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廣元知道他的兒子現在就在延安，知道兒子現在的任務是保護根據地，不讓敵人把它炸燬，就像當年他和其他同志保護了上海不被摧毀一樣。
他知道，兒子正在完成一項既複雜又艱難的任務，但同時他也明白，雖然從上海到延安並不算太遠，可是他卻不能去和兒子見面，因為這樣會使他的處境十分危險
1938年在上海城郊，李廣元的司機在日本人空襲時被炸死了。司機叫羅土寶。一個性情溫順，總是面帶笑容的小夥子。他為人很正直，李廣元知道，他曾拒絕做日本特高科的情報員，儘管中央保安局第四處曾一再要求他提供有關自己的報告，但是他卻一份也沒寫過。
李廣元傷愈後，驅車到城郊羅土寶的遺孀家裡去了一趟。房間裡沒有生火，羅土寶的妻子正躺在床上說胡話。他的兒子羅利才一歲半，在地上爬來爬去，有氣無力地哭著：孩子的喉嚨哭啞了，再也不能喊叫了。李廣元急忙請來醫生。病人被送到醫院，是哮喘性肺炎。李廣元把孩子抱回家去。他的女管家，一個上了年紀的善良的老太婆，給孩子洗了個澡，飽飽地喂了一頓熱牛奶，正準備把他安置在自己的房間。
“請在我的臥室給他鋪好被褥，”李廣元對她說，“讓他和我在一起睡吧”
“夜裡孩子吵得可厲害啦”
“或許這正是我的喜好，”李廣元輕聲回答說，“也許我很想聽聽娃娃在夜裡是怎麼哭的”
老太婆笑了，說：“孩子哭有什麼好聽的？我看那只是受罪”
但是她沒敢和主人爭辯。夜裡兩點左右她被吵醒了。主人臥室裡的那個男孩扯著嗓子，沒完沒了地啼哭。
老太婆穿上曖和的過的長袍，匆忙梳了梳頭就走下樓來。她看見臥室裡還點著燈。李廣元把裹著羊毛毯的孩子緊緊地抱在自己的懷裡，在房間裡走來走去，還低聲地給孩子哼著歌曲。
老太婆從來沒見過主人現在這樣的面容，這面容變得真是讓人難以辨認，起初老太婆甚至還懷疑：“這是他嗎？”
平時李廣元的面部表情十分嚴厲而又顯得年輕，現在卻很蒼老，但頗為溫柔。
第二天早上女管家走到主人臥室門口，猶豫了半天是否敲門。平時李廣元總是七點鐘就坐下來吃早飯。他喜歡吃剛煎好的夾肉饅頭片，所以女管家六點半才為他準備，她還知道，老爺總是定時先喝一杯熱茶、，然後在饅頭片上蘸點醬油再吃，最後再喝一碗玉米粥。
女管家在李廣元家裡幹了四年，四年裡李廣元一直按時進餐，從來沒有晚過。但是現在已經八點，可臥室裡仍是一片寂靜。她開啟一點門縫，只見在寬大的床上睡著李廣元和孩子。小孩橫躺在床上，兩隻小腳丫頂著李廣元的脊背，李廣元卻勉強地緊靠著床邊躺著。大概聽到女管家開門的聲音，他立刻睜開了眼睛，微微一笑，把手指貼到唇邊，示意管家不要出聲。甚至當他來到廚房想問問女管家要給孩子喂什麼的時候，說話的聲音還是輕輕的。
“我侄子對我說過，”女管家微笑著說，“只有上海人才把孩子放在自己的床上”
“是嗎？”李廣元驚奇地問道“這是為什麼？”
“這是因為他們的習慣”
“那麼說，您認為我是上海人了？”李廣元說著哈哈大笑了起來。
女管家弄得很窘，滿臉通紅地說：“噢，老爺，怎麼能這樣說呢您把孩子放在床上，是為了替代他的雙親，這種行為是出自高尚的品德和善良的心願…”
李廣元往醫院打了個電話。醫院的人對他說，羅土寶的老婆一小時以前已經去世了。李廣元查問到死去的司機親屬的住址。但是他的母親對他說，她現在是自己一個人生活，身患重病，無力養活孫子，而她媳婦的親屬在日本飛機空襲的時候全被炸死了。李廣元自己也覺得奇怪，為什麼他知道這些情況後反而內心感到高興，原來是現在他可以收養這個孤兒為義子了。如果不是為羅利的未來擔心的話，他真的就這樣做了。但是他知道那些孩子的命運：先進孤兒院，然後進監獄，再以後就被送去火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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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李廣元把小孩送到浙江山區，安置在女管家的家裡。
