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朱總司令突然出現在陣地上，他就像是無形的精神支柱，一下穩定住了拉鋸戰式的陣地，每一個紅軍指戰員都像是吃了一顆必勝的定心丸，把復仇的目光死死地盯著敵人的進攻。少時，敵人又發動了進攻，他們依仗兵多將廣，武器精良，採取小正面、多梯次、連續衝鋒的有效戰術，妄圖突破我前沿陣地，進而一舉全殲我紅軍的有生力量。這時，朱總司令手持駁殼槍，巍然屹立在掩體中，待到敵人距離我前沿陣地不足三十米時，他大吼一聲“放！”我軍指戰員就像是猛虎下山，子彈、手榴彈一齊在敵叢中開花。為節省彈藥，趁著交戰的硝煙，有的拿著大刀片，有的上好刺刀，高聲喊著“衝啊”、“殺啊”一起衝入敵群之中，把敵人殺得抱頭鼠竄，留在我陣地前邊的是一具具屍體，和一個個雙膝跪地，高舉雙手的俘虜……
與此同時，毛澤東立即趕到總預備隊幹部團的陣地，命令團長陳賡、政委宋任窮組織幹部團進入陣地，在朱德總司令的統一指揮下發起反衝鋒。毛澤東深知幹部團是一批身強力壯、富有戰鬥經驗的年輕的連排級幹部，他們不僅思想明確，戰鬥動作靈活，軍事技術過硬，而且槍法優秀，多數指戰員都能做到槍響敵倒，是我紅軍中戰鬥力最強的一個團。多年之後，他們還不無驕傲地對後人說：“我們是黨中央、毛主席的御林軍。”也正因如此，毛澤東也十分清楚：幹部團損傷一個戰士，實際上等於減少一個排以上的戰鬥力。因此，他感情複雜地大聲說：
“同志們！一定要發揮你們的聰明才智，要用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勝利！”
陳賡與宋任窮帶領幹部團快步進入陣地，立即向敵人發起最為猛烈的反衝鋒。這突然的攻擊，打得敵人驚魂喪膽，抱頭鼠竄。接著，他們向朱總司令報到，接受新的、也是更為慘烈的戰鬥。朱總司令在明確交代戰鬥任務之後，不顧陳賡、宋任窮以及警衛員的勸阻，一定要跟在反衝鋒的戰士的身後前進。當朱總司令剛剛爬上一座小山樑，只見有二三十個敵人衝了上來。朱德總司令立即命令大家佔據有利地形，並小聲說道：“別慌，等敵人靠近一點再打！”接著，他一揮手中那二十響的匣子槍，喊了聲“打！”遂與敵人交火。正當後續敵人就要趕到之時，幹部團的指戰員搶先趕到了，打退了敵人，保住了陣地。朱德總司令望著“救駕”的指戰員，樂呵呵地說：
“好樣的，多謝嘍！這裡沒事啦，繼續往前打！”
毛澤東送走幹部團以後，親自登上白馬山制高點，拿著望遠鏡觀察已經是犬牙交錯的戰場。當他看到幹部團“在團長陳賡、政委宋任窮的指揮下，出敵不意地一個猛衝，打得敵人喪魂落魄，連滾帶爬地潰退下去”的時候，情不自禁地舉起手，指向幹部團的戰場，連聲說：
“打得好，打得好！幹部團立了功，陳賡可以當軍長！”
也就是在這時，毛澤東從俘虜的口中獲知了敵人真實的兵力：
是六個團一萬多人，而且更多的援軍就要趕到。他當即對周恩來等人說：
“土城不能打了。一、地形不利於我們，河流多；二、敵人的援軍已快要趕到，敵人的兵力都集中到這裡來了；三、這一仗再打下去，就是一個消耗戰，使我軍損失太大。”
周恩來聽後沉吟片時，遂又點了點頭說道：
“我同意！立即回土城開會決定。”
三
元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時許，紅一軍團二師跑步返回增援，到達白馬山陣地，與幹部團協同作戰，連續反擊，打退了敵人的進攻，鞏固了我軍陣地。
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博古、劉伯承、王稼祥、李富春等趕回土城鎮，由毛澤東提議、周恩來主持召開了這次緊急政治局會議。自然，毛澤東是這次政治局會議的主角。
