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安德魯對國民公會代表所宣稱的,頒佈這部《1795年宅地法》的目的,就是要2800萬法國民眾享受大革-命帶來的福利。

每個成年人只需與政-府簽下一份神聖的契約,都可以在聖路易斯安娜地區享受一片多達100公頃的土地。連續耕種或是居住五年,但實際只需3年左右,上述國有土地就將變成私人領地。

為此,救國委員會的職責中除軍事(陸海空軍)與外交兩項主要職權外,其管轄範圍又增加了一項海外殖民地。其後,在安德魯的主持下,救國委員會還將繼續增加權柄。

最初的時候,曾有不少議員擔心聖路易斯安娜的“土地大派送”,勢必會引發法國本土的移民浪潮,導致國內人口增長受到影響,但安德魯當即斷言,上述擔心純屬“杞人憂天”。

穿越者深知法國人對故土的眷戀,與東方華夏人頗為類似,尤其是那些因循守舊的農村天主教徒,習慣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輩子都沒走出過離家15千米的範圍。

儘管安德魯竭力鼓吹向“新世界移民”,但隨後的20年內,人口已超過4800萬的法國,僅有45萬民眾主動申請移民(而非被迫流放)到聖路易斯安娜,這其中的新教徒就佔據了一半的份額。

好在巴黎政-府在安德魯的積極倡議下,各級司法部門已習慣將國內的各種罪犯(含政治犯),流放到北美洲。

截止1815年為止,法屬殖民地接收了差不多20萬流放者及其家眷,而他們的大多數沒能返回法國,永遠留在這片“新世界”。

反倒是萊茵河對岸,來自神聖羅馬帝國境內的德意志各邦國的貧窮民眾,對於法屬新世界的那種只要宣誓成為法蘭西公民,就能免費獲得大量土地的做法,非常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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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於,從1795年到1815年的20年間,歐洲前往聖路易斯安娜的120萬移民中,那些站在紅白藍三色旗下,宣誓效忠的歸化德國人就佔了35萬之多。

其他的20萬歐洲各國移民,還包括有希臘人、瑞典人、西班牙人、愛爾蘭人、波蘭人、俄國人、意大利人、丹麥人與挪威人。

在是否引進黑人到殖民地的問題上,安德魯最初與其他救國委員會的同僚一樣,持反對意見。

只是考慮到野心勃勃的美國人對聖路易斯安娜的吞併之心,隨即接受了一名來自瓜德羅普殖民地代表的建議,補充了《1795年宅地法》部分條款,其中規定:

對於來自北美13州的逃亡黑人,在保證其人身自由的基礎上,將賦予一部分的公民權。必須等到黑人服完3年兵役,或是連續勞作5年時間,才擁有殖民地地區的完整公民權。

此外,那些透過不同途徑,在法國殖民地農莊“生活”的黑人奴隸,需要連續勞作5年後,才可以恢復自由之身,但無公民權。此後,上述黑人必須藉助服3年兵役,或許是繼續勞作5年,這些黑人才能獲得一片屬於自己的自由土地。

需要說明的,“所謂的不同途徑”,指的是藉助西班牙、德意志諸侯,或其他友好國家的商人,將部分黑奴引入北美殖民地莊園的做法。那是救國委員會與安德魯,一直認定法國商人直接參與黑奴貿易,屬於非法行為。

而所謂的“黑人的公民權”僅限於聖路易斯安娜、聖多明各、瓜德羅普、蓋亞那等法屬殖民地。但在法國本土,依然拒絕承認這種殖民地的公民權,各項權益都受到嚴格限制。

事實上,安德魯主導的巴黎政-府,自始至終都嚴格控制進入法國本土的黑人數量,每年的簽證都不準超過三百人,基本上屬於經商和求學,以及少量回巴黎述職的殖民地黑人官員。

黑人將軍仲馬曾對此表達過公開抗議,但前者話音剛落,就被執政官安德魯一腳踢到聖路易斯安娜,擔當蒙塞將軍的副手。毫無疑問,穿越者不希望在巴黎看到無法無天的“黑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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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巴黎政策忽然轉變的,源自聖多明各的黑人起義軍領袖,下令屠殺了一處定居點的三百名西班牙白人,包括不少的老弱婦孺。這一事件在有心人的鼓動與宣傳下,促使國民公會的風向也隨即發生了轉變。

這一期間,身為八位執政官之一安德魯,只是與其他同僚那般,站在一旁冷眼旁觀,拒絕加以干涉。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上述規定部分推翻了國民公會在共和二年的雨月16日,也就是1794年2月4日,所做出“廢除奴隸制”的一項法案,“屬於一種歷史性的倒退”。

