱寂的深夜，蔣介石依然沒有一點睏意，在長子蔣經國的陪伴下在院中踽踽踱步，暗自想著下一步重慶陷落共軍之手後棋的走法。他走啊走，漫無目的地在院中走過來又走過去，最後他終於停下了腳步，或看看那一株株無言而立的夾竹桃，或聽聽遠方隱隱傳來的隆隆炮聲，給人一種形影相弔的悽然之感！
“父親，”蔣經國終於打破了這無聲的僵持，低沉地報告道，“宋希濂所部潰不成軍，這重慶就要落入毛澤東之手了！”
對此，蔣介石比蔣經國還清楚。他聽後久久沒有說什麼。有頃，他無限蒼涼地說道：“電告我的好學生宋希濂：請他不要戀戰，速來山城，跟著我們去成都。”
“他讓人轉告父親：決心以身殉國。”
蔣介石聽後就像是受了電擊一樣，身子禁不住地晃了一下，然後他對著夜空悵然長嘆，幾度哀鳴：“我的好學生！……”
“方才，胡宗南所部被共軍壓迫在川西，向父親請求退卻的方向。”
“咳！這或許是天意啊……”蔣介石悲愴地搖了搖頭，近似自語地說，“十五年前，我驅兵趕著朱、毛紅軍由川西北上；而今，他毛澤東又在同一個川西，派重兵趕著胡宗南所部南下”。
“那我就按照父親說的那樣，電告胡宗南，讓他沿著當年毛澤東長征的路線南撤。”
“告訴他，如遇到由桂西入滇的陳賡所部的攔截，就讓他率部退往緬甸等地。”
蔣介石在長子蔣經國的勸說下，終於由漆黑、寂寥的院中回到了下榻處。但是，由於他依然沒有睡意，只好倒在客廳的沙發上默然自思。恰在這時，毛人鳳十分意外地走了進來，從他的表情分析，似有什麼喜事。可是這時的蔣介石不相信會有什麼幸運的事問津，仍按照自己的思路問道：“人鳳，重慶還有多少在押的共產黨？”
“報告‘總統’，”毛人鳳雙腿併攏，為討蔣介石的喜歡，叫了一聲“總統”，“僅中美合作所內的白公館、渣滓洞就關押了四百多人，但不一定都是共產黨”。
蔣介石明白毛人鳳這句話的意思：對尚不能確認是共產黨的人員作何處置？對此，他冷漠地說道：“可他們有一點是共同的：堅決反對我蔣某人，煽動不明真相的老百姓擁護毛澤東。”
“是！”毛人鳳下意識地答說。
“人鳳，我們過去那樣有勢力的時候，這些人都不肯投降；今天我們到處打敗仗，他們還會轉變過來嗎？所以，在我們撤離重慶之前，只有乾脆一起殺掉！”
“是！”
就是在蔣介石這句“口諭”之下，幾百名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在北京已經升起五星紅旗的時候，他們倒在了血泊裡……
這時，遠遠傳來了雄雞報曉的鳴唱。蔣介石無可奈何地說道：“山城就要天亮了，人鳳，還有什麼訊息報告嗎？”
“有！”毛人鳳突然像打了嗎啡針似的來了精神，“我收到潛伏在北平的萬能臺報告：毛澤東近期出訪蘇聯。”
蔣介石聽後一怔，思索片時，蹙著眉頭問道：“人鳳，你有什麼想法嗎？”
“我想在毛澤東去蘇聯的路上，製造一起轟動全球的新皇姑屯事件。”毛人鳳說罷取出一張公文紙，“總統，這是我設計的刺殺毛澤東的方案。”
蔣介石接過方案，很快閱畢，隨手丟在了桌上，說道：“我看方案可行，唯擔心這個段雲鵬。上一次，就是因為他缺少犧牲精神，沒有殺死何思遠。”
“這次不同，段雲鵬受潛伏在北平的萬能臺的領導，一旦獲悉準確的情報，我們再派行動人員前往。”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記住：這次一定要開個大價錢，懸賞刺殺毛澤東的敢死隊。”
就這樣，毛人鳳刺殺毛澤東的計劃透過空中電波，被我安全部門破譯，由李克農轉到了毛澤東的手裡。從此，敵我雙方又展開了一場特殊的戰鬥。
周恩來在接到毛澤東批給公安部的材料之後，立即請來了公安部長羅瑞卿，嚴肅地說道：“羅部長，主席非常重視你們的報告，當天就作了指示。中央認為案情重大，要我約你談一次。”
首先，羅瑞卿報告：這個情報，是透過我們的反特監聽臺從空中破獲的。其次，經過有關部門多次研究，一致認為北京有敵人的潛伏臺，而且與臺灣的上層起碼是保密局一直保持聯繫。最後，他才說道：“這是一件蓄謀已久的政治大案，對手一定也是十分狡猾的。為此，我要求有關部門，一是保證主席出訪的安全，再是儘快破獲這一大案。”
周恩來再次審閱了公安部有關這一案件的材料，他指出：“從臺灣保密局發給他們的指令‘抓住機會，炸了毛澤東的專列’看：一、輕者說，我們保密工作不好，洩露了毛澤東出訪蘇聯的訊息；二、敵人在北京不僅有潛伏臺，而且還有能參與爆炸的組織。”
“我同意總理的意見。”羅瑞卿有些沉重地說：“據我們分析，像這樣的大案，臺灣很可能還要派人來北京，組織實施這一嚴重的爆炸計劃。”
“那案情就更複雜了！”周恩來沉思良頃，問道：“瑞卿同志，你們計劃如何落實主席的指示呢？”
“集中精力，首先偵破敵人設在北京的潛伏臺。”
“有些線索了嗎？”
“有！但是，由於我們的偵破手段比較落後，一時還查不出潛伏臺的方位。”
“那就多派出一些同志，在北京的不同的方位進行嚴密的搜尋。”周恩來說罷看了看羅瑞卿微然點頭的表情，又說道，“同時：不要人為地把視點限定在北京，一定要把偵破的範圍擴大”。
“我們一定按照總理的指示去辦。”
“另外，從一般規律去分析，這類案情是單線聯絡，因此在辦案的過程中，切勿打草驚蛇。”
正當敵我雙方進行嚴密鬥智的時候，毛澤東一邊準備赴蘇聯訪問的有關材料，一邊又著手解決所謂西藏問題。為說明有關西藏問題的由來，容筆者扼要地回述幾筆：
