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時，上海全市解放了！
這天清晨，槍聲和炮聲漸漸地停息了，上海各界群眾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悄然開啟自己的家門，驚奇地發現馬路兩邊溼漉漉的水泥地上，睡滿了身穿黃布軍裝的解放軍指戰員。啊！激戰上海的十五個日日夜夜——用鮮血和生命換來上海新生的人民功臣，一個個卻睡在馬路兩邊的人行道上，這不僅是曠古未有的奇事，而且也深深地打動了上海的市民群眾！另外，各界人民很快又發現，新生的上海市，電燈是亮的，自來水也長流不息，就說是電話吧，也暢通無阻，工廠、學校也保護完好……大家都禁不住地發出這樣的自問：“這哪像是剛剛打過仗的樣子呢？共產黨和解放軍是如何創造出這樣的奇蹟呢？……”
這奇蹟應當歸功於黨的另一支隊伍——上海八千餘名中共地下黨員和廣大的進步群眾！在我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起上海戰役的過程中，他們冒著生命危險護廠、護校、策反敵軍、散發傳單、輸送情報……上海才得以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
很快，各界人民從戰爭的惶恐之中醒來，相互傳送著一個訊息：“上海真的解放了！”接著，他們自發地擁上街頭，走到外灘，有人在高呼“上海解放了！”有人在高呼“解放軍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更為令人感動的是，年長的老人提著燒開的水壺，拿著大小不一的茶碗，慰勞睡在水泥地上的解放軍戰士；年輕的工人和學生有的打著腰鼓，有的扭起了秧歌，有的放聲高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和《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慶祝上海解放了！
上海解放的第二天——二十八日下午二時正，陳毅率領軍管會所屬軍事、政治、財經、文教各接管委員會的主要幹部，走上了舊上海市府大廈的黑色大理石階梯，正式接管市政府。與此同時，一面鮮豔的紅綢大旗在樓頂飄揚。接著，陳毅昂首闊步地走進舊市長辦公室，嚴肅地命令：“宣趙祖康進來！”
趙祖康是我國著名的道路與市政工程專家，任上海工務局長，後與中共地下黨員發生了關係。我人民解放軍奉毛澤東的命令發起總攻上海的當天——二十三日，國民黨原上海市代理市長陳良倉皇出逃，行前將所謂市長大印交給了趙祖康。趙祖康僅僅當了四天代理市長，上海就全部解放了。在陳毅等入主市府大樓之前，他已經主動將市長大印交給了有關人員。當他聽說陳毅將軍宣召見他，遂誠惶誠恐地走進，畢恭畢敬地說道：“卑職趙祖康，請陳將軍示諭。”
陳毅根據黨中央、毛澤東制定的城市接管方針以及對待國民黨留守人員的政策，嚴肅地問道：“軍管會命令你執行得如何？”
“條條照辦了。”
“檔案、資產呢？”
“完整無損，可一一查點。”
這時，陳毅起身握住趙祖康的手，指著旁邊的沙發客氣地說了一聲“請坐！”旋即又說道，“趙先生，你對未來的工作有什麼想法嗎？”
經過簡短的交談，雖說趙祖康從陳毅的問話中沒有感到有興師問罪的意思，但因地位的不同，內心中依然是忐忑不安。他沉吟片時，低聲地答說：“陳將軍，我想回交通大學教書，做點有益於人民的事情。”
陳毅完全理解趙祖康此時此地的矛盾心情，他很是真誠地說：“不要有其他想法。你留下來是對的，國家需要人才，你可以發揮自己的特長。我們想請你繼續擔任工務局長的職務。我相信我們一定能很好合作的。”
這實在出乎趙祖康的所料，他聽後先是驚異萬分，繼之是感動不已。就這樣，國民黨時代的代理上海市長趙祖康又被陳毅任命為工務局長。這項人事安排，對舊上海市府留用人員的影響是很大的！這天，在會議室等候傳見的二百多名舊市府工作人員個個坐立不安。看見陳毅偕趙祖康來到會議室的樣子，他們感到驚詫不已。陳毅講道：“諸位老市府的朋友們，這次解放軍的勝利，不是共產黨**的勝利，是人民的勝利，希望大家各安職守，辦理移交，並聽候人民政府量才錄用。”聽了陳毅的這段話後，一個個露出了笑臉，並情不由己地鼓起了掌！
但是，留給陳毅市長的上海是一個什麼樣子呢？對此，史家作了如下的記述：
解放前夕上海工業已陷入半解體的狀態。一萬二千多家工廠中，只有百分之三十維持開工，機器業工廠停工百分之八十以上，麵粉業由於北運通路不暢，產量只有內戰爆發前的十分之一。佔上海工業產值百分之七十四的輕紡工業，缺原料無銷路，陷於半癱瘓狀態。
與此同時，人民政府接管的大米、麵粉僅夠全市吃半個月，而儲煤只夠全市燒七天！治安情況也不容樂觀，流散在上海的蔣軍官兵近兩萬人，國民黨還留下八個特務組織三萬多人，加上慣匪、流氓作亂，社會秩序很不安定。而目前匯聚在上海的難民、乞丐、小偷、妓女、遊民，總數達六十萬！當時一起聽彙報的鄧小平同志不禁深嘆一口氣道：“這些都是我們陳市長的‘子民’喲！”
對此，毛澤東早在七屆二中全會前後就完全估計到了！那時，他親自向未來的市長陳毅交代了接管上海的方針：堅定地依靠工人階級，“集中力量反對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團結各黨派，穩步前進。”為此，陳毅每次走上講臺第一句話便說：“上海的工人老大哥、老大姐們，我們是歸隊來了！首先，讓我代表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向保護大上海的人民群眾，致以熱忱的感謝！”他說完向臺下深深地、畢恭畢敬地鞠了一躬。
上海解放的前夕，毛澤東透過各種訊息獲悉：蔣介石懷著愴然的心情向上海告別，他不能不想起二十二年前的今天，“他以歷史功臣、北伐革命軍總司令的身份進入上海，而今他卻以歷史罪人的身份向上海道別”。他在此時此景中，沒有去想自己為什麼會落到如今敗走麥城的地步，非常奇怪的是，他那泛著苦汁的心湖之中竟然生出了這樣一個問號，有意思的是這個問號又漸漸地拉直變成驚嘆號！為此，他近似自語地說：“我想有一天，毛澤東也會像我一樣從上海敗走的。”
“為什麼？”守侍身旁的蔣經國小聲地問道。
“上海是個大染缸，自稱是紅色的共產黨，要不了多少時日，他們就會改變顏色的。”
