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張瀾和羅隆基是在毛澤東、周恩來的親自關照下被我地下黨營救脫險的。當張瀾老人與羅隆基獲悉這一營救過程之後，他立即給毛澤東發去一通感謝電。同時，也表達了他對中國人民解放軍向國民黨統治區勝利進軍的祝賀！
或許是毛澤東非常重視他與張瀾之間的忘年情誼，抑或是他急於聽到他所尊重的張表老對籌建新中國的意見，他收閱張瀾的電文之後，遂提筆寫回電：
表方先生：
豔電敬悉。革命戰爭迅速發展，殘敵就殲為期不遠。今後工作重心在於建設，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先生及羅先生準備來平，極表歡迎。
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董必武
六月一日
接著，毛澤東又全身心地投入到籌謀新中國的內政、外交等大事中去了！說到外交，毛澤東在這期間緊緊抓住美國、蘇聯兩個國家大做文章。花開兩朵，各表一枝：
毛澤東是十分重視與美國的關係的。他透過黃華這一官方渠道，時時與留駐南京的司徒雷登保持聯繫。就在召開新政協籌備會議期間，為解除司徒雷登的疑慮，毛澤東曾透過燕京大學的陸志韋以及黃華轉話：同意司徒雷登燕大之行。對此，司徒雷登在日記中寫下這段話：“傅（涇波）拜訪了黃華，被告知收到陸志韋的一封措辭強烈的信，同意我去北平訪問。據說毛（澤東）、周（恩來）衷心歡迎我去。”與此同時，他又間接得到出席新政協籌備會議的陳銘樞發自北平的報告，同意他去北平訪問。請看他寫給華盛頓的報告：
我已間接地得到了陳銘樞的訊息，他已與毛澤東和周恩來談過話，他認為談話結果完全令人滿意。他報告說，他很快會經南京回上海，希望我能推遲原定的返美時間。雖然進一步的分析尚待我直接從陳銘樞那裡得到訊息才能作出，但我認為，他能如此迅速地見到這兩位中共最高領導人，並得到他們的同意提前返回南方，這本身已很有意義。
毛澤東為什麼歡迎司徒雷登訪問北平呢？在他看來，司徒雷登此行的目的，正如司徒雷登說的那樣：他“認為，北平一行與毛、周晤談，有機會直接向毛和周表明美國的觀點，表明美國對共產黨進行世界革命的擔心，並把有助於‘判斷中共傾向的最權威的訊息’帶給華盛頓；另外還會加強中共內部比較開明的反蘇勢力，並‘表明美國富於想象和冒險的坦率態度，這一態度有助於改變中國的政治傾向，或許會對中美關系的未來產生有利的影響。’此行也會有消極後果，可能在國內引起批評使國務院為難……此行會提高毛澤東和中共在國內和國際的威望等等。但總的來說，此行還是有意義的”。對此，毛澤東很有針對性地對陳銘樞作了近似全方位外交的闡述。事後，陳銘樞寫了一份詳盡的備忘錄，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是中國革命分階段簡史；第二是人民新世界在中國出現；第三是介紹他對毛澤東及中共領袖的觀感，對人民解放軍、支前民工和共產黨的幹部與群眾關係的深刻印象。請看陳銘樞寫的在北平所見所聞以及對毛澤東等的印象：
我這次在北平看到，上到毛澤東，下於他們所有的人，都取消了正式拜訪和類似的空洞形式。如果你因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見到某人，那麼他們將會給你安排一次會見，或者不等你提出會見要求，就可能親自來看你，那裡絕沒有寒暄。談話僅限於討論或解決實際問題。在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不表現出最普通人的一面，毛先生尤其如此。當一看見毛先生和藹態度時，你立即會無意識地覺得“這真是一位人民領袖”。可以說，如果你脫離人民，你就見不到毛澤東。毛澤東就是人民。同樣，如果你脫離人民，你也見不到中共，中共就是人民。至於他們的學習精神，他們對於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制度——他們專門用這一制度來促進政治革新，並把它作為一種建設的動力。
對於司徒雷登反對中共及毛澤東提出的“一邊倒”的外交方針，陳銘樞要求司徒雷登注意中共兩個方面的原則內容：一方面是中共堅決反對一切外來幹涉中國內政的帝國主義政策，維護國家主權和獨立；另一方面，中共願意與任何國家在平等的、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建立外交關係和友好合作關係。毛澤東並不拒絕和美國建立外交關係，但是他要求這種外交關係必須改變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人民的不平等的外交關係的舊格局，建立嶄新的平等的外交關係的新格局，這是中國人民一百多年來奮鬥所要達到的根本目標之一，美國能夠做到這一點，就能夠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多年之後，美國學者對毛澤東上述意見作了追論：
毛和周委婉地暗示，他們可以接受美國的建議，接受包括美國準備改正錯誤，給中國以平等對待的表示。他們不會乞求，而是等待長期以來壓迫中國的西方甘冒風險地邁出第一步。
但是，“司徒雷登從帝國主義者的立場出發，不能理解毛澤東的獨立自主的外交方針，而是愚蠢地認為中共一定會‘乞求’。”為此，陳銘樞在備忘錄中告訴司徒雷登：
要理解毛澤東先生和他的黨對中國未來所擔負的這種使命，我們就必須從根本上徹底理解前述兩項主張的對立統一。我作這些解釋，旨在幫助您正確判斷，因為您在評論毛澤東在新政協籌備會的開幕式的講話時，已表現出不贊成和懷疑。
與此同時，陳銘樞還轉告司徒雷登：毛澤東很關心中美關系。中共對司徒雷登寄予了希望，可以說是對未來的中美關系所寄予的希望。
毛澤東歷來把新中國的外交支點放在對蘇關係上。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中蘇兩黨關系在未來兩國外交關係的繼續。因此，新政協籌備會議一俟結束，毛澤東就在中南海頤年堂同劉少奇、王稼祥等一起商定中共代表團赴蘇聯訪問的工作方針，並一一詢問了訪蘇的準備情況。
說到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秘密訪問蘇聯這件大事，容筆者扼要地回述如下：
