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本營在完成一次影響世界範圍的戰略規劃時漢華軍的一則訊息同樣如驚天霹靂震驚世界。
在烏蘭巴托被漢華軍攻佔48小時之後喬巴山在合肥同意和漢華軍的合作。
喬巴山的配合在文建陽預料之中，但文建陽沒有猜測到喬巴山會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做出變化。
功居首位的還是林峰，林峰確實擅長利用對手心理的細微變化趁虛而入展開攻心戰，迪化和合肥的變化震撼到了喬巴山。
文建陽在古爾班斯特的犀利言辭摧毀了喬巴山所有心理防線，喬巴山也意識到自己如若文建陽所言成為了莫斯科欲剷除而後快之人，蒙古眾叛親離者，國民眼中分裂國土的十惡不赦之人。
歷史的底蘊合肥沒有莫斯科厚重，但繁榮的經濟和遍地開花的工業廠房以及民眾的生活水平對與喬巴山這樣既迷戀權欲又有擺脫蒙古貧窮意識的政治人物更具有衝擊力，所以在合肥1小時之後意識到已經一無所有的喬巴山在和高傳輝會晤之後答應全方位配合漢華軍一切要求。
當然有合作條件，喬巴山首先要求不能審判自己，不能以叛國者身份公開罪名；其次要求漢華軍保障自己安全，最後喬巴山提出一個令文建陽都嗔目結舌的要求，希望漢華軍允許自己在安徽的自由行動和學習，允許自己對漢華軍經濟領域和政治層面研究。
文建陽在無線電文中和方天浩、蕭飛羽稍微溝通便同意喬巴山三款條件。
文建陽知道喬巴山意識中產生了三種思維的強烈碰撞，喬巴山領導下的蒙古模式、一直效仿學習或者說被莫斯科干涉不得不遵從的蘇聯模式以及眼見目睹的根據地模式，而根據地模式顛覆了喬巴山內心層面的一種信仰，喬巴山需要從精神層面的一個求知和解脫。
就讓喬巴山慢慢的去體會，根據地模式是豐富偉人理論之後的高階模式，眼前喬巴山意識中根據地模式則或許是一種形似而非參雜了共產主義、資本主義不倫不類的發展形態，一個成為政史研究的喬巴山在文建陽和高傳輝等人心目中更符合現世之現狀。
文建陽首先對重慶國民政府取得聯系原原本本的闡述了前因後果，軍事委員會的欣喜若狂中蔣介石和宋美齡立刻意識到喬巴山事件對於國民政府名譽的提升和個人威望推波助瀾，蔣介石直接要求文建陽將喬巴山押送到重慶召開對外新聞發佈會。
文建陽再一次展現出政治層面的高瞻遠矚，委婉的拒絕蔣介石並闡述厲害關鍵。其一、莫斯科在烏蘭巴托就對喬巴山實施了格殺行動，莫斯科情報組織在重慶滲透深度或許更甚日本梅機關，一旦訊息走漏或者新聞發佈會產生騷亂一切前功盡棄；其二、重慶國民政府在阿馬爾事件中表達對蒙古迴歸的支援但並不代表軍事委員會和莫斯科已經全面開戰，蒙古戰場對決的是漢華軍和莫斯科軍隊，喬巴山公開指責莫斯科等同於揭下莫斯科的一塊遮羞布，蘇聯全面反攻迫在眉睫，蒙古區域有可能爆發莫斯科全力以赴的一場全面戰爭，國民政府在漢華軍同莫斯科的軍事戰爭中保持不公開支援最為符合國民政府利益；最後文建陽指出莫斯科已經向蘇蒙邊境調集重兵蓄勢再次的反撲。
文建陽真正的目的是擔心重慶國民政府利用喬巴山的配合不顧國內局勢造勢宣傳打擊延安。
蒙古的迴歸國民政府也罷，延安也好都是振奮人心揚眉吐氣之事，但文建陽不能不考慮喬巴對莫斯科政權指責以及莫斯科對蒙古的控制所產生的連鎖影響。
昭然若揭，形同地震，在文建陽的評估中要麼偉人思想提前完成在黨內的確立，要不延安暫時性的會陷入到一場意識思維領域內的爭鬥中。
從新疆事件爆發到高傳輝向延安輸送軍火文建陽知道黨內一直在開展意識形態層面的教育和學習，但文建陽不知道延安對即將爆發的思想鬥陣準備有多足，對於延安加速建立偉人核心思想文建陽另有安排並不希望國民政府不分輕重的破壞。
所以文建陽堅決性的抵制國民政府利用蒙古事件對延安任何形式、手段的打壓和扭曲事實，文建陽和高傳輝、方天浩都希望是一種看穿本質之後自我的糾正和完善淨化，而不是在國民政府造勢之下的被動變化或者失控。
曉之以情動之以理衡量利弊，蔣介石終於答應文建陽的要求。
