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一九四九年十月，是蔣介石最為痛心的時候，因為毛澤東於十月一日在北京天安門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隨著蘇聯等國家相繼與新中國建交，蔣家王朝在世界人民的心中垮臺了！
然而，一九四九年十月，又是蔣介石最後戰勝代“總統”李宗仁，由幕後走到臺前並夢想在大西南建立最後防線、與毛澤東的部隊在大陸進行最後決戰的時候，因此，他偕長子蔣經國不惜餘力奔波於臺北、廈門、廣州一線，希冀中國的政局會朝著有利於蔣氏的方向發展。可以想見，他們父子坐在“聯華號”戰艦上的心情是相當沉重的。
十月一日的深夜，大海濤聲依舊。蔣介石木然地站在“聯華號”戰艦的甲板上，痴然地望著大海的夜色，似想透過這沉沉的夜幕看到希望的亮光！然而，他什麼也沒有看到，依然是一任風吹浪打，黯然神傷。有頃，蔣經國悄然走到蔣介石的身旁，把一件風衣輕輕地披在父親的身上。蔣經國的確是成熟了，他清楚與其讓父親獨自黯然消愁，不如他把父親最不高興的事情說出來，父子之間哪怕是進行一場有關國情大勢的議論更好些。為此，他有意地說道：“父親，毛澤東在北平宣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了。”
蔣介石沒有說些什麼，只是微微地點了點頭。
“父親，他們宣佈定都北平，並改北平為北京了。”
蔣介石還是沒有答話，繼續微微地點了點頭。
“父親，從毛澤東宣佈的所謂政府成員名單看，有近一半的是國民黨的叛徒。”
“在我所料之中，不去說這些了。”蔣介石終於開口了。
根據蔣經國這大半年來的經驗，他知道心煩的蔣介石只要開了口，接下來的就是他聽其訓導。因此，他沒有再說些什麼，只是立正站著說了聲“是！”
蔣介石沉吟了相當長的時間，聲調低沉地問道：“經兒，接下來，毛澤東會走哪幾步棋呢？”
這也是蔣經國最近經常思索的問題。所以，他當即答說：“一、忙於所謂的組閣；二、和我們爭奪東南和中南數省；三、部署和我們在西南數省的決戰。”
蔣介石聽後滿意地點了點頭。有頃，他又以訓導的口吻問道：“經兒，在毛澤東即將走出的這三步棋中，我們該動哪個棋子呢？”
“我認為，毛澤東正在下的組閣這步棋，我們沒有制約他的招數；和我們在西南數省決戰雖然是決定全域性勝負的大棋，但那是在下完福建、兩廣這手殘棋之後的事。我想，這也就是父親匆忙由山城飛回臺灣，又馬不停蹄地奔波於臺北、廈門、廣州的原因所在。”
從某種意義上說，蔣經國這番議論是說出了蔣介石心裡想的、但沒有說出來所謂敗軍之帥的構想。因此，蔣介石猝然轉過身來，十分滿意地說：“俗話說得好，家貧出孝子，國難出英雄，就在為父敗走麥城的一年之中，經兒變得成熟了。”
“這都是父親言傳身教的結果。”蔣經國知道現在可以較為平等地與蔣介石討論天下大勢了，遂問道，“父親，您此行廣州能達到什麼目的呢？”
“儘量說服白崇禧撤守衡陽、寶慶一線，把桂系主力調往川湘、川黔交界，成為我們固守大西南的屏障。”
“此招棋恐怕走不通。從歷史上看，桂系失敗的歸宿都是退守他們的發祥地廣西。”
“這是一招死棋！”蔣介石惡狠狠地說罷停了相當長的時間又說道，“李宗仁、白崇禧一定要這樣走，那我只有借毛澤東之手，把桂系消滅在衡寶一線或廣西了。”
“兩敗俱傷，自然也就達到削弱共軍的目的了。”蔣經國沉吟片時，又問道，“父親，這次廣州之行，是否請李宗仁讓位、下臺呢？”
“借用一句戲詞說：山人自有安排。”
就其常理而言，面對毛澤東宣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勢，李宗仁和蔣介石之間的權勢之爭，即使不能握手言和，終也可以就此一筆勾銷了。相反，他們之間的暗鬥竟朝著明爭方面轉化了。就說蔣介石對待李宗仁的態度吧，也開始處處設防了！
就在蔣介石到達廣州不久，李宗仁一是因為不知蔣介石此行的政治目的，再是因為毛澤東在北京宣佈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他真是到了坐臥不寧的地步了！侍立一旁的程思遠看著焦躁踱步、長吁短嘆的李宗仁，有些不安地問道：“德公，您還有什麼可嘆氣的呢？”
“難道你也如此不理解我嗎？”李宗仁說罷又嘆了口氣，分外沉重地說道，“毛澤東已經把北平改為北京，向中外昭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我作為中華民國的代‘總統’，能不為之嘆息嗎？”
程思遠對李宗仁一錯再錯的做法很是有意見。時下，他聽了李宗仁的這番話，不無調侃地說道：“德公不愧是一位富有自我批評精神的謙謙君子啊！”
“你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是在說，老蔣父子自山城返回花城以後這段時間裡，他們既沒有自我譴責之意，也沒想過未來的中華民國向何處去。他們天天在做一篇文章：如何取德公而代之。”
“這不可能！”李宗仁相當自信地說，“總統是人民選舉的，只要我不宣佈辭職，他就如同一介平民。”
“事到如今，有誰還會相信德公這番話呢？”
“起碼健生是這樣看的。”
“我看健公未必會站在德公一邊。”
恰在這時，行政院副院長朱家驊打來了電話，答應幫著聯絡蔣氏父子，出席李宗仁的洗塵宴席。對此，程思遠很是不理解。李宗仁當即講：“朱家驊副院長為了緩和我與老蔣的關係，希望我姿態高些，能主動請老蔣父子吃頓飯。思遠，你是中央常委，今晚可得與宴作陪喲！”
“這種飯我是不吃的！”程思遠斷然地拒絕了李宗仁的邀請，他停了片時，又嚴肅地說道，“我只想提醒德公，遇事冷靜，不要被老蔣牽著鼻子走。”