蔣介石的這句由自我反省而感悟出的普通話語，的確震撼了毛澤東的心靈！誠如前文所說，早在七屆二中全會前後，他就再三向全黨發出要謹防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的號召，就連他離開西柏坡的時候，還再三地說：“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然而當他聽說也曾被山呼萬歲入主上海的蔣介石竟然向中外斷言：“毛澤東也會像我一樣從上海敗走的！”這就不能不使毛澤東引以為戒了！
同時，毛澤東還從各種渠道獲悉：蔣介石在從上海敗走的當天，雖然感到自己猶如“大海中的孤舟，四顧茫然”。可他卻在日記上寫下了如下這段話：“今日的仇敵，是堅強、惡毒、兇險的**，我們用什麼辦法來對付敵人呢？只有以新的精神、新的力量、新的生命來迎接新的時代，奠定新的基礎。我舊的創痕還未愈，新的刨痕又深了。我眼看到中華民族的希望，怎能不揮淚前進？……但我憑著一線光明的希望，及我對總理的忠貞，我一定要不屈不撓地奮鬥下去。”
事後追論：當毛澤東獲悉這段話以後，他一定會得出這樣的結論：蔣介石不僅敗而未亡，而且還要東山再起。換言之，人還在，心不死，與敗走上海的蔣介石的較量是長期的！
恰在這時，中外的政治家也以幸災樂禍的目光看待共產黨人的勝利，他們公開說：共產黨在軍事上打一百分，在政治上打八十分，在經濟上打零分。有的直言之：毛澤東的隊伍開進上海之日，即為共產黨人失敗的開始。對此，毛澤東也經常發出這樣的提問：以農民成分為主體的共產黨人真的會敗走上海嗎？自然他的答案也是清楚的，共產黨人不僅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而且還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讓一切敵人在我們面前發抖吧！
毛澤東在戰略上歷來是藐視敵人和困難的，然而他在戰術上卻是十分小心地重視敵人和困難。因此，就在上海解放的前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再三指示陳毅，一定要看到上海在全國的特殊地位：“上海的紡織廠紗錠二百二十九萬佔全國百分之四十，貿易額佔全國的一半。上海工廠的煙囪若不冒煙，全國經濟就將垮掉一半；上海市場一混亂，全國財經就會失去控制。”另外，陳毅作為共產黨的第一任上海市長，不僅非常清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良苦用心，更重要的是知道他接收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上海：僅就國民黨中央銀行為例，“經過多次的搶劫，中央銀行的庫存……只剩下黃金六千一百八十兩，白銀兩萬九千九百七十九兩，銀元一百五十四萬六千六百四十三枚，美元八千六百七十八元，英幣一百五十三鎊，港幣三萬八千八百五十二元……”可以想見，這樣一點可憐的錢，將如何應付一個現代化大都市的經濟運作呢？為此，毛澤東在上海解放的初期，對各界人士實事求是地講：“不要以為解放了，今後就是一帆風順，大吉大利，帝國主義從此老實，老天爺從此不鬧災荒，我們自己也從此不犯錯誤，那不可能。前途光明，但道路還會是曲折的。還要準備勒緊褲帶，甚至要準備流血犧牲。”
儘管黨中央和毛澤東，以及以陳毅為市長的上海軍管會的領導同志，異常重視上海解放後的經濟恢復，然而出人所料的是，人民解放軍解放了上海，人民幣卻“進”不了上海。由此又孕育了上海解放後的第一次金融風暴！
時人皆知，蔣介石如此迅速垮臺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為了他支撐打內戰，在國統區相繼濫發法幣和金圓券，造成通貨膨脹，變成了一堆廢紙。誠如時人所云：“假如你進飯店吃飯，第一碗飯是一種價格，等你吃第二碗飯的時候又是一種價格，因為漲價了。”為了穩定上海的金融，陳毅市長走馬上任的第一天就以軍管會的名義頒發了公告：自即日起，以人民幣為計算單位，為照顧人民的困難，在六月五日以前，暫準金圓券在市面上流通。在暫準流通期間，人民有權自動拒用金圓券。同時宣佈：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於六月一日正式成立，開始以人民幣兌換金圓券的工作，比例是1∶10萬。
由於金圓券在上海人民的心目中完全失去了信用，因而兌換金圓券的工作非常順利，待到六月五日以前，兌換工作就告一段落。但是，金圓券通貨膨脹所造成的惡劣的心理影響，以及歷年物價波動遺留下來的儲存鈔票不如儲存實物的經驗，繼續影響著各階層的人民。國內外的階級敵人，緊緊抓住了人們這一心理，“一群唯利是圖的投機分子跟著興風作浪，胡說什麼人民政權剛剛建立，人民幣並不鞏固，人民幣和金圓券都是紙印的鈔票，沒有什麼不同。他們不顧人民政府的警告，仍像解放前那樣，投機牟利，掀抬物價”。他們“把投機的重點集中在了銀元上面。投機商掌握了大量銀元，任意提高價格，進行投機，一轉手之間，一塊銀元竟然可以獲得人民幣一百五六十元。販賣銀元的販子，上海叫做銀牛。一時間，銀牛橫行，‘大頭’（當時，市場上流通的銀元大多是有袁世凱像的，俗稱大頭）囂張，銀元和人民幣之間的比價一漲再漲”。
【目前用下來，聽書聲音最全最好用的App，集成4大語音合成引擎，超100種音色，更是支持離線朗讀的換源神器，huanyuanapp.org 換源App】
據史記載：“當時上海每一條主要馬路，特別是西藏路、南京路和外灘一帶，到處可以看到許多人在人行道上或者十字路口，穿著長衫，手裡拿著一大把銀元，發出譁嘟譁嘟的聲音，有的用兩塊大頭互相敲擊，丁當作響，吸引過往行人的注意。他們嘴裡還不斷報著當天銀元的行市，搞得人心惶惶。投機分子的總指揮部是上海的證券大樓，他們利用幾千部電話同他們分佈在全市各個角落的分支據點保持密切聯系，操縱銀元物價。在他們的操縱下，銀元價格在短短的十天左右的時間內，上漲將近兩倍。銀元暴漲帶動了整個物價的上漲。在上海解放後的十三天內，批發物價指數猛漲兩倍多，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米和棉紗也上漲了一倍到兩倍以上。”也就是在物價如此暴漲的時候，南京路上的“四大私營百貨公司開始用銀元標價，其他商店聞風而起，相繼仿效，拒用人民幣”。結果，上海人民銀行分行發行的人民幣，“早上發出去，晚上又差不多全回到了人民銀行。人民幣的信用受到了嚴重的威脅。”人民幣就這樣被排斥在市場之外！當時，剛剛接管上海的軍管會沒有經驗，對不法的投機分子的金融實力也缺乏瞭解，“為了穩住市場，人民政府曾採取了拋售銀元的辦法，但十萬銀元丟擲後，全被投機分子吃進去了，不但沒有穩住市場投機之風反而越演越烈”。以陳毅為市長的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認識到：“上海遊資和投機分子的實力太大了，靠拋售的辦法是無法穩住市場的。”這時，不法的投機分子又藉機制造輿論，到處散佈“日本佔領上海時，為了穩住上海的市場，從東京一次運來五噸黃金，但投下去之後也是泥牛入海無訊息”。換言之，共產黨不懂金融，將會很快步國民黨的後塵從金融戰線上敗下陣來！