四月下旬，國共和談破裂後，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橫渡長速攻佔國民黨政府的首都南京，國民黨的統治宣告解體。從這時開始，毛澤東思考的重心逐漸由軍事轉向政治，由打敗國民黨轉向籌建新中國。在此關鍵時刻，他深深地感到：“同聯共中央直接交換意見，取得蘇聯對新中國政治、經濟、外交各方面工作的瞭解和支援，已成為更迫切的事情。”為此，他於五月四日給斯大林發去電報，請求斯大林幫助完成經濟建設等方面的任務。他在電文中懇切地說道：“不解決這一經濟建設的任務，我們便不能鞏固革命的果實，便不能完成革命。”不久，毛澤東收到斯大林的回電，要中共派出一個代表團秘密出訪蘇聯，具體商討有關兩黨，以及未來有關兩國間的事宜。接著，毛澤東調回正在天津調查的劉少奇，決定組成以劉少奇為團長，高崗、王稼祥為團員的中共代表團，去蘇聯秘密訪問。之後，劉少奇立刻投入緊張的準備工作：“他收集並分析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有關情報，準備同蘇共中央和斯大林交換意見；並同中央有關部門研究確定所需蘇聯專家的數量；還約有關地區和部門彙報，準備同蘇聯交流工作經驗。”劉少奇在參加完新政協籌備會議，並聽取了毛澤東的有關意見之後，於六月二十一日由北平清華園車站動身，乘火車秘密出訪蘇聯。
新政協籌備會議結束之後，很多領導同志勸毛澤東不要再回香山雙清別墅，就留在中南海居住和工作。但是，毛澤東一是不願看見李自成當年敗走的紫禁城，再是他生性喜歡與群眾在一起，因此斷然謝絕了同志們的好意，遂又驅車回到了他喜歡的香山雙清別墅。也就是在這前後，他指示有關部門，羅長子到達北平之後，我要見他。
羅長子是毛澤東等第一代領導人對羅瑞卿的習慣稱謂。羅時任第十九兵團政委，是太原戰役主要指揮之一。早在七屆二中全會期間，他認為平津戰役結束之後，華北戰場上沒有多少大仗可打了，為此，他向林彪提出：願隨第四野戰軍南下，多參加指揮打幾個大仗。當時，林彪表示同意，並在毛澤東召開的軍事會議上提出，他贊成羅瑞卿隨軍南下。參加會議的彭德懷立即提出質疑：為什麼不讓羅瑞卿去西北，是不是擔心我同他的關係搞不好？最後，毛澤東說：“是南下還是西去，待打太原後再定。”
在毛澤東未來新中國政府幹部的配備中，羅瑞卿是有特殊任用的。在十年內戰期間，羅瑞卿一直是紅一方面軍保衛部門的負責人，較好地完成了非常復雜的安全任務。新中國就要成立了，誰出任公安部部長呢？毛澤東暗自選中了羅瑞卿。一是打太原需要羅這位將才指揮，再是中央還未遷往北平，成立公安部還提不到日程上來，故毛澤東否決了羅瑞卿南下的請求。
中央遷往北平之後，保衛黨中央的安全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解放後的北平，國民黨潛留了大批的特務，散兵遊勇、土匪小偷、銀元販子也到處為非作歹，更為可怕的是大量的武器流散在民間，被匪特以及各類黑社會組織利用，嚴重危害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和社會秩序的穩定。為此，我軍管會採用各種措施與之鬥爭。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裡，“就破獲潛藏特務匪徒策劃的各種陰謀暴動案八十三起，總共肅清職業特務六千七百餘名，查處散兵遊勇三萬七千餘名。破獲製造偽鈔、盜竊、搶劫案件一萬四千多件。收繳了大批敵特電臺、槍支和炸藥。”同時，我市軍管會有關部門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這些情況不得不使毛澤東考慮怎麼辦。但是，由於北平和談、渡江戰役等大事急需解決，故成立公安部依然沒有提到日程上來。
上海解放之後，以陳毅為市長的軍管會一邊打“銀元之戰”，一邊與敵人潛留下來的特務進行特殊的戰鬥。據史記載：那時的上海，“光色變幻的霓虹燈在閃爍。賭場、按摩院之多，上海為全國之冠。更有大小妓院幾百處……上海流氓更多，聚賭抽頭、拐賣人口、販賣毒品、偷竊、綁票等等，都和流氓集團有關。公安局報告的材料說：接管上海頭二十多天裡已發生重大搶劫案五十多起，捕獲匪徒五百餘人，此外還有重大盜竊案、縱火案、偽造人民幣案、冒充人民解放軍姦殺外僑案……”不計其數！
與此同時，美國駐瀋陽總領事特務案也已基本查清，其來龍去脈大致如下：
早在一九四六年春天，美國中央情報局間諜、美國駐華聯絡團東北分團團長沈樂甫，帶領德國籍特務克律斯勞和日本籍特務雨田等來到瀋陽，目的是建立由美國人直接控制的東北情報網絡。不久，雨田物色了一個理想人物佐佐木弘經。此人不甘心日本在中國的失敗，存有夢想恢復大日本帝國的邪念。因此，他當即表示願意參加特務組織，受美國人的領導。很快，他化名張執中，用美國人的資金、電臺、密碼吸收了中、日、朝、俄、蒙等多國籍的特務三十餘人，組成了一個龐大的特務網，遍及東北三省的大中城市。從此，這些特務以“行商”、“公出”為掩護，出入我東北解放區和中蘇、中蒙邊境地帶，多方收集我黨政軍以及蘇聯遠東地區的軍事情報。遼沈戰役發起之後，美國情報局制定了一個潛伏計劃：要佐佐木繼續埋藏在共產黨的腹地，負責指揮這個頗有成效的特務機構；總部設在北平無量大人衚衕，瀋陽設總站，由坂下喜一負責。自然，這個特務網的總指揮部設在駐瀋陽總領事館。由於東北的形勢發生了變化，這些特務除手執偽造的內蒙貿易局的身份證，繼續以經商掩護情報工作外，坂下喜一等人還可以和美軍駐上海聯絡團發生聯絡等。隨著我們的“內線偵察”逐步深入，在七屆二中全會前後，瀋陽總領事館的內幕漸漸地暴露了；毛澤東率中央機關入主北平之後，設在無量大人衚衕的據點也處在我“外線”偵察員的監視之下，就連佐佐木弘經也暴露在我偵察員的監視中。恰在這時，李克農又接到東北局我安全部門的報告：原美國駐瀋陽總領事瓦爾德因動手打我工人一事，受到我公安部門的傳訊，他對從事特務一事狡辯說“記者、外交官也搜集情報，但不能說成是特務”云云。
對這個以美國人為首的龐大的特務組織何時動手呢？李克農在與周恩來商討過後，遂又趕到香山雙清別墅請示：“美國原駐瀋陽總領事館的問題暴露無遺，大小特務都在我們的控制之中，關於何時採取行動，周副主席讓我請示主席。”