蔣介石生性多疑，自從西安事變被扣之後，他對自己的安全格外重視，他的起居飲食都有專人負責。因此，他對李宗仁為之設宴洗塵存有不小的疑慮。據說他對蔣經國曾發出這樣的提問：“經兒，廣州陷落在即，李德鄰為什麼還要專門為我設宴接風呢？”
在蔣經國看來，李宗仁此舉無外乎有兩個目的：其一，是向中外做個姿態，國難當頭，風雨同舟；其二，別有他圖。說到後者，蔣經國以將信將疑的口氣說道：“父親，李德鄰會不會把宴會變成當今的鴻門宴，在廣州演出一幕新西安事變來呢？”
此話打中了蔣介石的要害，他蹙著眉頭想了想，微微地點了點頭。
“另外，李德鄰為了向毛澤東邀功請賞，會不會在酒菜中下毒呢？”
蔣介石聽後笑了，他一邊搖頭一邊操著藐視的口氣說道：“李德鄰既不是當今的張漢卿，也沒有古代荊軻的膽量，他演不出搏浪一擊的戲劇來！”
“父親，”蔣經國猝然變得嚴肅起來，“您不是常對我說‘預則立，不預則廢’這句老話嘛，在此國難之際，萬萬不可大意啊！”
對此，蔣介石只是微微地點了點頭。
李宗仁雖然對蔣介石滿懷怨尤，但今晚設宴款待蔣介石卻是真心誠意的。當蔣介石入座之後，他緩緩地站起身來，伸出右手端起面前溢蕩著美酒的高腳酒杯，有些愴然地發表祝酒詞：“現在是國難當頭，難以飲下杯中的美酒。今晚為歡迎蔣公的到來，我提議：為了借酒明志，共赴國難，乾杯！”
李宗仁此舉是學著古人歃血為盟的樣子，彌合他與蔣介石之間的裂痕。但是，出乎他所料的是，蔣介石不僅不領情，反而端起酒杯，十分冷漠地說：“隨著福建漳廈會戰、湘南衡寶會戰的結束，東南廈門、中南廣州等地，不日就會落入共軍之手。為此，我希望我們的李代‘總統’德鄰兄，儘快把設在廣州的首都遷往重慶。”
“蔣公，”李宗仁聽後震驚不已，“我們不是要誓死防守兩廣重地嗎？”
“連白健生都認為衡寶戰役一經結束，兩廣實難確保，難道德公還有什麼回天之力嗎？”
“蔣公是如何獲悉這一訊息的？”
“這是白健生親口對我說的。不信，你可以去電問健生嘛！”
“原來……”
“另外，白健生決定出任國防部部長了。”
“可我這個代‘總統’怎麼還不知道呢？”
“健生對我說：蔣公就宣佈吧，德公不會不同意的。”
至此，李宗仁完全明白了：和他同舟共濟幾十年的老搭檔白崇禧最終拋棄了他，真的成了一位名副其實的“再嫁的寡婦”。他迭聲說罷“我懂了，我全都懂了”之後，為使自己儘快平靜下來，有意地問道：“蔣公，經國怎麼沒來啊？”
“不要管他，我們吃我們的。”
蔣經國做什麼去了呢？多年之後，李宗仁撰文披露了實情：“事後才聽到我的副官說，蔣經國率了一大群隨員一直守在廚房裡，廚司做任何菜，用任何配料，都經他們檢查過。出鍋後，又須經他們嘗過，始可捧出。我才恍然大悟，原來蔣經國在替我做廚監。他顯然懷疑我要毒害蔣先生，這也未免太過慮了。”
多年之後，李宗仁談起此事還禁不住地慨然道：“此次我請蔣先生吃飯，原是一番好意。無奈蔣先生多疑，更因慣於暗算他人，深恐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故授經國嚴為防範，致造成類似‘鴻門宴’的緊張場面，使我有啼笑皆非之感。”
接著，李宗仁與蔣介石在人民解放軍發起漳廈戰役、衡寶戰役的隆隆槍炮聲中，又公然地開始了所謂權力的爭鬥。說起這次權力爭鬥的緣起也十分可笑，幾近兒戲。十月二日，蔣介石突然收到湯恩伯自廈門發來的電報，謂李宗仁發表聲明，反對湯出任福建省主席，使其喪失威信，無法指揮部屬，故不能再駐廈門作戰，“決計今日遠行”云云。對此，李宗仁事後憤而作了評述：
八月中旬福建省主席朱紹良突然被蔣先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非法“撤職”，其事經過尤為離奇滑稽……湯恩伯忽銜蔣先生之命飛往福州，在機場上打電話給朱紹良，約其來機場相商要公。朱紹良即赴機場相見。湯恩伯遂取出蔣的手令，上稱朱已被撤職，遺缺由湯接管。朱接閱手令大驚，聲稱當同回省府趕辦移交。湯說不必了，便促朱即時登機飛往臺灣，簡直和綁票一般。湯便在福州發號施令，做起福建省主席來……不久，蔣先生派一秘書來穗，要閻錫山在行政院政務會議中追認此一既成事實……閻錫山向我報告此事，並問如何處理。
我說：“蔣先生今日在憲法之前只是一個平民。以一個平民隨便撤換封疆大吏，成何體統？……今政府事前既毫無所知，事後卻要追認此既成事實，實在太不成話，政府不應自毀法統，承認湯做主席。”
閻錫山苦笑著說：“‘總統’，你和蔣先生共事多年，難道還不知道蔣先生做事向來不顧法統？‘……你已經忍耐很多了，這件事我勸你還是忍耐算了。”
後來閻錫山便在行政院政務會議提名透過，做了一些追認手續，把任命狀送至國民政府文官處來蓋印。秘書長邱昌渭向我請示，我說：“暫時把它擱下去。”所以這張任命狀留在“總統”府中有六七天之久，閻“院長”又來疏通，才蓋印發出去。這就算是我的無言的抗議。
過去，李宗仁遇上這類事，他只好像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悶在自己的心裡了事；而今，他或許也發現大勢已去，難以挽回，感到自己再也咽不下這口窩囊氣，決定在國府再度搬遷之前，認真地教訓蔣介石一頓，稍紓積憤。這次，李宗仁一改優柔寡斷的秉性，說幹就幹，當即給蔣介石打電話，約他單獨談話。然而，蔣介石卻從沒有移樽就教的習慣，反請李宗仁來自己的行營晤談。李宗仁一聽氣上加氣，為洩積憤，又只好違背自己的初衷，滿臉不高興地趕往蔣介石設在梅花村的行館。僅此一招而言，李宗仁又輸給了蔣介石。
蔣介石設在梅花村的行館是陳濟棠的前公館。這座私人住宅是一座大洋房，四周有圍牆環繞，另有數座小洋房在四周拱衛，為隨員及衛士的住宅。李宗仁抵達梅村之後，蔣介石引他走上二樓一間大客廳內坐下。李宗仁一落座，就說：“今天我是以國家元首的地位來對你談話的。”
