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改造和教育“八哥們集團”，清查組總是給他們派很重的活，伐木、打井、蓋房、挑水，他們有的是力氣，幹得有滋有味，並沒有消沉。然而突如其來的政治運動，把他們逼上了絕路。當時地處邊境的黑河地區開始了以深挖“蘇修特務”為重點的清查運動。軍分區的一個領導在動員大會上說：“黑河地區可能有一個加強師的‘蘇修特務’！”於是開始了“挖地三尺”的運動。連我們這樣的知青農場也不能倖免。
剛剛從“文革”前線“解甲歸田”的紅衛兵又重新燃起鬥爭的激情，他們把“懷疑一切”的目光注視著僅有的幾個老職工和先他們而來的老知青。農場一個姓欒的“二毛子”老太太被懷疑為對岸派過來的情報員，而“八哥們”可能是她發展的小特務一因為他們喝酒時說過，“將來有錢了，到對岸看一看”。他們還經常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做著投修的夢想。這樣一來，老欒太太被抓了起來，“八哥們”也被隔離審查了。老欒太太挺刑不過，用罐頭碎片剖腹自殺了。這樣“八哥們”就成了重點，不分晝夜地提審，然後就是更重的勞動懲罰。然而他們怎麼也說不出來是怎樣當特務的。後來，老八挺不住，開始編故事了，把老欒太太如何組織他們為對岸提供“軍事情報”，說得神乎其神。而愛吹笛子的老二默默地忍受著，從來不亂說，但是作為重點人物的他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這時他盼著她能來看他，然而她沒有來。也許是不敢來，也許是人家不讓她來。
他終於盼來了她的一封信，一封長長的信。信的內容不得而知，也許是勸他認識錯誤，坦白交代；也許是宣佈他們愛情終結……也不知道這信是自願寫的，還是別人要求她寫的。
當時，我們報道組和清查組是鄰居，一棟板夾泥的房子，他們住那頭，我們住這頭。那邊的情況我們也知道，聽清查組的人說，那女的寫給老二的信特感人。誰看了都得掉淚。
遲景鐵沒有死，他像山上的樹一樣還站立在風雪中看完信之後，他默默地哭了一場。哭完之後，他拿出身上僅有的幾塊錢，讓看守他的小知青到小賣店買了幾瓶罐頭，有肉罐頭，也有水果罐頭。然後他請關在一起的小哥們吃了一頓飯。當時他沒吃多少，只是靜靜地望著大家。天黑之後，他整理了自己的東西，把能穿能用的都裝進了一個黃揹包，然後又換了一身乾淨的衣服，就躺在自己的鋪位上了。天亮之後，看守他的小青年發現他沒了，就大聲呼喊起來，我披著衣服就跑了出來，後來在那間新蓋的房框子裡找到了他。
在度過一個漫漫長夜之後，大約是在黎明時分，他離開了這個冰冷的世界。唯一維繫他希望的愛情線也斷了，他沉落了，如那片白樺林中輕輕飄落的一片葉子。
他的死使他的女朋友喪失了活下去的勇氣。以後她病退返城了，消逝在茫茫人海中，再也沒有了訊息。沒有人追查他的死因。後來黑河地區那場清查運動，以數百人的非正常死亡為代價，草草收場了。因為有城市“革命經驗”的知青的參加，黑河的清查運動更加慘烈，這是我們不能迴避的事實！清查組那幾位知青哥們看偵探小說太多了，他們在心裡編織了一個特務聯絡網，他們還讓我看他們繪製的一張圖，上面有附近林場和居民點的位置和每一個點的聯絡人。他們判斷，“八哥們”是透過“二毛子”老欒太太和對岸掛上鉤的，然後“八哥們”和附近各點的特務聯絡，目的是收集駐軍和建設兵團的兵力部署。他們很有信心，如果在最單純的“哈青農場”能突破這個特務網，整個黑河地區的特務就可以一網打盡了。我的戰友們按老八的交代，老二是核心人物，據說還有一部電臺！他們夢想突破哈青農場的特務網，然後立了大功，到北京受獎，最後調到邊防部隊，成為真正的軍人！他們的想象力和逼供信的能力毀了老二那個風華正茂的青年。
當然他們不是元兇，就像“文革”中許多紅衛兵逼死人命一樣。但我們是否應該反思？是否應該懺悔？在許多許多知青回憶文章中，我們都是受害者，沒有一個人說自己是害人者。作為當時這個事件的見證人，我沒有和他們一起幹傻事，不是我成熟，而是已經不被組織信任了。其實在清查的初期，在我還沒有被清理出清查組前，我是批鬥過農場的走資派的，性質和我的戰友批鬥“八哥們”是一樣的，只是沒逼死人命而已。這也是我永遠的悔。
兩年以後，我們所在的營因無地可開，全部撤走了。英雄金學和的墳被他所在連隊的知青遷走了。他的墳，沒有人遷，即使遷也找不到了，當時沒留下任何標記。草綠草黃，樹枯樹榮，歲月無情，淹沒了許多美好或痛苦的記憶。後來“八哥們”所在的連隊遷到了五大連農場0師5團〉，大家還幹著種地的活。那時清查運動已煙消雲散了，那位領導清查的大學畢業生也回到家鄉農技站工作了。有一年他出差到五大連池農場，住在招待所裡，半夜時分突然有一些蒙面人衝進他住的房間，把他一頓暴打。第二天清晨，傷痕累累的他悄然離去了。這是誰幹的？沒有報案，也沒人查案。有人分析，可能是因為“八哥們”的那個案子，他得罪了許多人。其實，他也是代人受過。
