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怎麼說，這4位戰友中的梁希清是為撈水桶而落水，而其他個人都是為救戰友而落水的。他們是為公而死，為別人而死的。他們都是捨己為人的。他們的死是光榮的，是應該受到尊重的。”孫德軍這樣對我說。
聽了老孫的話，我想到了犧牲的戰友，也想到了許多長眠在北大荒的知青及許多和知青一起奮鬥一起犧牲的轉業官兵和農場職工。他們死在那個倡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時代。為了保衛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每一個具有愛國主義情懷的青年，都會視死如歸，吃點兒苦更不在話下。但是許多死是因為缺少安全知識，缺少必要的勞動保護。不該發生的事故發生了，不該失去的生命失去了，這是最讓我們難過的。難道為了一個水桶值得這麼多人犧牲嗎？！一個年輕美麗的生命比什麼都寶貴。以人為本，珍愛生命，是我們付出多少生命的代價才換來的道理！但願這樣悲慘的故事不再發生。
死去的人靈魂升入天國，活著的人還要在人間過日子。那個悲劇發生後，孫德軍對關鍵時刻阻止他送死的張豔芬另眼相看了，一個月後在連隊宿舍前的草地上他對張豔芬說：“你身體這麼弱，總得有人管著你。”小張想了想說：“那你就管我吧！”第二天，他們分別給家裡寫了信，介紹對方，家長很快來信，贊成他們處朋友。以後，老孫經常到小賣店買好吃的送給小張，小張也常到宿舍給老孫洗衣服。修水利分給小張的那段土方，總是老孫來幹；秋收割地時，老孫總是先幹到地頭再來接小張。
1974年元旦，他們在連隊新蓋的磚房裡結婚，當年10月，他們的兒子在這間房子的土炕上出生。兩年後第二個兒子也出生了。他們準備在這埋葬著戰友的土地上世世代代生活下去了。但是，1979年他們又被大返城的潮流卷回了哈爾濱。他們都在工廠當工人，一家四口人住在郊區自己蓋的小房子裡。蓋房子的1000元欠款8年以後才還上。那日子要比北大荒艱難得多，好不容易包一次狡子，不夠兩個兒子吃的，每次老孫和媳婦都是喝餃子湯。1985年11月老孫考進了南崗區政府秘書科搞文秘，199年又經考試，才被錄用為幹部，後來當上了區政府“三產”辦公室主任、通達街道辦事處副主任。一晃年紀到限，前幾年退居二線為年輕人讓位了。
現在孫德軍的日子很悠閒，平日裡和張豔芬在上海照顧孫子孫女，天一熱就和夫人回哈爾濱避暑。他心裡最放不下的是死去的戰友，他曾和小張一起跑到吉林的梨樹縣去看劉忠久的兩個兒子，老大已結婚生子了，孫德軍還給這第一次見面的小孫子留下00元。他說，要是劉排長活著，他會多高興。說到這兒，他的眼裡流下了淚。
199年，孫德軍和戰友們又回到了4連，那座老井和他們的宿舍早已廢棄，那上面長著茂盛的莊稼。他們在地頭站了許久，心裡如潮水翻滾。他們修葺了青龍河畔殘破的墳塋，為犧牲的4個戰友立了碑。000年，老孫又和戰友們跑回去為小勾子他們掃墓。那些天，他夢裡總是和小勾子、小柱子，還有劉排長、方寶發相見。他們還是老樣子。
“明年是我們下鄉40年，我還會回去的。我的青春也埋在青龍河畔。”分手時，老孫對我這樣說。
40^割斷塵緣有知青朋友從外地來，總是要喝酒的。酒桌上說到了我正在寫的知青故事，都說“我們都老了，快把那些過去不能說、不敢說的故事講出來吧！”然後大家搶著為我講故事。農墾報的張總編說：我知道一個故事，當年一個男知青追求一個女知青，被拒絕了，他竟把自己的“命根”割下來了！很慘……
老胡馬上說，你說得不對，那個知青是我們連隊的，我倆還是好朋友！老胡當年在完達山下、蛤蟆通河畔的一個連隊當兵團戰士，後來到部隊當兵，轉業後，先當醫生，又搞裝修，再以後到日本搞設計，前幾年回國，辦設計公司、開西餐館。他為人熱情，這些年一直保持著和當年知青戰友的聯絡。
幾天後的下午，在他家那個門前爬滿青藤的“露西亞”餐館裡，伴著一杯濃濃的咖啡，老胡給我講了這個奇異的故事一他叫小凡，我們是一批的，1968年11月8日從哈爾濱到北大荒的，當時他只有15歲或16歲，是1968屆小初中生。他家境不好，在大學當老師的父親被打成“右派”，父母離了婚，父親去了大興安嶺改造，領走了弟弟。他和母親在一起，她在醫院當護士。