李宗仁為什麼如此鄭重地出言相訓呢？他認為“蔣先生獨裁專制數十年，平日所見所聞都是一片奉承之態，阿諛之言，只有他教訓別人，斷無人敢對他作任何箴規，更談不上疾言厲色地教訓他了。這次我自思或是與蔣最後一面，然當今之世，論公論私，我都是唯一可以以教訓語氣促其反省的人。所以我首先便搬出國家的最高名氣來壓抑他‘捨我其誰’妄自尊大的心理，而服服帖帖地靜聽我對他的指斥”。李宗仁在歷數了蔣介石獨裁統治的所謂種種霸道之處以後，又厲言提到一年來蔣氏在幕後掣肘的事情。接著，他憤慨地講：“你此番已是第三次引退，你當時曾對張治中、居正、閻錫山、吳忠信各人一再聲明，五年之內決不過問政治。此話無非暗示我可放手去做，改弦更張，不受你的牽制。但事實上你所作所為卻完全相反。不僅在溪口架設七座無線電臺，擅自指揮軍隊，且密令京滬衛戍司令湯恩伯親至杭州逮捕浙江省主席陳儀，並擅派周喦接替。嗣到臺灣之後，覆命湯恩伯到福建挾持福建省主席朱紹良離閩，擅派湯氏代理福建省主席兼綏靖主任。凡此皆屬自毀諾言、目無政府的荒唐行為！”
李宗仁越說越氣，又把怒氣通通地撒在湯恩伯的身上，他在指斥湯氏這些年來在軍政兩界的昭著敗績之後，猝然站起身來，憤怒地說道：“像湯恩伯這樣的人，你也倚為心腹，能不壞事！”
蔣介石是屬於那種“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政客，他的嬉笑怒罵歷來是視情而為。把話說白了，他認為該罵人的時候一定要罵；該忍的時候一定能忍。今天，他坐聽李宗仁歷數其過失，表面上裝作“唯唯諾諾，訥訥不能出口”的樣子，實際上他卻暗自嘲笑李宗仁的無能。自然，蔣氏清楚李宗仁在政壇上的時間已屈指可數了，於是含笑向李宗仁有分有寸地道歉：“德鄰弟，關於撤換福建省主席朱紹良一事，是我的錯，請你原諒。”
李宗仁認為自己取得了勝利，或者說心中得到了某種滿足，又故作大度地說：“事情已經過去，不必再去記憶吧！”
這就是李宗仁，他豈能不敗在蔣氏的手下！
這就是蔣介石，他一定會把李氏當做手中的玩偶！
蔣介石為什麼沒有因為湯恩伯接任福建省主席與李宗仁反目呢？據史家分析：蔣氏一是認為福州失守，廈門難以確保，福建全省必然很快落於中共之手，所謂福建省主席不過是空言而已，故認為“不可走馬換將，應即設法勸慰”，給湯恩伯一個臺階下；再是認為廣州失守在即，桂系集團隨之被人民解放軍殲滅於大陸，加之白崇禧意欲倒戈，李宗仁的代“總統”也就名存實亡了，故不屑於為此事和李宗仁反目，給後人留下一份談資，遂於翌日十月三日早上六時飛離廣州，回到了臺北，繼續策劃逼迫李宗仁讓位的大事去了！
蔣介石離去不久，衡寶戰役與漳廈戰役相繼進入尾聲階段，坐鎮廣州的李宗仁就是在這種情勢下迎來了國民黨的國慶節。可以想見，李氏作為末代“總統”將是懷著怎樣的心情歡度國慶節。更為悲涼的是，廣州的十月十日已經微聞炮聲，“國民政府各機關早已決定遷往重慶，由民航機分批運送，笨重物件則循西江航運柳州，再車運重慶”。據李氏記述：廣州撤退時情況極為淒涼，用李氏的話說，因為他本人坐鎮至最後一刻，“市內人心尚稱安定，敗退的國軍亦無搶劫的事情，唯廣州警備司令李及蘭最後撤出市郊時，竟命令工兵將海珠鐵橋炸燬，實屬不該”。恰在這時，遠在香港的顧孟餘先生託程思遠向李宗仁建議：“德公不要到重慶去，就改往柳州或南寧‘組府’，務必同蔣劃清界限，另搞一套。”其用心可謂良苦！
李宗仁當然清楚顧孟餘這一建議的本意是：另組國民政府，重開國共和談，採用和平的手段解決問題。俗話說得好：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這時的李宗仁一是感到自己手中的牌所剩不多了，再是白崇禧就要兵敗湘南衡陽、寶慶，白氏絕不會贊同他另組政府，重開和談。所以，他沉吟許久，藉口“我不去重慶，白崇禧的三十萬兵就沒有飯吃”，拒絕了顧孟餘的建議。
十月十二日，人民解放軍已經推進到廣州市郊，李宗仁懷著愴然的心情偕隨員乘機飛往桂林。翌日也就是廣州解放前一天十月十三日，李宗仁又由桂林轉飛重慶。
十月十四日，人民解放軍攻佔廣州。接著，又兵分兩路向西進襲：“一路循西江而上直搗蒼梧，攻擊白崇禧部的右側臂；一路循四邑、兩陽直趨嵩、雷，進逼雷州半島，以切斷白部由廣西撤往海南島的退路，構成三面大包圍的態勢。”結果，白崇禧自衡、寶南撤之後，全軍又陷入人民解放軍的包圍之中！換言之，退守廣西的桂系敗局已定。
撤往重慶的李宗仁的日子更不好過。對此，他多年之後作了如下的回憶：“重慶城防以及川東防務，全系蔣先生的嫡系部隊，我的命令不發生絲毫效力，而蔣先生卻可為所欲為。我隻身在渝，一舉一動都在蔣氏心腹監視之下，言行稍一不慎，立刻可以失去自由。”同時，“他們認為廣州既失，我已墮入蔣的甕中，可以任其擺佈。CC系和政學系控制下的報紙此時已不再以‘總裁’稱呼蔣氏，而徑呼為‘總統’了。”結果，一場擁蔣復職、逼李下臺的鬧劇又在山城拉開了帷幕。
在蔣介石的身邊，有一位善觀政壇風雲的老政客叫吳忠信。昔日，他在南京看到蔣介石混不下去的時候，曾主動地向蔣介石勸退；今天，他又認為李宗仁這位代“總統”當到盡頭了，又主動地請李讓賢：“德公，我奉蔣先生之命將赴臺北，不知你有無知難而退之意？”
李宗仁聽後感到是那樣的刺耳。他清楚吳氏勸退是有背景的，即使不是秉蔣介石之意，那也代表了國民黨中的某些實力派。他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大義凜然地說道：“我不準備自行引退，如果蔣先生執意要復職，那就由他自己決定。”