蔣介石確實有利用喬巴山擴大聲勢打擊延安的心思，但比較所得和政治風險，文建陽的建議更值得選擇，國民政府和自己個人威望隨著武漢方向戰事的爆發已經達到頂峰，如果武漢收復，又將是不亞於蒙古事件地震式的波動，而莫斯科方向局勢迷離，還是謹慎為上！
1941年月10日下午14時，在重慶國民政府、漢華軍新聞辦以及中外新聞記者見證下喬巴山召開新聞發佈會。
新聞發佈會喬巴山細說了自0年前外蒙古建立親蘇“君主立憲政府”到人民革命政權的過程以及簽訂《蘇蒙修好條約》的內幕，揭露了莫斯科策動外蒙古從中華民國分裂獨立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前後經過，並道出蒙古軍隊當時在莫斯科紅軍的協助下擊敗駐守外蒙的北洋軍隊，在遭受到當時內蒙古王公以及北洋派系段祺瑞、張作霖、曹錕、吳佩孚等人的斥責之後擔心北洋政府軍事打擊，接受蘇聯重兵‘保護’的建議，隨後痛哭零涕引狼入室，莫斯科軍隊駐守蒙古人數規模化之後全面控制蒙古軍事、政治、經濟等領域到掌控整個蒙古全境，向其軍隊、政府派駐政委、顧問，實行改組和教育，建立由蘇聯控制的金融貨幣體系，禁止第三國進入蒙古並實施新聞管制，國家主席和政府總理虛有其職，莫斯科委派的代表幕後涉政指政，發動對傳統文化的的清除運動，貶損蒙古傳統社會中僧侶、學者威望，打擊信徒和百姓等一幕幕鮮血淋漓的事實，最後一針見血的指出莫斯科企圖效仿當初***的手段煽動新疆獨立以及對國民政府西北領土的窺探。
塵封的歷史被解開，喬巴山痛哭零涕表達了自己的內疚和在莫斯科控制下的無能為力，對背宗忘典的後悔，表達了對現任國民政府委派外蒙省主席阿馬爾支援以及漢華軍對領土回收的感激，最後喬巴山呼籲所有蒙古民眾團結一致為外蒙的新生鞠躬盡瘁，並表示自己將致力於外蒙文化、經濟、政史發展的研究，彌補一朝失足的千古之恨。
喬巴山不知道莫斯科和日本合作的一幕，但一切足夠在國內掀起一股驚濤駭浪，遠遠超出先前阿馬爾新聞發佈會所產生的轟動效應。
如果說阿馬爾的新聞發言讓少數國內民眾以及國外媒體有一種阿馬爾被漢華軍營救後利益交換下的反戈一擊，以現任蒙古最高執政者身份亮相的喬巴山新聞發言就有足夠的說服力去解釋蒙古政變的前因後果以及阿馬爾先前指責莫斯科對蒙古血腥鎮壓的事實。
新聞發佈會結束由中國青年黨、中華民族解放委員會、中華職業教育社以及國家社會黨等政治團體發動的口誅筆伐聲討活動遂即席卷全國，同樣一場針對紅色革命辯論在全國範圍內爆發，以重慶國民政府掌控的輿論指出‘紅色革命是打著救世濟道幌子的霸權主義強盜行徑’，而以《廬州日報》為專刊的根據地媒體則提出‘與時俱進，實事求是，探索符合中國發展之現狀的’新聞報道。
新聞報道主旨很模糊，既沒有批判國民政府含沙射影的延安也沒有支援名譽中天的國民政府，報道直接性的指出中國在日本侵略、蘇聯虎視眈眈下的舉步維艱，不盲目、不悲觀、實事求是，治病救人，各民族、各黨派齊心一致抵禦外辱。
重慶國民政府將漢華軍的此舉理解為華中戰事形式嚴峻下漢華軍一種聯合抗日的穩妥策略，而一直對漢華軍關注有加的美國和歐洲則隱隱約約的嗅覺到漢華軍的一種政治立場。
《廬州日報》提出的‘與時俱進，實事求是，探索符合中國發展之現狀’等的詞彙短句以標新立異的文化方式和資訊載量成為相當時間內國內政治團體以及學者反覆琢磨研究而不得要領的文化符號。
所有學者政黨都自代表漢華軍官方的意見的《廬州日報》新聞稿中嗅覺到一種隱晦的提示，但又無法追根溯源，‘與時俱進’如何進？‘實事求是’求的是什麼是？什麼是符合中國之現狀？
月10日下午16時，在喬巴山新聞發佈會小時之後漢華軍召開軍方新聞發佈會，簡要對外通報了蒙古戰況以及烏蘭巴托的收復，並強烈譴責莫斯科在蒙古的一切軍事行動都是對中國主權的踐踏和無視以及侵略，漢華軍將對入蒙所有莫斯科軍隊發動捍衛主權完整的反擊。
月10日入夜時分克里姆林宮就接收到喬巴山新聞發佈會內容和漢華軍軍方有關蒙古反擊的無線電文。
鐵木辛哥和尼古拉.葉諾夫第一次自斯大林周身散發的氣息中感覺到一種頹敗和無能為力。（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