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風雨飄零
溫首輔站的角度高，口才更是沒得說，隨著這個政壇老狐狸深入淺出的寥寥數語，崇禎皇帝對徽州鹽商了然於胸。
徽州鹽商主要是稱雄於兩淮，揚名大江南北。
在鹽業上，他們有著天然的地緣優勢。
徽州相距兩淮，雖有崇山之限，大江之隔，但相比與遠在西北的晉商，尚屬近鄰。
而且從徽州到兩淮鹽區的中心城市揚州，水陸可通，往來便捷，從水路啟程經寧國、蕪湖、南京也就直下揚州了。
而且，經商需要文化，自古皆然。
鹽業是一種特殊的商業，對鹽業的生產管理、運銷、課稅等等，大明都有完整的政策規定，非常詳細、具體。
因此，從事鹽業的經營，必須熟悉鹽法。
而徽商是一支以“儒賈”為特徵的商幫，他們雖是商人，卻基本上都屬於文人。
因此，對於鹽法的研究，他們比朝廷派去的鹽官都理解得更為透徹深入。
流氓不可怕，可怕的是流氓有文化。
大明行鹽之法主要是官督商辦，朝廷委派有較高文化水平的人擔任鹽官。
因為鹽務關係國計民生，非鴻儒碩學、幹練明敏者莫能擔此重任。
而鹽商尤其是總商要經常與鹽官打交道，他們必須有一定的文化知識，才與鹽官有共同語言、共同雅趣，甚至有可能成為與鹽官唱和往來的詩文之友。
於是，事情就悲催了。
官商勾結就成了必然。
商人給鹽政官員以優厚的生活供應，毫無疑問，鹽政官員自亦能給予商人格外關照。
尤其是徽商善於結交籠絡官員，那手段簡直牛逼到讓人無法拒絕，著名的揚州瘦馬就是他們想出來腐蝕朝廷官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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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聰明的徽商遠不止只有女色一種手段，他們的手段是多樣化的。
總之，一句話，很少有人能抵擋他們海陸空各種手段的轟炸。
如此一來，官商勾結的後果就是，原本屬於國家的收入沒有了，全部落入貪官和徽商鹽商的口袋裡。
“去年鹽稅的收入不足一百萬兩銀子。而在大明中期，鹽稅收入一般都超過二百多萬兩白銀，幾乎少了三分之二。”
說到最後，溫首輔語氣低沉，開始列出實際資料。
這些錢，流向哪裡，其實都是心知肚明的事情。
尤其是作為大明的首輔，更是不可能不知道。
可那又如何？
管得了嗎？
多少年過去了，不是依舊？
不過，近期皇上的手段，讓首輔大人感覺或許有辦法解決難題。
只是，這個坑有點大，不知皇上……
MMP，聽完溫奸相的話，崇禎皇帝覺得龍蛋隱隱作痛。
朕接手的這個爛攤子啊，其實徹底推翻掉，打爛了重建比較容易。
像這樣在原有體制上修修補補，打打殺殺真他娘的讓人憋屈。
只不過朕是皇帝，又不能造自己的反，只能忍著。
不過，忍一時越想越氣，退一步越想越虧。
那還是只能幹了！
“看來，又要殺了！”
崇禎皇帝搖搖龍首，嘴裡一裂，似無奈又似冷笑，對著滿懷希望的溫首輔說道。
溫奸相眉頭一皺，心了一沉，口裡發苦，雙手一攤，第一次反對崇禎皇帝道：“皇上，恐怕不妥啊！
鹽官貪腐自然有朝廷法度，這個可以殺。可徽商和晉商不同，他們沒有勾結外敵，沒有致死的罪名啊！
若皇上強行殺之，江南民心肯定盡失，一旦有別有用心之人挑撥，恐有**。
而且，朝廷有求於這些徽商。”
作為大明首輔，溫奸相自然把維穩擺在首位。
崇禎皇帝聽完，愣住了。
對哦，這些徽商沒有罪名啊！
他們是合法經營，勤勞致富。
畢竟，連稅都不要交了，自然沒有偷稅漏稅之說，大明更沒有行賄受賄罪同一體之說，如何定罪？
不定罪，如何剝奪人家的財產？
而且，他們不僅沒有罪，在江南百姓心中，他們還是活菩薩。
徽商是儒商，是讀書人出身，平日裡很講究，最在乎名聲。
說老實話，在太平年間，修橋補路的事情沒少幹。
在災年，開倉放糧賑災的事情也是常有的。
總之一句話，他們慈善幹得相當不錯。
並且，崇禎皇帝知道，他們還是復社的金主之一，那些平日裡得到贊助的復社士子，沒少為他們宣傳善行。
所以，他們在江南的名聲向來不錯。