由此開始，蔣介石及其謀士、重臣和門生，把這場鬧劇演得有聲有色，等到廣州失守，李宗仁飛赴重慶之後，蔣介石認為時機已到，於是由幕後走到臺前，數度約所謂黨國元老丁惟汾、于右任、吳忠信等人研討復職問題。但多數人認為，蔣於今年一月二十一日發表文告，宣佈引退，援引“憲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由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此為舉國所共識。倘非李宗仁“知難而退”，則蔣不宜徑自宣佈復職。
蔣介石和李宗仁在性格上的最大差別是：他想做什麼就一定要做成什麼，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從此，他一方面利用輿論陣地大造“勸進”、“復職”的聲勢，另一方面動用各種說客活動於李宗仁的門下，勸其“讓賢”。
不久，吳忠信、張群、朱家驊等先後登門拜訪李宗仁，他們不敢明言要李勸蔣復職，只是含糊其辭地說，當前局勢緊張，希望李拍一電報請蔣介石來渝坐鎮。但李知其目的，不為所動。旋即，他們便隱約說出希望李宣告“引退”，並參加他們對蔣的“勸進”。其中，那位老政客吳忠信更是叨叨不休，氣得李勃然大怒，說：“禮卿兄，當初蔣先生引退要我出來，我誓死不願，你一再勸我；後來蔣先生處處在幕後掣肘，把局面弄垮了，你們又要我來‘勸進’。蔣先生如要復辟，就自行復辟好了。我沒有這個臉來‘勸進’。”
吳忠信、張群、朱家驊等說客見李宗仁態度堅決，不敢再勉強逼李“讓賢”。
不久，李宗仁聽說蔣介石有意來渝，他認為蔣氏此次山城之行，必然強迫他簽署所謂“勸進”書。他思來想去，決定在蔣氏到渝之時，他借出巡為名，暫時離開重慶。但是，再窩囊的李宗仁也難嚥下這口氣，並認為蔣介石欺人太甚，目無法統。為此，他暗自定下這樣的決心：“憲法賦予我以‘總統’職權，我絕不能助紂為虐，違犯憲法與一平民私相授受。我雖知道我反對亦無用，蔣必然要復出無疑，但是我準備維護國家名氣的原則卻不能讓步。”
這就是李宗仁後來在美國與蔣介石爭“總統”名氣的由來。
俗話說得好：“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白崇禧決計投降蔣介石之後，就在李宗仁啟程赴渝的時候，他曾公開說過：“德公到渝後，將設法勸他出國醫治胃病。”當四川演成一派籲請蔣氏來渝主持大計的風潮時，他又公然提出以李退白進而換取蔣介石復職的方案：
一、蔣介石宣佈復職；
二、李宗仁回任副“總統”。但因李患胃潰瘍，亟須赴美就醫，並藉以在美國進行外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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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白崇禧以“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
程思遠把白崇禧的上述方案交給了心亂如麻的李宗仁。李看罷氣得把這一方案用力摔在了地上，憤慨地說道：“這不僅是失節之為，而且也太恬不知恥了！沒有想到，真的沒有想到啊！……”
對此，程思遠卻像明鏡似的看得一清二楚。他很平靜地說道：“德公，您早應該想到哇！我敢斷言：蔣某人既然能利用健公把你推向國外，當然也會讓擁兵自重的健公嘛，到頭來落個竹籃打水一場空的結果。”
“思遠，下一步棋該如何走法呢？”
“一、歡迎蔣介石來渝；二、在老蔣到達山城之前，我們折回南寧，再從長計議。”
“對！我絕不在山城見蔣某人。”
“好！我再提醒德公一句話：就是去了美國，也不把‘總統’的帽子捧到老蔣的頭上。”
“我還沒有白健生那樣下賤！”
不久，李宗仁偕程思遠等飛離山城，經昆明飛香港，因赴美治病離開祖國，直到一九六五年七月飛回。自然，他與蔣介石合演的這出爭權奪利的戲劇也畫上了個句號。
也就是在李宗仁飛離重慶不久，蔣介石偕長子蔣經國等隨員由臺北飛往重慶。蔣經國望著閉目養神的蔣介石，小聲問道：“父親，李宗仁明明知道我們的到來，他為什麼要飛回老巢南寧呢？”
“他作為政治家，怎麼會看著我取他而代之呢？”
“僅此而言，李宗仁的人品，要比再嫁的寡婦白崇禧好。”
“所以，為父可以利用白擠走李，但李走後我絕不會重用白。”
“父親此次山城之行欲達到什麼目的呢？”
“我只是盡人事而已！”
“難道我們在大陸就只有聽天命了嗎？”
蔣介石久久沒有回答。最後，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說道：“時下，我們只剩下毛澤東走錯棋一途了……”
五
新中國建立伊始，毛澤東一是日理萬機，再是如履薄冰，不論是內政還是外交，無論是軍事還是政治，都不敢走錯一步棋，給國內外敵人以攻擊新中國的口實。
雖說在衡寶戰役、漳廈戰役結束之後，毛澤東認為沒有多少大仗可打了。但是，退守廣西的白崇禧集團尚未消滅，蔣介石還把西南諸省當做在大陸的最後一個復興之地，因此毛澤東還從戰略的高度為我軍向中南、向西南、向西北等地進軍，並最後把國民黨的殘部消滅在大陸而制訂作戰方案。為此，他借前來參加開國大典的劉伯承、鄧小平、陳毅、賀龍等高級將領即將返回前線的時機，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第一次軍事會議。首先，由朱德總司令發言：廣州解放之後，國民黨把所謂政府遷到了山城重慶，這標誌著蔣介石從幕後完全走到了臺前。同時，我們也就開始了以四川為重心的解放大西南諸省的戰役。今天的軍事會議，就是主席給大家交代具體的作戰任務。