在李克農主持的保衛部門看來，原美國駐瀋陽總領事館中的特務案件是首要的大事；但是，在毛澤東看來，此事和中美關系相較又算不上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既然特務已經掌握在我們的手中，解決這件事情的主動權也就等於操在我們的手中。所以毛澤東淡然地答說：“最近，他們的司徒大使多次採取主動，近期又有可能來北平和我談中美關系問題，為了不破壞這次會面的氣氛，我看就暫時擱一擱，天不僅塌不下來，說不定你們還有新的發現呢！”
“就按主席說的辦！”接著，李克農又報告，“據上海發來的情報，我們破獲了一個潛伏在上海的特務集團，據他們的頭頭供認：退到臺灣的毛人鳳透過電臺遙控指揮，一個以刺殺我領袖人物為中心的暗殺集團，正在剛剛解放的大城市活動。”
“那第一名一定是我毛澤東了？”
“是的！”李克農看了看毛澤東那藐視的笑顏，“我已經向周副主席講了，保衛毛主席是我們首要的任務。”
“不對！”毛澤東很是嚴肅地說，“保衛人民的生命安全才是你們的首要任務。”
毛澤東聽取李克農的報告不久，遂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商定：成立公安部。第一任部長選的是羅瑞卿。接著，周恩來親自下達命令，調羅瑞卿速來北平，一見面就開門見山地說道：“隨著敵人敗出大陸，潛伏在各大中城市的特務活動十分猖獗，我和主席商議，決定組建我們的公安部，由你來任部長。”
羅瑞卿聽後感到有點突然，當即說道：“周副主席，我認為公安部長由克農同志出任比較合適。我仍希望隨軍南下，多指揮幾個戰役。”
“你當部長，是主席在西柏坡點的將，我看你就走馬上任吧！”周恩來說罷看了看點頭稱是的羅瑞卿，又語重心長地說道，“明天，你先到香山，聽取主席的意見，然後我們再具體商議籌組公安部的事情。記住：你這個公安部長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那就是保衛好毛主席。”
羅瑞卿從這天開始，就把毛澤東的安全放在了自己工作的首位。很快，羅瑞卿是毛澤東的大警衛員的稱謂就在私下傳開了。但是，毛澤東和他談話的核心卻是，“公安部長的任務，第一是為人民，第二還是為人民。至於我毛澤東的安全，用不著花那樣大的精力，更不要藉口保衛我的安全，把我和人民隔開了。”那時領袖和幹部之間是真正的同志關係，沒有後來那樣森嚴的等級觀念，所以，羅瑞卿聽後很不贊成地說道：“主席，現在是非常時期啊！周副主席給我下達了命令：讓我這個公安部長保衛好您的安全。”
“我也嚴肅地對你說：我們共產黨是代表人民的，只要我們不脫離人民，我毛澤東就永遠是安全的。”毛澤東說罷看了看羅瑞卿，“這個問題不再辯論了！從現在開始，你羅長子就是公安部長了。”
從此，羅瑞卿卸去軍職，一邊開始著手組建公安部，一邊在為黨中央、毛主席以及全國人民的安全嘔心瀝血，為鞏固新生的政權立下了汗馬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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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從外交大局出發，雖然不贊成立即全部端出美國駐瀋陽總領事館的特務事件，但他認為必須給美國人一暗示：在中國的大地上應當老實些。自然，這樣做的目的也含有殺雞給猴看的成分。為此，他告知自己的秘書胡喬木，要他寫一篇文章，名字就叫《英美的外交——特務外交》。
也就是在此前後，住在香山雙清別墅的毛澤東獲悉張瀾、羅隆基到了北平，他禁不住地想起了當年在山城與張瀾相識的往事，因此，他打算次日就進城，親自拜會這位長自己二十多歲的長者！為表示對這位忘年交的尊重，他打算穿件像樣的衣服。毛澤東素來生活儉樸，加之長期處於戰爭年代，生活用品困難，他當時身上還穿著補丁衣服。為此，他對身邊的李銀橋說：“張瀾先生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了不少貢獻，在民主人士中享有很高威望，我們要尊重老先生，你幫我找些好些的衣服換。”
李銀橋遵囑在毛澤東所有的衣服中選了又選，竟然選不出一件不破或沒有補丁的衣服。遂說道：“主席，我選不出一件好些的衣服。”
“那怎麼辦呢？”
“現做衣服肯定是來不及了。主席，要不要去借一件？”
“不要借了，補丁不要緊，整齊乾淨就行。張老先生是賢達之士，不會怪我們的。”
就這樣，中國共產黨的主席毛澤東穿著有補丁的衣服驅車趕到城裡北京飯店，登門拜訪張瀾先生。
由於周恩來住在中南海，距離北京飯店較近，提前趕來相告：“表老，我已經接到毛主席的電話，再過一會，他就來這裡看您。”
“這怎麼行呢！”張瀾急忙擺著手說，“毛主席日理萬機，又住在香山，過幾天，我去看他嘛！”
“這可不行啊！表老，您一到北平，主席就想來看您，只是沒有找到一件沒有補丁的衣服，才沒來成。”周恩來說罷看了看愕然不語的張瀾，遂又把李銀橋幫著毛澤東找衣服的事說了一遍，不無遺憾地說，“就這樣，主席沒能來看您！”
張瀾聽後真的有點難以置信，但是，他最相信周恩來的為人，因此，他沉吟片時，喟嘆自語地說道：“這就是人民的毛主席啊！……”
不多時，毛澤東走進屋來，張瀾帶著驚疑的目光，用心地打量著毛澤東穿的那件帶有補丁——卻十分乾淨的衣服，動情地說：“主席，你還是穿著這件有補丁的衣服來看我了？”
“表老，您是怎麼知道的？”毛澤東詫異地問道。
“是周公告訴我的。”
“恩來，”毛澤東看著只笑不語的周恩來，近似自我調侃地說，“我毛澤東的這點家醜可讓你給揚出去了！好在是表老不會怪罪我們。”
“我張某人不僅不怪罪，還要告訴我們的子孫：毛主席是穿著有補丁的衣服來看我的！”
毛澤東與張瀾結束了這段有著特殊意義的見面談話，接著，他們二人話歸正題，書歸正傳，從當年山城的會見講到上海的脫險；又從蔣家王朝的失敗說到新的中國的誕生。簡言之，真是有著說不完的話題。毛澤東就要回香山了，張瀾為了表示對毛澤東的尊重，主動提出到香山看望毛澤東。幾經推讓，毛澤東感到盛情難卻，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了！但是，在張瀾上香山回訪的時候，他告訴工作人員：張老先生已是七十七歲高齡了，行動不便，要好好地照顧他，一定要叮囑司機：開車爬坡時，要慢一些，要穩一些。那天，司機走後，毛澤東一直在計算時間，當他估計張瀾快要到香山的時候，他就提前站在雙清別墅的門口等候。當看見張瀾乘坐的轎車駛進雙清別墅的大院，他就快步走過去，開啟車門，用雙手攙扶張瀾步出轎車。張瀾雖然年邁了，但他那高大的身材，以及他那在胸前飄逸的銀髯，卻顯得非常精神。尤其當他看見攙扶自己的竟然是毛澤東，一種異樣的情潮打心底泛起，遂情不自禁地說道：“盼望多年的勝利終於來到了，毛主席這麼健康，這真是全國人民的幸福呀！”