土城戰役，是毛澤東自遵義會議復出之後提議打的第一個戰役。他的美好願望——“不僅對紅軍的士氣是一個鼓舞，而且對阻我紅軍北上的川軍也是一個下馬威”完全地破滅了！他此時此刻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他就像古今中外的大軍事家那樣，在戰局於我不利的條件下，仍能正確地提出我軍變被動為主動的辦法。這也就是毛澤東比其他人更為高明的地方。
首先，毛澤東扼要地分析了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使每位與會者都明白：由於會戰之前對敵情偵察、判斷有誤，我軍主動發起的這次土城之戰，已經朝著有利於敵人的方面轉化。接著，他又果斷地指出：“原定由赤水北上過長江的計劃，已不可能實現了。為了打亂敵人的尾擊計劃，變被動為主動，不應與川敵戀戰，我軍應甩掉笨重的包袱，改為輕裝，迅速向川南轉移，伺機再實行北渡長江的計劃。”當務之急是：迅速結束土城戰役，出敵不意地從土城渡過赤水河西去。
自從猴場會議以來，舉行重大戰役必須向中央政治局報告，已經形成制度化。自然，發起土城戰役也不例外——由毛澤東提出並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這就等於說：土城戰役的成敗由政治局負責。參加今晚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對土城戰役都負有一定的責任。因此，當毛澤東發完言之後，與會者都深表贊同毛提出的決策，會議很快就轉到如何實施這一決策上來。值得一提的是，會議之前，博古卻說了一句反映他真實思想的話：
“看起來，狹隘經驗論者指揮也不成。”
從博古這句話可知：他不僅不承認自己犯了軍事路線錯誤，而且對毛澤東仍然耿耿於懷。
但是，絕大多數與會者都懂得“不以成敗論英雄”的道理，更何況當務之急是如何實施毛澤東提出的“迅速結束土城戰役，出敵不意地從土城渡過赤水河西去”這一決策。因此，會議未受影響，很快形成如下決定：
一月二十九日凌晨，中央紅軍除以少數部隊狙擊敵人外，主力應分三路縱隊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紅一、紅九軍團和軍委縱隊第二、第三梯隊、幹部團上幹隊為右縱隊，統歸林彪指揮，由猿猴場渡河，轉向古藺以南前進；軍委縱隊第一梯隊、幹部團及第五師為中央縱隊，由土城下游浮橋過河，取道角子頭、三角塘及頭場壩前進；紅五軍團、紅三軍團直屬隊及第四師為左縱隊，統歸彭德懷、楊尚昆指揮，由土城上游浮橋渡河，取道頭場壩向太平渡前進。為輕裝前進，中革軍委決定把一部分大炮沉入赤水河。中央紅軍渡過赤水河後，右縱隊改向敘永、古藺間的兩河鎮方向前進，中央縱隊、左縱隊經古藺以南向川滇黔三省邊界的扎西地區前進。
接著，為落實渡赤水的決策進行了分工：“朱德、劉伯承連夜返回三、五軍團傳達這一決定，並留前線指揮撤出戰鬥；周恩來負責在二十九日拂曉前在赤水河架好浮橋；軍委縱隊政委陳雲負責安置傷員，處理軍委縱隊的笨重物資；軍委縱隊副司令員葉劍英負責安排軍委縱隊和三、五軍團的渡河順序，總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負責政治動員與思想說服工作”。開完會，已是深夜。毛澤東又指示作戰科草擬渡赤水的行動部署。待到周恩來簽發這份行動部署的時候，已經是二十九日三時了。