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消滅廣西的白崇禧，主要是採取軍事的手段；解放西南諸省如四川、西康、西藏、雲南、貴州等省，需要採用以軍事手段為主，策動敵人舉行和平起義為輔或二者相結合的形式。在這之前，毛澤東曾為消滅白崇禧集團給四野林彪等發過數電，迨至廣州解放的前夕，又發去了《關於佔領廣州和圍殲白崇禧部》的電文。他在詳細陳述解放廣州及消滅在粵之敵的部署之後，又對消滅白崇禧集團的主力作出指示：
祁陽以北被殲之七軍四十八軍四個師，是桂系精銳。桂系正規軍雖尚有四十六軍三個師，四十八軍一個師及五十六軍兩個師……但都不是精銳。桂系以外各軍更差。因此，四野以主力由祁陽武岡之線向桂林柳州之線前進兵力已很充足。但如何進法，值得考慮。數日內可以看清白崇禧的部署。如果白崇禧集中全力守零陵全州一帶，你們可以集中兵力南進，試行抓住該敵。如白崇禧鑑於此次精銳被殲的教訓……向桂林柳州之線大規模撤退，則我軍似不宜集中前進，而宜分兩路並列前進，以一路出柳州以北，以一路出桂林，兩路互相策應，仍可隨時集中作戰，使白匪不能向貴州退卻。
在毛澤東的戰略棋盤上，為消滅盤踞在西南諸省國民黨殘部以及諸地方實力派的兵力，他佈下了三步大棋，一、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的第二野戰軍兩個兵團，由現在的駐地常德、湘潭一線迅速穿過湘西，出奇兵，由川東南進入四川；二、為殲滅由陝、甘南部退入川西北的胡宗南所部，由賀龍率部入川；三、二野陳賡率領的四兵團在協同鄧華兵團佔領廣州後，旋即揮兵入桂，協助四野主力殲滅白崇禧集團，然後經桂西進入滇南。完成上述部署之後，龜縮在川、康、滇、黔的國民黨殘部完全被我軍合圍，形成甕中捉鱉之勢，即使敵軍不繳械投降，也會被我軍殲滅在西南邊陲的高寒山地。為此，毛澤東根據上述戰略部署，又向有關的野戰軍下達了具體的作戰任務。也就是在這次軍事會議上，毛澤東對賀龍說道：“中央軍委已經作出決定：由你率一個兵團由川北入川，你看帶哪個兵團入川好呢？”
賀龍心裡清楚毛澤東如此相問的緣由：就其常規，他應當率領跟隨自己轉戰多年的部隊，這無論是對他這個指揮者來講，還是對被指揮的兵團首長而言，都因相互熟悉而有利於作戰。但是，賀龍清楚，以他當年帶領的紅二方面軍發展而來的八路軍一二○師進而組建為第一野戰軍的老部隊，已經在彭德懷的統領下向西北進軍，正與敵軍戰鬥在絲綢古道上。他若調回其中的一個兵團隨他入川，勢必影響大西北的解放。他稍許沉思後，毫不猶豫地說道：“我熟悉的部隊，正隨彭老總進軍新疆，不可以調回。如中央同意，就把周士第同志的第十八兵團撥給我吧！”
這件事不僅看出賀龍的高風亮節，也的確得到了所有與會者的好評。為此，毛澤東當即答說：“可以！請你立即趕往西安接交任務，率十八兵團入川，要求於明年一月份解放成都一帶，並迅速擴佔全川，並佈置明年的春耕，不誤農時。”
賀龍十分高興地接受了戰鬥任務。接著，毛澤東又說道：“這樣一來，我經營雲貴川康及西藏的總兵力為二野全軍及十八兵團，共約六十萬人。中央決定：西南局的分工是鄧小平、劉伯承、賀龍分任第一、第二、第三書記，賀龍同志為軍區司令員，鄧小平為政治委員，劉伯承為西南軍政委員會主任。為此，小平同志和伯承同志必須立即趕赴湘西前線，率部入川。”
“請主席放心，我們一定完成任務！”劉伯承代為答說。
“另外，為切斷西南各省的殘敵退往越南、緬甸，中央軍委準備命令陳賡兵團歸建二野，經由廣西插入雲南。”
“務請主席電告林彪同志。”鄧小平很是周到地說。
毛澤東微微地點點頭，走到掛在牆上的軍事地圖前，沿著川、滇西部畫了一道直線，說道：“中央希望明年的一月，戰局會發展成這個樣子：敵人尤其是胡宗南殘部被我解放軍壓到這一線，讓敵人沿著我們當年長征的路向南敗退。然後，我們再集中優勢兵力把他們消滅在川滇一帶！”
與會者聽後非常興奮。朱總司令接著補充說：“同志們可能都明白了主席的戰略用意，那就是劉鄧所部及陳賡的四兵團，等於為最後消滅國民黨殘留在大陸的軍隊，搞了一個更大的戰略迂迴。”
不久，毛澤東收到林彪等人的電文：根據退入廣西的白崇禧所部有可能向西逃入雲南的情勢，他們提出“先以大迂迴抄斷敵退雲南之路”的戰略構想。實事求是地說，林彪提出的這一“大迂迴”戰略構想。僅僅是聚殲白崇禧殘部的作戰方略。而毛澤東提出的上述“大迂迴”的戰略構想，是在大西南全殲國民黨殘部的戰略決策。因此，是有著根本差異的。但是，林彪等人的這一“大迂迴”戰略構想，也的確促使毛澤東完善了他的“大迂迴”戰略的意圖，並於十月十九日以中央軍委的名義下達了《關於西南地區的作戰方針》。
毛澤東認為：“西南重心是四川，我二野主力必須於十二月佔領敘府瀘州重慶一帶，賀（龍）率十八兵團則於一月佔領成都一帶，並迅速擴佔全川，佈置明年春耕，方有利於生產建設。因此不論白崇禧是否退雲南，我三五兩兵團只準備以一個軍（即十八軍）進佔貴陽，並經營貴州；其餘五個軍，兩個兵團部及二野直屬隊，均由湘西分直取敘瀘渝（留一部於遵義一帶），務於十二月達到該地區，設立西南軍政委員會，統籌西南全域性。否則一百五十萬人的財經問題將陷於極大困難。這裡所說的一百五十萬人，是指我軍六十萬人（其中二野全軍五十萬人，賀部十萬人），張群所屬國民黨川滇黔康四省軍政人員據說有九十萬人，主要是在� �川。”
根據林彪等人提出的大迂迴方案，“估計白崇禧部可能有一半或更多被我殲滅於廣西境內，退到雲南去的或者不多。”對此，毛澤東作了如下評估：“現在假定白匪主力退至雲南，加上貴州之敵亦退至雲南，加上雲南盧漢等部，共敵軍有十五萬人左右，我仍應只以陳賡兵團十萬人，加上地方遊擊部隊（據說有二萬餘人）去對付，方有主動。因為路遠缺糧，往返不易，如去兩個兵團（二十萬人），有陷入困境之虞。估計陳賡以十萬人入雲南，採取各個殲敵方法是可以解決問題的，不過時間略為延長些罷了。”