毛澤東親自把張瀾攙扶到會客廳中，讓這位身材魁偉的老人坐在雙人沙發上，關切地說道：“你要保重身體，咱們要共同合作努力，建設我們偉大的新中國！”
“你說得對啊！”張瀾談興甚佳地說，“我的年紀大了，但是我很高興能看到今天的勝利，看到了今天的勝利，我也能多活十年！”
毛澤東與張瀾都是政治家，自然他們的話題是離不開政治的。當毛澤東回憶起在山城與張瀾深談的往事的時候，他問道：“表老，您還記得當年我說過的一段話嗎？我說，恩來和我都有一個想法，也是一個要求，我們希望今後在重大政治問題上，民盟能與中共事先交換意見，共同商討，統一認識後，採取一致行動，未知尊意如何？”
“記得的，記得的。”張瀾似回憶到四年以前，“我記得當時對您說，甚好，先前我亦早有此想，因如此始有力量掣肘蔣氏，以達到我們的目的。我們雙方必須建立此種密切合作關係。”
“表老是講信義的，說得到做得到，在整個解放戰爭中，您領導的民盟和我們中共密切合作，終於打倒了蔣家王朝。因此，表老是未來新中國的開國元勳，民盟是建立新中國立有大功的政治團體。”
“我看主要是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毛主席才是我們新中國真正的開國元勳！”
“表老太客氣了！”毛澤東有意吸了一大口煙，“今天，我憶這件事情，依然是想對表老說，希望今後——也就是新中國成立以後，在重大政治問題上，民盟能與中共先交換意見，共同商討，統一認識後，採取一致行動。”
“我亦依然答說甚好。當年，我們民盟和中共採取這樣的辦法，打倒了蔣介石，推翻了舊中國；今後，我亦深信只要民盟和中共採取這樣的辦法，必將能建成一個富強的新中國。”
毛澤東與張瀾這次會見，可用“相見甚歡，暢談忘食”八個字來形容。直到警衛人員傳下話來“開飯了！”他們二人才離開客廳來到餐廳。毛澤東執晚輩禮，請張瀾上座，然後又指著桌上已經擺好的四菜一湯，說道：“表老，說歸說，做歸做，進了北平以後，我給自己定了個規矩：在任何時候，都不允許拿著老百姓的血汗錢揮霍！所以，今天——就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我都不會有好酒好菜招待你。但一定請表老吃得可口。”
張瀾是歷經清朝末年、北洋政府、蔣介石的民國三個時代的人了，從皇帝到走馬燈式的總統、總理真是見多了，有哪一個當政者說過這樣的話呢？又有哪一個比總統、總理小得多的政客、官僚用四菜一湯招待像他這樣地位的客人呢？因此，他聽後非常激動地說道：“主席，這就是你們共產黨人得人心、得天下的原因所在啊！說心裡話，我願意出席你這樣的宴席！”
毛澤東聽後也有些激動地站起身來，拿起酒瓶為張瀾和自己相繼斟滿酒杯，然後放下酒瓶，端起自己的酒杯：“來！為表老永遠出席我毛澤東的宴席，乾杯！”
毛澤東在組織、籌備新政協會議，以及在與有關民主黨派領袖探討新中國的過程中，他感到黨內外還有不少人對即將成立的新中國的國家性質、各個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作用，國家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外交政策以及發展前途等一些重大問題，是不清楚或不甚清楚的。他認為很有必要在理論上作出回答，以便解決黨內外一些人的思想問題。為此，他在拜會張瀾的當天——六月二十四日，給胡喬木寫了一信，要他“寫一篇紀念七一的論文”，“擬一單紀念七七的口號”，並明示“你起草後，我給你幫忙修改，你可節省若干精力”。同時，他還在信中告訴胡喬木：他看了發在《人民日報》上的文章，“《英美的外交——特務外交》一文甚有用，請令全文播發，提起警惕性。”當時，由於胡喬木被一些工作纏身，擠不出時間執筆完成毛澤東交給的任務，遂交由另外一位同志去寫。由於這位同志當時不瞭解籌備政協過程中一些帶有全局性的情況，特別不瞭解當時很有必要集中闡述人民民主**的問題，自然就寫不出這方面的內容。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只有自己動手。值得大書一筆的是，毛澤東連續寫了二十四個小時，一氣呵成一篇洋洋近萬言的劃時代雄文，這就是有名的《論人民民主**》。這篇雄文不僅總結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領導民主革命的基本經驗，同時還闡述了人民民主**的基本思想。更為重要的是，他再次提醒全黨：
黨的二十八年是一個長時期，我們僅僅做了一件事，這就是取得了革命戰爭的基本勝利。這是值得慶祝的，因為這是人民的勝利，因為這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勝利。但是我們的事情還很多，比如走路，過去的工作只不過是像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殘餘的敵人尚待我們掃滅。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悉的東西有些快要閒起來了，我們不熟悉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麼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不要擺官僚架子。鑽進去，幾個月，一年兩年，三年五年，總可以學會的。
毛澤東這篇《論人民民主**》不僅回答了黨內黨外、國內國外對未來新中國內政、外交等方面的質疑，而且也向敗退到臺灣的蔣介石擊一猛掌……
五
蔣介石自五月七日乘“江靜”輪離開上海復興島之後，每天收到的訊息不是城池陷落，要麼就是國軍投降共軍，真是晦氣極了！迨至五月十二日，蔣介石偕蔣經國到達舟山群島，想安靜地到北普陀山小憩，並借祈禱觀音菩薩普度厄運，可這時毛澤東又下達了上海戰役的命令，使他不得不又回到殘酷的戰爭現實中來，繼續收閱有關國軍在上海失利的戰報。
