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應節嚴的話鋒一轉，趙昺已經明白他們的苦心，其是以歷史上中央對地方監督監察制度作為一個切入口來對自己進行勸諫。想想自己入主江南兩年以來，那些曾追隨自己的軍將們皆晉升高位，且以加強江防為名委以重任，總領軍政，而那些州府官員則像他們的幕僚，地位大大下降。
趙昺如此做出除了論功行賞外，不外乎有藉此打壓文臣，抬高武臣地位的意思。但他如此做當然也存在著風險，他們掌管著數萬軍兵，佔據著戰略要地，時間一長以他們的地位不難與那些文官沆瀣一氣，如此監察系統對他們來說便如同虛設，脫離中央的監管。
不過趙昺並非沒有考慮到這種風險，他一直將財權和人事任命權牢牢的抓在手裡，沒有錢、沒有人，他們即便想造反也不成。此外他還透過事務局對各部進行監控，透過主管軍政的虞侯進行牽制，一旦有風吹草動便能及時獲知，果斷處置。可他也清楚這並非是萬全之策，也不可能萬全堵住所有漏洞，但卻是當前最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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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能攪動朝廷這灘渾水，趙昺也卻如歷代帝王所採用的方式——起用新人。他先是將御前辦的幾位親信分赴各重地擔任要職，又把在瓊州招攬和培養的一批官員安插進朝廷和地方擔任基層官員，尤其是縣鄉。以打破地方勢力的壟斷，並推行自己的政策，而隨著退役官兵轉入地方掌管基層武裝力量和強力部門，進一步強化了自己對地方的統馭。
在鞏固地方政權的同時，趙昺對朝廷也展開滲透，利用陳宜中謀反案將自己的親信班底開始安插到各部，並提拔江璆和陳則翁兄弟入閣，加強自己在朝中的話語權。且又以改造臨安城為契機，將周毅驟然晉升高位，打破了朝中用人的規矩，給那些三心二意者以警示。而周毅也確實爭氣，領會了自己的意圖，給自己長了臉，成功的開啟了局面，為自己下一步動作打下了基礎。
現在倆老頭兒明裡暗裡的點出了這兩件事情，給趙昺的感覺自己的所為已經與閣臣們產生了分歧，而能讓應節嚴和劉黻兩人聯袂而來也說明事態很嚴重。當然他並不以為兩人已經與自己分心，恰恰是出於對自己的關心才會予以提醒，可如何解決這件事情讓他有些頭疼！
想明白了事情的來龍去脈，趙昺站起身走到窗前，一陣涼爽的秋風吹了進來，讓他精神一振。此時窗外的花圃中百花依然爭豔，似乎在冬天到來前展示自己最後的芬芳。抬頭看看天，夏日總是陰沉的天空隨著秋天的到來變的豁然開朗，正應了秋高氣爽的老話。看看小西湖中的一池秋水，在風的吹拂下泛起層層漣漪，將水波推向岸邊。
趙昺看著窗外的秋景，沉悶的心情似乎好了許多。他知道中央對地方完善的監督監察制度在維護國家的統一、政令的通暢、吏治的整頓是有益的。再就監察制度本身來說，這個問題如果要從縱向展開，可以成為一部專史，如果從橫向展開，那還涉及中央的監察系統，整個御史臺的職能。從地方的角度展開，便涉及整個地方行政制度上的沿革，不僅要懂得歷史，還要懂得現實意義。
同時它的發展史也告訴我們，制度的制訂在執行過程中，自然隨著利益關係而異化，制度設計的目的與效果往往會出現反向的執行，故制訂法律和制度固然重要，但如何執行則更加重要，還必須隨著形勢的變化，不斷修訂制度。但趙昺以為除了制度，根本還是人的問題，人的價值觀念異變以後，他對待制度的態度，不是如何遵循完善制度的設計，而是如何鑽制度的空子，即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那麼任何制度都有它的變異，形式與實質可以反向而行，走形式往往會變成掩蓋違反制度的貪瀆行為。所以嚴格地監察行政的全過程才成為制度執行必不可少的條件。這不僅在歷史上，在現實生活中這方面的教訓也實在太多了。如今雖說沒有一部完整的宋律，但是繼承和頒佈的敕令不謂不多，可效果如何，執行狀況又如何，依然是一個大問題。
因此不要以為有法就萬事大吉了，實際執行的情況因人、因時、因地而相差甚遠。因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在有一些人心目中，制度是給人看的，辦事自有潛規則。而單靠制度治人有它的局限性，最根本要管好官員，要擺正社會風氣，在觀念上要正能壓邪。
趙昺透過與應節嚴兩人一番長嘆，一番梳理後感觸頗深，但也有了另外的認識。他深知一個國家制度的建立，與這個時代的文化和統治思想及社會變動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唐宋轉型後，經科舉制的有力推動，一個士大夫官僚階層迅速崛起。他們中的精英分子自許是天下安危、生民利病的實際擔當者，向皇帝發出了“與士大夫治天下”的籲請，展現出迥異於前代士人的自覺意識。即以理學強調“內聖外王之道”而論，就是旨在透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的“內聖”功夫，最終落在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王”之道上。
所以宋代的文化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入世型文化，講究履踐，強調經世，從根本上關注百姓怎樣生存發展、國家如何安寧強盛，體現出“以天下為己任”的淑世情懷。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號召，都是這種理念情懷的經典表述。