從上述可知，毛澤東對軍事解決西南諸省問題已了然於胸。為此，他命令“劉鄧於明日或後日由京經漢赴湘，指揮二野向四川進軍。三五兩兵團，請令其補齊棉衣，進至湘黔邊境待命”。
與此同時，毛澤東與周恩來密令我第二條戰線的同志，在殘留西南諸省國民黨軍政兩界進行策反，從而大大推進了西南諸省的解放。
毛澤東在部署完聚殲白崇禧軍事集團以及向大西南進軍之後，在他看來，不會再有需要他親自部署和指揮的大戰役了。我各野戰軍首長能夠獨立地完成中央交給的作戰任務。因此，他把主要精力相對地集中到內政外交方面來了。但是，出乎他所料的是，十月二十九日收到了粟裕等同志發來的有關金門戰役全軍覆沒的報告，令他震愕不已！
據軍史記述：我軍在完成漳廈戰役之後，使金門守敵感受到巨大的威脅。“為加強該島防禦，敵軍將潮安、汕頭地區的第十二兵團所屬兩個師先後增到大金門，該兵團後續部隊也有繼續向金門增援的跡象。”
我第十兵團在解放廈門後，兵團領導主要用於城市接管，僅“以第二十八、第二十九軍各一部共七個團的兵力，在第二十八軍首長指揮下，擔任攻取大金門島的任務；以第三十一軍一部奪取小金門島”。要奪取大小金門島，不僅需要有運送兵力的渡船，而且還須有掩護我軍渡海作戰的制空權也就是必須要有空軍相配合。那時，我軍既沒有渡海作戰的軍艦，也沒有與蔣介石所部進行空戰的飛機，僅僅“蒐集到一次可運送三個團的船隻。為求在敵第十二兵團尚未全部到達之際攻佔大、小金門島，第十兵團首長決定把所有船隻集中使用，準備一夜間連續運送兩次，集中五個團的兵力首先奪取大金門島，爾後再攻小金門島。二十四日夜，我軍發起金門戰役”。
是日夜，我“第二十八軍二個團又一個營，第二十九軍一個團，分別由蓮河、大嶝島、後村等地起航，途中遭敵炮火攔擊，受到部分傷亡，船隊已不能保持完整的航渡隊形。二十五日二時許，各船陸續在龍口、古寧頭附近靠岸登島。各部在‘有幾個人打幾個人的仗，不等待，不猶豫，向裡猛插’的戰術要求下，分頭向敵勇猛攻擊，大膽穿插”。一場慘烈的攻島戰役在大金門島上展開了！
就在這時，敵“第十二兵團之第十八軍已到達該島加入戰鬥，協同原有守軍，在坦克配合下對我登陸部隊實施連續反擊，我軍被迫退至古寧頭地區繼續堅持戰鬥。由於我軍登陸時已是退潮時間，所乘船只全部擱淺，進而被敵飛機及地面火炮全部炸燬，致使後續部隊無船可渡，登陸部隊處於敵眾我寡、孤立無援之境地。二十五日，後續部隊雖四處蒐羅船隻，但僅夠裝載四個連的兵力，於當晚起航登島，與堅持古寧頭部隊會合。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登島的全體指戰員仍臨危不懼，頑強戰鬥，連續向敵猛烈地反擊。但因兵力薄，後援不繼，終難挽回敗局。激戰至二十七日，兩批登島部隊共三個多團九千零八十六人（內有船工、民夫等三百五十人）一部英勇犧牲，一部被俘”，無一生還。這是解放戰爭中我軍的一次重大損失！
粟裕作為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副司令聽到這個訊息之後，感到十分震驚！自解放戰爭打響以來，他在中央軍委、毛澤東的領導下，協助陳毅同志指揮過無數個大的戰役，均取得了勝利。但是，他沒有想到在華東全境業已解放僅僅剩下攻佔沿海島嶼的情況下，竟然遭受了如此巨大的失敗！為此，他於十月二十八日致電第十兵團司令葉飛及福建省委，指出十月“二十七日八時電悉。你們以三個團登陸金門島，與敵三個軍激戰兩晝夜，後援不繼，致全部壯烈犧牲，甚為痛惜。查此次損失，為解放戰爭以來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為輕敵與急躁所致。當你們前次部署攻擊廈門之同時，擬以一個師攻佔金門，即為輕敵與急躁表現。當時，我們曾電告你們，應先集中力量，攻佔廈門，而後再轉移兵力攻佔金門，不可分散力量。但未引起你們深刻注意，致有此失。除希將此次經驗教訓深加檢討外，仍希鼓勵士氣，繼續努力，充分準備，周密部署，須有絕對把握時，再行發起攻擊。並請福建省委，用大力為該軍解決船隻及其他戰勤問題。至於失散人員，仍望設法繼續收容”。
毛澤東作為軍事戰略家，他在接到上述電文之後的第一感覺是，我全軍將士在取得輝煌的解放戰爭勝利的時候，一種驕傲、輕敵的苗頭在萌芽、滋長。為此，他決定以中央軍委的名義批轉《關於攻擊金門島失利的教訓》的通報，並要求各部“特為轉達，請即轉告各兵團及各軍負責同志，引起嚴重注意”。另外，他還以中央軍委的名義重筆寫下了這段批語：
當此整個解放戰爭結束之期已不在遠的時候，各級領導幹部中主要是軍以上領導幹部中容易發生輕敵思想及急躁情緒，必須以金門島事件引為深戒。對於尚在作戰的兵團進行教育，務必力戒輕敵急躁，穩步地有計劃地殲滅殘敵，解放全國，是為至要。
軍委十月二十九日
毛澤東在向全軍發出上述指示不久，第三野戰軍第二十一軍第六十一師於十一月三日發起定海（即舟山群島）戰役。由於對敵據島頑抗及援軍迅速登島估計不足，致使我軍在攻擊定海登步島的作戰中遭到敵守軍、援軍和海空軍的聯合反擊，被迫撤出戰鬥。自然，也受到了很大的傷亡。毛澤東接到報告之後，仔細分析了敵我態勢以及失利的原因，繼而又對第三野戰軍有關解放舟山群島作戰方案進行稽核，發出了《須重視對定海作戰的各項問題》的電令。他明確指出：
舟山群島共有敵軍五萬人，並有頗強的戰鬥力，你們以兩個半軍進行攻擊是否足夠？鑑於金門島及最近定海附近某島作戰的失利，你們須嚴重注意對定海作戰的兵力，部署，準備情況及攻擊時機等項問題。如果準備未周，寧可推遲時間。提議你們派一要員直赴定海附近巡視檢查一次。如何盼復。