還有，從另一方面講，他們也算愛國人士。
歷史上，大明涼涼之後，建奴大軍南下，南明朝廷開始抵抗。
這其中，醒悟過來的部分復社士子和大明官員，開始招兵買馬拉起隊伍和建奴開幹。
而這裡面的糧餉，就是這些江南鹽商或者海商贊助的。
這其中的做法，和民國時期的一些商人大地主捐助老蔣抵抗倭寇頗為類似。
世道顛倒了！
崇禎皇帝感到很無奈，終於體會到前幾任皇帝的心情。
一個士紳不納稅，就已經讓國家受不了？
可這還不算完，還有土地不納稅，經商不納稅，什麼都不納稅。
只有農業要納稅，只有地裡刨食的百姓要納稅。
其他的都是大爺！
歷史上，在位四十七年的萬曆皇帝也動不了這些，他把手伸到了礦山，可結果還是收不上來稅。
為了增加收入，派出了礦監收稅，結果呢？
礦監被打死了不少，礦稅也被迫廢除了。
佔著國家的礦開礦賺錢，不準國家收稅，還打死了收稅的太監，這種事情千百年來只有大明才有！
好吧，萬曆皇帝拿他們沒辦法，只能憋屈著。
問題是這些人很囂張，開始扣帽子，什麼太監橫徵暴斂，什麼太監弄得民不聊生，什麼皇帝與民爭利。
這是哪跟哪啊，簡直顛倒黑白。
大太監收錢，他們能看得上老百姓手裡面的錢？
榨乾了也沒有多少錢不是！
這就好像跑一百個地方，向一萬個家庭收費，也不如往馬爸爸公司一座，打點秋風來得多啊！
這個道理誰都懂。
所以，萬曆和太監收稅，弄得還是這些大戶。
問題是，大明的大戶是誰？
能得罪嗎？
於是，萬曆捱罵自然就不足為奇了。
想起這些，崇禎皇帝再也不能淡定，連坐都坐不下，負手起身踱著方步，腦海裡不停轉動著，怎麼辦？
“溫愛卿有何方法，趕緊說來？”
走動著，崇禎皇帝發現不對勁啊，溫奸相這老貨低著頭，緊縮雙眉，一副欲言又止難以抉擇的模樣，立馬開口說道。
“皇上，臣以為，或許需要進行鹽法改革，取消開中法，取締徽商手裡的根窩，才是長久之計。
可臣又擔心，不知時機是否合適？又有誰可以取代徽商手裡的雄厚資金？”
溫體仁依舊思索著，緩緩說出心中的憂慮。
說起來，大明的鹽法改革並非第一次，長久以後都在與時俱進。
明初，對百姓不錯的老朱為避免權勢仗勢獨佔鹽利，嚴禁食祿之家行商賣鹽。
洪武二十七年，老朱下令，禁止公候伯及文武四品以上官員的家人、奴僕行商中鹽，侵奪民利。
景泰五年，規定官員每人支給鹽三千餘斤，吏每人支鹽五百餘斤，以防官吏干預鹽政。
此法制定後，鹽務井然有序，國家獲利較大。
後來，隨著戰事的進行，推出開中法。
開中法是指開邊報中，即由官府公佈條例，召商輸糧食等物與邊境地區，以鹽作為報償。
實行開中法的目的，最初主要是為了增強邊境的軍事儲備，充實軍餉，之後擴充套件到為救濟水旱饑饉，囤積糧草。
每當邊境軍餉發生不足，或發生水旱災害時，由戶部出榜，召商輸納。
或令商運糧於指定地點，戶部編制勘合和底簿，一式二份，一份交給發糧機關，一份發給各轉運提舉司。
商人納糧後，由收糧機關將所納糧數及應支鹽數填給倉鈔，商人持此倉鈔赴各轉運提舉司。
轉運提舉司比對相符後，按商人所納糧數給引，派場支鹽。
商人得鹽後自行運售。
以糧食換鹽引，利用商人運糧奈米，充實邊儲，這就是大明代食鹽開中法的主要內容。
開中法實行後，國家節省了大量的轉運費，邊疆糧餉也得到了保障。
由於開中法效果顯著，不僅糧粟，凡屬國家急需物資，皆令商人輸納中鹽。
由此而衍生出許多新的制度，如納馬中鹽、納鈔中鹽、納鐵中鹽、納布中鹽等等。
總之國家需要什麼，就開中什麼，鹽隨時隨地成為國家與商人交易的媒介。
可自憲宗成化以後，吏治日益敗壞，鹽法亦日趨紊亂。
成化末年，權要門宦仗勢以廉價買進淮、浙鹽販賣，謀取大利，導致官鹽賣不出去。
弘治十五年，奸商透過外戚張鶴齡請求以長蘆舊引十七萬免追鹽課，每引納銀五分，另用價買各場餘鹽如其數，聽其販賣，竟得到了同意。
於是，大明中期鹽法敗壞，關鍵在弘治皇帝心太軟，偏寵權貴。
官宦借權力尋租，轉賣批條，坐收巨利，受苦的是老百姓。
萬曆後期，實行綱鹽法，即由萬曆前的民制，官收商運商銷的制度改為民制商收、商運、商銷。
綱鹽法是商人壟斷食鹽運銷的制度。
萬曆四十五年明神宗採用鹽法道袁世振建議，將各個商人所領鹽引分為十綱，編成綱冊，每年以一綱行積引，九綱行新引。
