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豆丁網
公元前356年，地處陝西的秦國在商鞅的主持下開始變法，“廢井田，開阡陌”。從此，延續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時代拉開了帷幕。在封建社會漫長的歷史中，土地兼併一直作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存在著。
所謂土地兼併，即佔人口少數的權勢階層，利用政治和經濟上的優勢地位，透過購買和哄騙、脅迫等手段，大量獲取農民手中的土地，造成土地高度集中的現象。這一現象的後果，就是失去了土地的農民，不得不依附於土地的擁有者，受到他們的剝削和壓迫。矛盾長期積累，往往引起民變乃至起義，進而導致現存政權的覆亡。而新的政權建立之後，總要重新分配土地，形成數量龐大的自耕農階層。隨著社會不斷發展，土地又會向新的權勢階層集中，同樣的劇本將再一次上演。這種土地佔有上的週期性變化，是中國封建歷史中一個重要而奇特的現象。
宋朝的土地矛盾是各個朝代中較為尖銳的，這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首先，宋太祖趙匡胤上臺後，總結唐朝覆亡的教訓，認為應當削弱地方軍事長官的實力，因而透過著名的“杯酒釋兵權”等手段，剝奪了石守信等開國將領的軍事指揮權。作為補償，宋太祖對於這些高級官員對土地的大肆佔有始終持放任態度。其次，宋代沿襲了唐代中期開始採用的兩稅制，按照土地而非人口收稅。這樣一來，土地兼併非但不影響政府的收入，反而降低了收稅的難度。因此抑制兼併短期內並不會給政府帶來太多利益。“宋太祖的指導思想是‘藏富於民’，
i不管兼併者如何富有，只要在大宋國土之內，透過賦稅，最終會歸國家所有。”再次，宋代農業生產力發展迅速，商品經濟空前繁榮。“在這種經濟發達的情勢下，土地這一最重要的
ii生產資料自然要作為商品捲入市場。”
宋代權勢階層實現對土地的佔有，主要透過以下幾條途徑:一、合法的土地交易;二、誘騙(如向土地擁有者許諾可以免除賦稅);三、非法放貸和脅迫(放高利貸導致農戶破產，藉機脅迫農戶交出土地所有權)“富者有貲可以佔田，貴者有力可以佔田，而耕者之夫率屬役富貴者矣。”宋初宰相王浦之父“頻領牧守，能殖貨，所至有田宅，家累萬金。”秦檜的一
iii個下屬王歷都“寓居撫州，恃秦檜之勢，凌奪百姓田宅，甚於盜寇，江西人苦之。”
宋朝政府將農戶分為“主戶”和“客戶”，主戶擁有少量土地，需要納稅和維持公共秩序;而客戶沒有土地，亦不需納稅。“但大地主階級事實上不受此等級劃分，也免於勞役和
iv納稅，上述義務全由小農承擔。”宋神宗時，名相王安石試圖透過變法改變這一情況，但遭到保守派的反對，改革以失敗告終。
總之，宋朝政府基於當時的社會形勢，實行了“不抑兼併”的土地政策，允許土地在市場上自由流通，導致了土地高度集中在某些特權階級手中的社會現象。這一現象的影響，將在下文予以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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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代土地兼併現象的影響及其原因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放開對稀缺資源的管制，允許其在競爭市場上自由交易，無疑是使資源配置實現最佳化的最有效途徑。下達了“不禁兼併”詔令的宋太祖，可以說有著超越時代的經濟學眼光。
事實證明，宋代開放的土地政策，確實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的發展。與唐代相比，宋代的糧食產量得到了相當大的提高。究其原因，一是政府對土地私有的承認和對墾荒的鼓勵(新開墾的土地一律不需納稅，對開荒成績顯著的縣加以褒獎)，促使農民大量開墾荒地，以至於耕地面積激增;二是土地擁有者之間的競爭，使得先進的生產技術不斷被創造和採用(彎鋤、鐵耙、龍骨翻車等均為這一時期的產物);三是租佃制度的完善使得小農戶可以用
v較低的代價獲得生產資料，承受風險的能力也有所提高。總而言之，是亞當斯密所謂“看不見的手”發揮了顯著的作用: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為了自己的利益，積極擴大產量，更新技術，結果卻是整個社會財富的增加和科技的發展。而國家“看的見的手”不斷旁敲側擊，進一步將兩宋推向封建社會物質繁榮的頂峰。
宋代土地政策的積極影響不僅僅體現在農業生產上。土地兼併的盛行和生產技術的改良，使得許多農民失去土地，剩餘勞動力大量出現。“為解決這一問題，宋朝政府積極發展工商、採礦、紡織、加工業等行業，‘五行八作’這一成語就產生於此時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當
vi時行業之多以及小手工業的發達程度。”手工業的發達，又進一步導致商品經濟的繁榮，從張擇端的名作《清明上河圖》中，我們得以窺見那個時代榮光的片影。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土地兼併往往是農民起義爆發的誘因，因此歷朝歷代才會對兼併現象大力遏制;但這一現象最為嚴重的宋朝，卻並未出現過全國性的大規模農民暴動(方臘、宋江起義都未對政權構成威脅)。可以說，“不抑兼併”帶來的經濟繁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緩解社會矛盾的作用。
然而應該指出，緩解矛盾並不等於解決矛盾。如果不是蒙古人的入侵打斷了南宋社會的發展程序，趙家王朝恐怕早晚也要在日益加深的社會危機中瓦解。同樣是土地的高度集中，英國在這一背景下走向了工業革命(圈地運動)，而中國社會卻屢屢因此而陷入動盪不安，其原因究竟何在呢,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不受約束的土地交易的確可以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我們有必要問的一個問題是，宋朝的土地市場真的是完全自由，不受約束的麼,只怕未必。為了詳盡地討論這一問題，下面將土地市場這一籠統概念分為兩部分，即土地租賃市場和土地交易市場，分別加以說明。