西藏，從元朝就歸入了中國版圖。近百年以來，英帝國主義分別於一八八八年、一九○四年兩次發動對西藏的侵略戰爭，並在西藏上層統治者中培養親帝國主義的勢力，竭盡挑撥之能事，破壞西藏與祖國的關係，製造西藏內部不和，使同是格魯派（亦稱黃教）始祖宗喀巴弟子，同是西藏宗教領袖的十三世**喇嘛和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失和。為此，九世班禪移居內地，在青海省玉樹圓寂，其轉世傳人十世班禪（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仍然駐青海省不能返藏。對此，自民國起始歷屆統治者都未能解決西藏問題。
早在西柏坡的時候，毛澤東就談到了西藏問題，他說：“其實，西藏問題也並不難解決，只是不能太快，不能過於魯莽，因為：（1）交通困難，大軍不便行動。給養供應麻煩較多。（）民族問題，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區，解決它更需要時間，須要穩步前進，不應操之過急。”當我第一野戰軍向西北進軍的時候，毛澤東於是年八月六日致電彭德懷司令：在解放蘭州和大西北的戰鬥中，要“十分注意保護，並尊重班禪和甘青境內的西藏人，以為解決西藏問題的準備”。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我有關領導組織當地宗教界人士到塔爾寺，向留駐在此的班禪行轅官員，轉達毛澤東對班禪大師的關懷。不久，班禪大師回到塔爾寺，適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他於當天十月一日致電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表達了對共產黨、對人民領袖的熱愛。同時，還頌揚人民解放軍“義師所至，全國騰歡”，指出“今後人民康樂可期，國家復興有望”，並表示盼望早日解放西藏。
毛澤東與朱德讀過班禪大師的賀電之後，均認為班禪大師是真誠的，理應立即回電。但是想到西藏問題的複雜性，他們二人一致認為：我們黨的政策，只能是有利於藏族人民的團結，戳穿帝國主義的陰謀。為了不使駐守拉薩的**喇嘛產生其他的想法，決定暫緩給班禪大師回電。
不久，西藏有名的格達活佛派人進京，向朱德總司令進獻哈達，並獻上當年朱德留給他的那面紅旗，真誠地請求人民解放軍向西藏進軍，粉碎帝國主義分裂西藏的陰謀，儘快解放處在水深火熱中的百萬農奴。
格達活佛是藏族很有影響的宗教領袖。早在紅軍長征路過甘孜草原的時候，就曾動員藏族同胞拿出青稞，獻出馬匹，支援缺吃少穿的紅軍指戰員，與朱德、劉伯承、賀龍等結下了很深的戰友之情，並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博巴自治政府副主席。當他聽說紅軍就要北上的訊息以後，又急忙動員藏族人民再次獻出自己僅有的一點糧食和馬匹，對朱德總司令說道：“這十幾匹馬，還有它們背上的糧食，就算是我們藏族人民對紅軍的一點心意吧！”
朱德緊緊抓住格達活佛的雙手，分外激動地說：“格達活佛，禮實在是太重了！半年以來，你為了解決紅軍的給養，動員群眾吃野菜，把青稞、豌豆省下來支援紅軍。僅活佛主持的白利寺，獻出的‘擁護紅軍糧’就有青稞一百三十四石、豌豆二十二石；支援紅軍的軍馬十五匹，犛牛十九頭……”
“總司令，快不要說這些了！紅軍和我們藏民是一家，你們的困難也就是我們的困難。你們又要上路了，把這些馬、糧食帶上，日後會有用的。”
“那……我就代表紅軍收下了。”接著，朱德總司令雙手把一面紅旗交到格達活佛的手裡，“請把這面紅旗收好，我們一定會再見面的！”
這時，在一旁圍觀的紅軍戰士都禁不住地說道：“格達活佛，你真是我們紅軍的活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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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上路了，格達活佛看著遠去的紅軍，他禁不住地揮舞著手中的紅旗，放聲唱起了自己編的《送別歌》：
紅軍走了，寨子空了，
寨子空了心不焦，心焦的是紅軍走了。
彩雲是紅軍的旗幟，
高山是紅軍的臂膀。
紅軍啊，你們給我留下了金石的語言，
藏族人民永遠在你的指引下成長……
朱德很快從回憶中醒來，他雙手捧著當年親手贈給格達活佛的紅旗，激動地說道：“請轉告格達活佛，我朱德，還有所有的紅軍，都沒有忘記他的恩德！請再轉告格達活佛，毛主席非常關心藏族同胞的解放和自由！……”
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與朱德商定：由毛澤東起草一份給班禪大師的覆電。由於這份由毛澤東、朱德聯名的電文表述了中國共產黨對藏族的政策，現恭錄如下：
班禪額爾德尼先生：
