麼多人，有些不知所措，她可經過打掃的家裡還很簡陋，沒有像樣的傢俱和電器，牆上的幾張照片顯示著主人和大城市還有些許的聯絡。樂蘭英身材不高，很痩弱，她的丈夫老王頭髮都白了，背也駝了，顯得很蒼老。
樂蘭英看著一下子來了這能怕我們懷疑她知青的身份，馬上拿出幾份已經發黃的紙片給我看，一張是當年她來黑龍江插隊的乘車證，上面印著：
1970年月17日，6次火車，車廂，75座。
還有一張是上海革委會給知青的“慰問信”，開頭的話是：“革命小將們：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
看了這幾張紙，大家都笑了，我說：“樂蘭英，II打射你了！你有功了，為博物館收藏了幾件文物！”她也跟著我們笑起來，看得出，她很久沒這麼開心了！
按著採訪知青的慣例，我又從頭問了一遍，她如實說來：
我是上海黃浦區15中初三的學生，我和低我兩屆的妹妹紅英一起，於1970年春天下鄉到林甸縣東風公社戰鬥大隊的，我們家裡的弟弟妹妹很多，我和妹妹走了，他們就可以不下鄉了。貧困的戰鬥大隊為我們一起來的0個知青蓋了房子，我們能參加的“戰鬥”就是種地鋤地收割打糧，還要種菜養豬。
儘管紡織工人家庭出身的我們姐倆從小吃過苦，但勞動的艱辛，還是讓我們難以忍受。特別是我在地裡幹活，太陽一曬就頭疼，有時痛不欲生。當時躲避農業勞動的唯一辦法就是嫁人，回到家裡養兒育女伺候公婆。經村裡好心人的介紹，我下鄉一年後就嫁給了村裡特別能幹的木匠王志遠。他手藝不錯，隊裡修理農具離不開他，一年能掙500個到4000個工分，他不讓我再下地了，當時我也很安然，“嫁漢嫁漢，穿衣吃飯”嘛！我和妹妹紅英一起搬出了青年點住進了老王家，兩年後妹妹也嫁給了村裡老實巴交的農民趙景平。
當時我們姐倆與普通農民結合的行動受到高度贊揚，然而我們個人的人生悲劇也從此釀成。197年，我和王木匠的第一個女兒降生了，可能是南北雜交的優勢，那孩子特別漂亮，我和老王給她起名王花。隔了一年多，我們的第二個孩子又降生了，還是個漂亮女兒，叫王芳。公婆不太滿意，他們更希望兒媳生個孫子。當地農村重男輕女很普遍。遺憾的是我沒能很好地掌握自己的命運，又生下了老三王紅，還是個女兒；又生下了老四王傑，也是個女兒！雖然是一水水的漂亮姑娘，可老人還是不答應。我們迫於家庭壓力，又生了老五，終於是個男孩子，起名王軍！公婆高興了，總算有了接老王家戶口簿的。可是，我的身體垮了，因為超生，我們家多次被罰款，家裡一貧真的很不幸，蘭英作為一個大城市的知識青年沒能走出落後農村的怪圈，她給自己造成的苦難，也會貽害給自己的孩子！還好，紅英只生了一個兒子，不像她的姐姐遭那麼多的罪！也許是命好，如果第一個生的不是兒子，那就很難說了。
政府並沒有忘記知青，為了解決他們的困難，1981年縣裡又把沒有返城的知青集中到條件比較好的泰康鎮一心公社一心大隊，蘭英和紅英的丈夫和孩子們都搬到了新蓋的房子裡，日子也有所改善。當時如果她們兩人回上海，也可按政策安置。可農民的丈夫安排不了工作，一家人在上海是難以生存的。她們只好隨遇而安了，在這個貧窮的農村年復一年地艱難地生活著。
5年後縣裡把沒有返城的所有知青，都招工進城安排了工作。上海知青辦還花錢給蘭英家蓋了一套0多平方米的房子，雖然地處城郊，他們一家已經很滿足了。蘭英和紅英都被安排到了毛線廠當工人，可惜蘭英的心臟病很重，讓二女兒王芳接了她的班和二姨紅英一起上班了。不到兩年這個廠子就黃了，全體工人都下了崗，工廠連發退休金的能力都沒有。
沒辦法，紅英和丈夫回了上海，她在街道上找到一份工作，丈夫在小區掃樓道，兒子上了學。妹妹一走，蘭英感到很孤獨，經常暗自神傷，偷偷落淚，她不想讓丈夫和孩子們看到。
我們的到來，使樂蘭英像見了親人般地高興，她換了一身乾淨的衣服，但臉上的愁雲還重重地掛著。我問起她的5個孩子：老大王花按政策回上海了，先安排到一家紡織廠，後來也下崗了，和愛人一起打零工，還能自食其力。老二王芳，從毛線廠下崗後，在一家賓館當服務員，現在也下崗了。蘭英叫她和我見面，她正站在屋裡，聽我們和她媽談話，穿著打扮和大城市的姑娘一樣。我又問起老三王紅，蘭英說，到上海找她大姐了，她在一家商店樂蘭英和她的丈夫收銀，丈夫開公交車，日子還可以。那老四王傑呢？蘭英指著屋裡抱著孩子的她說，現在也沒工作，靠她丈夫打工養著呢！
我想，5個子女的樂蘭英如果在人口銳減的俄羅斯可能是英雄的母親了，可是在人口超員的中國農村她的境遇肯定是很困難的！我又問起他們家族最看重的寶貝兒子王軍。屋裡都沉默了，誰也不說話。
