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幼童先修班後世演變多年就是今天廣東省實驗中學,放在全廣東也是拔尖的中學。

當年詹天佑作為第一批留美幼童就曾經在這裡學習過一段時間。

留美幼童前後一共四批120人,第一批幾乎可以說是最成功的,因為學習時間相對較長,進入美國名校的也最多。

當時美國對中國這些留學生態度相當好,有22人進入了美國私立大學中非常難進的耶魯大學,還有8人進入了麻省理工學院,3人進入了哥倫比亞大學,1人進入哈佛大學。

都是美國赫赫有名的大學,能給這麼多名額,也能看出來美國教育界對這件事非常歡迎,甚至堪稱友好。

只不過這項非常有意義的留學舉動,卻被清廷在1881年叫停,並且強行將所有留學幼童召回。

從1872年算起,連十年都不到,當初的計劃是要在美國學習並且遊歷十五年的,如此短的時間,最終只有詹天佑等兩人完成了學業拿到正式的大學學位。

很難想象如果所有人都順利完成學業會怎樣,即便是無法對大勢有過多影響,至少會是幾十朵漂亮的浪花。

至於召回的原因嘛,則是因為留美幼童去美國時年齡太小,相當於從小在美國長大,耳濡目染下對西方的現代生活方式就接受了,不僅和美國同學開始搞party,甚至還把辮子剪了。

可憐的滿清也就這一條可笑的底線,畢竟是他們拿來控制所有漢人的最強手段。

所以清廷頓時不能忍了,反了不成,都給我召回來!

留美幼童們回國後,不僅根本不受重視,甚至被社會各界所譴責。

《申報》直接登文說:“國家不惜經費之浩繁,譴諸學徒出洋,孰料出洋之後不知自好,中國第一次出洋並無故家世族,巨商大賈之子弟,其應募而來者類多椎魯之子,流品殊雜,此等人何足以與言西學,何足以與言水師兵法等事。”

當時容閎集結留美幼童時非常費勁,很多人根本不願意出去,所以選的都是平民出身的孩子,想不到成了被罵的點。

輿論以及申報這麼罵他們,就是覺得這些人出身寒微,肯定沒有禮教,不堪大用。

很長一段時間裡,也就一些漢人大臣、封疆大吏如袁世凱、張之洞、李鴻章在啟用他們。等到大清沒了,才真正能夠發光發熱,不過已經時隔太久。

黃飛鴻帶著李諭來到留美幼童先修班所在的院舍視察了一番,二十年過去,這裡已經非常荒蕪,而且地方明顯不夠大。

畢竟留美幼童每一批只有30人,也並非都是在廣州,比如上海就有這種先修班。

既然叫先修班,學生又都是一些年齡比較小的孩子,所以教授的只有英文,自然用不著太大的校舍。

但李諭倒是對這裡表示非常有意義,“今後基金會所辦學校,將會送一批學生去美國留學,選在這個地方,亦有繼承之意。”

黃飛鴻問道:“聽聞現在最強之國家在歐洲,英吉利國、法蘭西國等,為什麼不去那裡?”

現在很多人的觀點裡,世界上最強的還是日不落帝國,“帶英”。

美國獨居美洲,還處在悶聲發大財的階段,著力於工業方面。等它在軍事、世界紛爭嶄露頭角要在一戰以後,那時候幾個響亮耳光也初步打醒了大半個歐洲。

李諭解釋說:“歐洲的教育當然非常強,科研也很強,不過現在美國教育科研環境並不差,並且在外語方面只學英語也有助於精簡課程。至於歐洲,太分散,強的國家太多,如果讓學生再花時間去學習法語、德語就有點過於侵佔時間。”

劉永福說:“帝師說的有道理,我以前和法國人打過仗,他們說話就和英國人不一樣。”

黃飛鴻恍然:“原來還有這一層考量。”

李諭笑道:“這些是客觀原因,最主要的當然還是因為出錢的基金會來自美國。”