打勝仗難，打敗仗後安全撤出戰場更難。下邊，僅就周恩來“負責在二十九日拂曉前在赤水河架好浮橋”為例，扼要敘述一下一渡赤水河是何等的不容易！
赤水河，“以長江支脈為源頭，從合江起沿川、黔、滇邊境蜿蜒南行。河水奔騰湍急，寬處三百多米，窄處約二百米，要在一夜之間架起能渡數萬人的浮橋，談何容易”！但是，周恩來深切知道背山迎敵的嚴峻現實，當即把各軍團的工兵幹部召集一起，下達了架橋的任務，安排了每項縣體工作，規定了完成架橋的時間。當他聽完架橋部隊的困難以後，“首先命令各工兵連在沿河收集船隻，向土城居民收購架橋的器材，他自己帶有經驗的工兵幹部和作戰參謀，親自勘定架橋點，最後選擇在渾溪口架設浮橋”。有關這夜周恩來領導架橋的情景，當事人做了詳盡的記述，為惜墨存史，現摘記如下：
當夜，天空晴朗，星光閃亮。這是一個使人焦慮、極其緊張的夜晚，前沿陣地，槍聲不斷，炮聲隆隆；赤水奔騰，波濤滾滾；關係全軍安危的浮橋，十分艱難地架設著……徹夜未眠的周恩來同志三次帶我到架橋現場督導，又三次派我去檢查進展情況，向他彙報。必須按時限架好浮橋，才能爭得主動。時間就是勝利，分秒必爭，工兵部隊立下軍令狀，全力以赴。在當地群眾的熱情支援下，很快收集了十幾只帆船，編排在河面上，沉錨停固，形成一條線，然後用竹竿連線，綁在船沿上，再鋪上木板，搭成板橋。剛到東方魚肚白的時刻，一座能供三並行透過的浮橋，終於出現在渾溪口赤水河上。當週副主席目睹這一情景時，喜悅的心情驅散了黎明前的睏倦！穩操主動的勝券呈現在眼前。
與此同時，陳雲同志帶著衛生、供給部門的同志們，奮不顧身地把陣地上的傷員全部搶運下來，做了妥善的安置，把笨重的物資決然拋進滔滔的赤水河裡。葉劍英同志徹夜精心計算，安排各部隊渡河的時間與先後順序。李富春同志親自到各單位進行緊急動員教育。他們在二十九日凌晨四點多鍾，分別向毛澤東同志報告完成了任務。毛澤東聽後頻頻點頭，露出了喜悅的笑容。他堅定地說：
“好！開始準備渡赤水河。”
天將拂曉，周恩來與葉劍英站在赤水河南北兩岸，親自指揮紅軍搶渡赤水河。我紅軍指戰員以三人齊頭並進的隊形，踏著浮橋快步渡過赤水河，又大踏步地向西前進了！但是，太陽已經高高懸掛在東南方的天空了，負責指揮紅軍撤出戰鬥的朱總司令還未出現在浮橋的橋頭，這可急壞了毛澤東！他接連派出通訊員趕往邊打邊撤的戰場，但仍然沒有朱總司令的訊息。不久，他從前線撤下來的同志口中，方才得到有關朱總司令的準確訊息。
朱總司令連夜趕回前沿陣地，向有關指揮員傳達了土城會議的精神。接著，他又趕到紅四團陣地，指揮部隊有條不紊地撤出戰場。他作為紅軍的總司令，且又是有著二十多年戎馬生活的老兵，深切知道統帥對於穩定軍心的特殊作用。因此，他不顧楊成武、王整合等團領導的哀求，堅決走在最後邊。他的沉著、鎮靜極大地鼓舞了負責殿後的指戰員，終於勝利地完成了任務。
毛澤東一直站在橋頭，翹首遠望，他終於看見了朱總司令大步走來。或許是過分激動的緣故，他竟然大聲喊道：“快拿酒來！”當他得知指揮渡赤水河的同志身邊都沒有酒時，又匆匆讓人倒了一大碗熱茶水，雙手擎舉在額前，衝著朱總司令說道：
“我以為這次朱毛要分家了呢！結果，我們又相見了。我以茶代酒，請喝下這碗熱茶水！”
朱德雙手接過這碗熱茶一飲而盡，順手又把茶碗交給警衛員，樂呵呵地大聲說：
“老夥計，我不早就對你說過了嘛，敵人的槍是打不中朱德的。”
“好！你的福大、命大、造化大，天不滅朱，天不滅我紅軍。”毛澤東邊說邊挽著朱德的臂膀，又大聲說，“來！朱毛不分家，我們一起渡赤水河！”
太陽還沒轉到正南方，我軍委縱隊和三、五軍團在渾溪口，一、九軍團在元厚場，全部安然地渡過了赤水河。按照規定，我紅軍預先賠償了老百姓用以建造浮橋的船隻，因此，當即放火燒燬了趕建的浮橋。
