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卿此法，朕以為可行。這樣吧，徐卿且回去，整理成條律，再呈與朕批閱。待朕閱過，再交由大理寺、刑部去核准，是否與《大順律》衝突。若無，則《大順律》再成新法，詔告天下。”陸承啟也是雷厲風行，雖然先前寬鬆的政治環境，給了商人許多便利。一些商人也捉住了空子，弄一些擦邊球，行一些不法之事。這股風氣，逐漸有蔓延的趨勢。
陸承啟是要振興商業，可不是什麼商業都振興的。先前出手整治囤積食鹽的鹽商，狠狠打掉了販賣人口一案，就給世人一個警醒。朝廷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一旦較真起來，倒黴的還是你。這些由政治釋放出來的暗示，相信許多精明的商人已經嗅到一絲危險的意味，及時收手了。可還有一些掉進錢眼去的，只管賺錢，什麼是良心，能吃嗎？
陸承啟突然想起徐崇光奏摺裡面首起的那則故事，覺得挺有道理的。徐崇光是進士出身，文筆那是沒得，只是原文過於晦澀，陸承啟那半桶水的古文水平，只能出個大概來。這個故事大意是：徽州有一個商人，起先只帶千錢外出做生意，後來成為一個富翁。回到家鄉，吹噓自己有致富奇術，所以很快就積資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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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鄉里聞風趕來，登門請教他的致富奇術。這個商人待客人坐定，遂開口：“求富不難，你們先須治其外賊，後須治其內賊。那麼，起家致富之道，就已經學得一半了。”眾人忙問：“何謂外賊？”商人道：“外賊有五：眼、耳、鼻、舌、身是也。”聞者震驚，但思其必有高論，乃細聽他奧妙：“眼睛貪戀美色，而嬌妻豔妾之類，沒有金屋豈能藏嬌？我出數貫錢，買一個醜婦，不去管眼睛愛不愛看，照樣可以傳宗接代，延續香火。耳朵喜歡聽悅耳之音，而笙歌樂部之類，又都是花錢的大項。不是拿銀子供養著，哪裡請得到堂唱，留得住家班？我就跑到田頭壟上，聽聽秧歌，權當作絲竹清音了。鼻子的毛病，無非是要擺上寶鼎，買來龍涎，香氣滿室，又是一重擺設之累。我才不願去聞其香呢。我終日躺臥於馬糞堆裡，也覺得挺快意啊。至於山珍海味蒐羅畢致，無非是受了舌頭的欺騙。我擇食而不辨其味，根本不去管舌感鮮美那一套。每天喝酸腐的菜粥，也未嘗不飽。最後再這笨笨重重的大塊身體，真正臭皮囊一個，但是也是為禍最深的一個。夏天要穿細葛，冬日須裹重裘，實際上不過為他人看來美觀而已，破損的卻是自家辛苦積累的血汗錢。我上尊皇古之制，剪葉為衣，結草為冠，從頭到腳，一文不費。這就是我治這‘五個賊’的法門。”聞者或頷首，或茫然，或做沉思狀。
過了一會，又忙追問：“何謂內賊？”答曰：“內賊亦有五：仁、義、禮、智、信是也。”聞者變色，更洗耳恭聽。“仁為首惡。所謂博施廣濟，要真那麼做，堯舜也受不了。我在神前立過誓，永不妄行一善。這樣一來，省卻多少揮霍白費的冤枉錢。匹夫仗義行俠，威風是一時得逞，然而傾家蕩產，到頭來也是自受其苦。我想得乾脆，見利忘義，落得一生享用。至於禮尚往來，古人也太不怕麻煩了。我的宗旨是來而不往，先佔人便宜。智慧這樣東西是造物主最忌諱的。有智慧的人必至空乏貧窮，所以我一輩子只求糊塗混沌，這樣便可常保中庸，常守清福。信用如果真去履行，千金一諾，那更沒甚用處。不妨口頭上非常慷慨，內心存著機巧，讓天下人都知道我是個沒有信用的人，那樣永遠也不會有人登門造訪，麻煩請求。此五者即是我除這五個內賊的要訣。精而明之，不愛臉，不好舌，不惜廉恥，不顧笑罵。長此以往，則百萬之富，簡直易如反掌。”聞者無不絕倒。
