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同意遣重臣主持徵西，但遣何人前去，又如何授權呢？”趙昺看向倆老頭兒沉著臉言道。
“這……”劉黻聽了面色一喜，可轉眼即逝，他看向應節嚴卻沒有作答。
“陛下以為何人合適呢？”應節嚴也沒有馬上作答，沉吟片刻又看向小皇帝道。
“朕以為此次出兵雖是以奪得重慶為作戰目標，但是戰爭可能會隨著局勢的發展有所擴大，如此也將主持整個川蜀的防務及牽制陝甘之敵的重任，因而此人不僅熟知軍事，且要有主政一方的能力。”此前兩人力求遣重臣主持徵西，但說到人選又猶豫起來，趙昺想了想言道。
“陛下所言極是，但是此人要德才兼備，尤其是要忠於陛下！”劉黻點點頭道。
“嗯，川蜀遠離中樞，主持之人確是要選一個幹臣。”應節嚴點點頭道，不過面色也是有些沉重。
皮球踢了幾個來回，雙方都冷了場，趙昺看著倆老頭兒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又有些好笑。其實誰都知道主持川蜀軍政乃是位高權重，但也是一塊燙手的山芋，南渡以來主持川蜀的歷任官員都是下場悽慘，讓人視之畏途，避之不及。
川蜀地區地形封閉，也是少有的富庶之地，可與江浙相媲美，但也是山高皇帝遠之地。這塊平和之地在朝廷南渡之後卻驟然成了軍事重地，抵禦金、蒙入侵的前線，為朝廷所重視，派遣重兵大將防守。
宋廷針對四川防禦體系佈置之措施，大體而言，宣撫使為指揮單位，可對四川防禦體系發號施令，川北諸軍為作戰單位，制置使權位低於宣撫使，對川北諸軍亦有指揮權，都統制僅可控制該都統司之部隊，無法統率川北諸軍，後勤單位可控制財權，宋廷先後以隨軍轉運使、都轉運使以及轉領掌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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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南宋為抗擊外敵，於建炎三年五月，以張浚為宣撫處置使，前往四川設定防禦體系，高宗因對張浚信任，而以其宣撫處置四川，並授以便宜權，可掌理四川之全權。但由於張浚將便宜權授予屬下程千秋及王以寧，或是屬下官員濫用便宜權。
建炎四年九月，高宗下令‘宣撫司所遣官，如有合從權措置如事，自合申聽本司’，僅限宣撫處置使司掌有便宜權，並下令京西、湖南北路勿隸川、陝宣撫司節制。其後因張浚屬下李允文殺朝奉郎知嶽州袁植於鄂州，宋廷詔李允文落職，令其還川陜宣撫處置使司供職，此事件雖未導致張浚受罰，限縮張浚便宜權範圍，卻顯著減弱高宗對於張浚之信任，宋廷因此逐步限制張浚便宜權。
宋廷此時僅是限制張浚在四川之權力，仍希望張浚在四川籌措防務，但在富平之戰後，由於宋軍大潰，張浚謀求挽回頹勢，極力籌措糧餉，遂與宋廷發生財政爭論，終導致宋廷將張浚召回。但趙昺以為張浚去職主要還是因為其職權過度膨脹，招致宋廷疑懼，且出身武臣之故。
自張浚去蜀後，宋廷為符合宋金戰爭之需求，亦為調整四川軍權及財權關係，在四川施行一連串措施，逐步將四川軍權與財權分割，並調整宣撫使職權，不復在四川常設，任期不定，且事畢則罷，使四川分而治之。但在開禧北伐之後，宋金重啟戰端，其後又需面對蒙古之挑戰，宋廷遂再次改變對四川政策。