小凡一點也不傷感，每天嘻嘻哈哈的，人很聰明。聰明的人都幽默，經常給我們講笑話。下鄉時正是冬天，他穿了一件黑色的棉猴，腳上是一雙對縫兒的棉鞋，脖子上扎了一條顏色很鮮豔的圍巾，很講究，十分可愛的樣子。白天他在園藝排幹活，培育果樹。晚上和我學拉手風琴，後來請人把家裡的小提琴捎來了，又跟我學小提琴。他很勤快，一到吃飯時，他抱了好幾個飯盒，幫助我們打飯，然後一起邊吃邊白話，天南海北，無所不說。
我們是個大連隊，當時有00多個知青，北京的和哈爾濱的是先來的，大家在一起混得不錯。上海知青一來，我們就有點躁動了。他們都穿著黃軍裝，外面披了一件草綠色的大衣，很有風采。上海的小青年，無論男女都是白白淨淨的，比粗糙的北方人顯得滋潤多了；那些上海的小姑娘樣子嬌小，更是楚楚動人。特別是他們綿軟的滬語，聽著很有趣。小凡一有空就往上海知青堆裡混，他們也喜歡他，那些小姑娘，一聽他說話就笑，他也擅長在女？亥子面前表演。不幾天他就學會許多上海話。回到我們宿舍，小凡就教我們，連罵人話他都會，這小子真是個語言天才！
這麼多有血有肉的年輕人在一起，天長日久總要鬧出些浪漫的事兒，這也很自然。可是在那個年代，小青年不好好學領袖教導、不好好幹活，而去談情說愛是大逆不道的。其實，愛情和地裡的莊稼一樣，它也在生長，誰也擋不住。連隊對這方面管得很嚴，最盡職的是一個姓蘇的女副指導員，她的丈夫在外地當兵，她很熱衷於對男女知青的跟蹤和抓“對兒”。知青說她有點“變態”，也可能是誤解，她真怕知青鬧出什麼傷風敗俗的事，作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管領導，她是有責任的。
可還是出事兒了，那事兒還和我有關係！一個姓宋的哈爾濱小夥兒，爸爸是省裡很有名的教授，這小子看上了北京的姑娘小萍，要寫封信，表達自己的意思，他找到了我當“槍手”。小宋讀書時是數學課代表，腦袋很靈，說話也是文縐縐的，但寫情書就不在行了。那時我讀了不少法國和俄國的愛情小說，《紅與黑》《安娜丨卡列尼娜》我都很熟悉，寫情書對我來說，小菜一碟，不一會兒就寫好了。小宋一看很感動，連說好好好！他求我去送信，我說，情書必須自己送。那天也很巧，小萍正看小宋送來的信時，蘇副指導員來了：“你看什麼呢！”然後搶過來就看一小青年的一舉一動都在她的股掌之間。她越看越生氣，“沒想到我們連還有這麼下流無恥的小青年！”她氣洶洶地走了。
接著在全連的一次大會上，她宣讀了這封信，並進行了義正詞嚴的大批判。會後，小萍哭了，痛不欲生。小宋傻了，愣怔怔地坐著，不吃也不睡。幾天後，小宋的媽媽來了，把他接回哈爾濱，不久就送進了精神病院。我探家時，還到醫院去看過他。“米沙你來了！”小宋還認識我，米沙是我的小名，父親在東歐留過學，孩子也起了個洋名。我送給他一條“握手牌”香菸，他竟不知道怎麼把煙開啟，我難過得流下了眼淚……
說到這兒，老胡真找了一支煙抽起來，好半天，心緒才平靜下來。我又要了一杯咖啡，接著聽他說一無端的批評，讓女知青無臉見人小宋瘋了這件事對連裡的知青刺激很大，大家誰也不敢輕舉妄動了，男女青年連話都不敢說了，更不敢來往了。只有一個人還是傻乎乎的，那就是小凡。他還往上海知青堆裡鑽，特別和一個上海姑娘過從甚密，那個女孩兒比他大，他倆經常互相借書看，她還幫他洗過衣服。小凡對她很依賴，有事兒沒事兒，都願意和她在一起，其實當時他對她並沒有產生愛情，也不是現在很時髦的“姐弟戀”。按著弗洛伊德的理論，這可能是種“戀母情結”吧！這事兒還是沒有逃過蘇副指導員警惕的目光。這回她吸取了小宋事件的教訓，沒有聲張，只是找了那個上海女知青談話，好言相勸，不要和小凡來往！否則，X#你影響很壞！那個女知青馬上找小凡談話，她哭著說：“你以後別來找我了，人家都說咱倆搞對象，這樣影響不好！”好像一盆冷水潑在小凡頭上，他很難過，也很委屈，自言自語：“我也沒和她搞對象呀！”
“誰也沒想到，後來又發生了那樣悲慘的事件！”老胡說，當時我已離開連隊去當兵了，有人給我寫信說：小凡把自己的**割下來了！轉業後，我多次見到小凡和他的母親，又詢問了連隊的許多人，他們回憶，這件事的過程是這樣的一那一年，197年夏鋤的季節，大家正在鏟地，小凡後趕來的。不一會兒有人喊：“出血了！出血了！”那人看到鮮血順著小凡的褲腿往下淌。大家一喊，他自己彎下腰，想扎住褲角，不讓人看到，那時他臉色煞白，用手撐著地，已經站不起來了！大家七手八腳地把已經昏迷的他背回連隊衛生所，丁大夫把他的褲子退下來一看，腿根兒處一片血肉模糊，**被割去三分之二，貼根處還系了一根麻繩兒。（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