0多年過去了，我還記得他的名字，他叫遲景鐵，那個健美多才的哈爾濱知青。我也還依稀記得起他女朋友的樣子。不過我不想說了，怕引起他們親人的痛苦。
前些年我曾回“故鄉”看過，當年的營部現在是個村落了。村後的那片白樺林還在，樹高了，林密了，那草地上還星星點點地開著不知名的小花。我遠遠望去，彷彿聽到了他的笛聲，聽到了他和她的笑聲。
這篇文章在報上發表後，當年當過我們連連長的陳永祥給我打過電話。他1966年春天帶領著100多個哈爾濱青年在那片殘雪未消的山溝裡刀耕火種，挖井建房。他曾是遲景鐵的直接領導，返城後在哈爾濱的一個區的工商局工作。他說，哈青的老知青許多人看到了這篇文章，他們特別感謝我說出了歷史真相，給了遲景鐵和“八哥們”一個清白。他說，遲景鐵的女朋友也看到這篇文章，返城以後她隱名匿姓落戶在一個小縣城裡，她不想再見到當年的戰友。但這篇文章讓她再也不能平靜了。她回到哈爾濱找到了老陳，請他把她寫的關於哈青生活的書轉給我，也許想讓我知道更多的歷史真相，也許想讓我知道她和遲景鐵之死的關係。
那是用青春和眼淚寫就的文字，讓我感動讓我傷懷。她的文字確實不錯，但那是一部尷尬的作品。說是紀實，她沒有說出所有的真相，連人名都是虛構的；說是小說，又缺少文學架構和典型人物的塑造。我寫信對她說，是寫紀實，還是寫小說，你要有勇氣做出選擇。我又說，無論怎麼寫，你不是罪人，而是受害者。懺悔可以，但不必纏綿於痛苦的自責中，光明在前，應該為死去的人活好現在的每一天。
她沒有回信，也沒有再透過老陳和我聯絡。
6^遲到的懷念我們離開北大荒巳經40多年了，可是他永遠留在了那片黑土地裡。如今他的墳和碑也被山林和荒草深深地掩蓋了，留給我們的只有遲到的懷念。
我和他在一個地方下鄉，都是1966屆老高三的。他小學和中學是在上海讀的，高中畢業於哈爾濱9中。他比我們早兩年來到這大小興安嶺交界的密林深處，參加了建立這個哈爾濱青年農場的最艱苦的勞動。因為他是“開國元勳”，我們這些後來人對他都很尊重。他個子不高，胖乎乎的圓臉上掛著一副高度近視眼鏡。他言語不多，見人總是先笑，很儒雅的樣子。但眼神很憂鬱。他衣裳很破舊，上面總是沾滿泥土，顯得很勞碌。和他一起來的同學都說他很能幹，不怕吃苦。我和他不在一個連隊，只是擦肩而過的時候相視一笑而已，好像一句話也沒說過。
我和他最後一次見面是在1969年春天，那時珍寶島戰鬥已經打響，地處黑龍江邊的我們兵團連隊已進入緊張的戰備狀態。臨江的老百姓正在後撤，一列列的軍車正向邊境集結。我們這些帶著保衛邊疆的誓言而來的知青個個義憤填膺激情燃燒，已做好了為祖國獻身的準備。那時大家已沒有心思種地，就準備打仗了。這時上級來了命令，要把“8種人”撤到0裡外的後方，防止在未來的戰爭中這些人“反水”。何為“8種人”？就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叛徒、特務、走資派”，這些人在那個時候都被當成了小學生閆啟庸“敵人”。可我們這個清一色知青的部隊，哪有這些人？最後具有高度警惕性的領導，把這“8種人”家庭出身的知青，一律撤走了。
這對這些熱血青年無疑是個沉重的打擊！說實在的，這些青年，當年積極報名下鄉，就是要迴避城市裡的“文革”運動，擺脫家庭的影響。他們拼死拼活地勞動就是想爭取一個和其他青年一樣的政治前途。然而在他們要為祖國獻身的時候，他們被當成了失信的“另類”。他們的臉上好像被刻了字。他們的心在流血！我們也為之難過。當時，我很緊張，生怕被撤走，後來領導說，你父親是“犯走資派錯誤”的幹部，和“走資派”還有區別。真的很懸，我嚇出一身冷汗！
他也在被遣送的二十幾個人中，據說是因為他早已去世的父親是偽官吏，他的姐姐、姐夫是技術專家、“反動學術權威”，當時正在被審查。和他一樣命運的還有我的幾個同學，都是因為所謂的家庭“政治歷史問題”被撤走了，如省勞動局長的女兒、當省政協委員的資本家的兒子。我們是一起主動報名下鄉的，其實他們都是祖國最忠誠的兒女，我知道他們的血和我們一樣鮮紅！1969年的6月0日，那一天下著雨，煙雨蒼茫，大山也隱沒在霧靄中了。被遣送的知青在營部集合，他們揹著行李，提著臉盆，低著頭站在雨水中，淚水和雨水一起在他們臉上流淌。我們許多人都趕到營部為他們送行，大家像生離死別一樣痛哭不止。他沒有哭，夾著一個小行李捲上了汽車，臉色蒼白、雙目無神地注視著遠處黛色的山林。（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