由於宣撫使手握便宜權，掌握四川之全權，宋廷恐懼其職權過大，遂逐步對其裁抑。將宣撫使司對六部之行移由札子改為申狀，壓制宣撫使職權，並為分王似之權，以知夔州盧法原為副使，又削奪宣撫使之軍權，改由都統制吳玠負責措置邊防。
在富平之戰後，宋廷便開始限制宣撫使之便宜權，卻導致都統制吳玠之崛起，因獨掌軍權而為宣撫副使，更將宣撫使兵權改由都統制吳玠掌理，承認其對川北諸軍之指揮權，四川因此進入武臣宣撫使時期。吳玠掌握軍權後，其職權逐漸向財權擴張，宋廷因此陷入兩難之尷尬局面，必須依賴吳玠等吳氏家族成員在四川籌備防務，以高官厚爵籠絡之，另一方面又必須防制其權勢過大，不復在四川常設宣撫使，以分化四川事權。
宋廷同時針對宣撫使之人事權進行限制，武臣方面，按南宋武臣官名，地位由高到低依序為都統、同統制、副統制、統領、同統領、副統領、正將、副將、準備將，軍中武職原由大將或宣撫使自行任命，紹興議和以後，宋廷規定統制官以上武官由宣撫司推薦，樞密院授予付身，都統制可自行闢任其餘軍官，藉由掌控高階將官之任命權，以強化對四川軍權之控制。
至於文職之派授，原可自行任命四川官員宋廷遂逐步限制宣撫使之軍權，但張浚出蜀後，宋廷限制宣撫使軍權，都統制吳玠因此掌握軍權，宋廷承認其對於川北諸軍之指揮權。但吳玠以擁有軍權而為宣撫副使後，其職權逐漸向財權擴張，宋廷又在四川暫時取消宣撫使之設定，改以職權較低之兵部侍郎胡世將為安撫制置使，以避免與吳玠之職權爆發衝突，僅有官員部分人事權。。
由四川糧運問題衝突觀察，宋廷此時之地位頗為尷尬，一方面為安撫吳玠，以其人馬任職轉運使司，默許其對財權之控制，一方面又恐懼吳玠掌握財權後之不良後果，試圖壓低吳玠人馬權位，且由中央派任轉運使以分其權。
紹興九年九月，因吳玠病死，原安撫制置使胡世將由權主管宣撫司職事改為宣撫副使，又因指揮宋軍抵抗金人，導致其聲威日隆，便宜權自‘如遇軍事及賞罰等，待報不及，許一面便宜施行’，僅及軍事和官員賞罰，擴大至官吏黜陟，等同於張浚之便宜權。對武將之控制力亦因此提高，由於楊政及吳璘仍必須聽命宣撫使節制，鄭剛中仍能以其職權強迫兩人聽命。
但伴隨著鄭剛中因兼掌財權，招致朝臣攻擊而去職，宋廷因此裁撤宣撫使司，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因統領吳玠舊部，又因胡世將為分郭浩之權，以吳璘同節制陜西諸路軍馬，逐漸在陝西諸將中居於領導地位。但宋廷對於宣撫使一職除授相當慎重，吳璘雖榮寵已極，但直至紹興三十一年五月，金海陵王南侵，宋廷急需四川發動對金軍反攻，以減輕東南之軍事壓力，才不得不以宣撫使之職授予吳璘，命其率蜀軍北伐。
吳璘雖與其兄吳玠先後以武臣身份出任宣撫使，但觀察兩人之職權，吳玠擁有四川軍權，且對財權有一定影響力，吳璘僅有軍權，雖曾命武人知州，如以阿林哲同知洮州、王宏知蘭州等，但當時是基於宋金戰爭之需要，且宋廷規定‘凡文臣執政官為宣撫使，則總領官用申狀受約束，武臣為宣撫使則抗禮平牒焉’，以限制吳璘職權向財權之侵奪，其職權顯然遠不如其兄。
趙昺以為武臣宣撫使之勃興在吳玠為宣撫副使時代，宋廷雖以吳璘為宣撫使，但其職權受宋廷限制，侷限於軍權，其後吳挺雖世襲興州都統制，但宋廷始終不以宣撫使要職授之，顯示宋廷對武臣宣撫使忌憚之深。紹興九年六月，吳玠病死，宋廷鑑於其之跋扈，又因其後宣撫副使鄭剛中兼領財權，宋廷認為宣撫使權力過大，進而裁撤宣撫使司。
自吳璘死後十餘年間，宋廷調整宣撫使職權，以其入蜀處置事務，且事畢則罷，任期不定，因此先後以虞允文、王炎、鄭聞、沈夏、程松、吳曦七人為宣撫使或宣撫副使，吳璘、程松、吳曦均因率軍北伐而為宣撫使，孝宗因吳璘病死及策應北伐，以虞允文為宣撫使，先後兩次入蜀。