蔣介石自下野起始，對未來的“退守之地”就做過這樣的安排：“第一步住溪口故鄉，第二步遷至福州之鼓嶺，第三步遷至廈門之鼓浪嶼，最後才遷至臺北之草山或澎湖之馬公。”但是，由於上海眼見就要落入中共之手，遂又匆匆決定放棄遷至福建的設想，於五月十七日由舟山群島直駛澎湖之馬公，在此一邊關注上海的失陷，一邊部署福建的防務。
蔣介石一向重視福建地區。他“認為浙江、江蘇、福建、廣東、臺灣五省在政略上、戰略上非常重要：除物資豐富外，在兵要地理上有沿海的憑藉和便利，有國際盟邦的直接支援”。至於福建在這五省中的特殊戰略地位，他曾對親信講過這樣一段話：“福建非常重要，沒有福建就沒有臺灣。”因此，蔣介石在下野之後，把最為親信的侍從系的人事預為安置，其重點依然擺在閩、臺地區。如“除留蔣經國、俞濟時分任國民黨總裁辦公室正副主任隨在左右外，其原第三局主要人員一部安置在陳誠的臺灣警備總部，一部安置在朱紹良的福州綏靖公署工作”。他退至馬公期間，“一面要陳誠加緊訓練由上海退回臺灣的部隊，一面到浙江定海視察舟山群島兵要地理與守軍情況”。同時，他還特意命親信李某率獨立第五十師去福州，要李“注意閩浙邊區、閩粵邊區和閩臺之間的聯絡。你所帶的獨立第五十師是戰略預備師，是美械裝備，應好好訓練，作為防衛福建的有生力量”。同時，他還命令蔣經國由馬公島飛福州，與福建省主席朱紹良商談構築防禦工事問題。
上海解放之後，蔣介石偕蔣經國由馬公飛臺北，落腳於草山。據傳雲：失敗中的蔣介石越來越迷信，當他踏上草山第一步的時候，就產生了到此“落草為寇”的念頭，遂暗下決心為草山改名。當他把草山選作久居之地以後，就真的取他一生最為敬仰的哲學家——王陽明的名字改為陽明山。當天傍晚，他偕蔣經國等隨侍視察高雄要塞。次日，在高雄召開軍事會議，進一步研究臺灣整軍、防務及軍政問題。也就是在這次軍事會議上首次提出：“今後應以臺灣防務為第一。”也就是在這一天，他授命陳誠向海內外宣佈：臺灣省政府經濟獨立，設立“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統一管理全省生產，由陳誠兼任主任委員。同時，還宣佈設立“中央在臺物資處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一職亦由陳誠兼任。從這一天開始，蔣介石就把自己未來的落腳點定在了臺灣島上！
也就是在蔣介石一步一步地部署退守臺灣的過程中，他依然遙控廣州的政局，繼續與桂系李宗仁鬥法，為自己從幕後走到臺前製造藉口，創造條件。他為了削弱李宗仁的政治實力，逼得何應欽內閣倒臺。接著，他又在由誰組閣的問題上與李宗仁較上了勁。
何應欽內閣總辭之後，李宗仁首先想到居正。在李氏的心目中，“居正是黨國元老，為人正派，敢作敢為，對蔣先生的態度一向是不卑不亢，非阿諛奉承之輩所能及。撐持廣州危局，居氏實是比較理想的人選。”所以，李宗仁於五月三十日向國民黨中央提出，以居正繼何應欽為行政院院長。
遠在臺灣的蔣介石獲此訊息之後，他一是認為在此危難之際，由誰出掌行政院都是形式，起不了什麼大的作用；再是他清楚捧李宗仁上臺的立法院中的某些委員，由於李氏左右搖擺、舉棋不定的行為離他而去。為此，他以國民黨中央總裁的身份發出指示：一切按法律程式辦。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中的要員們，誰都明白蔣介石如此而為的用意，因此諸位常委們一致透過李宗仁的提名：居正繼任行政院院長。接下來，立法院行使同意授權表決的時候，居正竟然以一票之差未能透過。這使李宗仁的威信受到沉重打擊。程思遠先生認為失敗的真正原因有如下三條：
一、推動和談，主要是立法院的主和派。李宗仁拒籤《國內和平協定》，事先不向立法院徵詢意見，致使他們大失所望，從而導致五月間留滬立委範予遂、武和軒、李世軍等五十五人發表聲明，脫離國民黨政府，向中國人民靠攏。他們此舉，大大削弱� ��李宗仁在立法院中的影響。
二、李宗仁五月二十一日發表的《告全國同胞書》，經過中央常委會審閱，修改得面目全非，而李並不堅持，立法院內的進步分子認為李已成為國民黨頑固派——CC分子的工具，不再可能有所作為，因而去香港、澳門，靜觀風向。
三、過去立法院內的聯絡工作，主要是程思遠負責，當時程留居桂林，而邱昌渭又過於自信，以為立法院仍和以往一樣，絕大多數是擁李的，疏忽了臨時的聯絡工作。以至於住在西濠口愛群酒店的韋永成、張嶽靈兩立委，沒有接到開會通知。
蔣介石獲悉這一結果之後，自然喜從心起。正當李宗仁繼續思考，或曰徵詢有關方面的意見提誰組閣的時候，蔣氏在臺北密電有關人士，由CC系搶先向李宗仁提出：由無家可歸的閻錫山出面組閣。李宗仁雖然在謀略方面永遠不是蔣介石的對手，但是他也清楚蔣氏要閻氏組閣的目的：那就是堅定地走**路線。每逢遇到需要據理力爭的關鍵時刻，李宗仁那種退讓的弱點就又顯現出來，他不顧身旁親信的反對，竟然屈服於CC分子的壓力，改提閻錫山為行政院長。自然，國民黨中常會不會反對，立法院開會，也以二百票對五十票透過了閻錫山組閣案。就這樣，李宗仁這位靠主和上臺的代“總統”，開始與**到底的行政院院長閻錫山共事，其後果是可以預想而知了！
從此，李宗仁在政治上產生了極大的失落感。不久，他又聽說：“蔣介石聆悉閻錫山受命組閣，顯得非常興奮，因為後者是一個為他所運用自如的人物。”這又使他感到：蔣介石在閻錫山出任行政院院長期間，很快就要從幕後走到臺前。因而，李宗仁在政治上又產生了失意感。
一個人，尤其是政治家在失意的時候，最感親信和朋友的重要。李宗仁自桂林飛抵廣州之後，最感痛苦的是周圍沒有親人和朋友，遇有問題，連個說知心話的人都找不到。就在這前後，他陸續獲悉一些與之奮鬥多年的好友和部屬相繼離他而去了！其中最使他難過的是；黃紹竑負氣出走香港，不會再為桂系出力；黃啟漢藉故留在上海，隨著上海的解放，他公開投靠了中共；劉仲容留在北平，據說為中共創辦外語學校；甘介侯赴美求援，滯留大洋彼岸未回；程思遠因反對李宗仁飛赴廣州，至今仍留在桂林；如果再算上劉斐與他和白崇禧決裂……留守廣州的李宗仁就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了！
