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金都,林家偉本想給陳部長打個電話問聲好,再抽空上他家去拜訪拜訪,因為這次旅遊,他給陳部長和他的夫人各買了一件禮物,想改天再送過去,誰知電話打通沒說幾句,陳部長就不高興地說:“家偉,報社發生的事你知道不知道?”

林家偉心裡一驚,忙說:“我剛回來,還沒去上班,他們也沒給我打過電話,我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陳部長說:“捅了大婁子了。11月初,金都市的出租司機因抗拒費稅,搞集體罷工,圍攻市政府,你們的記者也跟上瞎吵吵,寫報道為他們造輿論,在金都日報上發了還要在省報上發,市上領導對此十分不滿,尤其是李代理市長更為惱火,認為你們金都日報究竟想達到一個什麼目的,是不是嫌亂得不夠還要添亂?家偉啊,上班後你要好好整頓整頓你們的宣傳紀律,你們這不是自己砸自己的飯碗嗎?哪有地方報紙批評上級黨委和政府的?這簡直是胡鬧,連最起碼的組織原則、黨性原則都不懂。”

陳部長說完就掛了電話,林家偉的腦子裡頓感一陣空白。他未曾沒料到,高高興興玩了一個月,剛剛情緒有些好轉,就被澆了一盆冷水。

豆豆一看林家偉表情木然,就關切地問:“怎麼了,出了啥事了?”

林家偉說:“這幫飯桶,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報紙上發了不該發的文章,惹出了麻煩。”豆豆卻像沒事的人兒似的說:“反正你外出學習不在金都,誰惹的麻煩誰負責,你怕什麼?”林家偉無奈地搖搖頭說:“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不會那樣認為,我畢竟是一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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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豆說:“他們不那樣認為你可以向他們說明,讓他們那樣認為呀,總不能說你們報社出了個殺人犯,你去抵命吧。”

林家偉不覺一笑,覺得有時想不開的疙瘩讓一個局外人不經意的一句話就可撥開,想想,豆豆說的也不無道理,自古有文責自負的說法,誰寫的,誰發的,誰把關的各負其責,由報社統一出一份書面性的東西,上報市上四大班子和主要分管領導,這樣一方面表明了報社在對待此事上的態度,另一方面也澄清了自己。想到這裡,便說:“你到外面的書報亭去買一張11月4號的《金都日報》好不好?就是那張刊發出租司機罷工報道的。”

豆豆說:“買幾份?”

林家偉說:“就買一份。”

不一會兒,豆豆手裡拿著一份報紙氣喘吁吁地上來。豆豆一進門就說:“這是前幾天的報紙,早就脫銷了,我跑了好幾個報刊銷售亭都沒有買到,結果到一個小商店裡買衛生巾的時候找了一張舊報。”

林家偉接過來,就在頭版頭條的位置上找到了那篇文章:

萬名司機大罷工

呼籲有關部門免去不合理費收

本報訊(記者 何濤):11月2—4日,金都萬名的哥的姐舉行了前所未有的大罷工,他們將市政府圍了個水洩不通,強烈要求有關部門免去對計程車輛的不合理收費。

據悉,這次罷工的起因是交警、車管部門強行在計程車上安裝價格為600元的防護欄和1400百元的計費器,從而引起計程車司機的強烈不滿,他們認為這種變相的收費極不合理,一是車上已裝的計費器現在完好無損,並沒有到非換不可的地步,甚至個別司機前幾個月剛辦了牌照,新裝了計費器,現在就得廢除,這種利用管理部門的特權強行推銷產品,加重計程車司機負擔的做法極不合理。二是價格不合理。在計程車上安裝一個丁字型的防護欄造價不超過200元,有的司機在非指定的地點200元裝上了,交警、車管部門卻不認可,非要強行拆除。在指定地點按600元安裝,這顯然多收了400元。另外,計費器的標價只有八百多,收1400元也極不合理。鑑於此種原因,的哥們聯合發了一個抗費罷工的通告,相互散發。從11月2日起,街上計程車輛頓時消失,偶有一兩輛計程車上街,均被的哥們掀翻。計程車司機大罷工,嚴重影響了人們正常的生活秩序和工作秩序,一些外地來金人員見此,不無奇怪地問,金都咋了?