可見川蜀制置使及都統制均針對軍隊之指揮權而交奏於朝，顯示宋廷以安撫制置使及都統制分領兵權，安撫制置使及制置使可指揮都統制，也說明宋廷不願以一司獨掌軍權，而傾向使兩司抗衡，可交奏於朝，以便於從中控制。
但基於與趙昺面臨的同樣原因——四川距離臨安遙遠，宋廷控制不易。因此必須有一方面大將主持四川防務，吳玠死後，宋廷不得不允許吳璘、吳挺及吳曦世襲興州都統制，因此形成四川吳氏將門。不過宋廷對吳氏將門之態度頗為曖昧，對他們並不放心，一方面以高官厚爵籠絡之，一方面又極力防備其職權過度擴充套件，遂有一系列裁抑吳氏將門之措施。
宋廷壓制吳氏將門方法有四：在四川設定三位都統制分權、召武將入朝封以高官、以大將之子為質以及利州路的分割。用這些非常之策，在趙昺看來根本上不了檯面的方法來加以控制也是被逼的沒招兒了。而另外的措施就是控制財權，來約束坐鎮川蜀的大將。
正是由於四川距離臨安遙遠，其經濟有一定獨立性，對臨安之上供也多因軍興而被截用，導致‘四川財賦止供本路之費’，張浚入蜀設定防禦體系後，財權多屬於附屬地位，吳玠在世時便對財權頗多侵奪。而川蜀向來是以天府之國自稱，財稅足以支撐一地所費，加上地形封閉，一旦失控就有割據稱王的可能。
宋廷也是有感於四川財權被侵奪之危險，便於紹興議和後，逐漸將財權獨立，以加強對四川經濟之控制，重命四川上供羅布等，增加貢品外，並讓他們將四川內藏錢帛送交行在。而為打破四川經濟之獨立性，又先後命四川歲撥總制錢一百七十三萬餘緡交左藏庫以供國用。
宋朝君臣是用盡心思來防止川蜀發生激變，但也限制了鎮守川蜀將領對於局勢的掌控，在蒙古人來攻時導致一片混亂，成都城在敵來攻時居然無兵可調，僅糾集起三百衙役前去抵禦，結果可想而知，一座重鎮就這麼被敵輕易得手，不得不退守重慶依靠山水之險來屏護江南。也正是因為如此，川蜀也成了朝中重臣們心中的一根拔不出去刺。
在趙昺看來，幾位宰執和閣臣力主由朝廷遣重臣主持川蜀戰事並無惡意，也是出於維護朝廷利益的角度出發，卻依然沒有跳出權力制衡的禁錮，希望能以此扼制武將割據之心。對此他以為是老幾位說好聽點兒是未雨綢繆，說難聽點兒是多心了，他以為當下的形勢已經不能與彼時相較，尚不具備割據的條件……
“臣以為當從宰執中選一位重臣前往川蜀主持戰事！”沉默良久，應節嚴喝了杯水打破了沉默道。
“噝……遣宰執前往是不是過了！”趙昺聽了吸口涼氣道，“川蜀雖為戰略要地，但歷來朝廷只是以朝臣掛侍郎銜宣撫川蜀，以宰執前往尚無先例啊！”趙昺聽了卻是一驚，心中暗想別不是因為自己逼得太狠，導致老頭兒要親自出征吧！
“陛下，臣以為並不為過。”應節嚴捋捋鬍鬚道，“當下入川作戰是以湖廣制置司所屬為主力，糧草輜重也皆是由其供應。而湖廣置使江鉦原為殿前禁軍都指揮使，後又為同知樞密使，早已位列宰執，以一侍郎前去主持戰事，即便江鉦大度能遵命而行，但其屬下卻難免會心存芥蒂，若是處處擎肘豈不壞了陛下的大計！”
“應知事所慮不錯，若是僅以一部官員主持難免會處處受制，難以展開手腳。此外也難免會讓江鉦多想，另其心生怨恨！”劉黻也點頭道。
“有理！”趙昺坐回案前道。剛剛應節嚴說的還是比較含蓄，而劉黻則直白的多。自己遣一閣臣前往，兩者地位不對等，又難免出現爭執，吃虧的肯定是朝臣一方。而如此也有‘以小制大’之嫌，令江鉦心存疑慮，以為自己已經失去信任……（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