郭勳祺率部趕到赤水河邊，只有望著洶湧澎湃的赤水河興嘆！他唯恐匆匆渡河受到紅軍的攻擊，遂下令停止渡赤水。多年之後，郭勳祺曾懷著不安的心情對老朋友——時任二野司令員的劉伯承說道：
“過去戰場上的對抗，我很慚愧。”
“你呀！”劉伯承把手一揮，笑著說，“明打不算，不要介意。”
後來郭勳祺在劉伯承、陳毅等的幫助下，為解放大西南立下了特殊的功勳；建國後，曾任四川省交通廳廳長等職。此乃後話。
但眼前土城這一仗，郭勳祺勝了，他深得蔣介石的好評，被晉升為模範師師長。
坐鎮南京的蔣介石，從眾多的所謂捷報中發現了一份令他吃驚的報告，那是一個名叫田豐的紅軍團政委被捕叛變後寫的交代材料，從中瞭解到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會議的情況：“共軍內部在遵義有井岡山派與蘇俄派鬥爭非常厲害，井岡山派只談主動硬幹，堅決反擊國民黨軍，蘇俄派則空談理論避重就輕，鬥爭結果毛澤東的井岡山派勝利，但內部分裂，軍心不穩”等。對此，尤其對“毛澤東全權指揮紅軍行動，引起他（蔣介石）很大的注意。他一方面認為紅軍內部意見有分歧，幻想紅軍會不統一，會各據一方；一方面覺得更應加緊圍攻，不可輕敵。為適應中央紅軍渡赤水河西去的軍情，隨即調整戰略部署：以何鍵為第一路軍總司令，劉建緒為前敵總指揮，負責對付賀龍、蕭克的紅二、六軍團；以龍雲為第二路軍總司令，薛嶽為第二路軍前敵總指揮兼貴陽‘綏靖’主任，負責對付中央紅軍；以朱紹良為第三路軍總司令，楊虎城為副總司令兼前敵總指揮，負責對付徐向前的紅四方面軍及徐海東的紅二十五軍”。蔣介石在分析了中央紅軍在川、黔、滇的幾種活動可能，遂又對第二路軍作戰序列重新劃分，並於中央紅軍一渡赤水河西去的第四天——二月二日，下達了《委任龍雲為“剿匪軍”第二路總司令電》。
茲令龍雲為剿匪軍第二路總司令，薛嶽為剿匪軍第二路前敵總指揮，吳奇偉為第一路縱隊司令官，周渾元為第二路縱隊司令官，由龍總司令選定一員（孫渡）為第三路縱隊司令官，並以王家烈為第四路縱隊司令官。……
土城之戰後，劉湘深知蔣介石重賞川軍、電責黔軍的用意有二：其一是離間川、黔兩省實力派的同時，蔣暗示劉湘必須聽我蔣某人的，否則王家烈就是你的前車之鑑；其二是要川軍，尤其是進軍川南、黔北的郭勳祺等部隊要全力“進剿”紅軍，在與紅軍的作戰中達到削弱川軍實力的目的。對此，劉湘絕不中蔣介石這一石二鳥之計，他指示潘文華、郭勳祺等部屬：傾全力扼守長江，拒紅軍渡江北上。對此，郭勳祺等也心領神會，他率部於一月三十日“進入土城，得知紅軍主力進入雲南，並未北上，於是藉口休整部隊，停止前進”。後奉命渡過赤水河，“繼續尾隨紅軍，相距一天行程，由東向西，再由西向東，由川入黔，再由黔入川，跟隨紅軍四渡赤水，但沒有再與紅軍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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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紅軍渡過赤水河後，由統歸林彪指揮的右縱隊改向敘永、古藺間的兩河鎮方向前進，中央縱隊、左縱隊經古藺以南向川、滇、黔三省邊界的扎西地區前進。二月二日，“右縱隊紅二師進攻敘永城不克，即撤出戰鬥，繼續西進，於四日同中央縱隊、左縱隊會合”。二月五日，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等隨中央縱隊來到川、滇、黔三省交界——赤水河與渭河交匯處的一個渡口，當地人叫“岔河”，舊地圖上標明為“雞鳴三省”。對此，周恩來曾做了這樣的註腳：在“四川、貴州、雲南交界的地方，有個莊子名字很特別，叫‘雞鳴三省’，雞一叫三省都聽到”。就在這個地方，黨內又發生了一件大事……