當時，國民黨中諸派系都看得清清楚楚：李宗仁在蔣介石的脅迫下，主和不能和，主戰不能戰，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走進了死衚衕。他這位代“總統”就要走到盡頭了！連他最親密的合作者——桂系大將白崇禧業已在暗處向蔣介石靠攏；說到新上任的行政院長閻錫山，他打內心深處就瞧不起李宗仁，從他上任的第一天，就一心支援蔣介石由幕後走到臺前。這位善工心術的閻錫山歷經兩個星期的觀察，竟然拿著一紙寫好的電稿，大搖大擺地闖進李宗仁設在廣州迎賓館內的官邸，直言不諱地說：“這是我草擬的一則電稿，請蔣先生來粵主持大局。如果你同意，就以你我的名義發給蔣先生。”
李宗仁聽後大吃一驚，這簡直是“逼宮”。他十分清楚：請蔣介石出山，這就意味著結束自己的代“總統”職權。他若當面反對閻錫山的所作所為，那樣勢必把閻老西這位行政院長更推向蔣介石一邊，對自己這位代總統多增加一道羈絆；如果預設閻的做法，那就等於預設自己倒臺。怎麼辦？就在這矛盾的一瞬間，李宗仁那種謙謙君子的弱點再次主導了他的行動。他吟哦片時，二話沒說，就在閻錫山草擬的電報稿上籤了李宗仁三個字。蔣介石是一位視權如命的政治家。同時，他又是一位善於利用對手的弱點而制服對手的權謀家。換句話說：他從元旦發表獻詞起始，就在預謀何時出山了！時下，蔣氏認為武漢失守之後，湖南易手只是個時間問題，這就等於坐鎮中原的桂系集團不僅喪失了兩湖的立足之地，而且在與人民解放軍的交戰之中也必然會喪失其主力。結果，以桂系軍事集團為後盾的代“總統”李宗仁就等於失去了資本，他蔣某人出山的機會也就到了。時下，四路解放軍向全國進軍，所向披靡，這失敗的罵名還應當分給李宗仁一份；再者，他在臺灣的所謂內政外交還沒有安排好；更為重要的，只有閻錫山一人打出請蔣入粵主政的旗子還太單調，故於六月十八日給李宗仁、閻錫山覆電說：
時局艱難，兄等持顛抉傾，辛勞備嘗。感佩之餘，時用繫念，辱承約晤，能不遵行。茲擬短期內處理瑣事完畢，決定行期，另電奉告。
蔣介石擬於短期內處理哪些“瑣事”呢？一是遷居臺北草山，成立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派定各組組長和設計委員會委員，把他的領導體制重新建立起來，並積極進行前來廣州的準備工作；二是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主要是中美關系——尤其是毛澤東與美國關係的變化，他逐漸形成一個外交戰略行動，那就是組織東亞**聯盟。
蔣介石在籌組總裁辦公室之前，他向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公然提出設立最高決策機構——非常委員會，由他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閻錫山、何應欽等任委員。這樣一來，國民黨的一切實權均轉到非常委員會中來了，而所謂的“總統”府就更是有名無實了！自然，本來就沒有多少實權的李宗仁就真的成了聾子的耳朵——擺設了！另外，侍從室原有的親信一直隨侍身邊，成立非常委員會只不過是換個牌子而已。因此明眼人一看便知，蔣介石採取這些組織措施，只不過是王顧左右而言他罷了！
蔣介石籌組所謂“東亞**同盟”，即蔣氏企圖聯合菲律賓總統季裡諾、南朝鮮總統李承晚，以東亞各國為核心組成一個國際**聯盟。實事求是地說，蔣氏形成“東亞**同盟”的這一構想，也是經歷了一個痛苦，或曰敗退之中謀生存的一個漫長過程。
蔣介石是一代縱橫家。他清楚當年敗退山城之後，美國依然全力地支援他，是為了藉助中國的軍事實力抗衡日本侵略亞洲，減輕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的軍事壓力；解放戰爭爆發之後，美國人照樣支援他，那是美國的政客擔心中國被**，進而與蘇聯結盟，形成一個抗衡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主義陣營；隨著國民黨軍隊在各個戰場上的失利，美國人認為根子出在他蔣某人由於獨裁而失去了人心上，遂在幕後導演了一出“以李（宗仁）代蔣（介石）”的戲劇，結果未出一年，國民黨失去了江北半壁江山；時下，以司徒雷登為代表的美國人看清了李宗仁是一個扶不起來的阿斗，同時又認清了國民黨已經沒有力量阻止毛澤東的勝利，怎麼辦？唯有靠金錢外交收買毛澤東，希望未來的新中國不要與蘇聯結盟，走親美路線。這就是司徒雷登一而再、再而三與黃華晤談，並希望去北平會晤毛澤東、周恩來的目的。對此，蔣介石不僅是知情的，而且還譏笑“司徒老兒真蠢”！這是因為蔣介石算準了毛澤東絕不會服從美國人的指揮棒。因而，他每每聽到毛澤東撰文宣傳“一邊倒”的外交方略的時候，就忍不住內心中的喜悅：“司徒老兒又挨了毛澤東一記耳光！”
與此同時，蔣介石透過駐美大使獲悉：在美國政府內正在辯論是誰丟掉中國的問題，一些當年在山城與周恩來及其屬下有過來往、或發表過親共言論的外交官正受到質詢。在蔣介石看來，要不了多少時間，這一辯論的結果就會是**派取得勝利，司徒雷登這些人就會被送上法庭。換言之，既然司徒無力改變毛澤東“一邊倒”的外交路線，那麼美國就會很快終止司徒雷登作為大使的使命。為此，他不屑一顧司徒雷登在前一段的所作所為。另外，他還清楚美國在無法改變毛澤東的外交方略之後，他們還會再支援他蔣某人，因為美國不僅不會在東亞留下權力的真空，而且更需要一支力量抗衡毛澤東未來的紅色政權。
恰在這時，美國外交部遠東司和聯合國司聯合提出由聯合國託管臺灣的計劃，“主張美國立即爭取儘可能多的聯合國會員國，特別是英國的支援，然後在聯合國特別會議上提出由聯合國在臺灣舉行公民投票，以達到由聯合國託管臺灣，實現***的目的；並由美國單方面宣佈廢除《開羅宣言》關於臺灣歸還中國的規定”。接著，臺灣再行過渡到由美國託管——變成美國一個新州的目的。對此，蔣介石只說了一句話：“我蔣某人不是汪精衛！”
蔣介石視臺灣為自己的復興寶島，因此他絕不會贊成臺灣變成美國的一個州。他清楚，美國搞的託管計劃一旦得以實現，他連個州長都當不上。為此，他通知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大使，行使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堅決反對聯合國託管臺灣。也就是在毛澤東主持新政協籌備會議即將閉幕的前夕——六月二十日，蔣介石又接獲駐日本東京代表團電告：“盟總對於臺灣軍事頗為顧慮，並有將臺灣由我移交盟國或聯合國暫管之擬議。”蔣介石聽後頗為動容，當即電示該團負責人詳告盟軍統帥麥克阿瑟：
