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翻開史書的時候，發現文臣‘知兵’的人很是不少，趙昺也曾有過這樣的考慮，既然文臣能領兵，又便於控制，豈不是兩全其美的事情。但是在實踐中他卻發現根本不是那麼回事，知戰陣，能領兵者寥寥無幾。
這當然不是趙昺的臆斷和偏見。因為行朝成立於國破家亡之際，混亂的情況下也顧不得許多，可以說文武齊上陣，如陸秀夫曾在陳宜中出走後主持軍政、文天祥以副相身份在江西組織義勇抗元、陳則翁則是以廣東路轉運使的身份在廣州抗元等等，可以說朝中許多文臣都有領兵的經歷。
但是文臣領兵的結局大多不妙，文天祥被斬於大都，各地的抗元力量逐步被剿滅，若非趙昺穿越而來，陸秀夫便揹著幼帝蹈海殉國，大宋最後一絲餘暉墜於崖山。就這段歷史而言，他以為所謂文臣領兵就不大靠譜。
趙昺以為這失敗的板子也不能都打在這些文臣身上，而是隋唐之後的制度問題，讓文臣知兵失去了成長的環境。宋朝的重文輕武，逐漸發展成文臣領導武將、武將帶領士兵的局面，讓這些讀書人直接指揮士兵上陣衝鋒，也是有些強人所難了。
所以說隋唐之後文臣知兵就是個笑話，而入宋後除了太祖，歷代皇帝也都是只會紙上談兵，可還要每逢大戰授陣圖，如此軍事指揮制度下就可以想象大宋敗亡其實也不算太冤。但也有人會說，明朝重文輕武比之宋朝更甚，可以稱得上是‘以文馭武’，可知兵的文臣卻層出不窮。
可是趙昺掰著手指頭算了算，在明代‘知兵’的文臣真正成功的僅有於謙、胡宗憲、張居正等人，即便加上一個所謂文可定國，武可安邦的異類盧象升，也是屈指可數，數量遠遠少於和他們同時代的如戚繼光、俞大猷，李成梁、李如松父子等名將。
且明朝這些文臣之所以得以成命，卻也非是親自領兵上陣，他們的成功都不以善用兵自詡，而是著重於選將任能、籌措糧秣以及厲行賞罰，確切的說是知將，而不是知兵。
如受命於危難之際的於謙，在保衛北京的過程中大膽啟用陶瑾、高禮、孫鏜等將領，並調集南北兩京、河南的備操軍，山東和南京沿海的備倭軍，江北和北京所屬各府的運糧軍，立即奔赴順天府，依次經營籌畫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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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北京城內軍械不足，于謙一方面命令工部加緊趕製，一面將南京庫存兵器的調入北京，補充守城部隊。甚至還派人到土木堡收集明軍潰敗時丟棄的軍械。
在糧食儲備和運輸方面，于謙一方面徵集大車命令官軍去運糧，一方面向京城內的百姓發出告示，誰願意出城搶運糧食，在得到運費的同時，每運二十石糧食還會獎勵一兩銀子。幾天功夫，通州糧倉的糧食全部被運到京城儲存起來，充足的糧食儲備穩定了軍心民心。
于謙准許官兵預支半年軍餉的做法更讓全軍上下歡呼雀躍。正是憑藉著兵力和物資儲備上的優勢，明軍一掃“土木堡之敗”後的頹勢。最終在北京城下擊退了來勢洶洶的瓦剌大軍。
嘉靖年間受命清剿倭寇的名臣胡宗憲，同樣慧眼識人。他重用的俞大猷、戚繼光等均在戰場上屢立戰功，成為抗倭前線的中流砥柱。只是胡宗憲權柄有限，還需要親自帶兵前去救火。但與指揮不動一線的胡宗憲相比，張居正的御下之術可謂登峰造極。
在培養和信用戚繼光、李成梁兩員名將時，張居正經常給予敲打。如鎮守遼東的李成梁，原本立功，下面巡撫已為他申請封爵，張居正卻親自導演了李成梁所部“殺良冒功”的政治風波，又並不繼續追責，給予希望。
眼看胡蘿蔔近在咫尺，李成梁只能兢兢業業，積累戰功終於在“東昌堡大捷”後，在張居正授意下，遼東巡撫上奏為李成梁請功。萬曆七年五月，明神宗朱翊鈞下旨冊封李成梁為“歲支祿米八百石”的寧遠伯，並特許其一子可以世襲衛所指揮使一職。
此時的李成梁表現得頗為恭順，竟主動上奏請辭。明神宗朱翊鈞為此特意批示：“（李成）梁屢立奇功，加恩非濫，諭殫忠奮勇，以圖報稱，不允辭”。這種讓武將畢恭畢敬、不敢造成的本事，是文人知兵的典範。