張聞天自從撤出遵義之後，他除去參與有關戰爭決策的政治局會議之外，還要利用行軍休息的間隙，起草關於遵義會議的決議——即《關於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因此，他此時要比其他負責同志更為辛苦。另外，他在行軍途中常與博古為伴，發現這位黨的領導人情緒低落，除去偶爾談談往事或對遵義會議的不同認識外，別無話說。再者，博古於軍事一道是外行，在失去李德這根柺棍之後，對瞬息萬變的戰爭是沒有什麼發言權的。在張聞天看來，這是非常不正常的現象，這豈不是他自動地放棄了黨的領導。但是他再一想博古自遵義會議之後的地位——尤其是黨中央決定取消最高“三人團”——等於剝奪了他在軍事指揮上的決定權，他很難再領導全黨了！張聞天幾經思索之後，遂決定找毛澤東單獨談一談改換黨的領導問題。
毛澤東當然清楚在遵義會議之後，博古再繼續充任黨中央的領導是有困難的。但是，遵義會議對此並未做出有關決定，他這時的身份唯有服從黨的決定。另外，他也清楚在這種特殊的歷史時期，黨中央的工作重心是指揮戰爭，而這項中心工作的領導權主要操在他和周恩來的手中，博古及其極少數同情者是無法干預的。換言之，就是不更換博古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也不影響中央紅軍的軍事行動。難過的只是博古，他在實質上失去領導權後產生了失落感。
時下，張聞天“提出要變換領導，他說博古不行”。對此，毛澤東作為戰略大家，當然清楚張聞天找他談這件事的本意。
由於歷史等方面的原因，毛澤東也清楚自己目前是不能接任博古的領導工作的。時下，誰是最佳人選呢？在毛澤東看來是張聞天。一、他在黨內的地位僅次於博古，是第二把手；二、他在共產國際也是通得過的；三、他積極批評博古等人的軍事路線的同時，真誠支援毛澤東出山指揮紅軍。因此，他就明確地認為：“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讓洛甫做一做看”。
毛澤東心裡雖然已經有了定盤，但他仍然沒有當即明確表態要張聞天代替博古，而是說和周恩來商量一下再說。
當周恩來聽說張聞天提出要變換領導之後，他的第一感覺是：“當時博古再繼續領導是困難的，再領導沒有人服了。”因此，他認為張聞天變換領導的提議是正確的。其次，他本能地認為接替博古的人選“理所當然歸毛主席領導，沒有問題”。因此，他當即說了這句話：
“當然是毛主席。”
但是，毛澤東微微地搖了搖頭，以不容置疑的口氣說道：
“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
筆者推想，周恩來完全清楚毛澤東的用心。多年之後，他回憶起這件事情，還帶有感情地說了如下這段話：
“毛主席硬是讓洛甫做一做看，人總要幫嘛。說服了大家，當時就讓洛甫做了。”
對於毛澤東的這一做法，張聞天當時是沒能夠理解的。待到延安整風時期，他才真正認識了本質，並講了這樣一段話：
“在遵義會議上，我不但未受打擊，而且我批評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處罰，而且還被抬出來代替了博古的工作。這個特殊的順利環境，使我在長久時期內不能徹底瞭解自己的嚴重錯誤。”