接讀十月一日來電，甚為欣慰。西藏人民是愛祖國而反對外國侵略的，他們不滿意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政策，而願意成為統一的富強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國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必能滿足西藏人民的這個願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愛國人士一致努力，為西藏的解放和漢藏人民的團結而奮鬥。
毛澤東朱德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同一天，毛澤東給彭德懷發去《關於解放西藏問題》的電報：
經營西藏問題請你提到西北局會議上討論一下。目前除爭取班禪及其集團給以政治改造（適當地）及生活照顧外，訓練藏民幹部極為重要。西藏問題的解決應爭取於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現在情況看來，應責成西北局擔負主要的責任，西南局則擔任第二位的責任。因為西北結束戰爭較西南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據有些人說平坦好走，班禪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決西藏問題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當然不只有西北一路，還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後，即應著手經營西藏。打西藏大概需要使用三個軍，如何分配及何人負責指揮現在還難決定。但西北局現在即應於藏民幹部準備問題及其他現在即應注意之問題作出計劃。你們意見如何，盼告。
毛澤東就要出訪蘇聯了，在他成行的前夕不僅要向黨內通報，而且還要向黨外的合作者打招呼。自然，在這之前還必須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就毛澤東不在國內期間的有關問題作出相應的決議。首先，毛澤東開宗明義地說明：“今天，主要討論有關我出訪蘇聯的問題。事前，已經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正式通報。簡而言之一句話，由於此次祝壽帶有火力偵察性質，所以隨我出訪的都是一般工作人員。如果我偵察的結果比較理想，我再電告中央，由恩來同志率龐大的政府代表團去蘇聯談判。下邊，請恩來同志講一講我出訪期間的安排。”
周恩來從皮包中取出一頁公文，幾盡照本宣科似的念道：“中央書記處決定：毛澤東主席自十二月六日出訪蘇聯期間，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同志代理中央軍委主席；我代理全國政協主席。”
周恩來宣佈完畢之後，毛澤東十分鄭重地補充道：“應當明確：中央軍委依然是恩來同志主持日常工作，有關各野戰軍的作戰任務，以及事關全局的戰略方針，都要及時地向我通報。”
接著，劉少奇指出：根據形勢的發展，雲南、四川兩省起義的條件逐步成熟。很可能在毛澤東主席還未到達莫斯科之前，這兩個省的問題就解決了。最後，他滿懷信心地說道：“歷史經常在嘲弄逆潮流而動的事。就在我們的毛主席走出國門的時候，蔣介石將會從成都逃往臺灣。可以預見，這是他向大陸作最後告別的時候！”
“但是，我們共產黨人可不能幹這種逆潮流而動的人事！”毛澤東心情有些沉重，“請電告伯承和小平同志，他們這兩位老四川應該知道這兩句話：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平蜀難平。千萬不能掉以輕心啊！陳雲同志，有何見教哇？”
“我既不是盲目的樂天派，也不是看不見光明的悲觀派，據我估計嘛，”陳雲有意停頓了一下，“很可能主席和斯大林在莫斯科談得正高興的時候，上海的投機商會藉著春節‘紅盤’開市之機，再次向我們發起進攻！”
“預則立嘛，”毛澤東充滿信心地說，“我相信陳雲同志在黨中央的領導下，一定會再次打退上海投機商的進攻！”
“我還有一種擔心：正在成都部署撤退的蔣介石回到臺灣以後，他會很快獲悉主席出訪蘇聯的訊息。”周恩來說罷看了看與會者的表情，“我想，他會利用這個時機大做文章的。”
“那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毛澤東以藐視的口吻說道，“他蔣某人無外乎派飛機轟炸和特務搗亂。前者，要告訴華東尤其是上海、南京、廈門等地的同志，他們離臺灣較近，謹防蔣某人派飛機狂轟濫炸；至於派特務嘛，恐怕只要臺灣沒解放，蔣某人就一定要往大陸派。”
周恩來是一位極端負責任的總理。毛澤東就要動身赴蘇聯訪問了，可是我們的公安部至今尚未破獲國民黨設在北京的萬能潛伏電臺。也就是說，毛澤東的專列依然有被炸的危險。為此，他請來了羅瑞卿和李克農，一道研究確保毛澤東專列的安全問題。首先，羅瑞卿報告：最近，我們從空中截獲的情報可知，臺灣嚴厲指示潛伏在北京的萬能電臺，務必在最近幾天完成任務。為此，周恩來以命令的口氣說道：“羅部長，請通知有關的部門，一定要分人分段沿鐵路值勤，確保鐵路沿線萬無一失。”