面對這嚴峻的金融危機，陳毅市長召集負責經濟的市委副書記曾山、許滌新等人開會商討對策，一致認為靠單純的經濟手段難以打退投機分子的進攻，如果採取非經濟的手段穩定金融市場，中央又未授予這樣的許可權。為此，陳毅向中央如實報告了解放後上海的金融形勢，並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方案。
毛澤東收到陳毅代表上海軍管會寫來的報告的時候，他正在準備接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
陳嘉庚，於一八七四年生於福建同安一個貧窮的農家。在他十六歲那年漂洋過海，到南洋謀生。後靠著一種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漸漸地在南洋發跡，旋即又以新加坡為基地經商，遂成為一代華僑鉅商。不久，他結識孫中山先生，加入中國同盟會，並積極募款資助孫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與此同時，他深感祖國落後的原因是教育，遂於一九一三年起始在家鄉集美村先後創辦中學、小學、師範、航運、水產、農林、商科等學校；一九二一年，籌募巨資創辦有名的廈門大學，為家鄉培養了一代又一代有知識的新人，在國內、國外享有盛名。抗日戰爭爆發之後，他又奔波於南洋各地，積極募款，支援愛國的抗日鬥爭。一九四○年他由南洋回國，先在山城重慶發表抗日演說，後應毛澤東之邀，又於是年五月下旬動身赴延安慰問邊區的軍民。也就是他到延安的第二天——五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在自己的窯洞裡會見了慕名已久的陳嘉庚先生。陳嘉庚先生對訪問延安的感想，曾在一次講演中說：
我初到陝北延安，情形就截然不同了。在那裡，人人平等，相親相愛，有如兄弟。刻苦耐勞從事建設，成績斐然。毛主席的辦公處設在一座窯洞裡，佈置很簡單……毛主席的香煙癮很重，可說煙不離口，他拿出一罐英國的香菸對我說，我每個月薪俸有限，不配抽這樣名貴的香菸，這一罐是美國華僑司徒美堂送的。有一次我看見他一根煙抽過一半了，有客求見，他捨不得把半截菸蒂丟掉，卻把菸頭的火滅了，擱在菸灰缸上，然後去見客，及至會了客回來，再把那截菸蒂吸完。
毛主席曾單獨請我吃飯，是白飯、鹹菜，配一味雞湯。毛主席說：“我沒有錢買雞，這只雞是鄰居老大娘知道我有遠客，送給我的。”有一次，我們在毛主席辦公室裡閒談南洋的情況，總司令部內的人都可參加，頃刻間座位滿了，有一勤務兵遲到，望見長板凳上毛主席身邊略有空隙，就塞身進去了，毛主席向他望一望，把自己的身軀移開點，讓他坐得更舒服。這就是全世界任何政府機構中沒法見到的現象。
延安之行，使陳嘉庚真正認識了中國共產黨，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更為重要的是，他不僅結識了毛澤東，而且還堅信毛澤東是中華民族真正的救星。他由延安回到四川，在峨眉山曾說：“我未往延安時，對中國的前途甚為悲觀，以為中國的救星尚未出世，或還在學校讀書。其實此人已經四五十歲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現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自然，陳嘉庚也給毛澤東留下了難以泯滅的印象。當日本軍國主義侵佔新加坡之後，毛澤東曾為陳嘉庚的安危擔過心；當抗戰勝利之後，毛澤東獲悉陳嘉庚老人從避難地回到新加坡之後，揮毫寫下了“華僑旗幟，民族光輝”的條幅，藉以慶祝陳嘉庚安全脫險。
解放戰爭爆發之後，陳嘉庚為抗議蔣介石撕毀“雙十”和平協定，四處發表演講；同時，為了表達自己對毛澤東的尊敬，在會客大廳的牆上懸掛著毛澤東的畫像——這是南洋公開懸掛的第一張毛澤東的畫像，藉以遙祝毛澤東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取得勝利。當蔣介石於一九四八年五月登上“總統”的寶座之後，陳嘉庚又代表新加坡華僑各界代表大會致電毛澤東，響應中國共產黨召開新政協和成立聯合政府的建議，公然宣告否認蔣介石為中國“總統”。誠如前文所述，毛澤東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致電陳嘉庚先生，代表中共中央邀請他回國參加新政協會議，共商國是。是年五月五日，陳嘉庚先生偕莊明理等從新加坡回國，並於六月四日到達北平，在車站受到董必武、林伯渠、葉劍英、李維漢、李濟深、沈鈞儒等熱烈歡迎。七日，周恩來親自接陳嘉庚一行到香山雙清別墅，與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會見。
說到陳嘉庚與周恩來的相識和相知，還有著很曲折的故事。一九四○年三月下旬，陳嘉庚率領南僑慰問團來到重慶的時候，周恩來剛好回延安，僅見到了鄧穎超等中國共產黨人，並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是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陳嘉庚一行來到古城西安，恰好周恩來由延安返回重慶路過西安，約定去七賢莊十八集團軍拜會周恩來與路過西安回延安的朱德將軍。由於特務藉口車輛等因，使陳嘉庚未能如約前往。翌日，陳嘉庚親自趕到七賢莊致歉，但朱總司令已回延安，周恩來也已去重慶，失之交臂，令陳嘉庚深感惋惜；陳嘉庚由延安返回重慶不久，接到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電話，詢問陳先生近日有無時間，說周恩來準備第二天登門拜訪。就這樣，他們二人好不容易地見了面。那天，周恩來向陳嘉庚先生重申了共產黨的三大主張：堅持抗日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接著，又講：“國共合作，這是歷史的潮流，頑固派搞摩擦，這是不會得逞的。有人要阻止我們在西安會面，但是今天我們不是在重慶會面了嗎？”