後來還是蘭英說了：“王軍在監獄服刑呢！”
說這話時，她臉色陰沉，低著頭，很難受的樣子。我的心也是一沉，不禁問起原因。蘭英和老王你一句我一句，我也聽出了原委。那是去年1月的事，初中沒畢業的王軍轅學回家跟父親學木匠。可不知為什麼平時老實內向的他，在小巷裡搶了人家的手機，可能是出於好奇。他搶到手機後馬上給別人打電話，當天就被抓住了。當時正趕上“嚴打”，家裡又沒錢請律師，又交不起罰款，結果王軍被判了6年！
在場的街道辦事處的領導也說，王軍這孩子平時確實很老實，很聽話，也不知怎麼鬼迷心竅，犯了這麼大的事兒。聽了王軍的事，我不知怎麼安慰他傷心的父母，只是說有空多去看看他，讓他好好接受改造，爭取減刑早點回家！蘭英說，監獄很遠，一去要花路費，還要給孩子買點吃的，去不起呀！我一時還搞不清王軍犯罪的原因，但家庭貧窮、教育不足肯定是不可迴避的因素。
我又問起蘭英一家的經濟來源，她說只靠每月10元的社保金。是每人10元吧？我問。她和老王都說，全家10元！那買糧買菜的錢都不夠吧？我又問。她說和老姑娘一起過，靠老姑娘的丈夫打工掙錢買糧，其他沒有什麼花銷。陪同我的張春嬌說，縣裡許多家都靠養貂和狐狸發了家，你們為啥不養？老王說，我們沒有本錢。一對貂崽兒就得1000多元。現在我家養了一口母豬，雖然掙不了錢，但可以零錢變整錢！
蘭英說，現在我們家最值錢的是老母豬，還有一臺縫紉機，那是我結婚時，我媽給我買的。她指著牆上的照片告訴我，老母親已經90多歲了，好多年沒回上海看她了。說到這兒，蘭英很難過的樣子。
離走前，我把自己兜裡的500元錢都給蘭英留下，她不肯要，我說都是老知青，我早就返城了，你還在紮根。讓我表示一下心意吧！張春嬌說，沒有工作的那倆女兒，我幫助你們想辦法。
從小巷走出的路也很艱難。下雨時淘出的大溝，我們的車費了很大的勁才衝出來！在路上我和哲學博士張春嬌說起知青運動。她說，知青到農村說是接受再教育，其實是和農民互相教育，知青留下最大的是文化影響，推動了農村的發展和進步。當然也有的知青，被農民的落後文化同化了，現在他們沒了“知”，也不“青”了，和農民沒有區別了。對這些人，我們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我說，你說得對。但我面對身處苦難的他們，已說不出責怪他們的話了。我們還是多幫助他們吧！她說，那是當然。
第二天早上，我在下榻的天湖賓館門前散步回來，看到坐在大堂裡的樂蘭英和她的二女兒王芳，她們走了10多里的路，為我送來兩盒當地的特產牛肉乾。我心裡很不安！蘭英看著富麗堂皇的賓館說，這麼大，這麼漂亮！王芳說，我媽有10年沒進城了！
她們走出賓館很遠還向我招手、微笑，可我怎麼也樂不起來。張副書記說，我用車把你們送回去！
也許，我應該做個交代，在我寫了以上這篇文章幾個月後，也就是在009年的春節，我接到樂蘭英的二女兒王芳的電話，她剛和我說了一句拜年的話，就在電話裡哭起來：“我媽去世了！”
“什麼？誰去世了？”
“就是我媽媽，樂樂蘭英和家人的照片在牆上蘭英！”
她說，媽媽聽說上海有政策，返城的老知青每月補助幾十元錢，她也想把自己的戶口辦回去，也能享受這個待遇。臨走前，她讓女兒給她找一身綠軍裝，還背上一個軍用書包和軍用水壺。她說，當年我是什麼樣來的，現在我要什麼樣回去！
王芳說，回到上海後，住在大姐家，可能一路上太累了，也可能事辦得不順利，不幾天心臟病犯了，結果搶救無效，死了！這幾天，爸爸也趕去上海了，處理媽媽的後事……
樂蘭英就這樣死了，一個上海女知青的不幸命運，讓所有善良的人傷感。
我對王芳說：“孩子不要難過了，你媽媽還算幸運，無論怎麼說，她還是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後來我給在這個縣當副書記的同事打了電話，請她多關心他們一家。她說沒問題，王芳就在招待所工作呢！
又是一年春節時，王芳又給我拜年，說著說著，她又哭了。她說前幾天，我爸爸王志遠回上海給我媽媽燒週年，可能是旅途勞累，到了上海也犯了心臟病，去世了！她大哭，實在說不下去了。後來她嗚咽著說，他們兩人感情很深，媽媽走了以後，他幾乎每天都默默地流淚。我安慰她說：“這回，他們終於團聚了！你們不用掛念他們了，好好過自己的日子吧！”（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