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王欽的譏諷，謝斌自然不甘，便歷數其韓琦在對夏戰爭中的戰績。而廖東在爭論中確是十分尷尬，自己作為武將自然要維護己方的利益，可自己又不能當著皇帝的面與他們爭執，否則難堪的很可能是自己，便以要巡營為名匆匆告辭，毫無義氣的將陛下丟下了。
剛剛還一本正經的討論國家大計，可轉眼間話風轉換，和諧的場面也變成唾沫星子亂飛。而作為當下品階最高的廖東一離開，眾人好像少了更多的顧及，爭執開始加劇。加之在酒精的刺激下，謝斌放下了平日的斯文，敞開衣襟，挽起袖子與王欽爭論，大有一言不合便要開大的意思。
而武人出身的王欽面對張牙舞爪的謝斌，展現出了軍人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色的淡定，更是喝著酒以睥睨的眼神看著其羸弱的小身板。言語不多，卻也讓其明白了什麼叫做‘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
場面一時間有些亂，朱瑜勸了這個，那個又因一句話，甚至只是一個不屑的眼神，使得爭端再起。趙昺也有些無奈，卻又覺得有趣，這就是普通人的生活。大家可以暢所欲言的討論自己感興趣的話題，而他平日說話都要小心翼翼，避免引發誤解，或是被人利用，反倒不如常人來的輕鬆。
“孔聖知兵善戰，更有弟子在各國擔任武職；周公輔佐成王姬誦繼位，親率軍平定三監之亂，東征征服東夷諸部，卻也不假。但你所言的三國的魏國之曹操、司馬懿，蜀漢的諸葛亮、法正、蔣琬；東吳的魯肅、陸遜、諸葛恪等人皆是以文臣的身份掌握著一國兵權，確是你們讀書人以訛傳訛，想當然地以為羽扇綸巾的是自己，在談笑間便能令檣櫓灰飛煙滅。”王欽哼了聲言道。
“勿要忘了，漢朝的周勃和周亞夫父子也曾憑軍功先後拜相，衛青、霍去病以大司馬之職開幕府管理朝政。”
“你胡言亂語，諸葛孔明為蜀國之相，曹孟德更是為後漢權相，魯肅也在周公瑾之後主理朝政，明明便是文臣。”謝斌以掌擊案吼道。
“呵呵，謝兄勿惱啊！”王欽卻是笑笑，整理著被其震歪的盤盞道，“臥龍出山在劉備帳下首任軍事中郎將、法正和蔣琬則擔任過蜀漢的護軍將軍和撫軍將軍。魯肅、陸遜和諸葛恪在東吳則分別以贊軍校尉、海昌屯田都尉、拜騎都尉起步，按照我朝官職他們皆應歸入武職範疇。對也不對！”
趙昺沒想到士子出身的謝斌會如此激動，而武人出身的王欽又如此鎮定，且說出這麼一番話來，也讓他刮目相看，而其所言也不假。
如果按照儒家的歸類方式，文臣可謂撐起了中國戰爭史的“半邊天”。比如被天下讀書人奉為“祖師爺”的孔子，不僅本人在“隳三都”的政治運動中親自率軍擊敗了叛軍，孔子的弟子中更有以魯國弱旅大勝強敵齊國的冉有等軍事人才。
周公更是能征善戰，可謂是戰功赫赫，其也正是憑藉在軍事領域的成功，極大的鞏固了其政治地位，以至於後世諸多權臣都以之為榜樣。
後世演義中，漢末三國時代魏國的曹操、司馬懿；蜀漢政權的諸葛亮、法正、蔣琬；東吳的魯肅、陸遜、諸葛恪等人似乎都是以文臣的身份掌握著一國兵權。也正是由於故事太過於膾炙人口，以至於很多讀書人想當然地以為他們就是文人，其實扇扇子的是諸葛亮，但“羽扇綸巾”其實是周瑜。
歷史上出現這種現象，趙昺以為其實是與當時的歷史環境相關。從商、周到魏晉的歷史，人才培養和信用體系並未出現明顯的文、武分野。例如春秋時代，孔子首開“有教無類”的私學先河，但課程卻不僅限文教；商周時代的大小貴族為了維繫在宗室中的政治地位，往往文武兼修，商王帝辛便不僅“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更兼膂力過人，可以“手格猛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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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文武合一”的教育模式，顯然僅適應於春秋那種“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的低烈度戰爭形勢。隨著“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的戰國時代來臨。各國開始透過內部改革來擴大軍隊的規模。
在這種“農夫皆操戈刃，童稚亦登冊籍”的背景之下，為了“忽悠”更多的人加入軍隊，自然必須建立起全新的升遷體制。赳赳武夫正式躍升為各國的新貴階層。那些“知兵”的文臣更是將歷史舞臺讓位給了白起、廉頗、王翦、李牧等戰國名將。