對於讓洛甫接替博古的領導工作，毛澤東說服了哪些人，包括不包括周恩來？因當事者沒人談起，又無史料記載，筆者只能做以上記述。
是日——二月五日，中央常委在“雞鳴三省”渡口的水田寨討論分工問題，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關於這次中央領導的改組，周恩來曾做過如下的述評：
撤銷博古的那個宣告也沒有用“總書記”。那個時候名稱也不是那麼固定的，不那麼嚴格的，這個“總”字好像沒有加上，反正他是書記就是了，因為其他的人做常委嘛。那個時候沒有書記處，毛主席總是採用這樣的辦法來教育人，使大家逐步地覺悟起來。所以，組織路線並沒有完全解決。
博古對於由洛甫取代自己的位置是想不通的。但是，他是一位組織觀念很強的領導，既然中央常委作出了決定，他就應無條件服從。再說，那時的中央權力並沒有像後來那樣集中，那樣的大。在歷經遵義會議後的博古看來，中央的權力實際上就是他負責的那幾副裝有中央檔案、印信公文等的挑子。所謂向張聞天交出“負總的責任”的權力，也就是移交這幾副挑子。在他看來，似乎並無多少值得留戀的。
但是，這時的凱豐還是堅決反對改組中央主要領導的。當他聽說中央常委決定由張聞天取代博古的訊息之後，立即趕到博古的住處，問清了情況之後，指著那幾副挑子，很有情緒地說道：
“中央的大印不能就這樣交出去！”
博古微微地搖了搖頭，低沉地說道：
“大局已定，不好再講什麼，中央的挑子還是要交出去的。”
中央在“雞鳴三省”稍事休息之後，鑑於“各路敵軍逼近川南的情況下，中央紅軍原定在瀘州、宜賓間北渡長江的計劃難以實現，二月七日，中共中央決定暫緩執行北渡長江計劃”。改取“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以戰鬥的勝利來開展局面，並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按照中央的這一決定，中央紅軍迅速脫離川敵，於二月九日先後到達扎西地區集中。“為適應目前戰鬥的需要，並充實各連隊的戰鬥力，以便有力地消滅敵人有生力量，便於連續作戰，軍委特決定實行縮編各軍團的戰鬥單位”。據此，中央紅軍各軍團於二月十日進行精簡和整編：“全軍除幹部團外，共編十六個團，紅一軍團縮編為二個師六個團，紅三軍團縮編為四個團，紅五、紅九軍團各編為三個團。”由於這次精簡和整編進一步充實了連隊，使紅軍的戰鬥力和機動性大為加強，為而後戰鬥的勝利創造了條件。
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等領導同志於二月八日隨中革軍委縱隊進駐扎西鎮，並在這裡舉行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檢討土城戰鬥時，毛澤東發表了具有說服力的講話，摘要如下：
這是一場拉鋸戰、消耗戰，我們沒有殲滅川敵，反而受到了很大的損失，不合算，也可以說是一個敗仗。主要的教訓有三點：第一，敵情沒有摸準，原來以為是三個團，實際是六個團，而且還有後續部隊，越打越多；第二，輕敵，對四川劉湘部隊的戰鬥力估計太低了；第三，分散了兵力，不該讓第一軍團北上。我們要吸取這一教訓，今後力戒之！……這一仗，由於及時渡過了赤水河，擺脫了尾追之敵，改變了被動局面，紅軍果斷地改為輕裝，甩掉了笨重包袱，行動更自由了，更能打運動戰、游擊戰了。從這一點來說，又為勝利創造了條件。