毛澤東在發出上述電令之後，他的戰略思路進行了轉移，他不得不發出這樣的自問：我強大的人民解放軍為什麼在攻擊海島的戰役中迭次失敗？自然，他很快就得出了結論：我人民解放軍主要是陸軍，於渡海作戰沒有經驗；另外，敵人不僅有著較為強大的海軍，而且還有美國人武裝起來的空軍。在敵人掌握著制空權及制海權的前提下，如何解放沿海島嶼以及攻佔海南島、臺灣都成了我軍作戰史上的新課題。換言之，必須審慎研究我軍尚不熟悉的渡海作戰的戰略和戰術問題。
據史記載，我軍在攻佔華東地區主要城市之後，毛澤東曾於七月與朱德總司令研討過解放臺灣的問題。那時他們認為：只要蘇聯援助我們幾十架飛機，掌握了制空權，我強大的人民解放軍就可發起解放臺灣的戰役。但是，我軍經過金門島戰役與定海戰役的失敗，審慎地推遲了解放臺灣的時間。半年之後，國際形勢發生驟變，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入侵我臺灣海峽，使得我不得不改變解放臺灣的計劃。
也正因為有了金門戰役、定海戰役的失敗，毛澤東對解放海南島也採取了慎之又慎的態度。為此，他曾於金門戰役失利後不久的十月三十一日，明確指示林彪等四野首長：“我們已佔領廣州及廣東的大部，廣州、香港、澳門之間的海上殘敵尚未肅清，陳賡兵團即將入桂作戰，內外敵人可能窺視廣州，白崇禧匪部如被程子華，陳賡切斷逃往雲南、安南（越南）的道路，有東竄入粵可能。因此在廣西問題徹底解決以前，鄧華兵團（兩個軍）必須全力鎮守廣州（主力）、韶關（一部）之線，不要進攻雷州半島，更不要攻海南島。華南分局決定鄧華兵團迅速離開廣州南進的計劃是不妥當的。”
毛澤東在這以後一個多月的時間裡，他雖然把主要精力放在內政、外交尤其是訪問蘇聯等大事上，但是他時時都在思索渡海作戰以及解放海南島這一問題。
在中央軍委、毛澤東主席的親自指揮下，我四大野戰軍如秋風掃落葉一般，將盤踞在大陸上的國民黨殘敵大部就要全部消滅。為了確保新中國的安全，或者說隨時準備對付外來入侵之敵以及消滅殘留大陸的兵匪，毛澤東在出訪蘇聯的前夕，對我人民解放軍的兵力進行了部署。略謂：
全國國防重點是以天津、上海、廣州三點為中心的三個區域。二野入雲、貴、川、康後，三野只能防守華東，置重點於滬、杭、寧區域，以有力一部準備取臺灣，沒有餘力兼顧華北。現在華北只有楊成武三個軍及其他六個二等師位於京、津、山海關一線，一旦有事，頗感兵力不足。除令一野以楊得志兵團（三個軍十萬人）位於寶雞、天水、平涼區域，有事可隨時調動外，四野在廣西問題解決後，擬以五個軍位於兩廣，擔任廣州為中心之兩廣國防；以三個軍位於河南，準備隨時增援華北；其餘各軍，位於湘鄂贛三省並以主力位於鐵道線上，可以向南北機動。在目前三個月至五個月內，四野除完成各省剿匪任務外，如能做到，甲、解決廣西問題，乙、修通粵漢湘桂兩路（這是極重要的），丙、利用鐵路運輸完成上述國防部署，就是完美無缺的。
關於向西北進軍尤其是新疆和平起義以後有待解決的問題，毛澤東於新中國成立之後也花費了很大的心血。請看他為妥善處理新疆問題所走的幾步棋：
首先，是對待新疆民族軍的問題。新疆北部的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區的維吾爾、哈薩克等少數民族的人民，為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舉行武裝起義，並形成三區自治的區域。同時，以三區武裝起義部隊為核心，發展成一萬四千餘人的民族軍，為促成新疆的和平解放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國人民解放軍就要進駐新疆了，如何正確對待民族軍就成了一個很敏感的問題。為此，毛澤東於新中國成立不久，就致電彭德懷等一野的首長：“民族軍應改名為人民解放軍，他們已有此意，並要求我們派政治工作人員去。此事及應編師的數目及具體番號，待你至迪化與民族軍負責人商量後再定。”這樣，就把民族軍的歷史功績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史中了。另外，為了體現民族平等的原則，毛澤東明確指示：“民族軍必須有人為新省軍區副司令”；在成立以王震為書記的新疆分局的時候，毛澤東又指示：原新疆“自治區只有民主同盟，尚無黨的組織（應該建立黨的組織），是否可以同盟負責同志數人臨時參加分局會議，待考慮後再告”。
其次，是在新疆少數民族同志中發展黨的組織。毛澤東早在一野向西北進軍的初期就指出：在西北少數民族中沒有黨的骨幹分子。時下，新疆成立分局黨組了，依然找不到一位少數民族黨員參加。為此，毛澤東在北京親自發展賽福鼎加入中國共產黨。
賽福鼎，時任新疆保衛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代主席。在阿哈買提江等五位同志乘坐飛機遇難之後，賽福鼎作為新疆三區的代表出席新政協籌備會議，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大典。他在留居北京期間，受到了黨中央毛澤東等領導同志的接見，親身感到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為此，他於十月十五日向中央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請求。毛澤東獲悉此事之後，決定利用設家宴的辦法，與賽福鼎邊談新疆的工作邊談入黨的問題。自然，每當說到新疆問題，毛澤東就會條件反射似的想到兩件事，一是慘死在新疆軍閥盛世才屠刀下的弟弟毛澤民以及陳潭秋等同志，一是乘坐飛機遇難的阿哈買提江等五位同志。如果他們還在，新疆成立黨的組織還能沒有黨的骨幹嗎？因此，他在等賽福鼎到來之前，提筆展紙為阿哈買提江等五位遇難的同志寫下了這幅碑文：