（一）臺灣移歸盟國或聯合國暫管之擬議，實際上為中國政府無法接受之辦法，因為此種辦法違犯中國國民心理，尤與中正本人自開羅會議爭回臺、澎之一貫努力與立場，根本相反。（二）臺灣很可能在短期內成為中國**力量之新的希望。（三）美國政府即令單從實際的利害上考慮，亦決不能承認中共政權。（四）深盼麥帥本其在東亞盟國統帥之立場，以其對於“赤禍”與東亞前途之關係……美國政府決不考慮承認中共政權，並應本其領導國際之地位與力量，防阻他國承認；美國政府就採取積極態度，協助中國**力量，並應協助我政府確保臺灣。
蔣介石在這通電文中，實際上勾畫出了他的“東亞**同盟”的設想，那就是在美國，實質上是在麥克阿瑟的統帥下，從日本、南韓、菲律賓和臺灣，一直到印支半島諸國攜手相助，共同構成一個**鏈條。因為蔣介石作為一代政治家明白，唯其如此，他才有可能苟延於臺灣。另外，他也知道毛澤東一旦獲悉美國人想託管臺灣之後，一定會作出強烈的反響。結果，美國人勢必斷掉司徒雷登的一切不合實際的想法，並把中共完全推到美國的對立面。
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的愛國主義者，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行徑！當他獲悉美國提出由聯合國，實質上是由美國託管臺灣的訊息之後，他於憤怒之餘第一感覺就是“美國亡我之心不死”！當然，他清楚按照聯合國憲章，美國達到託管臺灣的目的，必須得到五大常任理事國的一致同意。據來自外電的報道：蘇聯肯定會行使否決權。與此同時，他也不相信蔣介石在此關鍵時刻當賣國賊，放棄中華民國作為常任理事國的權利，投票贊成臺灣由美國託管。所以，美國託管臺灣的目的是絕難實現的。由此，毛澤東越發地認為：中國共產黨“一邊倒”的外交方略是正確的。另外，毛澤東是敢於接受任何強權挑戰的，且主張來而不往非禮也！為此，他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研究過後，下令逮捕美國原駐瀋陽總領事館所屬的大小特務，除對美國侵略行徑還以顏色之外，讓世人看看美國的所謂友誼到底是什麼貨色！接著，我《人民日報》與新華社受命發表了訊息：
我東北行政委員會公安部，日前在瀋陽破獲美國間諜案：主犯佐佐木弘經（日本人）、伯彥蒼（蒙古人）、吳人傑（中美混種）等全部落網歸案，並繳獲收音機六部、發報機三臺、密碼十六本，以及他們的工作計劃、信件、地圖、情報存底等大量的罪證。經審訊，他們對自己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並一致承認他們在瀋陽作案，均受僱於美國原駐瀋陽總領事館，他們幕後總指揮為原總領事瓦爾德。……
與此同時，我新華社還授權發表聲明，正告一切對新中國抱有友好或敵意的外國政府：
只要願意斷絕和中國反動派的聯絡，不再勾結或援助中國反動派，我們就願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之上，談判建立外交關係。否則，一切欺壓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國家，必將在新的中國大地上碰得頭破血出，最後滾出中國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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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聽了上述兩條訊息之後，他認為這都是美國白宮中那些不瞭解中國國情，一相情願地提出託管臺灣案的政客所引起的。由此，他也猜想到了自己在中國的使命也就快結束了！在這期間，傅涇波曾發出這樣的提問：“這些年來，有哪一個國家，敢以間諜罪名，逮捕與美國駐外機構有關係的人員呢？”司徒雷登沮喪地說：“中國的勝利者——毛澤東！”
不久，毛澤東透過各種途徑收到了蔣介石轉致麥克阿瑟的電文，他認為蔣介石反對託管是正確的。但蔣氏的宣告含有一個陰謀，那就是利用**作為籌碼，把自己緊緊拴在美國**的戰車上。這一陰謀果能實現，蔣氏就變相地找到了一把保護傘。對此，周恩來是同意的，考慮到未來我國外交的方略，他說道：“從戰略上講，美國政府曾主動向我們作出友好的姿態，是希望新的中國不要與蘇聯結成反美聯盟。當他們看到這一希望就要破滅的時候，他們就必然會反對我們。”
“同時，他們還會反過來再支援蔣介石！”毛澤東說罷沉吟片時，又堅定地說道，“為此，我在剛剛寫成的《論人民民主**》一文中加了這樣一段話答覆他們：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民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
這樣的結果是蔣介石求之不得的！
就在蔣介石預謀籌建“東亞**聯盟”的過程中，蔣氏父子還曾有過一件高興的事，那就是聽說剛剛解放的上海爆發了所謂的“銀元之戰”。然而令蔣經國失望的是，那些不法資本家、投機商人沒有支援十天就宣告失敗了。這使他不得不想起半年多以前他在上海打老虎的往事，幾經較量，遂以徹底失敗而告終。兩相對照，真是無限滋味在心頭啊！這時的蔣經國不會去想“勝利”或“失敗”的原因，考慮到自己未來的政治前途，只是為上海“銀元之戰”失敗得這樣快、這樣慘而惋惜。為此，他不無遺憾地向蔣介石報告：“父親，那個陳毅突然下令，一夜之間就把證券大樓查封了，還抓了幾千人。”
“準確地說，這個命令不是陳毅下的，是毛澤東下的。”蔣介石當即糾正蔣經國的話。接著，他看了看情緒低沉的兒子，遂冷然作笑，說，“你用不著為這件區區小事不高興嘛，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倒是一條很好的訊息。”
“為什麼？”蔣經國不解地問道。
“你想想看嘛，半年多以前，你不是也在上海抓了很多人嗎？結果又怎麼樣呢？金圓券變成了一堆廢紙。”
