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想家、想愛人和孩子的時候，孟凡總是哼唱那首歌：“親愛的小鴿子啊，請你來到我的身旁，飛過海洋，飛向遙遠的地方。”愛人和孩子是不可能飛到他的身旁的，南疆正進行自衛反擊作戰，北疆戰備緊張，引龍河農場正有坦克在集結，農場的醫院都駐上了部隊，他們已做好上前線搶救傷員的準備。好不容易盼到了假期，孟凡急忙跑回農場把老婆孩子都轉移到了大後方上海。回到佳木斯，他和同學們也做好了上前線的準備。還好，那場大仗沒有打起來。如果真打起來，也會有妻子送郎上戰場那一幕。
畢業後，孟凡被分配到了哈爾濱第五醫院當醫生，他的承諾實現了，愛人和兒子女兒都跟著他回到了哈爾濱。但孟凡的心裡還是有很大的愧疚，愛人先到省防疫站的大集體企業工作，後來又調轉到省祖國醫藥研究所的門診部，還是大集體單位。現在她已經退休了，每月也只有1000多元的勞保工資。令人欣慰的是，她的兒女圓了她的大學夢，兒子從上海財大畢業後，到浦東機場計劃經營部當財務助理；女兒從哈醫大畢業後，在哈爾濱紅十字醫院當婦產科醫生。
進了城的日子，很幸福，也很平淡，他們過得很有滋味。作為外科醫生，孟凡很忙，也很累。一有空，他總是和愛人泡在一起。有時他和她開玩笑：“我的第一個承諾還有效，你隨時可以提出和我離婚。”
她說：“你想得美吧，想甩掉我呀，不可能！”然後全家都笑了起來。這時，孟凡再唱起“親愛的小鴿子啊”，就沒有悲傷的情感了。
老孟對我說，親愛的小鴿子，那曾是我們心中的精靈和美麗，當我們像鷹一樣飛翔時，卻有一顆鴿子一樣的心。人已老，心還在。願老天保佑歷經磨難的知青和他們可愛的孩子吧！
1長相憶在哈爾濱花園街那座森嚴的大院裡上班的津茹主任，每天操心的事兒很多，可是年輕時候在北大荒8年多的經歷會經常出現在她的夢境中，那是她人生中的花樣年華……那藍藍的天空，皎潔的雲朵，灼眼的太陽；那瞬時的驟雨，震耳的雷聲，蕭瑟的秋風；那凜冽的寒流，漫天的飛雪，嗆人的“大煙兒炮”；那綠綠的麥苗，微微地晃動，拔節的聲響……
她想念黑土地上那片純淨的天空，更想念曾經生死與共的戰友和給她無限溫暖的父老鄉親。她深深地懷念那份深藏在心底的情與愛，那情是那麼真，那愛是那麼純，追憶往昔，帶給她的是一些美好和感動。
那是在1968年10月，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火車開到了鐵路的盡頭。津茹擠在一輛大卡車上，挺進風雪呼號的邊境。傍晚時分，車停在一個幾乎被厚雪覆蓋了的村落裡（兵團二師11團5連一群操著山東口音的小孩兒擁了上來：“青年來了！青年來了！”昏暗的燈光下，津茹看清了一個個蝴蝶花似的小臉，衣衫不整，髒兮兮的。就在從卡車上往下卸行李的時候，一種涼涼的悲哀向她的心頭襲來：“在這裡我們要待多久？如果真的在這裡待上一輩子的話，那麼我們的後代也將像他們一樣！”她心裡不由得抽搐了一下，額頭上滲出了冷汗……
當時她身體很孱弱，到連隊第二天就發高燒，住進了醫院，後來她就被送回了哈爾濱。可是一個月後元旦的前夕，她又回到了連隊。在後來的8年中，她都是在北大荒過的新年和春節。她自己也說不清楚，她的命運為什麼和這塊黑土地貼得這麼緊。
津茹是從當小農工開始她的知青生活的。春夏秋冬，什麼農活都幹過，她還掏過糞、喂過馬、挖過草炭、修過水利……從來就沒有想過什麼是髒、什麼是苦。這個能寫會畫的哈爾濱女一中的小才女，很快發揮了作用，辦板報，寫大標語，畫毛主席像，她都幹得有模有樣。連隊大食堂牆上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那些紅油漆大字都是她寫的。兵團二師在他們連裡辦的“機械舊物利用展覽”，她和一個四川大學的畢業生完成了這項任務，各團的機械隊都來參觀，還受到師首長的表揚。後來她被調到團電影隊當放映員。
當放映員可不是什麼輕鬆活兒，一堆很重的裝置要搬到車上，5毫米提包機要舉到1米高的三腳架上固定……放映前要打畫好的幻燈片，念解說詞。她下連隊放映都是在晚上，深夜才回團部，她坐在膠輪拖拉機拉著的拖斗裡，搖搖晃晃地顛簸在路上，頭撞在車廂的角鐵上，眉毛處碰破流出了血，她還在昏睡。那時住在廣播站，早上很早就開始廣播，她還沒睡醒，又得起床，接著就是準備下連放映的事情。
這樣的日子對一個18歲的女孩子來說，簡直就是一種煎熬，她卻把這當成是歷練。津茹盡最大的努力去適應，可還被領導認為是缺少艱苦磨煉。她又被下放到果樹隊去幹更重的活，她和一個姓閻的本地女青年，每天要脫1500塊磚坯。她們要備好土，站在泥水中用腳和泥，然後把和好的泥摔進坯模子裡，再把脫模的磚坯晾乾、上架。一段時間裡，兩隻手的側面生出厚厚的老繭，這是農村最累的活計，真讓一個城市的小姑娘脫胎換骨了。