“您說得對，”在吃早飯的時候他微笑著對女管家說，“養育孩子對一個單身男人來說負擔確實太重”
女管家什麼也沒有回答，只是很不自然地笑了笑。當時她真想對他說：這太狠心了，而且也不道德，在這三週內孩子對你剛剛習慣，可你又把他送到山區，送到一些陌生人的身邊這意味著，這孩子必須重新去習慣新的環境，還要慢慢地重新去熟悉夜裡睡在他身邊，小聲給他唱歌，哄他睡覺的人。
“我明白，”李廣元又說，“您認為這太狠心。可是幹我這行的人又能怎麼辦呢？難道說，讓這孩子再次成為孤兒反而更好嗎？”
李廣元會猜測女管家的心思，這使她感到十分驚奇。
“噢，不是的，”女管家說，“我根本沒有認為您的做法太狠。老爺，您的行為是合情合理的、非常明智的”
她甚至連自己也不清楚，她剛才講的是實話，還是因為怕李廣元又猜出她的想法而對他撒謊。
李廣元站起來，拿著蠟燭，走到桌旁。他拿出幾張紙，攤在自己面前，好像擺紙牌占卜似的。在一張紙上他畫了一個身體肥胖的高個子男人。在下邊他本想寫上“李事群”，但是他沒寫。在第二張紙上他畫的是丁末村的面孔，在第三張紙上他畫了一個很剛強、帶著個傷疤的面孔：這是吳四寶。思索片刻，他在第四張紙上寫上了幾個字：“76號情報總部部長”。這是他的上司詹國強的官銜。
一個偵察員，當他處在眾多的重要事件接踵而來的時刻，他應當是一個感情極其豐富的人，甚至可以說要像演員那樣的多情善感，不過此刻的感情最終一定要服從那嚴酷無情、清晰明確的邏輯。
李廣元只有在夜間，不，即便在夜間也只是偶爾才可以感到自己是袁恩，可以思考“做個真正的偵察員意味著什麼？”的問題。是搜集情報，整理客觀的材料，然後轉送中央，供領導在做政治總結、制定決策時參考？還是做出自己的、完全是個人的結論，簡述自己對未來的看法並提出自己的估計？
袁恩認為，如果偵察部門也去關心政策規劃的事，那結果會是建議太多而情報太少。他還認為，如果偵察部門完全服從於一條預先確定下來的政治路線，那將非常糟糕。汪未經就是這樣，他對重慶方面的“軟弱無力”確信無疑。根本聽不進軍人們慎重提出的意見：“國軍並不是想象的那樣軟弱”。袁恩認為，如果偵察部門總想使政治服從於自己，那同樣也是不足取的。最理想的是，一個偵察員要十分瞭解事件發展的前景，而且能向政治家們提供一系列他認為最合理的決策。袁恩認為，一個偵察員對自己的推測是否絕對正確可以感到信心不足，但對自己推測的充分客觀性他不能有絲毫懷疑，而應當確有把握。
現在當他最後一次著手研究這幾年所蒐集到的材料時，李廣元就更應當慎重考慮自己所有贊成和反對的意見，因為這是牽涉到整個民族命運的大問題，分析中決不允許出現絲毫差錯。
詹國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正好在英國，參加了空軍，成為了戰鬥飛行員，拿到了英雄勳章。第一次北伐失敗後，詹國強逃到了日本，在那裡當上了一名飛機駕駛員。有一次，他駕機飛行，遇上了狂風暴雨的可怕天氣，但是他竟然奇跡般地把他駕駛的那架單引擎飛機平安降落在一個日本貴族在京都的宅邸，在這裡他結識了做復三太上校的女兒，並很快把她從她丈夫的身邊奪走，然後離開日本回到了中國。在中國他又與汪未經見了面，決加了國民革命黨員組織的遊行。遊行中受了重傷，但卻出人意料地未遭逮捕。不久便遷居到武漢去了，他的日本老婆比他早來一步，已經在那裡等候他的到來。當時他們囊空如洗，但是他們棲身的那家大旅館的主人也是國民黨員，和詹國強同在一黨，免費向他們提供食宿。後來旅館老板把戈林夫婦請到了北平，在那裡他們一直住到1927年國內宣佈政治大赦令的那天。
大約過了半年，詹國強和其他十一名國民黨人當選為國會議員。汪未經因是文人，未能進入國會。
