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九月中旬的川甘交界已經進入暮秋了，但是，那永遠也望不到盡頭的高山老林，卻迎來了一年中最為美麗的季節：醉紅的樹葉，盛開的白花，淡黃的野菊，漸入枯黃的野草，綠滿枝頭的松針……脫離險境的紅一方面軍指戰員穿行在這高深莫測的林中，望著這神秘的、猶如仙境般的山林秋景，有著一種說不出的愜意感，每個人的臉上都綻出了勝利的笑顏。
此時，毛澤東卻無暇欣賞大自然恩賜的林海秋色，似乎詩神也忘記前來叩開詩人的靈感之門，讓他在詩海中泛舟，盡情地吟詠、抒懷。他騎在馬上凝視著前方，似乎仍在想著這些天來發生的事情，又似在想著中國未來革命的路在何方。當他想到近三個月前——六月十二日，兩大主力紅軍會師時那歡騰場面，再看看今天——九月十日，自己費盡心思率一、三軍團脫離險境的經過，真是不勝感慨啊！
這時的周恩來依然躺在擔架上，可他早已忘記了病魔給他帶來的痛苦，他時時都在想剛剛脫離險境的紅軍應該去向何方？當他想到徐向前、陳昌浩現在正做些什麼，以及上萬名原四方面軍的指戰員就要再受草地、雪山之苦的時候，他的心真的就要碎了！為此，他利用休息的時候與毛澤東商量：
“我們可否再給前敵指揮部徐向前與陳昌浩發份電報？”
毛澤東也正在考慮：為維護黨的鐵的紀律，同時也是為了他日解決這場鬥爭留下憑據，他認為必須以中央政治局的名義發出指令，要他們兩人服從中央的決定，率部北上。因此，他沉吟片刻便成竹在胸地說道：
“這份電報必須發，但應是以中央政治局的名義發，不是講道理，而是下命令。”
對此，周恩來是完全理解毛澤東的用心的，因此又請來了張聞天等人，在聽取了毛澤東的意見之後，立即發出了《中央政治局為北上給徐向前、陳昌浩的指令電》。電文如下：
徐、陳：
（一）目前戰略方針之唯一正確的決定，為向北急進，其多方考慮之理由，已詳屢次決定及電文。
（二）八日朱張電令你們南下，顯系違背中央累次之決定及電文，中央已另電朱張取消該電。
（三）為不失時機的實現自己的戰略方針，中央已令一方面軍向羅達拉界前進，四、三十軍歸你們指揮，應於日內尾一、三軍後面前進，有策應一、三軍之任務。以後右路軍統歸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同志指揮之。
（四）本指令因張總政治委員不能實行政治委員之責任，違背中央戰略方針，中央為貫徹自己之決定，特直接指令前敵指揮員（黨員）及其政委並責成實現之。
中央政治局
這份電報首次公開指出：張國燾的南下方針是“違背中央累次之決定及電文”，“為不失時機的實現自己的戰略方針”，中央政治局決定改變總前委隸屬總司令部的組織關系，“以後右路軍統歸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同志指揮之”。中共中央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一切黨的組織和黨員都必須服從中央的領導，因此在“張總政治委員不能實行政治委員之責任，違背中央戰略方針”的前提下，“中央為貫徹自己之決定，特直接指令前敵指揮員（黨員）及其政委並責成實現之”。換言之，從現在開始，前敵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必須接受中央指令：“四、三十軍歸你們指揮，應於日內尾一、三軍後面前進，有策應一、三軍之任務”。否則，就是在有意對抗中央的指令。後果，作為黨員的徐向前、陳昌浩自然是知道的。
總之，這份以中央政治局的名義給徐向前、陳昌浩的指令，不僅明確了與張國燾鬥爭的性質，而且也向有關領導明示了與張國燾這場鬥爭的界線。實事求是地說，這份電報在政治上是有相當重的分量的！
周恩來以重病之軀，臨危受領指揮右路軍之責。他清楚，在這種情況下，他真正能領導的也就是一、三兩個軍團。況且，在他的身邊還有統御全域性的毛澤東。因此，他認為當務之急，必須解決脫離險境的黨中央的落腳之處。為此，他與毛澤東研究之後，遂於九月十日十七時以彭德懷、李富春的名義給林彪、聶榮臻發了一則電文：
林、聶：
（一）張國燾違背戰略方針令右路軍南進，中央已去電申斥（不得下達）。
（二）中央今日率三軍全部及軍委縱隊開抵拿界，明日到俄界。
（三）拿界到俄界里程情況、給養條件如何望立復，並請準備三軍全部及軍委縱隊營地。
彭、李