謝煜希對此地同樣比較滿意,不過確實有點小,明顯不能發揮作用。按照他們的預期,在每個城市的學校都要超過一百畝,有足夠的地才行。

按照之前在天津的估算,受限於難以建造高樓,一百畝地,即6萬多平方米,在保證生源的前提下,每年才能招納100到200名學生。

看似地方不小,體育場就佔去一萬多平方,中小學加起來就算是九年的話,那麼也將達到一兩千人的規模。

教學、食堂、科研樓、圖書館、辦公樓、住宿樓等等都要佔據很大地段。這時候的學校很多都是採取寄宿制,房屋如果按照一層來建,的確已經達到上限。

除非今後慢慢再進行升級改造,等國內對於鋼筋混凝土結構有了更好的掌握才能進行更合理的多層高校舍建造。

李諭在上海選擇楊斯盛和顧蘭洲等人也是有了考量,得儘快讓他們在技術上成長起來。

總之就是利用有限的手段儘可能讓配套產業都有進步。

只不過到時候如何讓楊斯盛和顧蘭洲的建築生意打入廣州可能會是個比較困難的事情。

雖然一時不知道如何解決,李諭現在倒是不太擔心,因為即便是楊斯盛、顧蘭洲等上海營造商人無法打破地頭蛇壟斷進入廣州市場,那也可以採取合作的方式。這樣也比再從頭找一家營造廠要效率高一些。

畢竟李諭本人不是土木工程專業的,能讓楊斯盛、顧蘭洲他們儘快掌握鋼筋混凝土建築技巧都有一定嘗試的成分。有些東西得靠他們自己領悟,所有事情都讓李諭去解決不現實。

況且從上次的接觸看,李諭感覺楊斯盛和顧蘭洲他們的專業水平還是可以的,好歹是能在要求苛刻的上海租界建築市場站穩腳感。

廣州現在開發的地段大都在珠江岸邊,距離港口很近,碼頭勢力蠻強,錯綜複雜,必須要熟悉其中的暗線才行,否則不太好插手進去。

好在有黃飛鴻這棵大樹,建個學校沒什麼問題。

謝煜希很快就在這個不大的院舍中轉完,問道:“還有沒有更多的地方可以用?”

黃飛鴻想了想說:“我對學校的情況瞭解並不多,以我有限的資訊看,附近還有一所格致書院,曾經是一所教會學校,但開設了兩年就關閉,算起來也荒廢了十多年。”

這樣倒是省錢了,於是李諭又同黃飛鴻到了今天六二三路的地方見到了這所校舍。

眼前是兩座兩層樓高的有點中西結合的建築,整體一看就是西洋風格,但是屋頂卻採用了傳統的中式斜屋頂。或許清末民初的人看起來還挺洋氣,不過以李諭這種現代人的眼光看,至少在設計上有點不倫不類。

但也就是建築學觀點而已,這兩棟房子確實建得不錯,可以用,而且距離確實並不遠。

關鍵中間的這片地帶也是未開發狀態,如果買下就可以連起來,差不多能達到一百來畝,雖然形狀上會顯得有點不規則,不過無傷大雅,利用已有的建築多少還能節省一下開支。

李諭說:“看著非常不錯,真的沒人用了嗎?”

黃飛鴻說:“此地早前被洋人當做了基督教大學,但是創世人哈巴夫婦卻雙雙病重歸國,僅僅開設了兩年,就於光緒十六年(1890年)關閉。”

其實基督教會又在海珠區重建了格致書院,只不過名字改成了嶺南大學。

但眼前這片校舍的確是因為哈巴夫婦的離開荒廢了,畢竟當初教會也沒想到他們一去不回,這片地拖得時間太長。

李諭說:“過去這麼久,如果想要獲得這片地,想必是要得到官府同意了?”

黃飛鴻點點頭說:“的確如此。”

之前在上海和天津的兩片地都是在透過租界工部局買到,現在和清政府打交道就要麻煩很多。

李諭頓時感覺有點頭痛,問道:“不知能不能順利辦妥?”

黃飛鴻知道李諭的顧慮,他畢竟是個老江湖,長期在廣州,知道本地情況,說道:“要想透過廣州府的確有點麻煩,但我卻有個辦法。”

李諭連忙說:“黃師傅請講!”