他的老婆曾給住在日本的母親寫信說：“在國會裡詹國強和湖南的將軍坐在一起。旁邊還坐著一些赤衛隊的刑事犯之類的傢伙，他們戴著“練到和吹子”，其實，練到也好，吹子也好，都是一回事。當時汪未經給詹國強打來一封電報，上面這樣寫道：‘只有您這樣儀表堂堂的人才是我們國民黨人的代表’”
應當準備新的國會選舉了。按照汪先生的決定詹國強離開了黨的工作，只擔任國會議員的職務。那時他的任務是與當時社會上的權貴顯要建立聯系。因為一個企圖奪取政權的政黨必須有廣泛的社會聯絡。根據黨的決定，他在霞飛路租了一所豪華的住宅，在那裡他接待過一些清朝的沒落親王，格爾沁親王，以及一些資本巨頭、豪富大亨。
宅邸的中心人物自然是他的日本太太了，她姿容嫵媚迷人，誰見了都喜歡；她是日本一位顯貴大臣的千金，丈夫又是戰時的英維，一位曾因反對那抵抗不了布爾什維克野蠻主義而流亡異鄉他國的戰士，所以她深為眾人所敬重。
每次接待客人之前，華東地區國名黨組織的領導丁末村清晨就來到這裡，他是黨和詹國強之間的聯絡員。李事群坐在鋼琴前伴奏，詹國強、他的日本太太還有她與前夫生的兒子合唱民歌：在汪先生的家裡是絕不能容忍美國或法國爵士樂那種放蕩不羈的旋律的。
1931年1月5日汪未經、周呼海和梅思品來到這所用黨的經費租賃的宅邸。正是在這裡那個曾號召國家工人“打碎共產國際布爾什維克主義和腐朽的帝國主義的枷鎖，把中華民族變成一個人民的國家”與金融大亨和工業巨頭秘密地勾結到一起了。
一些老黨員反對汪未經的叛亂被平定之後，有人就這樣議論開了：“詹國強不再是過去參加北伐的人了，他已成為總統他不再隨便接待黨內同志，黨內的人也要在他的辦公室依次排隊等他接見…詹國強已完全沉溺在花天酒地的生活中而不能自拔…”
一開始只是一些普通黨員私下裡議論議論而已。但是，1935年詹國強在南京市郊蓋起一所華麗的公館“詹公館”，這時向汪未經本人告他狀的已不是一般的國民黨員，而是黨的頭面人物周呼海和陳公博了。周呼海認為，詹國強還在以前那所宅評住的時候就已經開始腐化了。
“奢侈豪華的生活使他逐漸變得胸無大志”周呼海這樣說，“應當好好幫助詹國強，他對我們大家來說是太珍貴了”
於是汪未經親自來到“詹公館”，仔細視察了這所公館之後，說：“你們不要去打擾詹國強。說到底，只有他一個人最懂得應當怎樣接待那些外交官員。我們只當這裡是一個接見外國客人的官邸算了。就這樣吧，詹國強有功，應當得到這些。我們就認為“詹公館”是屬於人民的，只不過是他現在住在那裡罷了”
zgq 有時整天呆在這所豪華的公館裡，反覆閱讀尤利.魏恩和卡爾·梅依的作品（這是他最喜愛的兩個作家）”有時白天他去打樹上的麻雀，晚上在放映廳裡一坐就是幾個小時，他可以一口氣連續看上五部驚險影片，在影片放映過程中不斷安慰請來的客人，說：“你們不要著急。結尾是很好的”
看完驚險影片後，他從公館乘專列到上海去檢查工作，然後去杭州監督，又去蘇北擬定消***的計劃
1940年4月，日本轟炸機空襲了蘇北，蘇北地區的很多村鎮被夷為平地。轟炸後，詹國強向汪未經報告說共有三十多架日本參加空襲。然而，幾天來累得精疲力盡、頭髮都變白了的日本飛行中隊的長官羅赫逸夫卻有憑有據地駁斥了詹國強的謊報。實情是：參加空襲的是八十架轟炸機，而日本的空軍卻十分無能，除了炸燬一些村鎮，其他方面毫無作為。
汪未經目不轉睛地盯著詹國強，一語不發，只見一種厭惡的神情從他的臉上掠過，接著他怒氣衝衝地大發雷霆：“‘三十多架飛機，一個人共黨都沒炸死’？”
他把臉一轉，神經質地開口說道“這話是誰向全國宣告的？又是誰向黨保證一定能做到這一點的？我讀過幾本專門講冒險賭博的書，我清楚什麼叫詐騙投機。國明政府可不是打牌賭博用的摺疊方桌上的綠色呢面。