與此同時，新上任的張聞天主持召開了常委會議，討論並透過了根據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的發言，由張聞天起草的《關於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接著，張聞天在扎西軍委縱隊營、科長以上幹部會議上傳達該決議，提出當前的任務是：“現在我們要來打勝仗，消滅川滇黔軍閥！”
為了加強川南的革命鬥爭，中央決定派紅軍五師政委徐策、幹部團上幹隊政委餘鴻澤等人組成川南特委，並從中央紅軍中抽調幾百人在石坎子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川南遊擊縱隊，在川、滇、黔邊地區積極開展遊擊活動，策應紅軍作戰。在紅軍主力渡過長江北上之後，仍留原地，開展鬥爭。
但是，蔣介石透過不同的渠道，發現了中央紅軍在扎西集結。他判斷紅軍仍將北渡長江。因此，他“急調滇軍孫渡縱隊由鎮雄、畢節向扎西南之大灣子推進；川軍潘文華部以一部兵力固守敘永、興文、長寧等地和長江、橫江沿岸，防止紅軍北進，主力則由高縣、珙縣、長寧及其以南地區向扎西推進；周渾元縱隊主力正從黔西、大定地區向古藺、敘永追擊”。蔣的企圖是把中央紅軍聚殲於長江以南扎西地區。
面對國民黨軍主力大部被吸引到川、滇、黔邊境，但尚未到達並形成對紅軍包圍的時候，我試圖從扎西揮戈北進，出其不意地北渡長江又變為不可能。怎麼辦？遂又向中央紅軍提出了新的進軍難題。
敵變我也變，這是古今中外軍事家所遵循的一條用兵原則。但在實戰中，能把這一條用兵原則運用自如的軍事家卻是很少的。正當大家議論中央紅軍下一步的進軍方向的時候，毛澤東審時度勢，走出了一招不僅出我多數紅軍指戰員所料，而且也令敵人大感驚奇的絕棋：揮師東進，再渡赤水，重佔遵義。
毛澤東的理由是：一、敵人的主力被我調至川、滇、黔邊交界處，赤水河以東黔北已經變成敵人最為薄弱的地區；二、利用敵人的錯覺——視我紅軍北渡長江，突然揮師東指，從不利的戰局中尋求有利的因素，變被動為主動，換言之，我們即可從消極避戰變為主動調動敵人；三、在主動調動敵人的過程中，“尋找有利的戰機，集中優勢兵力，發揚紅軍運動戰的特長，主動地消滅敵人”。
毛澤東的建議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廣大的紅軍指戰員又從不利的態勢中看到了勝利的曙光。二月十一日，中央紅軍從扎西突然掉頭東進，遂又開始了二渡赤水的戰役……
四
二月十一日，中央紅軍遵照毛澤東“揮師東進、再渡赤水、重佔遵義”的建議，分三路縱隊由扎西東指：“紅三軍團和紅一軍團一部為左縱隊，向摩泥前進；軍委縱隊和紅一軍團另一部為中央縱隊，向石廂子以東前進；紅五、紅九軍團為右縱隊，掩護野戰軍主力向東轉移。”是日晚二十時，朱總司令電令紅軍各軍團，明確指示：“野戰軍為準備與黔敵王家烈及周渾元部隊作戰，並爭取向赤水河東發展，決改向古藺及其以南地域前進，並爭取渡河先機，在前進中應準備與薛（嶽）敵‘追剿’支隊遭遇，並相機佔領古藺城。”
但是，正當毛澤東準備自扎西動身，隨中央縱隊再渡赤水河的時候，他接到報告說：衛生部長賀誠拒不執行精簡整編的決定，仍堅持要民夫挑著那臺X光機出發，希望他能說服這位衛生部長服從命令：扔掉這臺X光機。
毛澤東知道這臺X光機是紅軍中唯一的先進設備，是德國製造的，且又是上海地下黨組織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從上海運抵中央蘇區的。實事求是地說，這幾年來，它不僅為受傷的王稼祥動手術提供了依據，而且就在紅軍突圍轉移的前夕，還為負傷的陳毅動手術拍過片子。簡言之，它在紅軍醫院中立下了不少的功勞。賀誠作為紅軍的衛生部長，他深知這臺X光機在搶救傷員中的作用，他不同意精減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時下要求紅軍做到組織精幹，行動方便，而帶著這臺笨重的X光機，就一定會拖衛生部門的後腿。毛澤東沉思良久，決定親自出馬，勸說賀誠。