津茹又被調回了電影隊，那時他們很忙。看電影是北大荒最重要的文化生活，為看上一場朝鮮彩色寬銀幕電影《賣花姑娘》，有的知青要冒著大雨大雪走上幾十裡路，甚至站在風雪中把電影看完。那是個文化蕭條的時代，當時有幾句順口溜：“中國電影新聞簡報，越南電影真槍真炮，朝鮮電影又哭又笑，阿爾巴尼亞電影摟摟抱抱。”雖說兵團是部隊直接供片，可電影還是供不應求。
津茹記得這樣一件事：那是1970年，師裡來了一部新複製，16毫米黑白影片《英雄兒女》，這是當時被解放的第一部國產故事片。師裡只給我們團4天時間，全團個單位都想看到。沒有辦法，電影隊只能不睡覺，連軸轉。隊長老閆領著我們設計了最快捷的路線，就用這4天，真的放映了場。當然有的連隊是半夜出號看電影的。最後一場是在最遠的8連，電影放映完了，才發現外面大雨傾盆。我在屋裡收拾完機器，發現發電機還沒有關閉，跑到外面跳到車上一看，閆隊長，這位當年旅大警備區的老放映員，頭搭在車廂板上，滿頭滿臉的雨水往下淌，衣服溼透了，他竟還睡著呢！那場電影是怎麼放映完的，現在也說不清，只記得頭髮木，飯一點也吃不下，掛上
一本片子後，也能睡上一小覺。當時有一種靈感，每次打盹都沒有超過換片的時間，否則觀眾的手電筒就會打到我的臉上。那時，我們突擊放映的電影還有樣板戲，因為放映的場次太多了，現在我還能把《紅燈記》《杜鵑山》《龍江頌》《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一些樣板戲的唱段唱下來。
津茹說，最高興的是回老連隊放電影。那些來自山東梁山的孩子，一看到電影車來了，也不知道從哪兒跑出來，用那山東味的口音一個勁地喊：“津茹姐姐來了，津茹姐姐來了！”還是那蝴蝶花一樣髒兮兮的小臉，她已經喜歡他們了。他們中哪個孩子是誰家的，她都清楚。跟她近一些的鄉親，總會回家為她煮雞蛋、鴨蛋，非讓她帶上。
放電影是技術性很強的工作，要想當個好放映員必須掌握聲學、光學、電學、機械學等方面的知識，為此她平時讀了部隊裡的一些專業書籍。在參加師裡放映員培訓班時，她的成績很突出。結業考試中“電子管、半導體擴音機原理”、“發電機”和“放映機”等幾門功課，都得了滿分。記得最後考的是“影片”，其中有個問題是“影片藥膜面劃傷的原因是什麼？”，正確答案是4種，她只答上了種，被扣掉6分，漏答的那種原因，她至今還記得：“壓片瓦螺絲鬆動”。她的平均成績是全師的第一名。因為出色的業務能力，在當團放映員年後，她又被調到師部電影發行站。平日裡，她除了完成自己份內的工作外，還經常為師裡的會議寫會標。當年師部樓前兩邊的紅底白漆大字：“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的標語就是她和著名版畫家、北京知青趙小沫一起寫的。
0多年過去了，有些往事還歷歷在目。那年冬天，師部召開農業學大寨經驗交流會，讓津茹到依蘭去取新片，依蘭離師部有400多公裡，只有一個司機陪她去。他是個本地青年，姓崔，比津茹大幾歲。那時，天寒地凍，即使他們穿著皮襖、大頭鞋，也沒有一點暖和的感覺。去的時候還好些，因為是白天，他們互相說說話，感覺時間過得還挺快，到達依蘭時，已經是深夜了。那個小倶樂部離江邊很近，他們到的時候，電影還沒放完，又等了一會兒，片子才撤下來，拿到片子，他們就往回趕。開車的小崔堅持要沿江走近路，他說有些困了，要求津茹不停地跟他說話、講故事。她把多年積攢的故事一一地道給他聽，有“紅桃尖”、“木乃伊在行走”、“第二次握手”等等。當時，真是話說盡了，口也幹了，詞也窮了，人也餓壞了，睏倦了。他們倆昏昏沉沉地睡著了……
津茹參加放映員學習班不覺中，突然車體一震，他們都驚醒了，睜大了眼睛，好險哪！只差一點，連車帶人就掉下了冰崖。因為他們反應得及時，避免了一場車毀人亡的事故。他們被嚇出了一身冷汗，再也沒有睏意了，肚子也不覺得餓了。他們又開始聊天，津茹問小崔將來想找一個什麼樣的人為妻。那小夥兒爽快地說要找個“三心牌”的^“自己看著舒心，別人看著噁心，待在家裡放心”。她笑了笑，知道這是小崔胡亂編造的，聽後似乎不困不餓了。現在她還能想起那部新片是羅馬尼亞的《多瑙河三角洲警報》，為了這部早被人們忘記的老電影差點搭上兩條人命，現在想起都很可笑。但那次風雪夜行記，卻是她記憶中難忘的故事。（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