陸承啟知道，徐崇光講這個故事，其實只想明一個問題，如果放縱商賈，那商賈就是萬惡的，破壞儒學的，那大順的根基就不在了。這和後世的《資本論》，倒是有些相似，異曲同工。
可陸承啟的執政理念是什麼？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陸承啟隱去了無工不富，就是為了佈局工廠作坊，想要集約化生產。大批量生產出來了，那得賣出去才行啊！不賣出去，拿什麼給工人發工資？
這三個理念，缺一不可。農業生產，在這個時代，太不穩定了。一旦有個什麼天災**，顆粒無收那是常有的。朝廷要賑災，也需要錢銀，需要糧食不是？
農業不穩定，作坊也跟著受累。除了皇莊開設的工廠以外，其餘都是些作坊。最大的，估計就要數長安城外的印刷作坊了，僱傭工人超過了一百，算是“資本主義萌芽”了吧？雖然沒有出現蒸汽機什麼的，不過大順可是有大紡車的，好像比什麼珍妮紡織機也差不了什麼。在幽州的那個棉紡廠，也是用這種水轉大紡車，只需要兩個人照看，一天一夜便能紡出一百斤棉花來，效率還是不錯的。陸承啟記得，後世教科書上的那臺珍妮機，不也是八錠而已，而且也還是手搖的而已。這個水轉大紡車現在已經增加到五十錠了，而且還是水力的，珍妮機什麼的，在這個面前已經是渣渣。
至於商業，先前是粗放式地管理，由市場支配。但陸承啟是過來人，知道這樣的經濟很容易進入極端，需要有引導才行。陸承啟也是順應了市場規律，先是提升了從商者的信心，然後再加以規範。不然的話，在這個倫理綱常為主的國度，商業是很難發展起來的。
“看來，還是得推崇端木遺風啊……”陸承啟心中喃喃地道。
這“端木遺風”指的是孔子的弟子子貢遺留下來的誠信經商的風氣，就連司馬遷，都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以相當的筆墨對子貢這位商業鉅子予以表彰，肯定他在經濟發展上所起的作用和仁義、誠信上的修為。因子貢複姓端木，全名為端木賜，所以這種誠信經商作風所以被稱為“端木遺風”。“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之風，為歷代正直商人所推崇。
在孔子的弟子中，子貢不僅聰明好學，仁義孝道，更是一個商業奇才，孔子曾稱其為“瑚璉之器”。子貢非常善於經商之道，曾經經商於曹、魯兩國之間，富致千金，是孔子弟子中的首富，子貢把財富用來資助老師孔子，可以孔子能周遊七國，子貢出的力最多。“端木遺風”被司馬遷總結為：“君之愛財，取之有道”的財富理念。
從先秦起，儒家對財富及仁義有著非常辨證的認識。“仁義”在儒家那裡雖然是頭等重要，但是儒家並不反對對“利”的追求，認為“義”和“利”並不衝突，只是對“利”的獲取應該符合“義”的原則。《論語》中孔子：“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等等，都是明了這八個字“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些都不是對“利”的排斥，而只是主張先義後利，強調“義利並生”。
只是歷代統治者，都厭煩商賈走南闖北的不好管理，只好刻意打壓商人了。秦朝時，商賈不能穿絲綢衣物，漢朝時，商賈申報不實沒收家財，大順前期也是這樣，商賈不能科考，都是對商人的偏見。誠然，商人中有奸商，但也有好的商人，不能一概而論的。陸承啟要興“端木遺風”，自然要從他最拿手的武器入手——報紙。(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