“我已經向鐵路沿線下達了這樣的命令。”羅瑞卿答說。
“一定要嚴密封鎖主席動身的時間及乘坐的專列。”周恩來說罷看著羅瑞卿、李克農深沉點頭的表情，“為了確保主席的安全，你們二人都要參加護送主席出境。萬一中途發生了情況，由瑞卿下車處理，克農繼續護送主席前進。記住：一般情況，不要通報主席，免得影響主席出訪的情緒。”
十二月六日晚，毛澤東與前來送行的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握手道別，然後登上了開赴蘇聯的專列。
周恩來站在站臺上，非常嚴肅地對羅瑞卿、李克農說道：“我等著你們二人順利歸來！”……
九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晚九時，一列火車自西直門火車站發出，穿過沉沉的長夜向著東北方向駛去！
這就是毛澤東出訪蘇聯乘坐的專列客車。
在這專列客車的中間，有一節美國生產的車廂，內部裝修十分考究，設有臥室、辦公室、客廳、衛生間以及秘書室、工作人員室。一進那間客廳，感到是那樣的豁亮，放有一張大桌子，周圍是一圈小凳子，一邊還放有一個沙發，真是夠氣派的！毛澤東登上專列，就像當年來到一個新的戰場或新的駐地一樣，默默地“偵察”了一下環境，很是滿意地點了點頭，旋即又問道：“這不是蔣介石他們造的吧？”
“不是！他們還能造出這樣高階的專列車廂來？”
“是哪國產的？”毛澤東問。
“美國。據說這是美國政府送給蔣介石的。”
“蔣某人坐過沒有？”毛澤東又問。
“一次也沒坐過，就成了我們的勝利品了。”
“其他人坐過沒有？”毛澤東繼續又問。
“據說就宋美齡坐過一次。”
毛澤東又走到會客室，打量了一下環境，下意識地點著一支香菸，他一邊蹙著眉頭一邊在緩緩地踱步沉思。總之，他沒有一點睏意。
這時，羅瑞卿和李克農從另外一節相連的車廂中走來，二人一唱一和地說道：“主席，聽總理說，天天坐火車，是件很辛苦的差事。”羅瑞卿有意地說。
“我坐過逃難的火車，真是辛苦極了！所以，養精蓄銳是重要的。主席，請休息吧！”李克農又忙補充道。
毛澤東看著走到跟前的羅瑞卿和李克農，就像是兩個大警衛員似的，有點不解地問道：“你們二人怎麼都在我的專列車廂中呢？”
“是為了把主席安全送出國境。”羅瑞卿答說。
“一定是我們周到的總理安排的吧？”
“也是也不是。因為所有中央領導同志都在為主席的安全著想。”李克農巧妙地答說。
“那也用不著都來嘛！”毛澤東深深地吸了一口煙，緩緩地吐向空中，“蔣某人知道了一定會說：毛澤東怕死！”
“他蔣某人才怕死呢，連吃飯都怕廚師下毒。”李克農說。
“不說這些了，還是請主席休息吧！”羅瑞卿說道。
毛澤東終於走回了設在專列車廂中的臥室，熄滅了那柔和的燈光。
羅瑞卿和李克農走回自己乘坐的車廂不久，就收到了來自天津的緊急電話：護路人員在路軌中間發現了一枚手榴彈。羅瑞卿當即指示天津有關的部門，不要聲張，等他下車處理。就這樣，羅瑞卿隻身從天津下車，護送毛澤東出國的任務就落在李克農一人的肩上了。這些天來，我安全部門為落實毛澤東的指示，出動了大量的辦案人員，但終未查出敵人設在北京指揮爆炸毛澤東專列的潛伏臺。為保衛毛澤東能安全出訪蘇聯，我“公安部門組織很多人在鐵路兩側站崗，從北京至滿洲里，動用三個軍的兵力把守橋樑、涵洞，進行警衛。他們手持武器，甚是威嚴”。對此，毛澤東曾經提出異議，認為不必搞得這樣興師動眾。然而作為公安部長的羅瑞卿，他只能做到萬無一失，把毛澤東安全地送出國境。因此，他如此興師動眾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毛澤東的專列就要出國了，李克農大有如釋重負的樣子來到餐車，看著毛澤東一個人坐在一張餐桌上拿著刀、叉，很不習慣地吃西餐。毛澤東近似玩笑地說道：“克農，你們為什麼要孤立我啊？”’
“您是主席嘛，當然就得一人一桌了。”李克農笑著說。
“坐下，”毛澤東指著對面的一張凳子，“給我做伴，一邊教我吃西餐，一邊談國內的情況。”
李克農應聲坐在了毛澤東的對面，邊熟練地吃西餐邊說：“主席，您需要什麼情況，就只管問。”
“告訴我，蔣某人能像我這樣坐著火車吃西餐嗎？”
李克農從話音中聽出，毛澤東雖然坐上了赴蘇聯訪問的列車，但他的心還在關心國內的大事，尤其是有關解放大西南的進展。為此，他很是風趣地答道：“說不定啊，老蔣比主席還神氣，再過一天，他就有可能坐在飛機上吃西餐了！”
“真的？”
李克農微微地點了點頭。接著，他向毛澤東報告：隨著我第二野戰軍揮師進入川、黔、滇等地，相繼解放貴陽、重慶等西南重鎮，極大地震撼了西南諸省的實力派，他們在兵臨城下的大勢下，為著個人前途計，不僅悄然進行橫向聯系，共同探尋自己的出路，同時還透過各種關係，尤其是我派駐西南的地下黨的老關係� �我聯絡，希冀保住自己的地位。其中，四川的劉文輝、雲南的盧漢等地方實力派已經決定通電起義。最後，他又笑著說道：“據我剛才得到的最新情報，雲南的盧漢不晚於十二月十日通電起義。請主席想想看，蔣某人還不在這之前就從成都撤退？”