從此以後，周恩來與陳嘉庚在正義的鬥爭中結為知己，並有著許多感人的故事在流傳。這次，周恩來再次見到陳嘉庚，舊話重提，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周恩來十分自豪地說道：“一別十年，現在天下是我們的了。嘉庚先生十年來為抗日所作的貢獻、所受的磨難我是知道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也是不會忘記的。新的中國就要誕生了，毛主席說，我要好好地聽聽陳嘉庚先生的意見！”
陳嘉庚聽後心裡感到暖烘烘的，積存在心的話不知有多少，但一想到毛澤東正在香山雙清別墅等候接見他，遂又將一大堆話咽回肚裡，忙說道：“不要讓毛主席久等，我們還是早點去吧！”
陳嘉庚在周恩來的陪同下驅車趕到香山，出乎他所料的是，毛澤東偕朱德、劉少奇早已躬迎在雙清別墅的院中，並親自開啟車門，攙扶他步出汽車。他望著毛澤東那平易近人的樣子，激動地說道：“毛主席，你是開國元勳，我是普通僑胞，你親自扶我下車，這讓我怎能受用得起哪！”
“怎麼受用不起呢？”毛澤東笑著繼續說，“陳老，要說是開國元勳，你老也是其中一位嘛！”
“不敢當！不敢當……”陳嘉庚連連搖手說道。
“當之無愧！”毛澤東說罷指著劉少奇，“來，我給陳老介紹一下，這位是劉少奇同志。”
陳嘉庚緊緊握住劉少奇的手，打量了一下劉少奇的表情，說道：“久聞大名，如雷貫耳，今朝相識，三生有幸啊！”
“陳老，”劉少奇操著尊敬的口吻說道，“我對您也是久聞大名，如雷貫耳，今朝相識，三生有幸啊！”
毛澤東親自挽著陳嘉庚的臂膀走進雙清別墅，又親自把陳嘉庚扶到沙發上坐下，然後有些感慨地說道：“陳老，我是一個無神論者。但是今天，我倒有些迷信了。你還記得嗎？我們是何年何月在延安相識的？”
陳嘉庚略加思索，答說：“一九四○年六月。”
“對！您老是哪一天離開延安的呢？”
“六月七日。”陳嘉庚說罷似追憶起了往事，頗有感慨地又說道，“我記得那一天告別的時候問你：毛主席，我們什麼時候還能相見呢？你說：我想不會再用十年了。我說好！六字吉利，但願在十年頭上的六月相見。”
“今年恰好是第十個年頭，不但是六月，而且還是我們分別的那一天，六月七日。”毛澤東說罷轉身指著擺在茶几上的檯曆，“請陳老看一看，今天是不是六月七日？”
陳嘉庚一看愕然大驚，因為從舊社會走過來的老人都有幾分迷信，他幾乎是震愕地自語：“是六月七日，這……”
“這不是天意，而是巧合。”毛澤東急忙說道。
“不，”陳嘉庚連連搖頭，“哪有這樣巧的巧合？……”
“那就按陳先生說地來解釋，”周恩來急忙接過話茬，說道，“蔣介石統治集團垮臺，我們共產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取得勝利，是上應天意，下合民心。”
“對，對！還是周公說得對。”陳嘉庚贊同地說道。
毛澤東談興甚好，藉著他與陳嘉庚相見在六月的話題又做起了文章，他笑著說：“我們兩個跟六月有緣，在延安見面是六月，在北平見面又是六月，六月裡有花香，有清風，真是個好季節呀！抗戰勝利，陳先生功不可沒。現在新政協正在籌備，群賢畢至，陳先生可不能不參加喲！”
陳嘉庚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但是生來對政治沒有興趣，當他聽了毛澤東請他參政議政的話後，遂推辭道：“我老了，不懂政治，又不會講國語，參加了也不起作用。”
“嘉庚先生多慮了，不會講國語不要緊嘛，全世界沒有一個人能懂得所有語言，國與國還不是照常交往嗎？”周恩來急忙接過話茬說道。
“恩來說得對，”毛澤東也趕忙解釋道，“陳先生現在講閩南話，我講湖南話，我們透過翻譯不是交談得很好嗎？心通勝於言通啊！”
對此，陳嘉庚還能說些什麼呢？恭敬不如從命，他心悅誠服地接受了毛澤東的邀請，同意參加即將召開的新政協籌備會議。
接著，毛澤東告訴陳嘉庚先生：新的中國就要成立了，希望能聽到更多的定國大計。對此，陳嘉庚說道：“全國的大事，由毛主席、周公、總司令、少奇同志你們去考慮，一定會很周全的。我是福建人，家鄉很窮，希望中央多派一些有能力的文才武將去，給父老鄉親們造福。”
毛澤東告訴陳嘉庚，中央已經作出決定，委派張鼎丞、葉飛去主持福建的工作。接著，周恩來又告訴陳嘉庚、張鼎丞和葉飛都是領導福建革命的老同志，其中葉飛還和華僑有些關係。陳嘉庚聽後急忙站起來，說道：“我先代表福建的父老鄉親向黨中央、向毛主席說聲謝謝！”
“陳老快請坐！我們是一家人，說謝謝豈不遠了嗎？”毛澤東待陳嘉庚落座之後，方才說道，“今天我也有兩個請求，說給陳老聽。”
“請毛主席講。”
“第一，如果他們在福建的工作沒有做好，陳老一定要不留情面指出來。假如他們不聽，陳老就直接找我提批評意見。”
“有毛主席這番話，我就放心了！”
“第二，我聽恩來說，當年，陳老在南洋曾吃過金融投機家的虧；今天，我毛澤東在上海也遇到了這類問題，你看我們應該採取哪些措施回擊他們呢？”
陳嘉庚聽後似又想起了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他稍許沉吟，以堅定的口氣說道：“對付那些黑了心的投機家，手一定不要軟！”
毛澤東從陳嘉庚這句話中感到了一種力量，那就是接受投機家的挑戰，並戰勝他們！自然，這時的毛澤東已經有了解決上海金融危機的腹案，故笑著說道：“少奇同志，恩來同志，我們共產黨人一定要記住陳老的這句話：對付那些黑了心的投機家，手一定不要軟！”
……
三
毛澤東在接到陳毅及華東財委的報告之後，立即與周恩來、劉少奇等進行研究，提出原則的解決意見，遂交由剛剛走馬上任、正在籌建中央財委的陳雲去辦。