為民族解放及人民民主事業服務而犧牲的阿哈買提江·卡斯米同志、伊斯哈克伯·木奴諾夫同志、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同志、達力立汗·蘇古爾巴也夫同志、羅志同志的精神永垂不朽！
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當賽福鼎走進菊香書屋之後，毛澤東把親筆寫的這幅碑文交到賽福鼎的手裡，很是客氣地說道：“賽福鼎同志，你看看，我為阿哈買提江等五人不幸遇難寫的碑文行嗎？不行的話，我再重寫。”賽福鼎雙手接過這幅碑文，很快看完，操著不太熟練的漢語說道：“用我們維族的話說：亞克西！阿哈買提江等五位烈士能得到主席這樣高的讚譽，也可安息了。”
“他們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為新疆解放貢獻了自己的一切。遺憾的是，他們沒有看到新中國的誕生，也沒有看到新疆的新生。”
接著，賽福鼎向毛澤東介紹了有關新疆三區革命的歷史以及諸少數民族的風俗之後，鄭重地取出一頁文稿，雙手恭敬地捧到毛澤東的面前，說道：“主席，不久以前，我給中共中央寫了一份入黨申請書。今天，聽說主席請我來做客，我又重新抄寫了一遍，當面交給主席，看看我賽福鼎夠不夠做一個共產黨員。”
毛澤東雙手接過這份入黨申請書，很快審閱完畢。旋即又把這份入黨申請書放在桌上，說道：“賽福鼎同志，我歡迎你加入中國共產黨！”
“主席！”
“賽福鼎同志！”
毛澤東伸出雙手，用力地握住賽福鼎的雙手，許久許久沒有放開……毛澤東望著賽福鼎那激動的表情，滿意地點了點頭。接著，他又請賽福鼎落座，二人就新疆諸問題進行了深入的交談。突然，秘書走進屋來，把一沓檔案交給毛澤東。賽福鼎急忙站起身來，說道：“主席，您的工作太忙，我告辭了。”
“不！講好了的，吃完了飯再走。”
“不麻煩主席了，我是伊斯蘭教……”
“這我知道。一早，我就讓秘書去北京飯店，請了一位有名的回民廚師，由他選的上好的牛、羊肉，不吃豈不可惜了。”
“主席，我吃，我一定吃！”
毛澤東連吃飯這樣的事情都想得如此周到，實在是太出乎賽福鼎所料了！據賽福鼎回憶，他在主席家不僅吃了一頓可口的飯菜，而且還親耳聆聽了毛澤東講的很多深入淺出的革命道理，對他的一生起了很大的作用！
賽福鼎離去之前，毛澤東又在賽福鼎入黨申請書上作了如下批語，並交由賽福鼎代轉：
同意賽福鼎同志入黨。此信由賽本人帶交彭德懷同志即存彭處。待新疆分局成立後，由賽同志向分局履行填寫入黨手續。
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再次，毛澤東為了新疆工作開展順利，他又請來原國民黨主政西北的最高行政長官張治中，請張從旁助一臂之力。張治中聽後講：“主席太客氣了！半年前，我就對主席講過這樣的話：國民黨執政二十餘年，沒能遵循孫中山先生遺教進行建設，愧對國家人民。現在你們執政了，我願意從旁盡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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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再次說明：文白先生不能以旁觀者對待新中國，因為你為她的誕生出了力。”毛澤東很是真誠地說道。
“可是，我總覺得自己是屬於那個政權的。既然失敗了，我這個人也自應成為過去了。”
“不對，還記得吧，我曾對你說過這樣一句話：你的一紙宣告，就等於過了年三十，今後還應從大年初一開始。”
“主席，情感深處的事是講不清的啊！”
“這我當然能理解。一句話：你在歷史上是共產黨的朋友，是我毛澤東的朋友。國共和談之後，你又為新中國的成立，為促進新疆的和平解放立了功。”毛澤東看了看張治中微然搖首的表情，又以商量的口氣說道，“文白先生，我們再來一次國共合作吧？”
張治中聽後一怔，不知毛澤東說這句話的意思，就說道：“主席，現在是您的領導，談不上什麼國共合作。需要我做什麼，您吩咐就是了。”
“對朋友怎麼能吩咐呢？我希望文白先生去新疆一趟，幫助彭德懷同志做好那邊的工作。”
“說句老實話，我在西北工作有年，離開以後，常常想念那裡的人民，您認為我有去西北一趟的必要，我願意當彭老總的顧問。”
“不，不！”毛澤東連連擺手，“過去，你是西北最高行政長官，此行是請你做彭德懷的副手，真是委屈你了！”
“我願意接受，聽命令，聽吩咐。”
毛澤東在做了上述工作之後，又以中央的名義給彭德懷等同志下達了《關於新疆問題》的電報，對解決新疆問題作了明確的指示：
我們認為……維吾爾族人口三百餘萬，為新疆的主要民族，過去反動派壓迫新疆人民主要地就是壓迫維吾爾族。現在人民解放軍入疆，維吾爾族及各族人民表示熱烈歡迎。人民解放軍只有和維吾爾族（以及其他各族）建立兄弟般的關係，才有可能建設人民民主的新疆。因此，一萬四千人的民族軍，應使之和人民解放軍一道，分佈全疆各地，作為人民解放軍聯絡維吾爾族、吉爾吉斯族、蒙古族等民族的橋樑，進行民族工作，建立人民政權，建立地方武裝和建立黨的組織。此事如何具體進行，請與賽福鼎進行初步商談。爾後，由分局逐步解決。
毛澤東在解決了重建新疆的問題以後，上海的金融風暴已經越演越烈，大有動搖新中國的政權之勢。為此，他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果斷地研究解決上海的經濟問題……（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