賀誠一見毛澤東來了，感到大事不妙，遂搶先闡述X光機的重要性。毛澤東苦口婆心地勸說賀誠放棄自己的意見，最後他說：
“賀誠同志，將來全國解放了，還缺少個X光機嗎？蔣介石為我們準備好了，你去接管就是了。”
賀誠一聽毛澤東的口氣，似乎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了，但他仍不同意把它沉江或砸壞，決定把這臺X光機送到楊家寨一戶窮人家裡掩藏起來，希望有一天再打回來，讓它再繼續為紅軍傷員服務。
但是，毛澤東由此想到：讓紅軍指戰員瞭解中革軍委的戰略意圖，可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怎麼辦？唯有在紅軍中加強政治工作。
接著，毛澤東隨中央縱隊離開了扎西。但他決定在大踏步東去的行軍中，與周恩來、王稼祥等詳議政治建軍的大事。
由於我中央紅軍再渡赤水的行動，實在大出那些想過完春節再相機“圍殲”中央紅軍的敵人所料，因而在我紅軍回師東進的路上未遇到強大敵人的攔阻，自然也沒有發生大的戰鬥。二月十四日，我中央紅軍先後進抵古藺營山、摩泥、黑泥哨等地。二月十五日，中革軍委正式下達了《二渡赤水河的行動計劃》。其作戰方針為：
我野戰軍以東渡赤水河消滅黔敵王家烈軍為主要的作戰目標，決定先由林灘經太平渡至順江場地段渡過赤水，然後分向桐梓地域前進，準備消滅由桐梓來土城的黔敵，或直達桐梓進攻而消滅之。
為實施這一戰略目標，我中革軍委對各軍團做了如下規定：以紅三軍團為右縱隊，由回龍場經亞鐵場到太平渡上游的順江場地段過河，準備取道回龍場、江場直往桐梓；以軍委縱隊、紅五、紅九軍團為中央縱隊，由白沙經丫叉、魚岔到太平渡，在此渡過赤水河後，根據情況再決定前進路線；以一軍團為左縱隊，由松林經白沙、鍋廠壩、鎮龍山、石夾口到悅來場、林灘地段渡河，並相機佔領土城以後，取道東皇殿、溫水、新站迂迴往桐梓。
毛澤東自井岡山開始，就十分重視紅軍中的政治工作。待到他發表有名的《古田決議》，應當說有關政治建軍的理論是比較系統了。在毛澤東看來，自五次反“圍剿”以來所犯軍事路線錯誤，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忽略了政治工作。毛澤東自遵義會議復出之後，對紅軍加強了政治思想教育，使廣大的指戰員都明白為什麼打仗。時下，紅軍就要再渡赤水河了，為了把中央的這一戰略意圖化為全體指戰員的自覺行動，毛澤東與周恩來等又於二月十六日親自主持起草了有名的《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這個檔案不僅貫穿了毛澤東軍事思想，而且也是準備二渡赤水、消滅敵人的動員令，現摘記如下：
為了有把握地求得勝利，我們必須尋求有利的時機與地區去消滅敵人，在不利的條件下，我們應該拒絕那種冒險的沒有勝利把握的戰鬥。因此紅軍必須經常地轉移作戰地區，有時向東，有時向西，有時走大路，有時走小路，有時走老路，有時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為了在有利條件下求得作戰的勝利。（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