陳雲認為：“上海流通之主要硬通貨不是金圓券而是銀元，此種情況是在平津解放及我軍渡江後，金圓券迅速崩潰，南京政府垮臺之下造成的。”因此，時下上海“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敵人，已不是軟弱的金圓券，而是強硬的銀元”。同時，他又嚴肅指出：“過江以前，解放戰爭一般是先解放鄉村包圍大中城市，然後解放之，這樣在金融貿易上就先在鄉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幣佔領市場，恢復城鄉交流是比較容易的（如瀋陽、平津）。過江以後，情形不同了，先佔城市，後佔鄉村，城鄉均是銀元市場，推廣我幣增加了困難。”經研究，並報請中央批准：同意陳毅市長提出的“先禮後兵”的解決辦法。
所謂先禮，就是透過報刊、電臺開始宣傳，市長陳毅親自出面發表講演，嚴正地警告投機奸商：“趕快洗手不幹，否則勿謂言之不預。”但是，上海的投機奸商認為我軍管會只是說說而已，不僅不洗手，反而把銀元炒到了新的高點；所謂後兵，陳毅市長決定採取最後解決手段：查封大投機商操縱銀元市場的活動中心——證券交易所。六月七日晚，中共華東局召開緊急會議，由鄧小平主持，對行動方案作了最後研究，一致贊成陳毅的意見：幹掉它！會後把解決方案報告中央，毛澤東親自回電話表示贊同。一場所謂“銀元之戰”在證券大樓打響了！
上海證券大樓是證券交易所的指揮中心，設在漢口路4號，是一幢八層高的大樓，佔地四畝有餘，是當時遠東最大的證券交易所。抗戰前夕，該所登記的證券字號有一百九十二家，是金融、地產、紡織、百貨、化工、文化等各實業界的一些“巨頭”的活動中心，同時也是官僚資本在滬操縱資金市場巧取豪奪的一個重要基地。抗戰勝利後，在此登記參加交易的證券字號達二百三十四家，它控制著全市的有價證券交易，並透過買空賣空的投機活動，操縱物價。由於南京國民黨政府一些要員，或明或暗地充當投機活動的幕後人或保護人，因此，所謂的證券交易所實際上是一個公開的變相的賭場。上海解放的第二天，暫停營業的證券交易所又悄然復業，很快又成為這次“銀元之戰”的地下指揮司令部。
陳毅市長接到毛澤東“表示贊同”的電話之後，為了確保對投機分子一網打盡，事先作了周密的準備。據史記載：“九日，他們先派出公安局的少數骨幹，化裝進入證券大樓瞭解情況，熟悉地形，其餘人員全部留局待命，並臨時切斷他們與外界的一切聯絡，以防洩露。與此同時，還依靠原地下黨設在證券大樓的密點及秘密工作人員對證券大樓各投機商號、經紀人的違法活動進行秘密調查，確定了一批應予扣押審查人員的名單。”接著，陳毅市長於六月十日下達了查封證券大樓命令。對此，有關著作作了如下的記述：
六月十日上午八時許，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李士英首先率領二百餘名便衣幹警按預定部署分散進入證券大樓，隨後分五個組控制了各活動場所和所有進出通道。上午十時，宋時輪警衛部隊的一個營，分乘十輛大卡車到達證券大樓，對整個大樓實行軍事包圍。同時，分佈在證券大樓各個場所的公安人員也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員立即停止活動，就地接受檢查。
從上午十時到午夜十二時，公安人員分頭搜查了各個投機字號，並登記了所有封堵在大樓內的人員名單及財物，然後，命令全部人員到底層大廳集中，聽政府代表訓話。集中到大廳的共有二千一百人，除根據事先確定的名單當場扣押二百三十八名送市人民法院外，其餘一千八百餘人經教育均陸續放出。
在二百三十八名奸徒中，有一個叫張興鋃的，他的辦公室設在四樓65號。這個辦公室門外掛著堂皇的金字招牌“壽昌金號”，裝出一副正當商號的模樣。警衛旅的工作人員走進去一看原來是幹投機買賣操縱市場的總指揮所。屋子裡單是電話機就有二十五部，那密密麻麻的電話線像蜘蛛網一樣，從門外沿著天花板伸到屋內。屋內還藏著許許多多的暗號和密碼，同四面八方聯絡。牆壁上掛著一個證明書，是國民黨財政部部長俞鴻鈞發給他的，旁邊掛著一張紅紙表格，好像軍用地圖用來指揮作戰，那上面寫著四個專案八個大字：黃金、美鈔、袁頭、孫頭。所謂袁頭和孫頭是上面有袁世凱和孫中山頭像的銀元。每個專案下面，都用白粉水筆註明買進賣出的價格，這顯然是金融戰線上一座奸商的前線指揮所。
在查封證券大樓的過程中，“大樓外觀者如堵，市民莫不拍手稱快曰：‘大亨鼠坍臺了！’‘共產黨到底厲害！’”或許是這場乾淨漂亮的突擊戰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霎時之間傳遍了上海，震動了全國。自第二天開始，不僅人� �幣成為上海的流通貨幣，而且各種物價指數也迅速回落。實事求是地說，在上海演出的這場“銀元之戰”勝利是在黨中央、毛澤東直接關心下取得的。但是，毛澤東又不失時機地告誡剛剛進入上海的同志，這僅僅是人民政府與舊勢力交鋒中取得的第一個回合的勝利，更加艱鉅的經濟戰線上的鬥爭還在後頭！
查封證券大樓的戰役結束之後，這些不法投機商人完全失去了他們那種不可一世的樣子，一部分人尋求所謂頭面人物，找軍管會的領導同志講情，希望能從寬發落；另一部分人——主要是工商界中的人，在背後說怪話：“金、銀和外匯市場是經濟問題，而共產黨依靠手中的槍桿去硬壓。從經濟問題的角度說，這不是本事。”言外之意，認為共產黨不懂經濟，在未來的經濟鬥爭中誰勝誰敗還未有定數！
毛澤東在處理上海“銀元之戰”的過程中，他就想到了如何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問題。在這期間，他向全黨、全軍發出指示，明確要求“據以檢查自己的工作，認真克服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如果不克服此種錯誤，就是犯了路線錯誤”。在毛澤東這一精神的指導下，不僅迅速打退了各地不法資本家向新的政權發起的進攻，而且還切實地團結了愛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為恢復各新解放區城鄉經濟建設起了很大的作用。
雖說“打敗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已經成了一股銳不可當的大潮，但是正如毛澤東指出的那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跑掉。”追殲國民黨殘敵依然需要我中國人民解放軍付出很大的代價。因此，毛澤東在下達《各野戰軍向全國進軍的部署》之後，依然時時在關注、指揮我四大野戰軍向全國進軍。
