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4月，俞宏茹去北京看望在那裡打工的女兒，可能她太興奮了，突發心肌梗塞，被送到同仁醫院搶救，在生命垂危的時候，知青博物館的同志在自己的網站釋出了她的病情，眾多老知青捐款為她成功地做了手術。7月，俞宏茹在網上發出了自己的感謝信，感謝幾十個給她捐款的老知青，感謝他們又一次給她生命。她感謝的名單上第一個就是她的老戰友：楊大豐！
在寫這篇稿子時，我又開啟了黑河的知青博物館的網站，又看到了俞宏茹的訊息：今年〔01年）的1月19日（臘月二十六〉，知青博物館的同志們到黑龍江畔她的家中慰問她，給她和老宋送去了1000元。
我看到了俞宏茹的笑臉，她竟比十多年前更年輕了！
我不想告訴你她的名字我不想告訴你她的名字，但我要告訴你她的故事。不想告訴你她的名字，是因為某種承諾，但是故事肯定是真實的。為了敘述的方便，我們暫時稱她為小榮吧。
十幾年前，我曾去北大荒採訪，尋訪那些被遺忘在荒原裡的老知青。舉世矚目的中國知青運動，0世紀70年代開始進入尾聲。戰鬥在北大荒（黑龍江建設兵團）的50萬知青陸續回到自己曾走出的城市。大概只有百分之一二的知青留在了北大荒。當返城的知青因北大荒的經歷受到人們敬重的時候，留在北大荒的知青還在默默地過著艱辛的日子。當“知青飯店”、“北大荒餐館”成為城裡人最時髦的去處時，留在北大荒的老知青坐在自家的土炕上喝著自己釀造的苦酒。他們漸漸被人們遺忘了，甚至也被自己遺忘了。有時回訪的老知青像衣錦還鄉的狀元一樣受到農場職工前呼後擁的歡迎，他們卻躲得遠遠的，不想和老戰友見面，好像自己做錯了什麼事一樣無顏見江東父老。其實他們的心裡真的很苦。
不知為什麼，每次參加城裡知青的集會，我總會想起他們。作為一個曾信誓旦旦“紮根邊疆”並傾力鼓吹（當時我在黑龍江建設兵團報社當記者）如今卻在城裡幸福生活的老知青，我覺得欠他們一份情，欠他們一份債。後來的許多事實證明，越是激情滿懷、豪情萬丈的人激情冷卻得越快，最早離開北大荒的，往往是那些誓言最響的“紮根派”。在離開北大荒10多年後，我悄悄地離開喧囂的城市，又走進這片曾灑下我青春汗水和淚水的土地。也許我只有為留在這裡的戰友寫點什麼，我的靈魂才能安寧。
這是一次艱難的採訪。0多年前，北大荒的知青就像開遍原野的山花，隨處可見，到處可採。可是現在尋找一個老知青，就像採一棵人參一樣艱難。我到了黑龍江農墾總局，也到了10多個農場，誰也說不清楚，現在還有多少知青留在了北大荒。有的名在人不在，他們辦了退休手續回老家了，但還是農場的人；有的名和人還都在農場，卻不想接受我的採訪。往事不堪回首，他們寧肯被人們徹底忘記。小榮就屬於後者。
那一天，我風塵僕僕地來到三江平原腹地的一個農場，這是1958年王震將軍帶領10萬轉業官兵最早建立的大型國營農場之一。這一帶兵團時期叫“建設兵團師”，現在為紅興隆農場分局。從196年開始就有知識青年來這個農場屯墾戍邊，到70年代初，這裡的知青達萬多人。農場宣傳部張部長說，現在還有知青大概不到百人了。他說，我認識一位女知青，是你們哈爾濱老鄉，經歷坎坷，在生產隊當老師。明天我領你去採訪。我說，最好先打個電話，否則到時找不著她。張部長說，沒問題。
第二天，場裡派了一臺吉普車送我們去小榮所在的生產隊。北大荒無垠的原野讓人心醉，我們的吉普車像快艇一樣在綠海里航行。景色依舊，然而農場的境況已今非昔比了。農場已劃分為若干個家庭農場，顯示出新的活力，但由於糧食價格不合理等問題，農場的經濟還面臨許多困難。半軍事化的烏托邦式的田園詩已成為遙遠的回憶，在新的生產關系組合中並不是每一家都成為富足的小農場。一個小時後，我們趕到了小榮所在的分場，領導說，已給生產隊打過電話，小榮在隊裡等你們。10分鐘後我們趕到生產隊，曾是小榮學生的隊長說，我已通知她了，讓她在家等著。可是家裡外頭都找不到小榮。
張部長突然想起，剛才我們來的路上好像有兩個女的正往分場走，其中有一個可能是小榮。說著他領著司機開車回頭去追。不一會兒，張部長把小榮“抓”了回來。原來小榮有意迴避我們，她聽說我們要到隊裡來就往分場跑，走到路上發現後面有車來了，馬上鑽到路旁深溝的蒿草裡。張部長把車停在路旁，大聲地喊：“出來吧，我都看見你了！”張部長在分場當過副書記，管過教育，和她很熟。小榮從草叢裡出來說：“我哪還像個知青，沒臉去見作家！”張部長說：“作家也是老知青，大老遠來看你，怎麼能不見呢！”就這樣，張部長用車把她拉了回來。一路上小榮還是叨叨咕咕的，滿心的不情願。
在小榮和我握手的時刻，她淚眼迷濛，我也不禁一陣心酸。歲月給她留下了太多的痕跡，她的穿著和形象與村婦無異，臉色黑黑的，皺紋深深的，頭髮像荒草一樣凌亂，對她來說，“知青”只是一個歷史概念而已。
