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 韋伯
作為普魯士國王，威廉的權力是非常之大的，但也並非所有事情都能直接拍板，而且王國內部也並非沒有反對派。吞噬小說 www.tsxsw.com
俾斯麥去世後，普魯士國務部作為權力巨大的官僚機構已經被保守黨完全把持。保守黨在帝國議會雖然一敗再敗，但在普魯士邦議會卻依然保持著第一大黨的地位。這一點是由於不同的選舉制度造成的，除了帝國議會實行了普選制外，包括普魯士在內的帝國內部各邦和自由城市都實行的三級選舉或者以納稅額確定選舉權的非普選制，普通無產者是沒有選舉權的。
部分保守黨大佬不滿於威廉大力扶持工業而壓制農業的經濟政策，對於其關心和重視工人福利和工作條件的做法也十分不滿，甚至還動了發動政變的念頭，希望把德國改造成為一個象英國那樣的真正的立憲制國家。
當然，就客觀原因來說，1871年的德國憲法確實存在比較大的漏洞，那是俾斯麥留給自己的後門，可現在首相已經故去，那後門也就成了大漏洞被凸顯出來。
即，國家的最高權力在誰的手裡，當國王、議會和首相的意見不一致時，誰說了算。
這個問題自從1848年威廉四世國王立下憲法以來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且每逢國家面臨重大決策時都會凸顯。比如，1862年俾斯麥上任前，威廉一世國王為了透過擴軍法案曾三次解散議會，但法案還是沒有透過。不得已，他採納羅恩的意見，任命俾斯麥為首相。
俾斯麥發揮其雄辯的天才，在議會發表了著名“德意志當代的問題不是靠演說和議會多數派決議能夠解決的，……而只能用鐵和血來解決。”的演講，不過，問題依然未能解決。
議員們任你俾斯麥吹的天花亂墜，就認準了一個死理：國王不經議會同意，不得增加稅賦。
最後，俾斯麥萬般無奈之下不顧輿論的口誅筆伐，直接釋出了增稅的行政命令——就這個意義上說，俾斯麥政府是非法的。雖然普奧戰爭結束後，議會透過一次遲來的表決透過了該法案，但國家的政治結構存在重大缺陷確是不爭的事實。
不斷的有親近的官員向威廉打小報告，說普魯士國務部的幾個大佬有所陰謀，但威廉均一笑了之。
在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光環的籠罩下，霍亨索倫家族的權威會是他人所能輕易撼動的嗎？距離色當戰役的偉大勝利剛剛一代人的時間，威廉相信，德國人民不會那麼健忘，更不會那麼無腦的去廢除為帝國帶來巨大容易的普魯士王室。
後門暫且不要關閉吧，在戰爭中，**國家總是比民主國家有些優勢的。
不過，關於開放東部邊境問題威廉卻遭到幾乎所有人的反對，這倒不是東部莊園主們使了黑錢，關鍵在於無論站在那個角度，使用波蘭的廉價工人都是個不錯的選擇。
威廉提出的，所謂侵佔德國東部農民的就業機會問題，其實是個偽問題，因為即便沒有波蘭人，東部莊園主照樣無法提供有競爭力的工資留下這些人，而根子就在於德俄商約降低了俄國穀物的進口關稅，使得東部莊園普遍利潤低微，無力支付更高的工資。
至於俾斯麥之前關閉邊境主要是出於外交和軍事方面的考慮，和限制波蘭勞工入境沒有半毛錢關係。
學術界也為此展開討論，大部分經濟學家支援開放邊境，他們站在自由經濟和資源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分析，開放邊境的確是德國未來發展的“必由之路”。
不過其中還是有一些反對的聲音，其中最為著名的便是來自馬克思·韋伯博士的論文《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當然，所謂的著名只是在威廉看來，因為這時的韋伯才剛剛獲得博士學位，在學術界只是一個無名小輩而已。
馬克斯·韋伯是德國20世紀最著名的政治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他被公認為現代社會學和公共行政學的奠基人之一（另兩位同樣是大名鼎鼎，馬克思和涂爾幹），並寫下了《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等不朽的名著。
韋伯於1864年生於普魯士圖林根的埃爾福特，他是家中的長子，父親是一名知名的政治家和公務員。父親的職業使家裡充滿了政治的氣氛，許多突出的學者和公眾人物都經常造訪家中。
在1876年的聖誕節，年僅十三歲的馬克斯·韋伯撰寫了兩篇歷史論文送給父母，標題分別為“論德國歷史的發展以及皇帝和教宗的角色”以及“論羅馬帝國從君士坦丁至民族遷徙運動的歷史”。在十四歲時，韋伯寫的信件便開始引用荷馬、西塞羅、維吉爾、李維等人的著作，在他進入大學前也已經熟讀了歌德、斯賓諾莎、康德、叔本華等人的理論。年輕的韋伯表現出他對研究社會科學的強烈興趣。