關於第一野戰軍擊退胡宗南部和馬步芳、馬鴻逵部聯合反撲的作戰部署，毛澤東於六月九日覆電彭德懷，指出：“（一）就現有兵力與馬、胡全力作戰，似覺無全勝把握，不如誘敵深入，俟兵力集中再打較為適宜。（二）如你們認為有各個殲滅敵人的良好機會，我們亦同意先打一仗。（三）請將誘敵深入，待本月底或下月初兵力集中時再打，有何困難及不利之點分析電告。”接著，毛澤東又根據彭德懷等同志的報告，作出了詳盡的誘敵深入、各個殲滅敵人的戰役部署，取得了勝利。
關於第二野戰軍向西南進軍問題，毛澤東明確指示二野“在確無外國武裝干涉條件下才能最後確定”。說到向四川進軍的具體困難，毛澤東明令二野：“兵員、牲口不足之數，除華東局能解決者外，原則上不補，到四川以後自行解決。估計黔、川沒有嚴重的作戰，減員不會很大，佔領長江上遊後可以就地籌補，從長解決。”由於二野堅定地執行了毛澤東這一行動方針，在協助三野完成警戒外國武裝干涉外，還為人川作戰解決了許多具體困難。自然，也為未來完成毛澤東交給的大迂迴、大包圍的作戰任務，打下了可靠的物質基礎。
關於第三野戰軍解放華東的戰略部署，毛澤東明確指示總前委：“同意以葉飛三個軍入閩，行動時間如以提早至本月下旬更好。攻青島之一個軍及一部炮兵可於六月十日左右出動。”說到具體的戰役實施，毛澤東另有具體的電文。
關於第四野戰軍向中南進軍的作戰部署，毛澤東指出：“同意你們各軍到齊後休整一段時期，然後三路或兩路同時動作……此種計劃，可以齊頭並進，一氣打到贛州、郴州、永州（零陵）之線，再作一個月休整，而在路上只作某些必要的小休息。為使白崇禧各部處於我軍猛打猛迫、驟不及防，遭我各個殲滅……你們各軍到達攻擊準備位置之後，只要糧食狀況許可，至少就地休整半個月，驅除疲勞，統一意志，然後按計劃攻擊前進。”之後，毛澤東又親自領導了長沙起義、湖南和平解放等與之配合，使得四野進軍中南掃平了道路。
從上述事實可知，毛澤東在上海解放後的兩個星期中，僅僅在處理經濟、軍事兩大問題方面，用日理萬機來形容是絕不為過的。然而，如果再查一查毛澤東在這期間的工作日記——或翻一翻毛澤東的年譜，還會發現毛澤東在處理有關內政大計的同時，還花費了很大精力去應付有關的外交課題。我們僅以美國為例，看一看毛澤東是如何確定未來新中國的外交格局的。
幾十年來，美國政府是支援國民黨、蔣介石打內戰的；蘇聯政府是支援共產黨反對內戰，爭取民族獨立的。這是不爭的事實！時下，中國人民拋棄了國民黨，選擇了共產黨；拋棄了蔣介石，選擇了毛澤東，一個嶄新的新中國就要在東方大地上誕生了！毛澤東在設計新中國外交格局的時候，堅定地依靠蘇聯及社會主義陣營是必然的；同時，爭取美國及其西方的盟友，或削弱其對就要敗亡的國民黨、蔣介石的支援，這也是外交策略所必需的。因此，毛澤東不僅贊同派遣黃華赴南京供職，而且還批准黃華與傅涇波會見。同時，作為美國而言，無論是從美國在華利益分析，還是面對世界兩大政治集團——由於新中國即將誕生而引發的世界政局的變化來看，都會迫使美國面對這一不願看見的現實！這就是司徒雷登透過傅涇波拜會黃華之原因所在。
據史記載，黃華在收到毛澤東於五月十日發給華東局的電令之後，於五月十三日以私人身份前往司徒雷登住處會見當年的校長。司徒雷登表示，願同新中國建立新關係，希望中國政府能廣泛地吸取民主人士參加，並說美國已經停止援助蔣介石，不願意參加中國內戰。他已建議將上海經濟合作分署所存糧食、棉花等援助蔣介石的物資，待上海解放後即移交我方以支援上海恢復上海生產。黃華表示，糧食、棉花等我不接受（因為我們將從國民黨手中接收），美國既然表示不干涉中國內政，就應將美國駐在青島等地的海軍艦隻和陸戰隊撤走，以免發生衝突。司徒雷登答應轉告有關方面。
司徒雷登出於所謂外交需要考慮，他把與黃華會晤的訊息在南京廣為傳揚，一時成為各國駐南京外交官的熱門話題。另外，美國人還無中生有地造謠說：黃華帶有周恩來致司徒雷登的親筆信。藉以提高美國身價的同時，有意離間蘇聯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為此，毛澤東指示黃華召集留駐南京的各國外交官員，嚴肅地宣佈了中共與外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原則，再次宣告：中共只把留駐南京的各國外交人員當做外國僑民對待。
隨著上海的解放，毛澤東估計與美國的關係有可能向著兩極發展，其一是聯合各帝國主義武裝干涉中國；其二是美國將作出積極的姿態，尋求和中國共產黨建立某種關係。毛澤東作為軍事戰略家，他首先把立足點放在前者，並於上海解放的第二天——五月二十八日向四大野戰軍下達了《預籌帝國主義武裝干涉的對策和部署》的命令：
（一）近日各帝國主義國家有聯合干涉革命的某些象徵。例如美國正在和英、法等十二國會商統一對華政策，青島增加了美國軍艦，留在南京的各國大使準備撤走，英國在香港增兵，廣州國民黨亦有某些高興表示等事，可以看出這種象徵。將來是否會演成干涉的事實，目前還不能斷定。但我們應當預籌對策，以期有備無患。
（二）對策的主要方面是，我各路野戰軍按照預定計劃前進，殲滅國民黨殘餘力量，使各國帝國主義在中國大陸上完全喪失他們的走狗。第二方面是，力求經濟上的自足自給，準備著海上被封鎖時，我們仍然有辦法。在這方面，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及知識分子，站在我們方面極為重要。第三方面是，在華北、華東部署充分兵力，以防美國海軍協同國民黨海陸軍向我後方的襲擊和擾亂。
【穩定運行多年的小說app，媲美老版追書神器，老書蟲都在用的換源App，huanyuanapp.org】
（三）關於預防美帝協同國民黨向我後方襲擾，除已令楊成武兵團及鍾赤兵炮縱在秦皇島、塘沽佈防外，特作如下部署：甲、楊得志兵團和十八兵團一道繼續向鳳翔方向前進，準備在各兵團會合後，殲滅胡馬在陝甘邊境上的主力。如此戰能達目的，而華北情況又有需要，則準備將楊得志兵團留在寶雞、鳳翔區域待命，同時儘可能趕快修復洛陽、寶雞段鐵路，以利運輸。乙、林（彪）羅（榮桓）留一個軍位於河南，平時擔任剿匪，有事增援開華北。丙、陳（毅）饒（漱石）粟（裕）以一個軍附必要數目的炮兵開青島附近，待命奪取青島爾後即任青島守衛。南京、鎮江、蘇州區域已有兩個軍，浙江區域已有三個軍，甚好。吳淞、上海區域應有七個軍，特別注意加強吳淞江陰兩區的炮臺裝置。以上各軍，除擔任城市守備及鄉村剿匪任務者外均應迅即部署整訓。奪取福建的兵力，不要超過兩個軍……