毛澤東聽後微微地點了點頭，遂又大口地吃起了他並不愛吃的所謂俄式大菜……
誠如李克農所說的那樣：蔣介石真的就要坐在飛機上吃西餐了！由於蔣介石此次自成都飛往臺灣，標誌著蔣氏在中國大陸軍政生涯的終結，所以有必要補述幾句：
蔣介石自重慶逃到成都以後，住在中央軍校內。重慶既失，成都無險可守，再加之賀龍親率第十八兵團向成都進逼，解放成都只是時間問題了！另外，蔣介石已經沒有可供指揮的實際軍事實力了，可他依然希望雲南作為他最後的一根救命稻草，保留一塊大陸的**基地。就在毛澤東於十二月九日乘專列在滿洲里駛出國門的時候，蔣介石再次派遣自己在四川唯一可資信賴的盟兄張群作為全權宣慰史飛往昆明。
也是在這一天，盧漢在我黨的策動下決定通電起義。當他獨自思索如何行動才能確保起義順利成功的時候，他想起了避難香港的龍雲為他謀劃的“設鴻門宴”方式。他幾經周密地思考，遂拿起電話通知有關的人員來盧公館開會。因為是藉口歡宴張群蒞臨昆明，因而蔣介石派在雲南的軍政要人全部到會。就這樣，包括張群在內的所有的軍政要員全都成了階下囚。最後，盧漢又命令釋出向中共中央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及全軍全國的起義通電。接著，他又下令透過雲南省電臺向全國播發通電起義的全文。略謂：
人民解放，大義昭然，舉國夙已歸心，仁者終於無敵。抗戰八年，雲南民主思潮，普遍三迤，革命原有歷史，響義何敢後人……人民革命洪流，實已席捲地下，解放全滇，有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絕非任何反動勢力所能遏阻……
漢主持滇政，忽忽四載，效傀儡之登場，處孤孽之地位，操心危而處患深，左支吾而右竭蹶，懷威脅之多端，實智窮而力屈，既負滇人，復負革命……時機未至，不惜委屈忍耐，權為應付；時機已至，不惜任何犧牲，解放雲南。茲以堅決之行動，盡應盡之義務，但求有利國家，有利人民。
自本日起，脫離國民黨反動政府，宣佈雲南全境解放；並遵照毛主席、朱總司令所宣佈之人民解放軍約法八章及第二野戰軍司令劉伯承、政治委員鄧小平對川黔滇康宣佈之四項辦法，暫組織臨時軍政委員會，維持地方秩序，聽候中央人民政府命令。至於漢個人，只求雲南解放之完成，即當引退而待罪。如有反動勢力為害鄉邦，漢當率領三迤健兒負弩前驅，迎頭痛擊，完成人民解放大業。
蔣介石一生沒被對手的槍炮聲嚇倒，也沒被群眾的呼喊聲所屈服，然而他的確被盧漢通電起義的文告聲震懾了！他氣得一邊大聲罵道：“這就是我在大陸最後一個可信賴的人！”一邊把桌上的收音機摔在了地上。
蔣經國聞聲走了進來，小聲地問道：“父親，你怎麼了？”
“我一切很好。”蔣介石很快恢復了所謂的鎮靜，他小聲地問道，“快告訴我，四川的情況怎麼樣了？”
“劉文輝、鄧錫侯等人也宣佈叛變投共了。”
“完了，全都完了……”
“父親，看來大陸已經沒有我們父子的立足之地了。”
“是到了該走的時候了。飛機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父親，我們就這樣走嗎？”
“不！絕不！咱們家鄉有句俗話：打不過你也要撓你兩把，讓你也好過不了。”
“父親的意思是……”
“除去派人炸燬成都的軍工設施以外，命令第八軍、第二十六軍向昆明進擊！同時，還要派大批的飛機轟炸昆明！”
就在這當口，侍衛人員報告：盧漢給劉文輝發來電報，要劉會同四川將領扣留蔣介石，可成為“人民政府第一大功臣”！同時，還發現中央軍校附近出現“可疑人物”，認為有可能是劉文輝的便衣隊。最後，這位侍衛說道：“總裁，快從軍校後門逃走吧！”
“不！我從大門進來的，還是從大門出去。”蔣介石在侍衛面前仍不失其領袖的姿態，他說罷和蔣經國走出了中央軍官學校的大門。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下午二時，蔣介石在成都鳳凰山機場登機升空，向臺灣飛去。“俯視眼底大陸河山，心中愴然。”就這樣，他永遠地告別了養育他的大陸河山！……
毛澤東是在白雪皚皚的西伯利亞專列上收到盧漢起義的通電的。他作為中國當代的大政治家，知道雲南起義將意味著蔣家王朝在大陸的最後覆滅，因此非常高興。為此，他在專列的辦公室中揮筆寫下《關於雲南省國民黨政府軍起義給盧漢的電報》，並透過專列上的通訊傳給北京，由新華社播發：
昆明盧主席勳鑑：
佳電通悉，甚為欣慰。雲南宣告脫離國民黨反動政府，服從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戰爭之進展，必為全國人民所歡迎。現我第二野戰軍劉伯承司令鄧小平政治委員已進駐重慶，為便於具體解決雲南問題，即盼迅與重慶直接聯絡，接受劉鄧兩將軍指揮，並望通令所屬一體遵行下列各項：
（一）準備迎接人民解放軍進駐雲南，並配合我軍消滅一切敢於抵抗的反革命軍隊。
（二）執行人民解放軍今年四月二十一日佈告與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劉鄧兩將軍的四項號召，保護一切國家財產，維持地方秩序，聽候接收。
（三）逮捕重要反革命分子，鎮壓反革命活動。
（四）保護人民革命活動，並與雲南人民革命武裝建立聯系。