在1882年韋伯進入了海德堡大學的法律系就讀。如同他父親一樣，韋伯選擇以法律作為主要學習領域，並且也加入了他父親就讀大學時的同樣社團。除了法律的學習外，年輕的韋伯也學習了經濟學、中世紀歷史、神學。
在1884年的秋天，韋伯回到老家以就讀柏林洪堡大學。他在1889年完成了一篇標題為“中世紀商業組織的歷史”的博士論文，取得了他的法律博士學位。
在韋伯即將完成博士論文的那一年裡，韋伯也開始對當時的社會政策產生興趣。在1888年他加入了一個名為“社會政治聯盟”的團體，這個專業團體成員大多是當時隸屬經濟歷史學派的德國經濟學家，他們將經濟視為是解決當時廣泛社會問題的主要方法，並且對當時的德國經濟展開大規模的統計研究。在1890年聯盟成立了一個專門的研究計劃，以檢驗當時日趨嚴重的東部移民問題：由於當時德國勞工逐漸遷往快速工業化的德國城市，大量外國勞工遷徙至德國東部的農村地區。
作為正在研究同一課題的韋伯，適時的在《洪堡大學學報》上發表了這篇論文。由於他有著廣泛而紮實的第一手資料，因此這篇論文爭相被論戰的雙方所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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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是從發表在《北德意志新聞》上的一片文章的引注中才知道了這篇論文，於是他找到當期的《洪堡大學學報》並認真閱讀了這篇名為《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的論文。
文章中，韋伯在開篇即提出問題：“在各民族為生存而進行的經濟鬥爭中，種族差異意味著什麼；從經濟政策的考慮出發，應如何看以民族統一為基礎的國家所面臨的處境。”
緊接著，韋伯花了大量篇幅來敘述德國東部的農民問題，即德國僱農的流失和波蘭人在東部地區的壯大。最後作者給出了答案：波蘭人“不是忍受著物資和精神生活的低水平而立足於東部的，而正是憑著對物資和精神生活的低要求立足於東部的。”換句話說，波蘭人的勝利恰恰是建立在其劣等的文明之上，因為他們更能適應既定的經濟和社會條件。那麼，面對這種狀況國家應該如何處理呢？韋伯順理成章地提出了兩個建議：其一，關閉東部邊界；其二，由國家大規模收購東部土地。
在韋伯看來，實行這兩個建議短期內會損害國家的經濟利益，但韋伯堅定地認為這是值得的，由此引發出論文的一個核心問題——國家經濟政策的制定應該以什麼為標準。韋伯給出的答案是：國家理由，即全民族的經濟和政治的權力利益。在這之後，論文指出了德意志民族國家所面臨的危險境況，即當時的德國是由經濟上沒落的階級——即容克貴族在實行政治統治，而處在上升階段的階級卻還沒有足夠成熟能夠統治國家。
由此韋伯開始討論民族國家與其領導階級的關係問題，並在最後無情地指出市民階級和無產階級都不可能成為德國的領導階級，因為“市民階級似乎未老先衰，無能擔綱民族的權力利益，但同時沒有跡象表明工人階級已經開始成熟並取代市民階級”，用簡潔的話語來說就是二者的“政治成熟度”不夠。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要馬上進行政治教育，這種政治教育不是由學校課堂上的老師來傳授，而是透過全民族對政治活動的實踐參與，這也是韋伯眼中的政治經濟學的終極目的。
難能可貴的是，韋伯在論文中充分論述了德國在未來的發展中，不可能逃離世界性大國的命運，為此他提出要把德國的國民積極性從個人本位上升到民族、國家本位，謀求能形成英、法那樣能代表民族整體利益的政黨，並據此批判德國市民的庸俗、短視；另一方面鼓勵德國參與海外競爭，甚至擴充海外殖民地；他強調學習英法，但又強調必須保持德國的民族自性與自信，並用相當篇幅討論了不同的民族性。
在文章的最後，韋伯說：一個偉大的民族並不會因為數千年光輝歷史的重負就變得蒼老！只要她有能力有勇氣保持自己歷來具有的偉大本能，這個民族就永遠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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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第三章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