恰在這時，司徒雷登為了牽制毛澤東為新中國制定的“一邊倒”的外交方針，防止未來東亞地區成為所謂紅色革命的大本營，又以各種方式表示願與中共討論有關中美關系問題。毛澤東為了回應美國的姿態，他在五月二十九日新華社發表的社論《祝上海解放》中加了一段話：“這些外國政府如果願意開始從中國事變中吸取教訓，那麼，他們就應當著手改變他們干涉中國內政的錯誤政策，採取和中國人民建立友好關係的政策。”接著，中共中央認真研究了中美關系問題，同時，還研究了由此而發生的所謂對日和約等外交問題，並於六月三日下發了關於中美關系以及處理司徒雷登返美問題的中央文件。毛澤東在審發這個檔案的時候，又加寫了一段話：
美國有利用國民黨逃亡政府尚存在時期提出對日和約之可能，黃華與司徒會面時可向司徒指出，我方久已宣告，不承認國民黨反動政府有代表中國人民的資格，現在國民黨政府已經逃亡，不久即可完全消滅，各外國不應再與該逃亡政府發生關係，更不應和該逃亡政府討論對日和約問題，否則，我們及全國人民將堅決反對。
黃華接到中央文件以及毛澤東有關的指示之後，遂於六月六日約司徒雷登和傅涇波到外事處舉行第二次會晤。在這次會晤中，“司徒雷登對美國的侵略性外交政策進行多方辯護，並對中國內政問題指手畫腳。黃華指出，美國政府應明確斷絕與國民黨政府的關係及停止援助蔣介石，用以表明美國放棄已經失敗的干涉政策。現在美國仍支援反動政府進行反人民的戰爭，建立外交關係問題無從談起。”自然，這次會晤仍以美國堅持其支援蔣介石的政策而終無實質性結果。
司徒雷登作為一個中國通，他的確是從全球戰略的大局考慮所謂中國問題。但是，他也清楚，自己是一個駐華大使，並不是美國對華政策的決策人，如要改變美國的既定對華政策——自然是改到司徒雷登的對華政策的軌道上來，就必須回國述職，靠著他那三寸不爛之舌進行遊說。但是，這就必須要有第一手權威的資訊。為此，他於六月八日經傅涇波轉告黃華，“司徒認為美國現在（對新中國的關係）很難作正式表示，需司徒雷登返美後努力。但他需要知道中共更高階方面的意見，回去講話才有力量。他希望在返美前能到北平會見周恩來一次，並聲稱他想去北平的意圖是得到美國國務院副國務卿魏伯的指示的。會見後，黃華把司徒雷登的要求向中央作了彙報，中共中央同意司徒雷登來北平一訪，但考慮透過非官方聯絡較好，乃透過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於六月十六日給司徒雷登一封英文邀請信。信中說，陸志韋會見周恩來先生，周感謝司徒雷登的問候，並說司徒雷登如要求來北平，可望獲得當局同意。”
司徒雷登在透過官方——黃華這一條正式通道與中共協商中美關系的同時，他還透過所謂民間的渠道試圖獲悉中共的外交意圖，那就是他還透過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負責人陳銘樞，以及他心目中的“第三種人”的代表羅隆基為之牽線、幫忙。
陳銘樞，廣東合浦人，字真如，生於一**○年。他早年入廣東陸軍小學、南洋陸軍中學，加入中國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是粵系中的著名將領。後參加北伐，曾任武漢警備司令、總政訓練部部長等軍職。大革命失敗之後，他因參加福建事變與蔣介石分道揚鑣。抗戰勝利後發起成立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任民革中央常委等職。上海解放不久，他應毛澤東、周恩來等邀請，北上出席新政協籌備會議。行前，他於六月十日在南京會見司徒雷登。他們二人會談的中心議題，司徒雷登請陳銘樞在北平期間，“探問是否有與中共最高領導會晤的可能”。對此，陳銘樞答應幫辦。接著，就辭別司徒雷登，乘車北上，參加政協籌備會議。
羅隆基，字努生，江西安福人，早年留學美國，是有名的民主人士。早年在大學任教，同時從事新聞工作，邊倡行美國的自由主義，邊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解放戰爭爆發之後，作為民盟的負責人留在上海，後與張瀾同住虹橋療養院，被國民黨特務軟禁。上海解放前夕，由中共地下黨營救脫險。恰在這時，毛澤東向張瀾和他發來電文，邀請他們赴北平參加新政協籌備會議。司徒雷登獲悉這一訊息之後，遂由南京趕往上海“約見羅隆基，託其向周恩來傳達這樣的口信：中國如能放棄‘一邊倒’的外交，他可以向美國政府建議給予中國幾十億美元的支援”。筆者暫不論及美國政府能否給予中國幾十億美元的支援，但其代價是明確的：中國必須放棄“一邊倒”的外交。換句話說：中國共產黨必須和國民黨一樣聽美國的話，毛澤東也必須像蔣介石那樣唯美國是從。這就是司徒雷登，以及美國政府對待即將誕生的新中國的全部用心！由於身體原因，羅隆基和張瀾沒有北上出席新政協籌備會議，因此，在司徒雷登離開中國之前，羅隆基沒有把他的口信捎到。
毛澤東在領導打勝上海“銀元之戰”並處理有關對美外交的過程中，他依然在積極思考籌建新中國的大事。在這期間，他曾廣泛地同各界代表人物接觸，和他們共商建國大計。例如，他在入主北平不久，曾收到北平師範大學代校長湯璪真一封信，很希望拜見他這位早年的同學、而今中國共產黨的主席毛澤東。毛澤東讀過來信之後，立即要田家英接通湯校長的電話，當他獲悉在北平的故舊還有早年的師長——北師大文學院院長黎錦熙、地理系主任黃國璋等人之後，當即決定親自到和平門內東順城街48號大院去拜訪。
在湯校長這些知識分子的眼裡，就要成為新中國領袖的毛澤東私下出訪友人，也一定是前簇後擁，最起碼也得有很多保安人員尾隨，因此，他們一家是在很不安的情緒中盼等毛澤東的到來的。出乎他們所料的是，毛澤東就和秘書田家英二人走進湯校長的大院。湯校長驚詫地問道：“潤公，你的保鏢呢？”
毛澤東指著身旁的田家英，笑著說道：“老同學，在這兒！”
正當湯校長一家感到震愕之時，毛澤東看見一個女孩正在牆上用粉筆寫歡迎標語，他走上前去，撫摸著孩子的頭，笑著說道：“小朋友，不要寫什麼歡迎標語嘛！”
湯校長一家如果不是親眼所見，他們怎麼也不會相信這一切都是真的。接著，毛澤東走進湯校長的家，敘談以往。湯夫人向毛澤東控訴北平是國民黨兵痞、美國大兵橫行的地方，這些年來，人民尤其是窮教書的先生吃了很多苦。毛澤東很是同情地說：“是啊！雖說我們已經進駐北平幾個月了，你們的日子也沒有得到多少改善。不過，我可以擔保：新的中國一俟成立，教育事業要發展，教授的生活要一步一步提高。”
“有潤公這句話就夠了！”湯校長這句普通的話語，道出了中國知識分子是何等的重情重義！他很有感慨地說，“北平解放前夕，南京的教育部長朱家驊是我留學德國的同學，派專機接我南下，到教育部供職，過所謂上等人的生活。我不願意同流合汙，堅拒南下，冒著生命危險，等著潤公的到來！”