儘管這份《共和三年雨月殖民地若干問題的補充法案》,遭遇到議會中的左派代表猛烈抨擊。然而在當晚的公開表決過程中,該法案得到了五百多名議會代表的舉手支援,從而直接獲得透過。

……

1795年1月中旬,當格拉古-巴貝夫和他的革-命夥伴正在馬拉區的一處公寓樓的隱蔽地下室裡,激烈討論報刊《人民的保民官》的章節內容時,一大群全副武裝的巴黎警察毫無徵兆的包圍了這裡。

由於此處為人口密集的居民點,加之巴貝夫與其戰友的眾多家眷也生活在這裡,為避免警察對無辜者的傷害,革-命者紛紛放棄了抵抗。隨後,這20多人都被押送到巴黎近郊的一處秘密監獄裡。

“算起來,這已經是我第五次進監獄了!”巴貝夫自我嘲諷道。

巴貝夫第一次被捕入獄的原因,是他成了抗拒繳納捐稅的非常熱烈的辯護人。其間,巴貝夫甚至在對佩朗和魯瓦地區的群眾宣傳中,說道:“必須停止繳納這些捐稅,而在非交不可的時候,就用暴力來反對那種試圖恢復捐稅的暴力……”

於是在1790年5月19日當天夜間,巴貝夫被捕。兩天之後的21日,他被投進巴黎裁判所附屬監獄(康斯列熱爾監獄)。這是巴貝夫人生中第一次入獄,屬於君主立憲派的當政時期。

好在馬拉等眾多革-命者的無私幫助下,巴貝夫在7月初得以無罪釋放。

第二次被捕時在1791年春,那是巴貝夫被選為他定居的聖·吉爾鎮的委員。由於巴貝夫和他的支持者們召集了市民大會,強迫支援吉倫特派的市長在某個意見書上簽名。於是乎,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將巴貝夫再度逮捕,這是巴貝夫的第二次被捕。

但在出庭受審的時候,證人們眾口一詞地為被告巴貝夫辯護,他們的辯詞對巴貝夫讚賞有至。到最後,法庭只得將巴貝夫無罪釋放。巴貝夫在證人的擁簇下如閃電般歸來,受到了人民的歡呼。

巴貝夫的第三次被捕,是在1793年11月,在巴黎糧食管理局擔當秘書的時候。

期間,因為過期的往事,代表巴黎糧食局的巴貝夫與索姆省政-府的工作往來中關係惡劣。不久,巴貝夫遭遇索姆省高等法院的缺席審判,被判處了二十年有期徒刑。此外,索姆高等法院還致函給治安委員會和巴黎警察局,要求立刻逮捕“罪犯巴貝夫”。

霧月24日,也就是11月14日,巴貝夫遭遇巴黎警察局的被捕。但隨後,有人向治安委員會的瓦迪埃委員進行了舉報,“宣稱巴貝爾公民是被索姆省官員陷害的,審判也是非法和無效的。”

不久,治安委員會便指派主管警察總局政治部的安德魯-弗蘭克上尉,全權負責調查此事。

一週之後,安德魯在寫給索姆省高等法院的書信中說:“據政治部調查所知,在派往巴黎糧食管理局以前和在巴黎任職期間,巴貝夫公民在公民責任感和廉潔方面無可爭議。據此,我們懷疑判刑二十年的理由是否充分,請派人來治安委員會接受聽證質詢。”

由於索姆省方面沒有在規定的時間裡,派專人來治安委員會接受質詢,因此在12月7日,巴貝夫被巴黎警察局釋放,理由是“不允許拿一個具有眾所周知的愛國主義的人的自由當兒戲”。

然而,索姆省政-府與刑事法庭依然透過某種政治交易,向巴黎治安委員會和司法部提出了請求判決應該執行,巴貝夫應該收到逮捕。於是巴貝夫於1794年1月1日,第四次遭遇被捕。

此刻,巴黎相當多的革-命黨人對巴貝夫深為同情,並且也嘗試幫助他,但進展緩慢。當巴貝夫的朋友再度向“正義的安德魯”尋求援助的時候,這位政治部長斷然拒絕了。那時還是小胳膊小腿的安德魯,沒有任何勇氣,去反抗來自治安委員會的任何一項決議。

但不久,安德魯還是承諾了兩件事:第一,將巴貝夫從環境惡劣的卡拜政治監獄,轉移到條件較好的卡姆監獄裡;第二,將巴貝夫的同事蒂博多帶到警察局的檔案室,允許他查閱有關巴貝夫的材料,彙集有利於巴貝夫的證明,準備材料,寫成長篇辯護書。