對此,記者走訪了市交警、車管部門。他們回答說,這幾年我市計程車輛屢遭歹徒劫持,司機的生命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為了保護他們的生命財產安全,才強行安裝防護欄。另外,他們多次接到群眾舉報,說部分計程車的計費器有問題,經調查瞭解,的確有弄虛作假現象,為了杜絕漏洞,維護消費者的利益,作出了重新安裝質量可靠的新一代計費器。當然他們並不否認,在收費上高了一些,主要原因是市上對兩部門實行差額補貼,完不成上繳任務,職工的工資就受影響,出於這個目的,只好把管理費用加進了其中,並且兩部門在聯合下文之前,徵得了市政府的同意,所以,不能算不合理收費。

截至記者發稿之前,出租司機與市交警、車管部門還處在相持階段。

林家偉看完,不覺叫苦不迭。雖說報道本身有理有據,層次分明,且分寸感把握得好。但這樣的報道即使再客觀、再公正,一旦發表出來,就已犯了導向上的錯誤。這是最起碼的常規,這些人怎麼就不懂呢?向濤不懂,難道編輯主任老羅和方向明也不懂嗎?

豆豆說:“聽售報亭裡的人講,那張報紙賣得特好,賣完了好多人還跑來買。”

林家偉說:“讀者都有獵奇心和好奇心,一聽報紙有批評性的文章就愛看。”

豆豆說:“那你們多發一些這樣的文章,老百姓不就愛看了嗎?報紙的發行量也會上漲。”

林家偉說:“一篇都受不了,還多發?再多發我這個總編怕也當不成了。”

次日一上班,林家偉就召集班子會議,想認真總結一下這期事故的教訓,從而形成一個檔案性的東西出來,上報市委市政府和有關部門,一來表明了報社的態度,二來也好為自己洗刷責任。

班子成員共有8人,除了總編副總編之外,還有辦公室、廣告部、編輯部、記者部、發行部、周末版的負責人。這期事故的責任人都在班子內部,記者部主任寫稿、編輯部主任發稿、副總編簽發。林家偉知道,如果這個問題處理不好,必然會引起班子內部的不團結,甚至於會挫傷大家的積極性,不處理也不行,那樣就等於自己不明不白的承擔了這期事故的全部責任。想來想去,最好的辦法就是召開班子會,把問題交給大家去共同解決,於是便說:“今天召集大家開個班子會,不為別的,就是在我外出開會期間,報上發表了向濤的報道而引起了市上的不滿。這事我一直不知道,剛回到金都,陳部長打電話把我劈頭蓋臉的批評了一頓,說哪有地方報紙批評上級黨委和政府的,這簡直是胡鬧,連最起碼的組織原則都不懂,這樣做就是自己砸自己的飯碗。市上領導對此十分不滿,尤其是李代市長更為惱火,說金都日報對計程車司機的行為不是積極的正面去引導,而是在添亂。陳部長要我們認真總結經驗,整頓宣傳紀律,查清事故責任,上報市委、市政府和相關單位。我不知道事故發生後你們是怎麼想的?當事人是怎麼想的?我們能否透過會議的形式達到一種共識,從思想上認識到我們工作的失誤,吸取經驗教訓。”林家偉在講到陳部長的批評意見時,特意加上了“查清事故責任,上報市委市政府和相關單位”這樣一層意思。這是他的本意,但他不直說,而是加到了陳部長的“指示”之中,這樣,他就巧妙地把矛盾嫁接到了上級領導的頭上,避免了與當事者的直接衝突。

林家偉說完,方向明接著就說了起來:“這事兒我們最初考慮得太簡單了,只一味地覺得這是一篇好稿,發出來後一定會擴大報紙的影響,卻忽視了別的因素。報道發出後,市府的個別領導不高興,打來電話責問我們,我已向他們一一作了自我批評與解釋,說總編外出學習,是我把關不嚴造成的。所以,事發後,怕影響林總的情緒,我也沒有及時打電話向林總彙報,心想反正事情已經發生了,該承擔的責任我都承擔了,林總不知道也好。”

林家偉一聽他這麼講,心裡平和了許多,他不敢完全肯定,方向明是不是向市上的領導大包大攬了這期事故的責任,但至少他當著自己的面,當著班子成員的面,能這樣坦誠的包攬了全部責任,就憑這一點,他覺得方向明對他還是不錯的。

接下來老羅和向濤也分別發了言。

老羅是屬於老黃牛類老實人,工作責任心強,老實肯幹,從不搬弄是非。在報社裡老羅是資歷最深的老字號,因上頭沒人,熬到快退休了,還是個正科,但他從不怨天尤人,無論誰當總編,他都是一如既往的認真審稿,並非常固執地堅持他的意見。所以,背地裡人都稱他為“老倔頭”。按老羅的一貫作風,向濤的稿件在他這裡是很難透過的,這次為什麼發生了意外?