詹國強，你現在是飽食終日，窮奢極侈。在這戰爭年代裡你卻生活得和皇帝或者和那些中東的財閥一模一樣，你開弓放箭射馴鹿，可飛機卻開機關炮轟擊一些鄉巴佬毫無作用都沒有，一個領袖的天職就是要代表國家的威嚴，偉大領袖應有的天賦就是謙虛樸實領袖的職業就要言行一致，說話兌現”
後來，從總統府私人醫生的診斷結論中大家才知道，詹國強聽了這頓訓斥之後，回去就病倒了：高燒和神經病發作。
總之，就在1940年，詹國強這位“第二號人物”，汪未經的正式繼承人，第一次遭到了這樣汙辱性的斥責，而且是當著手下工作人員的面。這件事很快就寫進了文件的專案檔案。第二天，警備司令唐虎竟然沒徵得汪未經的同意擅自下達指示：竅聽元首最親密的戰友的一切電話內容。
實際上唐虎竊聽汪未經的談話已不是第一次，還在詹國強弟弟，詹國慶的醜聞被揭露後，他就組織過一星期的竊聽。李丹當時是“施科達公司”所屬各工廠的負責人，此人以保護蒙受冤屈的人而聞名。有一次他用哥哥的公文紙給76號的看守長寫了一封信：“請立即釋放王教授，因為沒有什麼重要的罪證”然後只籤了一個姓：“詹國強”，沒署名字。嚇得魂不附體的集中營看守長同時釋放了兩個姓王的人，一個是教授，另一個是地下工作者。為了搭救弟弟，詹國強花了很大力氣，他在汪先生面前把這件事說得像個引人人勝的笑話，從而使他的弟弟倖免於難。
儘管如此，汪未經仍然經常對丁末村說：“除了詹國強，誰也不能做我的繼承人。因為，第一，他從不想搞任何獨立政策；第二，他在民眾中享有聲望，第三，他是敵人報紙諷刺醜化的主要物件”
這就是汪未經對詹國強的看法和評價。不是別人，正是詹國強擔負了奪取政權的全部實際工作，也正是他曾經十分真誠坦率地說過，請注意，不是對其他人說的，而是對他的妻子，不是對著錄音器說給別人聽的（當時他不相信自己的戰友竟會竊聽他的談話），而是在夜間，躺在床上這樣說過：
“活著的不是我，而是附在我身上的汪先生”
摘自中央保安局第四處處長，高階總隊長繆國明的黨員鑑定：
“1938年參加國民黨。浙江江山人。性格堅定不移的北方性格。善於交際，對同事平易近人。對民族的敵人毫不留情。對家庭忠貞不二，品德高尚；社會關系清白無汙。工作表現一是個優秀的組織者”
保安處處長、國家保安局局長魯大方說話帶有很重的山東口音。他知道，這使汪未經和周呼海大為惱火，所以他曾請教過語言專家，想學會純粹的官話。但結果毫無成效，因為他喜愛山東，山東是他的命根所在，因此，即便是一天內只有一小時說“官話”，不說那雖然有些粗俗，但聽來卻很舒服的山東方言，他也做不到。最後，魯大方乾脆不再模仿北平官話了，對任何人他都一視同仁，說山東方言，該怎麼說就怎麼說。和下級講話他就更加隨便，有時他甚至用膠東音調說話，那裡的漁民說話異常特殊，他的下屬往往聽不懂，可又不敢再問，感到十分尷尬狼狽，魯大方看到他們局促不安，手足無措的模樣，心裡卻得意揚揚。
他看了一眼高階總隊長繆國明，說道：“我並不想使您對黨內同志和戰友們產生懷疑，但事實說明以下幾點：第一，李廣元儘管是間接的，但畢竟與蘇北行動的失敗有關。當時他正在蘇北，中共的根據地本應飛上天去，但由於一些偶然情況的奇怪巧合，它竟安然無恙。第二，他曾負責尋找失蹤了的叛徒，但他並沒有找到，至今下落不明，這麼大的活人找不到，難道會沉到黃浦江裡了？第三，現在他負責一系列與研製報復武器有關問題，明顯的失敗倒是沒有，但我們也沒見到成就、突破和明顯的成功。所謂負責，這不僅是把那些不願與我們合作的人抓起來關進監獄了事。負責還意味著要幫助那些思維精確，有遠見卓識的人。
第四，還有那個遊移不定的電臺，根據所用的密碼可以斷定，它是為共黨的戰略偵察部門效勞的，現在仍在幾個城區以及郊區發報。而破獲這個電臺的工作也是由李廣元負責。
如果您，繆國明，能馬上駁倒我這幾個疑點，那我將十分高興。我對李廣元頗有好感，所以我希望您能提出憑據，駁倒我腦子裡突然產生的這幾點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