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文巧道：“第一，眼下人心不穩，百官更是觀望陛下的態度，為了人心穩定，陛下須承認自登基以來的錯誤，下“罪己詔”。以求天下臣民寬慰陛下？“
“罪己詔？“黎利喃喃了兩句，餘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講的是商湯罪己的故事。所以，“罪己詔”的起源，古人認為是從“禹、湯罪己”開始的。據古籍記載：大禹登上帝位後，有一次，無意中看見了犯罪的人，就傷心地哭了起來，左右問其故，禹曰：堯舜之時，民皆用堯舜之心為心，而予為君，百姓各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
禹見民心渙散，深感內疚，認為自己沒有當好這個帝王，於是自省自責，主動承擔失查和保護的責任。商滅夏後，湯也佈告天下，安撫民心，此佈告史稱《湯誥》。在“湯誥”中，湯檢討了他自己的過錯。禹、湯“罪己”，收到了預期的效果，被後人贊為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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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成王平定管叔，蔡叔的叛亂之後，他擔心“家國多難不堪忍，又陷困境多煩惱”(<詩經V；周頌V；小毖>)，就反思了禍亂產生的原因並做詩自誡：“莫予荓蜂，自求辛螫”（大意是：沒人把我來牽扯，禍害拖累自己找)。<尚書V；秦誓>記述了秦穆公也曾在勞師遠徵慘遭敗績、付出數萬將士的性命後，做了“罪己詔”，結語曰：“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提出了一國之君與 國家安危的關係：國家有危險，是因為我一人之過；國家安寧，也是因為我的原因。正因為這兩代千古明君的效應，後代皇帝多有沿用，但能用罪己詔，通常是在三種情況下出現：一是君臣錯位，二是天災造成災難，三是政權危難之時。用意都是自責，只是情節輕重有別。
一、君臣錯位。這樣的“詔”主要是發現問題後自責。晉武帝時曾明令全國選美，有蔽匿者以不敬論，採擇未畢，權禁天下婚嫁。“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帝王要盡享天下美色，誰也奈何不得。唐武宗會昌三年，敕監軍奉令到揚州選美女。監軍要揚州節度使杜悰，也參與其事，杜悰以“不敢預聞”，拒絕了。為此，監軍告了杜悰御狀，並請皇上下令節度使選美。唐武宗由大臣的抵制省誤出此舉不妥，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為！杜悰不徇監軍意，得大臣體，真宰相也。朕甚愧之！”
唐太宗時有一個叫黨仁弘的大將，他在做廣州都督時，貪汙了大量錢財。這件事被告發後，主管司法的大理寺將其依法判處死刑；可是，因為唐太宗一直很重視黨仁弘，認為他是一個非常難得的人才，捨不得殺；於是，便下了一道聖旨，取消大理寺的判決，改為撤銷職務、流放邊疆的處分。之後，唐太宗心裡很不安，感到自己是出於個人感情，置國家法律於不顧，做得很不應該。接著就把大臣們召來，心情沉重地向大臣檢討說：“國家的法律，皇帝應該帶頭執行，而不能出於私念，不受法律制約，失信於民。我袒護黨仁弘，實在是以私心亂國法啊。”唐太宗也就寫了一道“罪己詔”檢討說：“我在處理黨仁弘這件事上，有三大過錯：一是知人不明，錯用了黨仁弘；二是以私亂法，包庇了黨仁弘；三是獎罰不明，處理得不公正。” 二、天災造成災難。像“禹，湯罪己”就是。再有，魏文帝的時候，因為發生日食而有人彈劾三公，魏文帝則在朝批時說：不能委過於丞相，而應該由我來承擔這個責任。在元仁宗和順治皇帝身上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發生了災禍都應該我來承擔，這是上天對我的譴告，我必須真心誠意讓上天知道，我願意把事情做好，願意對人民負責，也願意對你們負責。
