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的康納夫人,見到你真是高興。”

這次來的是俄國大使雷薩爾。

康納夫人禮貌地回道:“雷薩爾大使先生,見到您也很高興。”

雷薩爾又同李諭握了握手:“帝師先生,你的無線裝置實在是太好用了。”

李諭問道:“運回了聖彼得堡?”

雷薩爾說:“有一臺運回了聖彼得堡,還有一臺放在了葉卡捷琳娜堡,再加上此前購置的兩臺,我想我們已經可以在運動中實現及時聯絡。”

好嘛,俄國老們雖然沒有搞無線電基站建設,但竟然腦迴路清奇地用幾臺無線電裝置構造了一個接力形式的傳遞鏈路。

京城到莫斯科差不多6000公里,中間加上一兩臺中轉,的確可以實現聯絡。真要算起來,這樣的話不僅省事,費用也會少很多。關鍵是前線已經打起來,只能折中選擇捷徑。

隨著俄國大使的到來,各國使者也陸續到達。

後世想組織這麼多大使館一把手在一起絕對是件極端困難的事,但清末不一樣,這些外交官平時活動區域非常小,就侷促在小小的東交民巷,大家抬頭不見低頭見,從某種意義上說,就像是……鄰居。

不過現在鄰里之間不太和睦。

當日本公使內田康哉和俄國大使雷薩爾目光相接時,感覺就像要殺死對方。

美國公使康納笑呵呵道:“戰爭嘛,對我們來說就像家常便飯一樣,沒必要為了戰場上的一點得失傷害了我們之間的友誼。”

他還當這場戰爭不會打得規模太大。

法國大使呂班也過來打圓場:“今天我們更感興趣的是文化這種高雅的事情。”

目前日俄之間已經宣戰,不過還沒有造成什麼重大的損失,歐洲很多國家的外交官都不認為會演變成超級大決戰。

俄國大使雷薩爾只好說:“是的,文化,我們要聊的是文化。”

日本公使內田康哉接道:“真要比文化,那我們就有的說了。甚至清國的文化都要比在座各國強不知道多少倍。”

實話實說,雖然清末民初我們在國力上非常弱,但歐洲人一直對中國文化非常迷戀。

幾千年持續不斷的文化繁衍不是鬧著玩的,積澱太厚。

但內田康哉這麼說,實則是想要把清國儘可能拉到自己這邊,自己還有大批間諜在清國活動,刺探俄國情報。

載振也到場了,他的英文水平尚且很弱,沒有聽明白眾人的交流,拉過李諭來給他當翻譯。

知道了內田康哉的想法,載振竟然有點高興。

俄國大使雷薩爾卻抓住內田康哉話裡的把柄:“在座各國?哼,口氣不小,你們日本是要搞文化對立?”

內田康哉似乎猜到他會這麼說,是故意漏出的馬腳,於是說道:“雷薩爾大使,請注意我說的話,是‘清國’,而非大日本國。”

雷薩爾等人一起看向載振。

載振一時之間手足無措,心中暗罵:瑪德,你們打仗,關我屁事,推我出來幹什麼?

載振還很年輕,這幫駐外公使則已經是外交場上的老油條,哪是載振能對付的。

載振胡亂說道:“中立,我們保持中立!至於文化什麼的,大家聊聊就是,文無第一、文無第一嘛!哈哈,哈哈……”

內田康哉接上話茬:“好一句‘文無第一’,漂亮啊漂亮!雷薩爾大使,您知道下一句是什麼嗎?”

雷薩爾還真不知道,於是沉默不言。

內田康哉自顧自繼續說:“下一句是‘武無第二’,戰場上當然也沒有第二,就像多年以前的克里米亞。”

克里米亞戰爭是近代戰爭史中極為重要的一場,應該說是第一次現代戰爭,出現了無數新的理論、戰略戰法等等。

而且克里米亞戰爭是沙皇俄國的重大失利,自此喪失了西進的可能性,把矛頭轉向了東方。

內田康哉真是個懂外交的,話裡有話,明顯是在表達對俄國東進的不滿;同時又嘲諷了一波俄國在歐洲戰場的失利,並點明了俄國的真實意圖。

雷薩爾大使果然有點惱怒:“內田公使,你不要再挑釁我!在座的各國,大都來自歐洲,我們沙皇俄國的東進,就是為了遏制你們可怕的黃禍!”