很快,巴貝夫的案件轉移到巴黎最高法院。牧月21日(6月9日)的庭審之後,該法院正式宣佈,對巴貝夫的判決以及一切預審均為無效,並將案件轉到埃納省法院,做異地審理。

獲月30日(1794年7月18日),代表埃納省法院的雅各賓派檢察官下令釋放了巴貝夫。於是巴貝夫又重新回到巴黎糧食管理局任職。此刻,距離熱月政變也只有九天時間了。

在熱月政變前後,巴貝夫支援以塔裡安、弗雷隆、安德魯等人為首的熱月黨人。因為他反對1793到1794年的“專-制”的革命政府與“恐怖制度”,對“恐怖的獨裁者”羅伯斯庇爾深惡痛絕。這一期間,巴貝夫在其報紙上發表了許多反羅伯斯庇爾的言論。

在熱月九日之後,巴黎公社和一些組織的倖免於難的活動家,殘餘的埃貝爾派和忿激派試圖聯合起來,在一座前主教宅邸恢復了所謂選舉俱樂部,宣揚與捍衛“1793年憲法精神”。經朋友介紹,巴貝夫也加入到了選舉俱樂部。

9月到10月間,巴貝夫和選舉俱樂部針對熱月黨人領導的國民公會,進行了大量的攻擊。很快,巴黎警察局長德馬雷下令查封了選舉俱樂部。10月中旬,俱樂部主任列格雷被捕,巴貝夫也被通緝。

其後,巴貝爾藉助某個朋友的關係,不請自來的前往波旁宮,成功見到了安德魯。於是在四天以後,巴黎警察局撤銷了對他的逮捕決定。然而,選舉俱樂部依然被取締,不得再度恢復。

當安德魯前往東比利牛斯軍團督戰時,巴貝爾拒絕了前者一同前往西班牙的邀請,繼續留在巴黎搞他的平等革-命。

而此時,《人民的保民官》的主要贊助人,居富瓦撤銷了對巴貝夫的贊助,並宣告今後和巴貝夫的報紙絕無聯絡。不過,巴貝夫很快找到了新的贊助人,那就是國民公會的代表,約瑟夫-富歇。

在停刊了兩個月之後,共和三年霜月28日(1794年12月18日),在富歇的幫助下,巴貝夫的《人民保民官》報重新復刊。

雪月4日(12月24日),國民公會再度廢除了最高限價。而隨著最高限價令的廢除,除了最基本的麵包和燃料之外,巴黎的其他商品價格開始一路飆升。

此刻,巴黎的肉價上漲300%,黃油價格上漲的幅度超過一倍。1795年1月,街頭出現凍死的饑民。另一些飢寒交迫之人選擇提前結束生命,巴黎和魯昂、勒阿弗爾等北方城市的自殺率顯著上升……此時指券的價值跌至票面值的10%,甚至更低。

巴貝夫在共和三年雪月19日(1月9日)的《人民保民官》報的報頭寫道:“非麵包的商品價格飛漲。很多工作不得不停頓。而每日超過限額的流民被禁止進入巴黎。武器和衣服生產的停止……由於取消最高限價而取得的令人厭惡的好處……給商人階級的貪得無厭的渴求所提供的極為有害的行動自由……”

而在這篇文章的結尾,巴貝夫公然宣稱:“毫無疑問,用不了太久,一場席捲巴黎的人民起義即將到來”。

很不巧的,安德魯在返回巴黎,途徑中央大區首府和盧瓦雷省省會奧爾良市的期間,意外看到有人在街頭宣讀《人民保民官》上刊登的這一篇反對國民公會,號召民眾起義的文章。

看完之後,安德魯顯得勃然大怒。那是巴貝夫顯然違背了他們之前達成的一份協議,那就是“不得在報刊雜誌與公眾場合鼓吹任何形式的暴力革-命”。

隨即,安德魯透過臂膀信號機給巴黎警察局發去電報,要求德馬雷局長親自帶隊,將巴貝爾及其一幹同黨逮捕歸案,關押到巴黎近郊的監獄或是某個廢棄的修道院。

至於上述這些人的密謀地址,安德魯讓德馬雷直接詢問約瑟夫-富歇。

於是在遭遇警察們的逮捕時,巴貝夫還異常樂觀的告訴同樣身處桎梏的革-命戰友們,說即將返回巴黎的安德魯-弗蘭克公民,一定會來解救大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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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安德魯在回到巴黎的第四天,站到了巴貝夫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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