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六十二章 杜威

卡特爾說要找的心理學講師叫做桑代克，是他曾經的一名學生。

哥倫比亞大學同樣算是清末民國時期對中國留學生比較友好的一所大學。

桑代克尚且十分年輕，只有30歲，當他看到卡特爾帶著李諭來到後，立刻請他們來到自己的辦公室。

桑代克的辦公室比較小，大概就是一個宿舍大小。如果是教授，辦公室可能有間教室那麼大。畢竟這個年代教授更是稀缺品，一所大學都沒多少。

桑代克聽完兩人的想法，思忖道：“智力測驗的確是一項與教育息息相關的事情，不過所有涉及人腦的理論都是最難以捉摸的。”

卡特爾說：“所以我才想要與你們一同研究此事，集思廣益，越多優秀的心理學家和教育家參與其中越好。”

桑代克說：“既如此，老師，巧合的是，正好有一位出色的心理學家與教育家剛剛來哥倫比亞大學擔任兼職教授，我想他要比我水平高得多。”

卡特爾問道：“哪一位？”

桑代克道：“約翰·杜威。”

李諭聽到這個名字眼前一亮，真的是個非常好的人選。

約翰·杜威不僅在美國國內名氣很大，在中國也堪稱民國時期教育界的“精神導師”，有不少教育家出自他的門下，或者從他那裡受益良多，比如胡適、馮友蘭、陶行知、張伯苓、蔣夢麟等。

整個民國時期，國內的這些教育家對杜威十分推崇。

杜威在中國待過幾年，他在見證了“五四運動”後，對中國的態度大大改觀，也是促使他留在中國多年的原因。

杜威是美國心理學會的會員，並且曾經擔任過多年會長，卡特爾自然知道杜威的本事：“要不是親自來一趟，我甚至不知道杜威先生已經離開芝加哥到了紐約。”

杜威此前是芝加哥大學哲學系、心理學系和教育系主任，並且當過芝加哥大學教育學院院長，總之已經成名。

可他與芝加哥大學校長因為一些問題產生了分歧，所以來到了哥倫比亞大學做兼職教授。

但名義上是兼職教授，哥大卻重視得很，他也從此開啟了他人生中最長的一段任職。

很快，李諭在一間更大的辦公室中見到了這位實用主義哲學大老。

“您好，杜威先生。”李諭同他握手道。

杜威說：“李諭院士果然如傳聞一般年輕。我對你一直好奇得很，很想知道你的大腦到底有什麼不同，竟然可以做出這麼多舉世矚目的成就。”

李諭笑道：“您不會也學解剖學吧？想要解剖我的腦殼？”

杜威也笑道：“心理學師可不懂醫學，我連注射針都沒用過幾次。”

李諭他們接著把智力測驗的事情給杜威聊了聊，杜威說：“我瞭解過這方面內容，印象中法國多年前就開展過智力測驗。受法國公共教育部所託，一位叫做比奈的法國心理學家進行過早期工作，但是他的主要任務是篩查出一些智力存在障礙的孩子，以需要特殊教育。”

所以，其實智力測驗最早是為了篩查出問題兒童的，根本不是用來炫耀“聰明程度”。

卡特爾說：“而我們想做的，是對正常人進行智力測驗。”

李諭補充道：“嚴格講，智力測驗需要針對不同的年齡段，比如用智力年齡除以實際年齡得到的商，可以稱作智商，這樣更能夠適用於不同的年齡段。”

杜威說：“你的想法更加完善妥當。不過現在文化界有一些不好的聲音，我想李諭院士很瞭解，因為我看過你的文章。”

李諭說：“先生指的是偽科學以及社會達爾文思想？”

杜威嘆息道：“是的。我非常擔心智力測驗會被少數人利用，以助長荒謬的‘優生學’。”

杜威的擔心不無道理，在此之前，已經有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提倡對“劣等人”實施絕育，以實現所謂社會的“進化”。