土地租賃市場是一個勞動力市場，在這個市場上，田主提供生產資料，僱傭佃戶耕種土地，收取地租作為回報;佃戶出賣自己的勞力，靠租種田主的土地維持生計。但和一般的勞動力市場不同，田主和佃戶在土地租賃市場上的地位往往並不平等。一方面，某一地區的土地常常由一個或者幾個大地主所有，佃戶選擇的範圍實在有限。另一方面，中國農戶一向把背井離鄉看作人生最大的慘事之一，何況在交通不發達，資訊傳播也不便捷的宋代，拖家帶口去尋找一個地租較低的住處，無疑也是不理性的選擇。用經濟學術語來說，第一點意味著土地租賃市場實質上是一個由大地主壟斷的市場，第二點意味著這一勞動力市場的供給彈性很小。這種市場的特點，就是地租幾乎完全由田主決定，且只要能夠維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佃戶的數量不會有太多的減少——因為對於世代依靠土地生存的中國農民來說，他們想不到，也的確沒有更好的出路。
田主和佃戶的不平等不僅體現在經濟地位上:田主往往來自地方上的豪強大族，勢力雄厚，交遊廣闊。尤其是在宋代，文官調動頻繁，地方官員不得不依靠鄉紳的力量，在田主和佃戶發生糾紛時,自然要偏向前者。勢單力薄的農戶，無法透過合法手段維護自身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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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好默默忍受著勞作的艱辛和剝削的無情，間或求助於臆想中的神靈以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只有當連生存都難以為繼之時，他們才會選擇揭竿而起——並不是為了什麼偉大的政治理想，僅僅為了謀求一條活路。
土地交易市場上有著相似的情形，田主利用自己政治和經濟上的優勢，往往可以以低於市場出清價格的代價從農戶手中取得土地，有時候這種“取得”與搶劫無異。《水滸傳》中“李逵打死殷天賜，柴進失陷高唐州”一回書很好地反映了宋代這種社會現象的普遍性。身為前朝遺民，家傳“丹書鐵券”的柴進，在面對意欲強佔自家土地的高唐州知府時，都顯得如此軟弱無力，更何況一般的平民百姓呢,本文第一部分提到過，宋朝君主對於高級官員兼併土地的行為，基本上上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無形中起到了極壞的示範作用——各級官員紛紛利用手中的權力，巧取豪奪，肆意妄為，不但破壞了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也造成了政府和百姓間的尖銳矛盾。
綜上所述，宋代“不抑兼併”的土地政策，的確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積極作用。但是，由於市場各參與者之間地位的不平等，正常的市場調節無法充分發揮其作用，使得這項政策逐步淪為權勢階層攫取私利的工具，導致了尖銳的社會矛盾。先進的土地政策最終反而成為社會發展的桎梏，不得不說，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局限性引發的一場悲劇。
三、宋代土地問題的啟示
對比宋代的中國和圈地運動時期的英國，我們不得不說，英國人是幸運的。大量失去土
資產階級的興起和整個社會向資本主義的過渡。宋代雖地的農民湧入城市，反而促進了英國
然也出現了商品經濟的繁榮，但重農抑商的封建傳統和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使得資本主義無法在宋代中國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失去土地的中國農民只能終身被束縛在土地上，為了滿足統治者奢侈逸樂的需要，血汗被一滴滴無情地榨乾。
歷史機遇不可複製，但從圈地運動之後英國社會的發展歷程中，我們仍可以得到不少有益的啟示。英國之所以能夠在19世紀成為統治世界的“日不落帝國”，一方面固然得益於擊潰無敵艦隊後取得的海上霸權，以及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積極影響;但更為重要的另一方面是，發生於1688年的光榮革命，確立了英國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基本體制，而這是“看不見的手”發揮其作用所必需的基礎——只有當市場的各個參與者具有差不多同等的法律和經濟地位時，市場調節機制才能夠正常地開始運作。否則，必然出現某些擁有特殊權利，亦即“經濟成本”的參與者對市場的壟斷。這不但會造成其他市場參與者利益的損失，更會導致整個社會福利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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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中國，直至今日，健全的土地交易市場都尚未成型，其後果之一，就是商品房價格居高不下。這打擊的不僅僅是廣大人民群眾“居者有其屋”的願望，更是百姓對政府的信心和青年一代的人生理想。這一現象背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政治體制的束縛，使得土地資源往往被某些特權階層佔有，不能以正常的出清價格在市場上流通。最終，一小部分人獲得了暴利，整個國家卻蒙受了損失。
一千多年前，中國的偉大詩人杜甫滿懷悲憫地寫下了這樣的詩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可惜，一千多年過去了，他的夢想仍然沒有實現。我想，這是我們這一代人應當為之奮鬥的方向。
最後我仍要引用杜甫的一句詩，作為本文的結尾:“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