秦漢雖然一統中原，但卻面對北方遊牧民族不斷南下的挑戰。因此，一度延續了戰國末期“重武輕文”的政治格局。周勃、周亞夫父子先後拜相，衛青、霍去病以大司馬的名義開設幕府干涉國務的情況下，文臣能夠保住原有的政治基本盤都算不錯了，自然不敢奢望能夠染指軍權。
好在，漢武帝劉徹並非一味崇尚武力，在其所倡導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體系下，文臣集團逐漸抬頭。不過西漢末年以文士自居的王莽家族之所以能夠權傾朝野。靠的並非是道德文章和儒林名望，而是其家族之中先後有五人出任大司馬、掌握著兵權。
在兩漢之間的亂世中，起兵於南陽的劉秀最終脫穎而出。但坐穩江山之後，他不得不給予曾鼎力支持自己的地方豪強更多的優待。使其依託著雄厚的家底和壟斷官爵而形成政治影響力，很快便形成了門生故吏遍天下的門閥體系，察舉制也很快成為“拼爹”遊戲。
東漢末年以曹操、袁紹為首的門閥子弟與以劉備、孫堅為首的地方豪強以各自的方式在這場亂世中火中取栗。雖然由於各自教育背景的不同，曹操的文學修養較之其他漢末群雄要高上一大截。但從其履歷來看，曹操從洛陽北都尉、騎都尉起家，其“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初的職務也是司空、行車騎將軍事，可謂是純正的武將。
作為曹魏帝國的掘墓人，司馬懿是以丞相府“文學掾”的職務被徵召的，卻很早以參與軍事機要。其在曹丕生前雖深受信任，但鮮有軍功，位列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群、徵東大將軍曹休之後。
而真正令司馬懿後來居上的恰恰是其走上前線，在與吳蜀的拉鋸戰中無役不與，最終從驃騎將軍憑藉軍功一路升任至武將巔峰的大將軍一職。從這個角度看，司馬懿也有戎馬半生的武將經歷。
同理，諸葛亮等人正如王欽所言，在嚴格意義上來說上述眾人都應該歸入武將的範疇。只是民間傳說中為了滿足受眾的需要，刻意將其等形象描述得溫文爾雅，是以這些本應被算作儒將的三國人物之被後世誤認為文臣，而儒將並不等於文臣。
值得一提的是，隋唐兩代雖首行科舉，但在隋朝短暫的統治時期及所謂的唐初盛世之中，以關隴軍事貴族為首的門閥勢力依舊佔據其政治生態圈的上層領域。直至武曌為鞏固自身的政權，大肆屠戮李唐宗室和勳貴階層，大唐本土和外來的寒門子弟才逐漸有了出頭之時。
打破階級和民族壁壘所釋放的巨大能量，令李唐在李隆基執政時期達到了國力巔峰。但這種局面很快便以安祿山為首的胡人職業軍官團的叛亂打破。“安史之亂”的爆發固然有著多重偶然因素的疊加作用，但其背後也蘊含著歷史的必然。
畢竟，嘗到了權力甜頭的寒門子弟必然不甘於永遠充當為世襲貴族服務的工具人，而那些掌握兵權的武將顯然更易於在為上位者衝鋒陷陣的炮灰和替自己而戰的軍閥之間做出選擇。是以，在安祿山之後秉承著“天子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為之爾”理念的亂世梟雄多如過江之鯽。
唐中葉至五代十國延綿藩鎮割據之所以會被黃袍加身的趙匡胤所終結，倒也並不是這位出生於洛陽夾馬營的“香孩兒”是什麼“天降偉人”。而是宋太祖起於行伍，早已在半生的戎馬中看透人性、掌握了那些石守信等老**們的真實訴求。
正如其在那場膾炙人口的“杯酒釋兵權”中所說：“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為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爾曹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我且與爾曹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顯然，在上位者的給予無限接近於你的慾望天花板時，沒人會傻到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去造反。
當然，上位者的恩賜不可能自上而下的滿足所有人。於是乎，對於中下層的武將，趙宋王朝不可避免的仍要採取一系列措施予以控制，其中最重要的一點自然是打著所謂“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旗號，聯合文士集團形成對武將階層的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