又為向雲南與全國人民正式宣佈此次起義並取得各方諒解計，似以另發一通電，對過去作進一步檢討，再由我方電覆並於互相同意後發表，較為妥當。專此，並希裁復。
毛澤東朱德
十二月十一日
說到雲南起義，史家都會記述所謂盧漢“義放”張群一事。當盧漢扣張群於昆明後，中共最高當政者尤其是毛澤東與周恩來曾經有過以張群換張學良的打算，其中避居香港的龍雲更希望借還張學良以光明記入史冊。由於盧漢於起義的當天十二月十日就把張群等人放走了，故未能實現上述走馬換將的設想。可是，盧漢為什麼要放張群呢？
張群是盧漢的頂頭上司，也是盧漢的恩人。時人皆知，盧漢能夠取龍雲而代之，完全是因為有張群為之撐腰。時下，張群做了盧漢的階下囚，自然也就等於盧漢給自己出了一道“捉曹操容易放曹操難”的題。為此，他決定派人向張群說項，勸其跟隨自己通電起義。但是，張群卻講：“你們的起義行動我是很同情的。我也知道這是大勢所趨，民心所向，國民黨的確是無法挽救了。蔣先生過去的所作所為，連我也有不滿意的地方。但是我一生都是一個國民黨員，我和蔣先生的私人關系你們也是知道的，我不能和你們一致行動。如果你們要把我當做俘虜看待，交給共產黨，我想他們也不會對我怎麼樣的。要是你們讓我走，我很感激，我今後也不再做什麼事，到海外做個寓公算了。”接著，他又給盧漢寫了一封親筆信，請說客代轉。
盧漢拆閱了張群的信件，這是一封追述他們之間友誼的信。盧漢讀後百感交集，恍如昨日，情系於心。這時，傳統中的所謂“義”主導了盧漢的一切，尤其當他想到關雲長義放曹孟德的故事，遂決定釋放張群，並派人把張群送上飛機。就這樣，張群自由了，而張學良繼續身受囹圄之苦。
毛澤東自滿洲里出境之後，就登上了蘇聯迎接他的專列。因此，車內的一切裝置包括服務員、飲食等都是地道的俄式的。也許這專列正是為俄國人造的原因，為應付西伯利亞嚴冬季節的寒冷，車廂內的氣溫高達攝氏二十八度，熱得人們只能穿一件單衣。但是，列車外面的氣溫卻低到零下四五十度，冷得人們只有靠各類耐寒的皮衣生活。
毛澤東是一位提倡隨鄉入俗的人。可是，他自己卻是一位相當頑固的不改固有習俗的人。另外，他與一般堅持固有文化傳統的人不同的是，還能說出一套為何不改固有習俗的道理來。舉例說，當他們坐在俄國人造的專列裡，每人都拿著俄國出產的餐具刀和叉，有點笨拙地吃著俄式大菜的時候，同行的人大多感到好玩，最多品評一下俄國飯菜的味道。可是毛澤東就不同了，他不僅要把中俄不同風格的飯菜進行比較，而且還要說出孰長孰短的理論來。
“主席，是不是搞點吃的？”隨行人員請示道。
“好啊，我們又要吃洋飯了。”毛澤東顯得有點無可奈何的樣子說道，“就要吃西餐了，你們喜歡吃嗎？”
“喜歡，不過西餐不如中國飯菜好吃。”隨行人員一看毛澤東的表情，又說道：“如果主席不習慣吃西餐，還可以搞點中國菜，我們的廚師也準備了。”
“不行啊，準備了也不能吃我們的，還是吃他們的吧，這也是個禮節嘛。”
但是，當毛澤東一走進餐廳，不僅對著面前的西餐品評不止，而且看著手中的刀叉也引發出了一番感慨：“你們說吃飯是用刀叉好呢，還是用筷子好呢？”
“筷子好。”隨行人員大都這樣說。
“為什麼是筷子好？”
隨行人員一下被問住了。毛澤東看了看，有條有理地講道：“我也認為筷子好。第一，經濟。不用多少錢就可以買到，不願意買用一根樹枝或一根竹子修一下就是一雙筷子，而且還反映了中華民族勤儉節約的精神。第二，大眾化。中國老百姓都用它，富人不用，他們用的是象牙筷子，和我們說的有區別，除少數民族外，絕大多數漢族人都用筷子，連日本人也用筷子。第三，輕便好帶，不怕丟失，不用防盜。你們說是不是筷子好？”
可以想見，隨行人員的答案是一致的：“主席說得對，還是中國的筷子好。”
毛澤東歷經十天的旅程，在蘇聯人的精心安排下，於十二月十六日中午十二點進入莫斯科雅羅斯拉夫火車站。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莫洛託夫、蘇軍元帥布爾加寧等走上車來歡迎。由於毛澤東在旅途中間犯過頭痛病，再加之莫斯科天氣寒冷，蘇方決定在車站舉行隆重而又簡短的歡迎儀式。但是，毛澤東認為這是他第一次在國際舞臺上“亮相”，所以他還是發表了如下書面講話：
親愛的同志們和朋友們：
我這次獲有機會訪問世界上第一個偉大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中蘇兩大國人民是有深厚友誼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蘇維埃政府根據列寧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廢除了帝俄時代對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時間內，蘇聯人民和蘇聯政府又曾幾次援助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中國人民在患難中，得到蘇聯人民和蘇聯政府這種兄弟般的友誼，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目前的重要任務，是鞏固以蘇聯為首的世界和平陣線，反對戰爭挑撥者，鞏固中蘇兩大國家的邦交和發展中蘇人民的友誼。我相信，由於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由於新民主國家及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努力，由於中蘇兩大國的共同願望和親密合作，特別是由於斯大林大元帥的正確的國際政策，這些任務必將會充分實現並獲得良好的結果。