這種話稍微有點理智的人就能聽出來問題：優等與劣等的標準是怎樣的？而誰有權利對這個標準進行劃分？

歐洲的當下的情況是民粹開始抬頭，到那時候，不僅僅是對少部分人絕育那麼簡單了，直接就會搞種族性質的滅絕。

這種事李諭作為一個穿越者肯定明白。

他也由衷有點佩服杜威的直覺，果然心理學家不能等閒視之。

記得《生活大爆炸》裡來納德的母親就是個心理學家，她是極少數天才主角謝爾頓不敢輕視的人之一。

桑代克說：“我想可以換個角度理解這個問題，因為據我多年的觀察與研究，道德比智力更容易受環境的影響。我並非否定後天學習對智力的影響，而是道德本身更會被社會環節所輕易左右。因此教育應在傳授道德知識和培養道德習慣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所以無需過於擔心智力的問題。”

李諭說：“對的！可不同地區的情況大相徑庭。如今中國的情況是亟需樹立民族自信心，從根本上否定人種差異論。而且中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儒教向來對道德要求極高，並不需要過分擔心會有別有用心的中國人利用智商測試做文章。”

歷史上，德國和美國是搞“低智商”絕育最嚴重的國家。

美國有12個州立法對智力缺陷人群實施絕育手術，27個州實施了強制的絕育計劃。

德國就更狠了……他們甚至對智力缺陷者直接執行安樂死，而且是一整車一整車拉去執行。

杜威點點頭：“教育自然要服務於社會，貴國之情況與歐美並不相同，我甚至早前曾經生出過悲觀心理，不過這兩年在新聞中看到了你的事蹟，著實令我信心提振，至少說明人種說沒有任何立足點。”

李諭說：“世界的發展就是一個很複雜的情況，中國有句古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此消彼長，不要以為弱就會一直弱。”

杜威說：“我早就在思考這個道理，從歷史上看，中國的文化曾經領先世界幾千年，不過近一二百年落於人後，卻已經有很多歐美人開始趾高氣揚。雖然在社會學的角度可以理解，不過從長遠的歷史發展觀看，是十分幼稚的。”

李諭越發有些驚訝，自己有超越目前所有人百年以上的智慧，但實際上很多此時期的人才，其實已經透過思考與分析開始窺探到了一些未來的天機。

不過很可惜，他們不是主流，無法改變現狀。或者說，太超前會被當下社會所排斥。

李諭說：“智力本來就是人類區別動物最顯著的區別，如果它被利用，危害肯定是最大的。”

“你的說法令我頗有感觸，”杜威說，“我一直擔憂未來對人類智力的掌控會讓人不再是人。”

再說就是哲學領域了。

杜威除了是個教育學家，還是美國的國家哲學——實用主義哲學的集大成者。

其實說到底，在中國人的邏輯裡，實用主義更是基礎中的基礎，因為中國壓根沒什麼廣泛的宗教信仰，可比美國老們更要“實用主義”。

只不過太根深蒂固，中國人反而不當回事。

李諭道：“其實古往今來一直有對智力的掌控現象，有個詞語叫做‘洗腦’，概括得非常形象。”

約翰·杜威訝道：“洗腦？這可是個很有深意的新詞語！”

杜威琢磨了一會兒，接著才思泉湧：“院士先生談吐不凡，單單一個詞就足夠我寫數篇論文進行深入探討。”

李諭笑道：“這是後話。先生不要忘了先進行智商測試的研究工作。”

杜威答應道：“既然是院士先生的請求，我自然不會拒絕，我會與心理學會的眾會員們一起開展客官公平的智力測驗。

”

李諭想想說：“對了，有時間的話，先生也可以去中國看一下。”

杜威說：“我一向對神秘的東方很感興趣，會把它作為本人的一項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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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畢竟是個比較復雜的東西，會和會教完全是兩碼事。

張伯苓、嚴範孫他們自然是教育先驅者，不過目前畢竟國內新學剛剛開闢，有杜威這種專業人士的指導，自然好處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