綱冊許各商永遠據為“窩本”，每年照冊上舊數派行新引，無名的不得加入。
從此官不收鹽，由商人和鹽戶直接交易，收買後運銷權都歸於商，並得世襲。
從此內地鹽商得到了解放，食鹽的運銷紅火起來。
綱鹽法在疏通積壓的鹽引方面的確發揮相當大的作用，這對於挽救鹽政的崩潰，多少起到一些支援作用。
但實行過程中，也產生了新的問題，即，權錢交易，有權的宦官也藉機勒索。
權貴壟斷鹽利，政府肆意搜刮，加派頻繁，使引價日增。
天啟元年，每引官鹽的價格是三兩八錢。私鹽每引價格最高不過五錢，即使加上賄賂上下官吏的支出，仍不及官鹽價格的一半。
商人紛紛販賣私鹽，再加上令鹽課改折，灶戶改納鹽為納銀，徵非所產，灶戶非私販而不能得銀，結果導致私鹽更為盛行。
到了崇禎年間，就更不用說了。
簡直敗壞到了極點了。
而這，也是溫首輔決定改革鹽法的初心。
當然，他是在這段時間看到崇禎皇帝的霹靂手段後，才動了心思的。
否則，他根本生不起這個念頭。
沒有一個強勢的皇帝支援，他一個首輔能幹什麼？
尤其是在朝廷搖搖欲墜的情況下。
“合適，有什麼不合適？只要能弄到銀子，怎麼搞都合適！”
溫奸相剛說完，崇禎皇帝眼前一亮，立馬開口說道。
不過，對於溫奸相的第二個問題，有誰可以取代徽商手裡的雄厚資金，崇禎皇帝並沒有什麼主意。
因為，這不是一般人可以幹的。
而且，這個資金，規模之大，令人咋舌。
時下大明，朝廷的鹽業生產已經達到相當規模，在全國擁有十一個大鹽田。
最大的一個，是位於揚州附近大運河與長江交匯處的兩淮鹽田，其次為天津長蘆鹽場。
兩淮鹽田包括大大小小三十個鹽廠，六十七萬多千名工人，產鹽量負責供應整個江南並且出口蒙古等地。
天啟年間，大明軍費因建奴入侵而大增時，朝廷曾試圖強迫商人提前購買未來二至三年的鹽引許可，來增加額外收入。
可江南鹽商透過拒絕購買這些預售的鹽引，來表達自己無聲的抗議。
除非鹽務官員答應擴大運輸額度，並讓他們以現有鹽引運輸，他們才會妥協。
其中，一些更具投機野心的鹽商，也就是徽商，甚至趁機買下同行的舊鹽引，以求增值獲利。
當然，鹽務官員可以裁定舊的鹽引許可無效，藉此打破鹽商的專賣局面。
然而，官員們發現，鹽業貿易過於龐大，只有眼前這些商人，才有足夠資本預購鹽引。
因此，在鹽務官員的請求下，朝廷於做出重大讓步。
任何購買新鹽引的人，都可以在不久的將來獲取永久性的運輸選擇權。
於是，朝廷的這次妥協，終於形成了壟斷，二十四家徽商壟斷了兩淮鹽場的銷售。
很快，他們便將這種選擇權轉換成家傳許可——“根窩”。
這項特權為他們的後代積聚起了鉅額財富。
鹽田裡商人的數量越來越少，他們的個人財富卻越來越多。
可這種集中的趨勢也得到了朝廷的認可：只有最富有的商人，才能承擔起囤鹽一年的資本風險。
因為，存鹽變質的可能性一直都存在。
所以，鹽務官員必須確定鹽商們有足夠現銀，可以挺過足以讓小商販傾家蕩產的倉儲損壞。
集中化的經濟趨勢，就勢必牽涉到經濟規模。
在規模如此巨大的貿易活動中，與大量從事地方市場交易的商人相比，的確只有少部分人具備經營全國性市場的能力。
說得好複雜的感覺，其實，這在崇禎皇帝心中，這分明就是後世的總代理制度。
這二十四個代理商，壟斷了兩淮鹽場，取得定價權，然後再找二級、三級分銷商，層層分包下去。
只不過，這些徽商實力確實他娘的雄厚，每年承包兩淮鹽場的資本高達八千萬兩白銀。
他們利潤有多少崇禎皇帝不知道，他只知道，肯定少不了。
因為他們還要四處打點各級官員。
總利潤中有一部分自動撥作饋贈、酬酢及賄賂歷任監督鹽場的官員之用。
為的，就是能繼續承包兩淮鹽場。
試問，投資如此之高，沒有高利潤誰願意幹？
這不是傻逼嗎？
而朝廷呢，這八千萬兩白銀，要供應兩淮鹽場六十七萬多千名工人工資，和處於揚州的鹽運司運轉外，一年上繳戶部得銀不足一百萬兩。
這他娘的是什麼比例？
完全是替人打工啊！
而且，還是替一些孫子打工，這怎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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