老羅說:“在發稿籤上,我已加註了我的意見,此稿有導向上的錯誤,本報不宜發。所以,在這件事上,我不承擔絲毫的責任。“

老羅說完,向濤就接著說了起來。向濤說:“這件事與誰都無責任,要是說有責任的話,那責任由我一人承擔好了,自古就有文責自負一說。況且,我寫稿子的本意並不是針對市上的哪一位領導,更不是針對市委市政府,我只是想純客觀的報道這次萬名計程車司機大罷工的真相,他們罷工的原因是什麼,為什麼罷工?僅此而已。當時的情景,已經成了金都市民的一個焦點,大家都很關注這件事,各樣的說法也很多,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應該責無旁貸的講明事實真相,消除社會上的種種猜測和說法,甚至於一些謠言,這樣我覺得有利於樹立政府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也有利於安定團結。結果卻適得其反,市上的個別領導認為是添亂,認為是給政府曝光。甚至,此篇報道在省報上刊發以後,一些莫名其妙的電話打到了我家裡,說是要小心我的狗頭。魯迅先生早就說過,辱罵和恫嚇絕不是戰鬥。這種恫嚇性的電話我不敢說是什麼人打的,但至少不會是萬名計程車司機中的一個,更不是金都的老百姓中的一員。再者,市上的個別領導既然批評我們做錯了,批評我們犯了導向上的錯誤,那麼為什麼又答應了計程車司機們所提出的要求,這說明了什麼問題?這不是自相矛盾的嗎?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不能違心的說我錯了,至少目前為止,我認為我沒有錯。”

向濤的一番話,說得大家都緘口不語,林家偉卻聽得心裡極不好受。在班子成員中,只有辦公室主任雷小剛和向濤是新進入的,除了方向明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站到了他一邊,老羅不問政治之外,其餘的成員應該說都是王一飛的親信。他沒有足夠的權力一次性換血,他只有慢慢的改造對方,慢慢地讓其適應自己。因而,在這個相互重新適應的時期內,他非常看重他親自提拔起來的這兩位部主任,然而,沒想到向濤卻令他這麼失望,在這個問題上向濤太缺少方向明的靈活與機智,他的過分正直與過分固執把他推到了一個尷尬的境地,如果他就此打住,不了了之,大家肯定會嗤笑他林家偉無能,如果他要堅持下去,必然與向濤發生強烈的衝突。對於向濤,他太瞭解了,這是一個個性太強不肯屈就於他人的人。他熱愛新聞,甚至超過了熱愛自己,他是那種常常樂於充當人民群眾的代言人,從不計任何政治後果的比較純粹的記者。過去,他的這種敢打敢衝的行為幫了林家偉的不少忙,或者說滿足了林家偉的某種政治目的的需要,林家偉曾視他為愛將,所以,在選用部室主任時林家偉很自然的想到了他,並把他安排到了合適的崗位上,使他能發揮更大的作用。沒想到他的認真令人無法理喻,甚至近乎頑固。林家偉知道他這樣做並非是衝著他來的,是完全由他的性格使然,即便這樣,林家偉也無法容忍。無論你是性格使然,還是性格缺陷,一旦影響到了我的尊嚴和政治利益,我就會毫不猶豫地維護我的一切。無論你有多少才能,無論你多麼正直,一旦不再維護我的權威和利益,我就可以廢棄你。林家偉這麼想著,就有些激動,本想發發自己的宏論,又一轉念,覺得還是先讓大家說,即便是得罪向濤,也應該交給大家去得罪,他犯不著一馬當先。作為領導,千萬要沉得住氣,不該出手時絕不出手。想到這裡,便平靜地說:“大家說說,都發表發表自己的意見和看法。”

辦公室主任雷小剛率先發言說:“我完全同意老羅的看法,此稿無論本身怎樣的接近客觀,一旦把這個事件陳述給讀者,就已經擴散了這一事態,尤其省報一刊發,這一事態的擴散程度更大了。這一事態是否需要擴散,這不是我們這一些報社或報社的成員可以承擔的,因為說到底,司機大罷工對政府來說不是一件太好的事,就好比一個家庭內發生了父子爭吵一樣,這些問題內部完全可以解決,倘若一公佈出去,必然揚了家醜,揚了家醜,能說是導向正確嗎?我認為這樣的報道報社不應該發,也不應該向省報投。揚了金都的家醜,這對我市招商引資、對我市的形象肯定起了負面的影響。我們要當好喉舌,做正面宣傳,如果你不這樣,反而去揚醜,市上的領導當然不高興,就是換上任何一個領導也不高興。要是他們一不高興,我們的日子能好過嗎?問題既然發生了,我們要盡最大的努力挽回報社在市上的影響,對當事者應給予必要的處分,否則,也不好向市上交差。”