晚唐五代以降，忠義廉恥掃地以盡。新儒學重建過程中，表彰名節操守尤其不遺餘力，至北宋中葉已“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為高”。名節操守敦促優秀的士大夫官僚“不枉道以求進”，自覺信奉“刑賞為一時之榮辱，而其權在時君；名義為萬世之榮辱，而其權在清議”，將當世與後代對自己的評價視為高過賞罰、超越生命的永恆價值。
宋朝士大夫獨立人格之養成，當然有社會變動的深層原因，但最高統治者的政策保護與思想導向，其作用也不可忽視。尤其對於承擔權力監察功能的臺諫言事官，宋朝君主大都以“崇獎臺諫”“不罪言者”相標榜，“藉以彈擊之權，養其敢言之氣”。正是最高統治者能夠“容受讜言，養成臣下剛勁之氣”，促使士大夫官僚“所以自待者愈不敢輕，上下交相待，而人才日以盛”，他們才得以相對充分地議政論政，實現其政治抱負。
再縱觀宋朝制度，其頂層設計之完善與統治思想之進步亦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同步展開的。統治者的思想已達到了“天下之法當與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雖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後天下之大公始立。”的共識。在確立重用文臣、抑制武將基本國策的同時，開國者特立不殺士大夫和言事官戒誓，作為後世君主必須恪守的制度保障。
這種政治寬容度，在中國帝制時代堪稱空前絕後，故而宋代朝政在中國歷代王朝中稱得上是最開明與寬容的。作為影響深遠的政治遺產，為後代所繼承。直至近代以前的帝制時代，除卻王朝鼎革之際，從未再上演過皇權傾覆與地方割據的大亂局面，說其澤被後世，也是絕不誇張的。
世界上沒有絕對的事情，同樣不會有完美的制度，自然大宋留下的遺產也有消極因素，而且利弊得失往往藤纏葛繞共生在一起。但以趙昺的體會，大宋非是後世人眼中那麼美妙的黃金時代，亦非那麼不堪的‘弱宋’，更多的是時代的選擇。
不可否認宋朝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領域確實出現了新氣象，但唐宋之際的社會變遷畢竟未脫君主專制與地主經濟的大框架。誤讀者往往抽離大前提，不分時段區域，觀過度美化宋朝者，以偏概全的認知性誤讀，但也有極度美化者將宋朝政治等同於當下的中國模式。將若干新元素絕對化、普遍化與一貫化，進而作為過度誇飾的支撐性依據，其結果必然有違歷史事實。
就政治遺產而言，其制度設計固然確保了君主集權，根絕了分裂割據，但時時處處“事為之防，曲為之制”，在軍事上，各自為政、缺乏協調、難以統籌等弊病如影相隨，嚴重削弱了軍隊戰鬥力。在行政上，政出多門、官員冗濫、效率低下等現象也司空見慣。於是，強敵壓境、時局紛擾之時，缺少活力、短於應對也就在所難免。
就精神遺產而言，作為精神文化核心的新儒學確為時代注入過許多新元素，但隨著外部環境的壓力與內部專制的強化，自理宗起，理學作為宋學主流獲得尊崇，升為官學，創立期的相容精神日漸泯滅，而“存天理，滅人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教條經過後代的發酵，最終成為明清專制帝國控制官僚、馴服百姓的精神桎梏。
宋朝士大夫官僚確享有一定的言論自由，那是相對其它專制王朝而言，但即便宋朝也僅限於政治生態良性運作期。南渡以後，政治生態明顯惡化，秦檜在宋高宗的預設下，屢興文字獄置反對派於死地；韓侂胄以“偽學逆黨”傾陷政敵，厲禁道學與道學派，都是眾所周知的。誤讀者不論前提與時段，全面判定宋朝是“沒有思想禁區”與“沒有文字獄的時代”，顯見是大謬不然的。
新儒學確有砥礪人心之功，也出現了范仲淹、包拯、文天祥等一批士大夫精英。精英有榜樣的力量，但士風從來隨政風互動。在良好政風下，慶曆、嘉祐時，士風相對振作，操守自然高揚。政局一旦汙濁，雖仍有少數士大夫不為所屈，但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與賈似道專政時，士風窳敗，斯文掃地，何來風骨氣節可言，而這些權臣與麇集其麾下者，十之八九不都是士大夫官僚嗎？足見籠統斷言宋朝是“君子時代”，無疑也是誤讀。
有人將宋神宗與宋哲宗時期有新舊黨爭說成“以王安石為偶像的改革黨與以司馬光為偶像的保守黨兩黨輪流執政”，用以論證宋朝已“有共和的因素”。這種說法把古代帝制下兩黨輪流輔政與近代意義上兩黨輪流執政混為一談。一字之差的癥結，旨在抹殺民主共和與君主專制的本質差異。
宋孝宗與宋理宗都以旁支宗室而入繼皇位，有人將其曲解為政治上“‘誰都可以當皇帝’的開放性”。縱觀中國歷代王朝，因君主絕嗣而旁支承統的權變做法，並非宋朝獨有，若將其美化成宋朝已具“皇權開放的觀念”，實在匪夷所思。君不見，皇權依舊在趙姓皇帝後代中私相授受，“皇權開放”從何談起。
有人把宋朝對皇權及其決策程序的相對制約，解讀為“皇權成為最高公權力的象徵”。殊不知宋朝這種相對制約，最終必須以皇帝自覺接受權力制衡為前提。這也決定了代表皇權的宋朝皇帝不可能像近代立憲制那樣徹底虛君化，也就談不上宋朝“以制度保障了國家公權力最大限度地屬於全社會”。
所以說宋朝在政治文明上有著長足的進步，但其所有進步都是相對的，而且是在專制政體下展開運作的；皇帝仍是國家最高決策者，祖宗家法下所有頂層設計無不服務於君主專制集權。說宋朝國家政權已經超越利益集團，是缺乏依據，也違背史實的。
趙昺一番思索後，覺得自己現下的正確做法應該是理性的區分宋朝遺產中的新生兒與洗澡水，全單照收與一起潑掉的做法都不足取，在轉過身時心中已經有了定算……（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