而讓後世最為崇拜的，則是清末以文人統兵的曾國藩。其本人並不善軍事，這才有“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的典故。但他的能力在於善用人、善籌劃。最終一手打造出一支頗為強大的湘軍。當然，此時已經是洋槍洋炮的時代，武勇已經過時，戰爭打的是武器和後勤。
縱觀中國歷史，文人確實可以透過不斷的學習逐漸成為一個軍事家。但理論上的知識距離成功實踐終究還有很大的距離。更何況戰爭本就是一項極為複雜的系統性博弈，並非個人的天賦、努力與否能決定的。
因此，在歷史上我們不難發現那些如王陽明、曾國藩等真正在戰爭中嶄露頭角的文臣，他們所具備的優勢從來不是“知兵”，而是“知人”“用人”和“會作人”。武將們呢？他們在“重文輕武”的千年魔咒禁錮下，逐漸失去了精氣神，成了赳赳武夫，在“文臣知兵”的大環境下任由擺佈，成了衝鋒陷陣的工具人。
所謂“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到了宋明時期，最優秀的人才是一心一意科舉做官，不願意去當兵，畢竟武職空間有限，地位又低，實在是挺鬱悶。事實上，為了打仗，正是在重文輕武的宋朝開始了“武舉”。
比試確定了三組考試的程式和外場考武藝、內場考策論兵書的考試辦法，武舉制度臻於規整。當時，武舉不能只有武力，還要考問軍事策略，比如孫子兵法。所謂的“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把軍事謀略置於軍事技術之上，如果在謀略上考試不及格，不能參加武試。
值得一提的是明後期也出過一位如應節嚴般文武通材——熊廷弼，據說，熊廷弼先是萬曆某科湖廣武鄉試第一名，後棄武從文，又中萬曆丁酉湖廣鄉試第一名，次年登進士。
這樣一位文武雙全的熊大人，當了兵部右侍郎、遼東經略，一度讓後金的努爾哈赤的攻勢受阻。他招集流亡，整肅軍令，製造兵器，鞏固守備，讓後金一方一籌莫展。但最終其與廣寧巡撫王化貞不和，終致兵敗潰敗，坐罪下獄。
所以趙昺只能嘆口氣曰：文臣知兵談何容易，而儒將也不等於文臣……
王欽聽了趙昺的話，好感大增，其雖然沒有明著幫自己說話，可也沒有‘屈服’於兩個讀書人的‘淫威’，讓他們不要想著當什麼儒將，而是將讓他們一邊涼快，該幹嘛幹嘛去。至於另外兩位讀書人自然感覺受到了奚落，卻也礙於面子不好說什麼重話，只好結束了這個話題。
此時時間已有些晚了，加之剛才的爭執大家沒有翻臉，卻也讓幾個人有些尷尬，於是便草草散了。趙昺出了屋，信步向自家的營地走去，而餘光掃過，便見身後有人從暗處閃出，若即若離的跟在身後，看他進了院子才離開。
皇帝可以與大家同甘共苦，但大家卻不敢怠慢，還是給陛下安排了個單間，用屏風將大通屋隔成了內外三間，讓陛下住的舒服些。趙昺洗漱完畢，又批閱了幾份緊急公文，便沒有再出去，更衣睡下了。
昨晚沒休息好，今天又喝了點兒酒，趙昺本覺得有些睏意。北方寒冷，軍營中為了禦寒睡得都是火炕。他上輩子是北方人，但他生活的年代城市中早就淘汰了火炕，只是偶爾回鄉下才能享受兩天。但這輩子在無冬的瓊州待了十年，此後又一直在江南，還沒有睡過大炕。
可能大家怕皇帝晚上受寒，毫不吝嗇柴禾，將炕燒的很熱。趙昺初時還覺得烙的渾身舒服，很是解乏。可時間不長便有些受不了了，讓人加了兩床褥子，可還是渾身燥熱，翻來覆去的‘烙餅’，那點兒倦意也隨之沒了。
想著今天酒桌的爭執，趙昺覺得有些意思。而今趙昺收復的國土越來越大，人口也隨之增多，不比在瓊州時，島南放個屁，島西都能聞到。他那時可以輕易的瞭解到各種大事小情，知道人們所思所想。
可現在趙昺高高在上，別說底層的聲音，就是京畿之外的事情都難以瞭解，那些‘小事’早就被各級官員壓住了，根本傳不到他的耳朵裡，所以說現在他管的都是軍國大事，統領全域性，無法瞭解基層官員和百姓所想。
這次趙昺隱於軍伍之中，廝混於那些芝麻大小的官吏及伕役之中，卻難得接觸到了基層官吏的生活，體會到了他們的艱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