黃飛鴻說:“先生以帝師身份可以越過廣州府,直接聯絡兩廣總督岑春煊岑制臺,他為官清廉剛正,而且是個重視新學的人,想必會對你辦學的做法非常感興趣。”

岑春煊的確是個狠人,而且後臺非常硬,慈禧逃難西安時,他立了不少功勞,被慈禧當成了“自家人”。

慈禧相當看重這一條,必須是自己人才能被他所重視,也可以說是“任人唯親”了。

不過岑春煊是個好官,他在兩廣地區剛上任就開始大力懲治貪官汙吏,甚至被冠上了“官屠”的威名。

他也非常重視改革,早在山西當巡撫的時候就與李提摩太一起建立了山西大學堂,即山西大學的前身。

如今到了風氣更加開放的廣東,對於新學的推進更加不遺餘力。

但是上來就見他似乎還得有點門路,李諭雖然被稱為“帝師”,但沒有一官半職,見個陌生的封疆大吏多少有點困難。

但總歸還是要試試,李諭說:“總督府在哪?”

黃飛鴻笑道:“想見總督,要有中間人接線。”

李諭尷尬道:“這麼麻煩。”

黃飛鴻說:“不過我想這個人也會想見到你。”

李諭問:“是誰?”

黃飛鴻說:“左江道鄭觀應鄭大人。”

原來是他,李諭說:“還請黃師傅引見。”

黃飛鴻第二天就聯絡上了鄭觀應,他現在還是粵漢鐵路購地公司負責人。

這個公司可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公司。

京漢鐵路現在建得如火如荼,詹天佑忙得不可開交,程序也非常喜人,除了一些過河的橋樑,大部分線路都已經完成。

京漢鐵路的修建立刻刺激了各大城市,紛紛要修建鐵路。

武漢被叫做九省通衢是有道理的,位置正好地圖中部,於是廣州要求修建一條粵漢鐵路,與武漢相連,今後能成為一條縱貫南北的動脈。

正好清廷在京城也有這想法,自古以來兩廣地區就不太還控制,天高皇帝遠的,有條現代化鐵路能夠加強聯絡。

當然了,現在可沒有技術在長江上建橋,粵漢鐵路只能是到長江南邊的武昌。

京漢鐵路其實也就是到了長江北邊的漢口火車站。直到1957年二者才經由武漢長江大橋連起來,名稱變成了後世的京廣鐵路。

但粵漢鐵路的建設過程卻比北段的京漢鐵路波折太多。

京漢鐵路兩三年後就能夠全線通車,而粵漢鐵路則直到三十年後的1936年才正式通車。

首先就是因為清廷最初事情辦的太幼稚,直接想都沒想就把築路權丟給了美國一家公司。

但美國又很快把其中一部分築路權轉賣給比利時,這明顯是違規行為,在現代建築法上叫做違法分包,怎麼可能把主體工程分出去。

當初是鐵路大臣盛宣懷透過時任駐美公使伍庭芳向美國方面借款,條件是五十年後中國還清債款,方可收回鐵路管理權。

這不就相當於美國隨時可以掐斷中國大動脈嘛!

鐵路經過的廣州、湖南、湖北三省紳商頓時不幹了,強烈要求奪回路權。

話說現在咱們,當然也包括日本的新幹線,一直想往外發展,甚至給無息貸款啥的也要給別人修鐵路,其實心思都活泛著哪。

別以為咱們給非洲修鐵路那是在當冤大頭。

但這種事不能說太多……總之其實是大賺特賺的就對了。

張之洞也站在三省紳商這邊,感覺不能把粵漢鐵路交給美國人,正好現在美國又違約,簽訂了合同後,工期一拖再拖。

實際上他們也沒有修建的能力,於是張之洞等人從維護權利的角度出發,要求收回路權,最終以675萬美元的高價又把路權收回。

雖然多花了些錢,不過從長久看肯定有利。

這時候還沒太多鐵路,但大家都知道鐵路的重要性,以後關於護路運動引起的事件可是一直在左右中國的歷史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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