蔣經國對於自己在上海的打虎行為，一直有著自己的看法，如果不是蔣介石出面干涉，他的打虎行為不僅不會失敗，而且國民黨政權也不至於一敗塗地。因此，他頗有一點情緒地問道：“父親，如果您不下令放人呢？”
“那就更糟！英國、美國，是靠抓資本家來穩定金融、發展經濟的嗎？只有你知道的蘇聯是這麼辦的！”蔣介石說罷看了看沉默不語，但仍不服氣的蔣經國，遂又緩和了一點口氣，繼續說道，“經兒，你必須明白這樣一個道理：誰是金融專家？是毛澤東罵的那些資產階級；靠誰來發展經濟呢？也是毛澤東罵的那些資產階級！時下，他一進上海，就採取了在農村打土豪、分田地的辦法，這樣就勢必得罪城市中真正的主人資本家。”
“毛澤東他們要是採取軍事的手段，強迫城市的資本家開工生產呢？”
“這還是蘇聯的辦法，”蔣介石說罷搖了搖頭，“中國有一句老話，叫捆綁不是夫妻。你想想看，就說這些資本家被迫開工生產，沒有錢賺，會賣力嗎？”
蔣經國信服地點了點頭。
“再者，資本家開工必須有錢、有原料，這是常識問題。錢，我都提前運到了臺灣；原料，外國的用完了不會再進口，國內的一時又收不上來。怎麼辦？工廠只有停工，毛澤東依靠的工人階級也只好失業，一家老小在家喝西北風！”
蔣經國終於明白了父親高興的原因，再次覺得姜還是老的辣這句話是真理。有頃，他小聲地問道：“父親，我們還能幫著毛澤東在上海做點什麼嗎？”
“利用我們手中掌握的制海權，封鎖港口，斷掉毛澤東他們和外國的一切聯絡！”
“是！”
“利用我們手中掌握的制空權，派飛機輪番轟炸上海，一定要炸得他們停電斷水！”
“是！”
“同時，要電告毛人鳳，要他命令上海所有的潛伏人員、黑社會成員一起出動，把上海搞得個天翻地覆！”
敗亡之秋無喜事。正當蔣氏父子在臺灣安排以“黨統”取代“法統”，並把希望寄託在毛澤東的屬下大敗於金融風暴的時候，拱衛臺灣的前哨福建地區又發生了危機。那時，自上海等地撤退到福建的殘部“軍事渙散，軍紀廢弛……二十多天中，一退兩千裡以上，沿途行軍所至，雞犬不寧。因為形成流竄，後勤系統已亂了套。在蘇皖邊、浙閩邊，居民生計一掃而光，借糧徵草，儼如浩劫，民怨沸騰。”更為嚴重的是，退守福建的殘部因固屬派系不同，上自高級將領，下到士兵，有著難以調和的矛盾，往往為了爭奪一塊地盤，為了搶掠一點給養，雙方就開槍火併。加之福建的政壇耆宿以免地方糜爛為由，堅決反對在閩地與中共決戰。因此，福建已經成了不戰而失之地了！對此，蔣介石曾經說過：“守長江及浙江的部隊潰退到福建，是在五月上旬。當時陳毅主力攻上海，只劉伯承一部跟蹤入閩。所幸敵人摸不清福州的底細，所以沒有長驅直入。如果敵人洞悉你們狼狽的狀態，一個團就可以佔領福州了。”
在蔣介石的棋盤上，福建這片戰區是有著特殊意義的。然而他的屬下對這兵要之地竟失去信心，良可浩嘆！怎麼辦？唯有放下重建臺灣基地的一切工作，偕俞濟時等親信要員於六月二十一日飛到福州，召開所謂有名的“福州軍事會議”。出席會議的有福州綏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朱紹良、新任命的東南前進指揮所主任湯恩伯、第六兵團司令長官李延年等敗軍大將。蔣介石在聽完上述將領的彙報之後，真想破口大罵幾句“無能！”“飯桶！”“娘希匹！”可是，他知道此地不是訓斥這些手下敗將的場所，而是借用所謂“感情”和“道義”籠絡其心，繼續為自己賣命的時候，因此，他頗有準備地講了如下幾點內容：
首先，蔣介石舉起孫中山先生的旗子為號召。他說：“我是一個下野的總統，論理不應再問國事，一切由李代總統來處理危局和**作鬥爭。但想起總理（孫中山）生前的託付，勉以‘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嘗’的遺言，現正是我黨危難關頭，所以我以黨的總裁地位來領導大家和共產黨作殊死戰。個人引退半年來，沒有片刻忘懷久經患難的袍澤，望大家戮力同心，爭取最後勝利。”
其次，他借批評與會的這些敗將弄到士兵衣不蔽體的問題，大講自己“生平待士不薄”，藉以收買已無鬥志的“士心”。他說：一“本人自民國十三年迄今，東征、北伐、剿共、抗日，為統帥已達二十五年，對官兵生活一向關心。今日士兵衣不蔽體，使我心中難過。我在溪口時，後來在上海及馬公島，曾一再注意到各軍的服裝問題。因產棉區多陷入匪區，我預知原料困難，曾多次要聯勤郭總司令作最大努力的籌劃。據郭說在六月以前搞好二百五十萬至二百八十萬夏服不成問題。”接著，他又嚴厲地批評了有關的將領，並嚴令“立刻列表來報，徹底查明下落，否則就應法辦”。最後，他又以較緩和的口吻說：“希望各軍長回去，好好安慰部下，保證服裝有著落。我回臺灣即令補運。總之這些事是使我痛心的。”
再其次，他也講了失敗的責任問題：“三年來各戰場均失敗，主要原因固然是我誠不足以感眾，也由於各級將領無德無能。”
最後，他才回到召開“福州軍事會議”的主題上來：“無福建即無臺灣，決心固守福建以鞏固臺灣外圍。”據當事人的回憶，他講了如下這段話：“大家應當知道臺灣將是黨國的復興地，它的地位的重要性異於尋常。比方臺灣是頭顱，福建就是手足，沒有福建即無以確保臺灣。以福建而言，守不住閩江以北，閩南也難以確保。今後大家要樹立雄心壯志，和**頑強鬥下去。最遲到明年春，世界**聯軍就會和我們一道驅逐赤俄勢力，清除赤色恐怖。希望大家回去轉達所屬，知道我的希望與決心。”
蔣介石作為一代有過輝煌過去的軍事家，他真的把固守福建看得那樣重要嗎？非也！因為稍有軍事常識的人都明白臺灣的安全繫於臺灣海峽。只要蔣介石的制空權和制海權足以封鎖數百海里的洋麵，臺灣就是安全的。然而，蔣介石又為什麼對部下講上邊那番話呢？他在離開福州之前，曾對屬下講話：“你當我的學生，難道不知‘先制之利’、‘先發制人’、‘先聲奪人’、‘安定人心’的重要性嗎？沒有軍隊還有國家嗎？保全軍力是重要的，但福州過早落在**手裡其政治影響甚大。臺灣人半數以上原籍福建，對故鄉十分關懷；南洋一帶的僑胞，也是福建籍佔多數。如果他們知道福州失了，就認為福建失了，就更誤解為我們國民黨徹底失敗了。這種心理上的變化，就會使我們失去海外僑胞的同情與支援。所以為了大局，福州是必須死守的。希望你們體會我的心事放膽去做，只要將領有必勝信心，處絕地也可以生。”
蔣介石就要乘坐飛機離去了，他此時此刻最所擔心的是什麼呢？那就是湖南的程潛在長沙率部起義……（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