“你原來是哪個學校的？”
小榮和她的孩子“你是哪年下鄉的？”
“下鄉在哪個團？”
和所有的老知青一樣，只要嘮起這幾個話題，馬上成了無所不談的老朋友。就像全世界的無產者，只要唱起《國際歌》，就成了一家人。在掛滿灰塵的生產隊辦公室，一問這幾個問題，小榮的話匣子就開啟了，和我談起她從不願意對別人說起的故事：
“我是1966屆初中畢業生，1968年11月下鄉的。當時也是豪情滿懷的，是一路上唱著歌來的，和電影《軍墾戰歌》的情景一樣。‘迎著晨風迎著陽光，爬山過水到邊疆。’可是一到農場就傻眼了，什麼兵團？和農村也沒啥兩樣，都是一片大雪覆蓋的土房，然後就是一望無邊的雪野，一點生氣都沒有。來到連隊第二天就下地幹活，是在雪裡扒苞米，又冷又累，幹了一天還看不到地頭，我坐在地裡就哭，鼻涕一把淚一把的，都凍在了臉上。
“後來我就當炊事員，天不亮就起來做飯，大冬天到井沿挑水，一氣要挑十幾擔，開始一步三晃，肩膀都壓腫了，後來挑水也不覺累了。以後我又到豬號當飼養員，這也是個又髒又累的活，又是挑豬食，又是起圈，一天也是緊忙活。到了豬下崽時整夜守著，有時把小豬摟在自己懷裡。我養的豬又白又胖，可好玩了。”
說著她笑了起來，我依稀還看得出一個活潑天真的女知青的樣子。她笑的時候，滿臉的皺紋都化成了花紋，讓人高興。
“反正連隊什麼苦活累活髒活我都幹過，一直幹到1976年月，我被調到連隊學校當老師，小學、初中，我都教過。我本來只有初中文化，為了教好孩子們，我真是下了不少功夫，曾多次被評為優秀教師。因為連裡教師少，我放棄了許多出去進修的機會，結果連個大專文憑都沒有，職稱也沒評上。沒有職稱，就不算幹部，待遇和其他職工一樣。最寶貴的機會讓我失掉了，但並不後悔。
“隨著年齡的增長，婚姻問題也提出來了。當時追求我的男知青也有，我卻愛上了我們連的副連長老陳。這也許是命運的安排吧！其實老陳也不老，只比我大6歲。他哥哥是1958年轉業的軍官，他初中畢業從廣西來到農場當工人，也算個知青吧！他剛剛離了婚，那女人不願意和他在北大荒受苦，扔下兩個孩子走了。那兩個孩子，大的是男孩，才10歲，小的是女孩，只有7歲。老陳工作很累身體又不好，拉扯兩個孩子很不容易，看著讓人心疼。當時，我對老陳說，我年輕身體好，什麼活都能幹，我幫你把兩個孩子撫養成人吧！老陳說，那怎麼行！你這麼年輕，我不能拖累你一輩子。你趕快返城吧，回到哈爾濱什麼物件找不著！老陳說得特別誠懇，他越這麼說，我越心疼他，越離不開他了。那時像我這樣心眼實的女知青很多。
“當時是1977年，大批知青返城了，我爸也給我辦好了回城接班的手續。可是我堅持沒走，和老陳結了婚，成了兩個孩子的媽媽。結婚很簡單，沒有操辦，因為老陳沒有那個實力。我一進家門就成了兩個孩子的媽！連裡誰都知道，我待他們特別好。他們也把我當成他們的親媽媽。
“沒想到結婚才幾個月，老陳就得了病，到城裡一檢查是肝癌。我是淚水往肚子裡咽，只能半夜裡偷著哭。我領著老陳到處看病，花沒了我們的所有積蓄，還欠了不少的債。當時我正懷孕，什麼也捨不得吃。我生下兒子還沒滿月，老陳就去世了。他臨死前說：‘我真對不起你！我們結婚才一年多，給你扔下個孩子，太難為你了……’我說：‘你放心吧，這個孩子我一定給你撫養成人！’
“老陳死的時候都沒閉上眼，兩個大一點的孩子抱著我哭成一團，我對他們說：‘你爸死了，還有媽媽，我已對你們的爸爸作了保證，一定把你們養大成人！’
說到這兒，小榮已是滿臉淚水了。我強忍著淚水，可心裡如刀割一樣難受。
“那以後的日子你們娘幾個是怎麼過來的？”我難以想象，他們的日子會是什麼樣子。她用手抹去臉上的淚水，淡淡地笑了笑。
“我也說不清那些日子是怎麼熬過來的。當時我每月只有7元的工資，要還老陳生病欠下來的債，還要撫養個孩子，真是難得沒法說，可是我們總算過來了。在最困難的時候，1985年我又和隊裡開康拜因的老王結婚了。我們倆是苦命相連，他原來的愛人是個知青，因車禍死了，扔下一男一女兩個孩子。別人撮合說，你也太苦了！老王人好，幫你一把，日子也會好過一些。這回我成了5個孩子的母親，有老王和我共同支撐，我們的日子雖然很苦很累，但總算像個家的樣子。現在這5個孩子都長大了，老陳的大兒子，我一直供他讀到中專畢業，現在我們附近的六隊當副隊長，是個很有能力的小夥子。老陳的大女兒長大後，讓她生母接走了。老王的大女兒按政策回城工作了，常回來看我們。我的小兒子和老王的小女兒都在場部讀高中，他倆正好在一個班，像親兄妹一樣互相幫助。”（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