中蘇友好與合作萬歲！
歡迎儀式結束之後，毛澤東被安排住進姐妹河第二別墅。
據說姐妹河第二別墅是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居住的地方。這是一座三層小樓，掩映在高高的白楊樹林中。毛澤東住在一層，中間是寬大的客廳，西面是辦公室，東頭是臥室。毛澤東走進臥室一看，遂下意識地蹙起了眉宇，接著用手按了按為自己準備的豪華的睡床，又看了看那高階的被褥，皺了皺眉頭說：“我睡不了這種沙發床，把我用的東西和書拿來！”
毛澤東說罷似乎感到自己的情緒有問題，又俯身按了按擺在床頭的鴨絨枕頭，笑著說：“這能睡覺？往上一躺，頭都看不見了。”
“主席，我們把床上的墊子掀開，鋪上木板就行了。”隨行人員說道。
“行！可不能麻煩人家。”毛澤東想了想，“你們可以請我們大使館的同志解決。”
就這樣，毛澤東在訪蘇期間睡的是“人造”木板床，鋪的和蓋的也都是他由國內帶來的棉褥子、白床單、灰毯子、毛巾被和蕎麥皮枕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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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出訪蘇聯的毛澤東啊！
根據中蘇雙方預先安排好的日程，毛澤東於下午六點前往克里姆林宮拜會斯大林。作為政治家的毛澤東當然明白，所謂禮節性的拜會實質上是第一次正式會談。從某種意義上說，在這次所謂拜會中大致可知這次出訪蘇聯有幾成勝算。因此，毛澤東對這次拜會是相當重視的。
同樣，斯大林對毛澤東的到來也是十分尊重的。往常，斯大林會見外賓，一般都在客廳中靜候客人前來“朝聖”。今天，他帶領蘇共全體政治局委員站在門口，整齊地站成一排，迎接毛澤東的到來。斯大林緊緊握住毛澤東的手，認真地端詳毛澤東的面孔，親切而又高興地說：“毛澤東同志，你很年輕嘛，紅光滿面，容光煥發，很了不起。”
毛澤東本著禮尚往來的傳統，也客氣地說了幾句。接著，雙方介紹完陪同會見的成員後，斯大林又對毛澤東讚不絕口地說：“偉大，真偉大！你對中國人民貢獻很大，是中國人民的好兒子！我們祝願你健康！你們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祝賀你們前進！”
那時，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能得到斯大林如此的稱頌是很少見的。但是，毛澤東卻從斯大林上述稱頌中感到有一種先生給學生打評語的味道，因而他心裡有著一種難以言述的感覺。為此，他也講了如下這句話：“我是長期受打擊排擠的人，有話無處說……”
斯大林並不理解毛澤東欲說還尚未說出口的話意：這些年來，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支援王明等教條主義者，對毛澤東等堅持正確路線的同志進行了無情的打擊，阻礙了中國革命的程序。他當即打斷了毛澤東的談話，按照他的意旨繼續說道：“毛澤東同志，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不能譴責勝利者，這是一般的公理。”
接著，毛澤東在斯大林的陪同下步入會談的會場。斯大林像以往會見外賓那樣，當仁不讓地坐在主席的位子上，蘇方官員坐在他的右邊，毛澤東及中方的隨員則被安排坐在他的左邊。這樣一種排座次的方式，是不平等的或者說是大國沙文主義式的。這對具有極強的民族自尊心的毛澤東來說，自然很不愉快！但是，時下的毛澤東也只能客隨主便，雙方開始了第一次中蘇正式的會談。
說到毛澤東與斯大林進行的這次會談，陪同毛澤東出訪蘇聯的中國同志特別是翻譯師哲作了回憶。筆者查對了俄方公佈的《斯大林同中國領導人的會談》有關的原始記錄，同時徵詢了我國研究毛澤東的一些學者的意見，寫出如下這段會談的經過和內容。當然，筆者也對毛澤東、斯大林當時的心態作了個人的推測與描寫。
毛澤東對世界“戰”與“和”的大勢，是有著自己的定見的。但是，他清楚斯大林不僅是社會主義陣營的領袖，而且還有著與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打交道的經驗。為此，他談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有關國際和平。