成湯***，滅夏建商。始建國，逢大旱，心急如焚的湯，誠惶誠恐地向天帝祈禱求雨，說：有罪的人我不敢擅自赦免，您的臣僕的善惡我也不敢隱瞞，這些您心裡早就清清楚楚。我本人若有罪，就不要牽連天下萬方；天下萬方若有罪，都讓我一個人來承擔。(<論語V；堯>)<論語>同篇還記載了周武王的名言：“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漢文帝後元元年曾下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過歟？…將百官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歟？何其民食之寡乏也！”漢宣帝本始四年，夏四月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託於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毀壞宗廟，朕甚懼焉。”
三、政權危難之時。唐天寶十五年，唐玄宗在狼狽逃亡途中，曾幾次和著眼淚“罪己”，因為情況緊急，也來不及擺譜頒詔稱敕，是直接與百姓士兵面對面，當眾認錯，做自我批評。先是，一位勇於講真話的草民代表郭從謹對皇上說了一席大實話：皇上昏昧，不聽忠言，視反賊若寶貝，近臣阿諛，用假話討得皇上歡心，今日之禍，完全是朝廷自食苦果。假如不是糟到這種地步，草民哪能和您老人家當面講實話呀！唐玄宗也不得不承認：“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處死楊國忠，楊貴妃後，隨行軍士聲言要離開。唐玄宗以彩綾賞賜士兵，並親自說服動員，公開承認自家老糊塗，用人失誤，致有今日，“朕甚愧之”。
有歷代明君的榜樣，對於罪己詔，皇帝並不反感，甚至還有幾分僥倖，如漢武帝、曹操、唐太宗一紙罪己詔，後世那個不說他們是明君，加上罪己”言論也屬“詔”的範疇，但與佈告天下的“罪己詔”，卻有很大的不同：前者隨時都可發，範圍小，不受重視；後者通常都是到了萬不得己時，才“詔”的。
這個“不得己”主要是指帝王的生命、皇位、國難之時，像宋朝徽宗趙佶，，他們的“罪己詔”都是面對亡國之難時才做出的。這裡說的“罪己詔”指的是末了時的“罪己詔”，不包括重大失誤後的“罪己詔”。重大失誤後，反對的呼聲太強烈，下不了臺的帝王，頒佈一道“罪己詔”，就能得到原諒，平息眾怒，重獲“和諧”。這種作用不言而喻了，只要文章做得好，自會煽動起與民同甘苦之情，人民就會相信皇帝是為他們著想的，從而更加順從皇上的意志。誠如是，效仿的帝王就多了，眼下的局面，雖與他看來，並沒到達需要下達罪己詔的地步，但既有這個效果，下個罪己詔倒也不是不可接受的事情，想到這裡，點了點頭道：“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每天自省，合於古訓；有過自責，也算常人修身應有之義。但是，朕自登基以來，國事諸多不順，天災人禍不斷，若使年谷豐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甘心無吝。“
這話兒的意思倒也不難理解，”為了百姓有飯吃，寧願上天把一切災難都降在他一人身上，這似乎是古代帝王們經常要做的事。然而，這樣的愛民之“詔”，很難讓人恭維。因為，災害有一定的地方性，它到來時，人只能想辦法減輕、減少受災的程度，卻是沒有辦法選擇的。所以，皇帝才捨己“使年谷豐稔”、“以存萬國”，這不僅不現實，而且也不可能，不過是向天下人“詔”了一句空話而已；其目的是透過這類空話，得到一個“君與民同甘共苦”的好名聲。這一點範文巧自是明白，忙躬身道：“陛下能如此實乃天下萬民之福啊？“
黎利擺了擺手道：“此乃朕之罪，朕這麼做是應該的？不知愛卿所說的第二件事是什麼？”
範文巧道：“微臣的第二件事，便是讓陛下避戰求和？”
“這，這萬萬不可？“黎利眉頭一挑，罪己詔雖是罪，但帝王們的“罪己詔”，除了小範圍的對面“口諭”而外，公佈於天下的就是詔書了。這類詔書，皇帝本人是不會寫的，真正出自皇帝之手稱為“詔記”的其實極少，大多為有關閣臣代筆，以璽為信。唐德宗那篇有名的《大赦罪己詔》，是政論大手筆陸贄的傑作；宋徽宗痛罵自己的文字，則出自宇文虛之手。所以說是皇帝的罪，其實還是落到了大臣的手中，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可避戰求和就不同了，這就是關乎皇帝的臉面，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是萬萬不會走這一步的，那個皇帝又願意去這做這種遭人唾罵的事情，所以一聽頓時搖頭不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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