“謝謝老同學！”毛澤東分外激動地說道，“我的老師黎錦熙先生也是出於這樣的原因留下的吧？”
“是的，”這時，年過花甲之年的黎錦熙與黃國璋走進來，“當時，我對家人說：哪兒也不去，我要在這裡等一位唐宗宋祖稍遜風騷的偉人哩！”
毛澤東急忙起身，緊緊握住黎錦熙的雙手，客氣地說道：“黎先生，我不是什麼唐宗宋祖稍遜風騷的偉人，我還是那位曾給你抄寫文章的學生毛潤之。”
說到毛澤東為老師黎錦熙抄寫文章，還有著這樣一段趣聞：那時，有三個青年幫著黎錦熙抄文章，第一個不問內容，一概照抄，事後默默無聞；第二個凡見到文稿中有問題總要提出來，並代為潤色，此人後來成了大戲劇家，他就是田漢；第三個看到文稿中有不同意見的觀點，就不願代抄，他後來就成了一代偉人毛澤東。對於過去這些趣事，毛澤東一笑了之，他對老師黎錦熙的評價：“在我的成長過程中，黎先生是我可與商量學問、言天下國家大計的恩師。”可以想見，毛澤東與這樣的恩師和同學，也包括地理系主任黃國璋談話，是可以暢談忘食的。夜黑了，毛澤東知道大學教授十分清貧，就自己出錢，請田家英訂了一桌菜，邊吃邊繼續談。最後，身為九三學社成員的黎錦熙說道：“新政協會議就要召開了，新中國將要誕生，北平九三學社的人數不多，這個團體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我們準備把它解散。”
毛澤東知道九三學社是以大學教授為主體的群眾組織，他的發起人就是他的同鄉許德珩。他聽後沉吟片時，誠懇地說道：“我個人的意見，九三學社不要解散，應該認真團結科學、文教界的知名人士，積極參政，共同建設新中國。”
接著，中央和有關民主黨派等單位商議決定：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議第一次會議於六月十五日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開。參加會議的有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及各人民團體等二十三個單位的代表共一百三十四人出席。為了工作方便，中央決定毛澤東由香山雙清別墅遷往中南海菊香書屋暫住。是日，他出席開幕典禮，並發表重要講話：
這個籌備會的任務，就是：完成各項必要的準備工作，迅速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以便領導全國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肅清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力量，統一全中國，有系統地有步驟地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和國防的建設工作。中國民主聯合政府一經成立，它的工作重點將是：（一）肅清反動派的殘餘，鎮壓反動派的搗亂；（二）盡一切可能用極大力量從事人民經濟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同時恢復和發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業。中國人民將會看見，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裡，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和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盪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汙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民主共和國。
在講到對外政策的時候，毛澤東有針對性地講：“我們向全世界宣告：我們所反對的只是帝國主義制度及其反對中國人民的陰謀計劃。任何外國政府，只要它願意斷絕與中國反動派的關係，不再勾結或援助中國反動派，並向人民的中國採取真正的而不是虛偽的友好態度，我們就願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之上，談判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中國人民願意同全世界各國人民實行友好合作，恢復和發展國際間的通商事業，以利發展生產和繁榮經濟。”
這次會議一致透過《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組織條例》、《關於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的規定》，並選出了毛澤東為常務委員會主任，周恩來、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陳叔通為副主任，李維漢為秘書長。為了加快各項準備工作，商定在常務委員會領導下設立六個小組，負責具體工作的實施。
毛澤東認為這次政協籌備會議開得是成功的。但是美中不足的有兩點：一是宋慶齡沒有出席；再是民盟主席張瀾先生因身體的原因也沒有趕來參加。他在政協籌備會議閉幕的當天——六月十九日，給宋慶齡寫信：
慶齡先生：
重慶違教，忽近四年。仰望之忱，與日俱積。茲者全國革命勝利在即，建設大計，亟待商籌，特派鄧穎超同志趨前致候，專誠歡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駕蒞平，以便就近請教，至祈勿卻為盼！專此。敬頌大安！
毛澤東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也就是在鄧穎超奉命南下不久——六月二十四日，中國民主同盟領導人張瀾、史良、羅隆基等由滬到達北平，受到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董必武、李維漢以及民革主席李濟深等人的歡迎。毛澤東立即通知有關單位：他要親自趕到張瀾的下榻處拜訪！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