“黃禍論”還真的就是三十年前,沙俄的政客最先提出。

1873年,沙俄政客巴枯寧首次提到“黃禍論”,他相信反基督勢力必將從亞洲出現,尤其是東亞;由於歷史上匈奴、蒙古曾經西征歐洲,於是巴枯寧宣稱中國是“來自東方的巨大危險”。

“黃禍論”首先出現在沙俄,根本不讓人奇怪,因為在沙俄看來,“一個強大的鄰居必然不是一個好鄰居”。

之後數十年內,一邊是中國積貧積弱,任由西方肆意欺凌;一邊是歐洲大肆宣揚“黃禍論”,號召白種人聯合起來對付黃種人。

不過明眼人很容易就知道,傳統的華夏民族從來沒有威脅過歐洲;而到了近代,清朝堪稱積貧積弱,華夏的國力落入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最低谷,對歐洲更沒有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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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黃禍論的論調是極為極為荒謬的。

即便如此,沙俄還是在宣揚所謂“黃禍論”。

原因嗎,當時政治考量!他們可以透過這樣的論調取得侵佔清朝領土的“合理理由”,順便取得歐洲輿論支援。

心思大大的壞!

不過實際上自從沙俄力主宣傳的“黃禍論”出現之後,起初在歐洲影響並不大。

在“黃禍”聲中,表現最積極的反而是移民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地,他們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排華浪潮。而且隨著“黃禍論”愈炒愈烈,華人地位也愈來愈低。

緊接著,甲午戰爭中日本戰勝了清朝,影響了沙俄的利益,也徹底暴露了清朝的虛弱事實,於是“黃禍論”的主角變成了日本人。

這幾個外交官說話都是一句話裡藏著無數話,針鋒相對。

俄國公使雷薩爾此時提出“黃禍”,明顯是尋求歐洲國家的支援,一起對抗日本。

法國大使呂班此前也當過駐日大使,連忙說:“怎麼又談到這個方向了?”

美國公使康納也說道:“說好的是文化沙龍,對了,”他看到夫人手中那幅李諭和呂碧城的肖像畫,接著說:“你們看這幅畫,是一幅不可多得融合中西方的優秀作品。以西方的油畫手法展現東方之美的東西,才應該是今天的主題嘛!”

康納走過來,拿起油畫,然後問旁邊的呂碧城:“美麗的東方夫人,這幅畫是誰畫的?藝術層次如此高!”

呂碧城回道:“來自聖彼得堡的列賓先生。”

“原來是列賓,還是來自俄國,太好了!”康納立刻藉此說道,“這才是文化的交融嘛。”

列賓此時已經在歐洲享有盛名,是一等一的畫家,大家看到畫作中還有李諭這種科學界的新星名人,又來自清國,都感覺頗為新穎。

幾位公使夫人紛紛傳閱稱讚。

英國大使的夫人武田兼是日本人,她看到畫作後說:“我十分崇拜列賓先生,記得還曾去聖彼得堡專門瞻仰過那幅《伏爾加河上的縴夫》。”

《伏爾加河上的縴夫》毫無疑問是列賓的代表作,但此時在外交場上說出來真的有點不合時宜。

因為內容表現的是俄國縴夫苦難的生活。

法國大使呂班聽了武田夫人的話,腦袋又是嗡的一聲。

果然不出所料,俄國公使雷薩爾說:“提起油畫,我這兒還有一幅尊敬的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命人繪製,並且以國禮贈送過我們崇高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油畫。”

雷薩爾拍了拍手,助手迅速拿出來了這幅名字就叫做“黃禍”的油畫。

額,沒錯,就叫這個名字。內容不用介紹也知道是宣揚什麼。

這幅畫在此時,還真是歐洲家喻戶曉的一幅“藝術宣傳品”。

作畫時間大體在甲午戰爭之後的三國干涉還遼期間。

三國干涉還遼事件在日本國內被視作恥辱,內田康哉自然知道此畫,他說道:“如果這也能算作文化藝術,那真是讓人汗顏的藝術品位。”

日本方面早就擔心俄國拿“黃禍”觀點在歐洲鼓吹,因為這樣對自己不利。

事實上俄國真想這麼幹,他們還畫了不少漫畫,希望把日俄戰爭包裝成“白種人與黃種人的人種戰爭”,以此獲得歐洲支援,阻止英國對日本的支援。

所以日本花重金在歐洲買下很多期報紙的頭版版面,撰寫大量新聞稿,來為自己辯護:戰爭只是為了遏制沙俄南下擴張,是為了維護遠東和平與發展。

這種話在後世聽來就像放屁,和俄國的觀點同樣臭不可聞。

另外,碰巧的是,清朝選擇了絕對的局外中立,兩個人一起打碎了自己的牙,還要拼命咽下去的舉動,讓各國都想不到。

但清朝的軟弱倒是在日俄戰爭一事上意外收穫了不少好處。

清朝雖然有聯日傾向,竟然沒有選擇真的與日本結成同盟,也就讓沙俄的所謂“黃白人種大戰”論調唱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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