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特殊情況讓士人們十分驚訝。

他們還以為這是皇帝開始向他們服軟了。

然而正當他們以為這是皇帝向他們服軟的時候,卻發現另外二十個士人官員依然沒有得到皇帝的上任許可,他們依然需要繳納兩千萬錢的費用才能上任,並不能免除費用。

士人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一開始還搞不清楚那六個人有什麼特殊的。

直到有人指出這六個得到“免費當官”許可的士人官員好像都是研習古文經典的家族出身的士人。

大家再一看,嘿,還真是這樣,那六個人都是研習古文經出身的。

然後兩大派別計程車人們的態度就相當微妙了。

古文經學派和今文經學派之間的矛盾一直都在,且大家也十分清楚彼此之間的爭執是根本性的,是不存在調和可能的。

古文經學派都是些後起之秀,希望得到足夠的政治權力,但是今文經學派把持絕大部分的政治權力,並不願意和後起之秀分享權力。

雙方圍繞著國家認可這一名分展開了曠日持久的激烈論戰。

西漢末年古文經學派的進攻未能成功。

而到王莽時期,託古改制的王莽為了自身的利益選擇為身段更加柔軟的古文經學派站臺,立《毛詩》《左氏春秋》《周官禮》等學官,將他們抬上高位,與今文經並立,乃是古文經學輝煌時期。

古文經學派和今文經學派在新莽時期的鬥爭並不是終結。

王莽快速覆亡之後,古文經學派的學官當然也隨之受到打擊,古文經典大量散佚,攀附王莽的古文經師遭到清算。

但是建立東漢的劉秀意識到兩個學派之間的鬥爭可能帶來的契機,並且同樣不滿意今文經學為他的王朝帶來的意識形態和理論指導,於是繼承了王莽的部分政策。

劉秀力排眾議,不顧今文經學派的強烈抗議,又確立《左氏春秋》為正統學術,立學官,與今文經的《公羊春秋》並立。

我不動你的上層理論指導,但是我想對下面一些具體的做事方法做一些改良,你總不能不讓我嘗試吧?

今文學派面對皇權的威懾不得不妥協。

但同時他們也認為,只要《周官禮》沒有被立為正統學術,只要屬於今文學派的《儀禮》還是雒陽朝廷的最高指導理論思想,那麼無論《左氏春秋》那幫人在底下怎麼折騰,今文學派主導朝政的主旋律不會改變。

更何況當時《公羊春秋》也還是正兒八經的官方學術,這一點同樣沒有改變。

於是古文經學派的勢力依舊維持了一定規模,得以站在朝堂上持續和今文經學派展開鬥爭。

不過正如今文學派當時所判斷的,只要《儀禮》作為整個東漢帝國的核心指導思想理論沒有受到動搖,《左氏春秋》那幫人再怎麼折騰,也是戴著鐐銬跳舞的。

那個時候,尚且弱小的古文學派錯過了這個窗口期,沒能順利站穩腳跟。

於是到漢章帝時期,在白虎觀會議上,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漢章帝決定再度統一學術思想,罷黜左氏春秋學官,使得古文經學派的學子不能繼續透過學習左氏春秋而做官。

這一行為大大削弱了古文經學的勢力,今文經學一度再次佔據上風。

他們覺得他們可以就此高枕無憂了。

然而今文經學早在西漢後期就逐漸陷入了僵化和煩瑣,且又與讖緯結合,流於妄誕,與更加務實、更加願意迎合統治者的古文經學相比,失之活力和實際意義。

而且今文經學派利用權勢大肆打壓古文經學派和學派士子的行為也引起大量後起之秀的不滿,對他們壟斷學術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行為更加不滿,紛紛把古文經學視作他們的救命稻草,死抓不放。

所以古文學派雖然遭到政治打壓,卻沒有消亡,而是愈發堅韌,在民間四面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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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今文經學派限於血統、門第的傳承模式和越發僵化的思維模式,古文經學更加開明,更願意接納新鮮血液,傳承方面也不那麼重視出身。

於是湧現出了馬融、許慎、鄭玄、賈逵、服虔、盧植等著名的古文經學大師。

他們用古文經學的理論註解儒經,廣泛向天下士子乃至於不是士子的地主豪強傳播自己的經義,受到追捧,得到了大量士子的認可。

於是在民間,東漢前中期的時候,古文經學已經出現了壓倒今文經學的勢頭,這一趨勢在東漢中後期越發明顯,而到了末期,直接就是事實了。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鄭玄。

鄭玄受到黨錮之禍的牽連而遭到禁錮,就回到家中安心著書立說,這一立說可不得了。

他雖然也精通今文經學,但是主要立場還是站在古文經學的立場上註解經書,且廣泛傳播,沒有今文經學限於家族血脈和門第的狹隘傳播方式,於是受眾非常廣泛。

當前這個時間段,鄭玄的學術已然大成,他依舊受到禁錮,但是他的學術已經傳遍大漢疆域,受到廣泛贊同。

明面上,五經十四家法依然是官方許可的學術,死死壓制古文經學,但是在民間大環境之中,雙方的情況完全相反。

鄭玄所注的古文經學費氏《易》流行,而今文經的施、孟、梁邱三家《易》不為人所重視。

鄭玄所註解的《古文尚書》流行,而今文經的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尚書》便不受重視。

鄭玄注解了古文經的《毛詩》流行,而今文經的齊、魯、韓三家的《詩》也就不為人重視了。

被排斥在今文經學政治利益體系之外的廣大的二三流士人們報復性的追捧鄭玄的學術,報復性的追捧鄭玄,對他頂禮膜拜,將他抬上高位,稱他為【經神】。

於是【鄭學】就誕生了。

鄭學的誕生,使得今古文之爭在形式上走向了終末,民間大環境之中,今文經學已經半主動半被動的遭到古文經學的徹底壓制,大量士人都在研習古文經學,唾棄今文經學。

在這種民間環境之下,今文經學各大家族其實已經遭到了較為嚴重的孤立,頗有一些圈地自萌的感覺,除了在政治上依舊佔據絕對主動地位,在輿論場上,已經落於下風,難以振奮。

所以今文經學派的士人家族只能繼續死死抱住政治利益不敢鬆手,越發封閉、僵化,陷入惡性循環。

但是衰敗是肉眼可見的,是客觀存在不能否認的。

不僅僅是二三流家族的士子,連一些今文經學家族出身的庶子之類的人物也更願意採取變通的手段為自己謀取利益。

比如袁紹。

而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劉宏的所作所為引起了今文經學派士人的極大關注和恐慌。

他們很擔心這是某種很不好的政策推行之前的前兆。

他們紛紛上表要求皇帝一視同仁,一樣任命其餘二十名官員赴任太守,不要花錢,不要搞特殊化。

然而劉宏就和沒聽到一樣,依舊我行我素。

不僅如此,他還做出了讓今文經學派士人目瞪口呆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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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攢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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