據俄方公佈的記錄，毛澤東說：“現在最主要的問題是保障和平問題。中國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喘息時間，以便把經濟恢復到戰前水平和穩定國內總的局勢。中國的一些重大問題的解決取決於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託我在您——斯大林同志這裡弄清楚這樣一個大問題，即如何才能使國際和平有保障和能保障到何種程度的問題。”
對此，斯大林說：“在中國，因此在進行爭取和平的戰爭。和平問題，蘇聯也最關心，雖然它已經有了四年的和平時間。至於中國，現在不存在對它的直接威脅；日本還沒有站立起來，因此它不想打仗；美國雖在叫喊戰爭，但它最怕戰爭；在歐洲，人們被戰爭嚇破了膽；實際上沒有誰同中國打仗，難道金日成進犯中國？和平取決於我們的努力。如果我們和睦相處，和平就會有保障，不只是五到十年，而且是二十到二十五年，還可能是更長的時間。”
據說，斯大林作出上述推斷，一是根據東西方國家實力的比較，再是依據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需時間的規律。對此，毛澤東是贊成斯大林這一結論的。
毛澤東此次出訪蘇聯最重要的任務是簽訂新的中蘇友好條約。為此，早在劉少奇出訪蘇聯期間，就向斯大林提出了這一問題，並得到了斯大林的明確答覆：“一九四五年簽訂的中蘇條約是不平等的，因為那時是同國民黨打交道，不能不如此。這個條約等毛澤東來莫斯科時解決。”也許是為了促使新的中蘇友好條約能順利地簽訂，毛澤東在火車站發表講演的時候就有意地指出：“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蘇維埃政府根據列寧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廢除了帝俄時代對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因此，毛澤東聽完斯大林關於和平的談話後把話題一轉，有意說道：“劉少奇回國後，中共中央討論了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問題。”對此，斯大林似有準備，當即作了長篇發言。由於這段發言左右了毛澤東出訪蘇聯的計劃，現摘錄如下：
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討論並作出決定。需要弄清楚，是應宣佈保留現有一九四五年簽訂的蘇中友好同盟條約，還是宣告將作出一些修改，或現在就作出相應的修改。
眾所周知，這個條約是繼雅爾塔協定之後在蘇中之間簽訂的。雅爾塔協定規定了這個條約的最主要的條款（即關於庫頁島、南薩哈林、旅順口等問題的條款）。這意味著，這個條約的簽訂，可以說是取得了美英的同意。考慮到這種情況，我們在內部決定，暫不修改這個條約的任何條款，因為哪怕修改一個條款，也會給美英提供法律上的口實，進而提出修改條約中有關庫頁島、南薩哈林等地的條款問題。因此我們想出一個辦法，可以表面上保留現有條約，而實際上作出修改，即表面上保留蘇聯在旅順口的駐軍權利，但根據中國政府的建議，將撤出駐紮在那裡的蘇聯軍隊。這樣的行動可根據中方的要求來完成。
至於中長鐵路，在這種情況下，也可以表面上保留協定的有關條款，而實際上根據中方的願望作出修改。
但是，如果中國同志對這個辦法不滿意，那麼他們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見。……
讀者看罷上述這段講話，一定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斯大林不同意廢除一九四五年與南京國民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更沒有意思與毛澤東重新簽訂一個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換言之，蘇聯將根據過去與舊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繼續在新中國維持過去的一切所謂侵略性的特權。
對此，作為一代大政治家的毛澤東就更清楚這一點。誠如師哲等人回憶的那樣，會談開始之後，斯大林曾問毛澤東：“你們這次遠道而來，不能空手回去，咱們要不要搞一個什麼東西？”毛澤東風趣地答說：“恐怕是要經過雙方協商搞個什麼東西，這個東西應該是既好看，又好吃。”毛澤東所說的“好看”，是指蘇聯要正式廢除與國民黨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並在全世界面前與新中國堂堂正正地簽訂新的條約；毛澤東所說的“好吃”，是指新條約要有實際的內容，解決蘇聯對中國的貸款、貿易和貿易協定以及其他問題。但是，斯大林定調式的談話在毛澤東看來，既不“好看”，也不“好吃”。筆者推想，毛澤東在聽了斯大林上述這番講話之後，一定會暗自發出這樣的自問：我如何才能完成蘇聯之行的大任呢？……（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