在雷小剛發言的過程中,林家偉不時的給予讚許的目光,當雷小剛接受到這一資訊之後,他的發言越來越旗幟鮮明,越來越鋒利了。林家偉一邊滿意地聽著雷小剛的發言,一邊想,關鍵時刻見人心。他為了維護我的權威,不惜得罪向濤,就憑這一點,我沒有枉調他,也沒有枉提他。看來,幹部還得親自培養,別人培養起來的幹部同自己培養起來的絕對不一樣。

雷小剛剛落話音,胡開林就接著反駁說:“我不那麼認為,在我們這個逐步推進民主化、法制化的國家裡,各級政府都無一例外的要接受群眾的監督,他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人民給的。人民給予了他們權力,人民也有監督政府職能部門的權力,包括輿論監督的權力。既然他們在執政的過程中出現了家醜,為什麼非得蓋住,不能張揚呢?事實上,即使我們的報紙不作報道,‘醜聞’可能被傳得更‘醜’,一些外來客商可能會對金都的印象更為糟糕,可能對招商引資更不利。如果敢於公開家醜,反倒使人覺得問題簡單化了,並非像傳說的那麼複雜、嚴重。況且,這樣做,也有利於促進政府職能部門的廉政建設,也有利於促進依法治市的戰略方針實施,這有什麼不好?報道剛一發,個別領導一時接受不了,批評我們幾句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自己必須要捍衛我們的輿論監督的權力,不能搞窩裡鬥,否則,就會傷了大家的積極性,以後誰還敢主動去抓新聞,成天跟著會議跑,跟著領導的屁股跑,報紙也就越來越失去大眾。所以,我個人的意見是不能給向濤任何處分,相反的,像這樣的好記者應該給予適當的獎勵才對。“

胡開林的一番話把剛剛清澈起來的水又攪渾了。林家偉明顯地感到了一種潛在的挑釁,一種隱約地像是早已密謀好了的對策,專等著來對付他。如果說向濤的直露胸懷是他的性格使然,那麼胡開林的煽動就有些居心不良了。他想,今天就給他們一個機會,讓他們好好表演一下,讓他們表演夠了再收場。

接下來便是一陣沉默。

林家偉儘量裝出一番平靜的樣子說:“沒有發言了?都說說。”

接下來廣告部主任辛偉,發行部主任王永軍一一作了發言,他們的態度明顯的傾向於雷小剛,只是建議不必給向濤處分,向濤的出發點是好的。

林家偉更希望方向明能出面談一談,但方向明卻緘口不語,再想起老羅剛才的發言,便知方向明有推卸不了的責任,心裡便對這位副手產生了一些不好的看法。見大家都發過了言,無人再說話,他只好作了總結發言。

“大家都講完了,我談點我的看法。開誠佈公地講,這篇報道本身比較客觀,不偏不倚,分寸感把握得也很好。但這樣的報道就是寫得再客觀,再公正也不能在黨報上發,這是最起碼的常規,最起碼的宣傳原則,如果違背了它,就會犯導向上的錯誤。導向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絕不是學術問題,服從服務於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用正確的輿論引導人,就是導向正確,反之,就是導向錯誤。

“再說,政府的職能部門這樣做是為了什麼?也是為了加強財政收入呀,沒有財政收入,我們這些人吃什麼,喝什麼?即使在有些地方做的有點過頭,政府自己會糾正的,我們在報紙上一曝光,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更加激化了計程車司機與政府的矛盾,有意無意地在輿論上為罷工司機撐了腰。難怪李代理市長那麼惱火,說報社究竟想達到一個什麼目的,是不是嫌亂得不夠還要添亂?大家可以想一想,報紙上這樣一唱反調,給報社帶來的負面影響有多大?報社每年的人頭費、辦公費三百多萬,今年的舊樓改造費等等,都得靠市上解決,這樣一搞,不是砸自己的飯碗嗎?

“剛才大家都發了言,我同意大多數人的意見,第一,《萬名司機大罷工》的報道犯了嚴重的導向錯誤,當事人應自我反省,認真吸取經驗教訓。如果市上不再追查責任,免予處分。第二,由老羅以報社編輯部的名義,起草一份材料,公開承認我們的錯誤,表明我們的態度,上報市四大班子、市委宣傳部,呈送其他相關單位。大家有沒有相反的意見?”林家偉說到這裡停頓了一下,看大家再沒意見,就宣佈散會。(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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