上述電文發出後不久，天就漸漸地黑了下來，紅三軍團及軍委縱隊等相繼在深山密林中風餐露宿。但是，病中的周恩來依然在想著明天與紅一軍團會合的事情。因此，他顧不上休息和用餐，又與三軍團的彭德懷、李富春等洽商。也就是在上述電報發出三個小時之後——九月十日二十時，又以彭德懷、李富春的名義給林彪、聶榮臻發了一則電文：
林、聶：
（一）明十一日三軍及軍委縱隊進到鵝格（俄界）宿營。
（二）第一軍望於明日移進鵝格以北。
（三）你們在鵝格警戒部隊及各隘路橋樑守備部隊須待我軍逐次接替。
彭、李
從上面這兩則電文即可看出，病中的周恩來想的是何等的周到啊！這就是周恩來的作風。
雖說當時中央的主要領導同志，全都想到了與張國燾的分裂是必然的。但是，一旦分裂成為現實，且隨中央共同北上的部隊僅僅剩下八千人槍的時候，中央在一、四方面軍會師時確立的北出甘南、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的戰略計劃還能不能夠實現？似乎多數黨中央負責人的心裡都是茫然的；更為嚴重的是，如果北出甘南的八千紅軍難以完成這一戰略使命，甚至連立腳點都不知該選在何處的時候，黨中央又應當及時地制定什麼樣的新的戰略方針，才是符合革命實際，且又能在推動中國革命發展的過程中得到自身的發展呢？這也是當時黨中央的多數負責同志認為必須解決，且又不知該如何解決的戰略課題。或許張聞天這位黨中央負總責的領導人，深深感到了這一責任重大，遂利用紅軍指戰員休息的夜晚，他把毛澤東、博古等召到周恩來的擔架旁邊，希望能共同回答這一問題。
然而，這時的毛澤東考慮的問題，似乎遠不止是這一戰略方針的大計。他聽了張聞天等人的擔憂之後，遂又嚴肅地指出在解決這一戰略方針大計之前，中央必須對張國燾所犯錯誤的性質以及他未來的發展做出正確的評估和決定，因為這關係到四方面軍五萬多名指戰員的大事；另外，時下隨中央北出甘南的紅軍只有八千人槍，為適應革命形勢的發展，同時也是為了提高部隊的戰鬥力，必須立即進行整編；最後，在政治戰略方針確定之後，北出甘南的紅軍的戰略方針也必須隨之改變，是堅持原來長征中以運動戰為主的戰略方針，還是應當改變為以游擊戰為主的戰略方針……中央都必須適時地做出決定。
當周恩來聽到毛澤東提出上述的問題時，他就意識到作為大戰略家的毛澤東可能已經有了結論。所以，他主動地建議：在俄界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由毛澤東對上述問題做出報告，經政治局討論後再由毛澤東做結論。
對此，張聞天、博古等同志完全贊成周恩來的提議。
最後，毛澤東提議：一方面為了再給張國燾一次改正錯誤的機會——儘管可能性很小，另一方面也為了進一步觀察張國燾向何處去，中央應當嚴令張國燾貫徹中央既定方針，立刻率部北上。為此，中央於九月十一日——與紅一軍團會師的時刻，給張國燾發了一則電文：
國燾同志：
（甲）中央為貫徹自己的戰略方針，再一次指令張總政委立刻率左路軍向班佑、巴西開進，不得違誤。
（乙）中央已決定右路軍統歸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同志指導，並已令一、三軍團在羅達、俄界集中。
毛澤東與周恩來等親率紅三軍團、軍委縱隊於九月十一日抵達俄界。雖說紅一軍團與紅三軍團、軍委縱隊等兄弟部隊剛剛分手沒有幾天，但因為經歷了巴西脫險的風波，他們這次在俄界會合格外高興，大家都有著說不完的心裡話。
就在一方面軍的指戰員沉浸於會合的歡樂之中時，毛澤東與張聞天等又趕到了周恩來的住處，一致商定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於明日——九月十二日在俄界召開。在討論到紅軍改變編制的時候，周恩來主動提出：
“我看這次是到了澤東同志出山的時候了。”
周恩來的提議是真誠的，也是實事求是的。自打遵義會議之後，周就力主由毛澤東出任黨的領袖、紅軍的統帥，但是周清楚毛澤東深知革命策略的重要性，不想因為他的出山而影響黨的整體利益，在這段特定的歷史時期，他為危難中的黨和紅軍多做實事比爭名分為好。因此，周恩來不僅贊成毛澤東提名由張聞天在中央負總責，而且還欣然接受毛澤東建議自己當新三人團“團長”。可是，在具體的實踐中，周這個“團長”處處支援毛澤東這位“團員”的戰略構想，並盡最大的努力克服一切阻力，從思想路線到組織措施，都為實現毛澤東的戰略構想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對此，毛澤東、張聞天等都看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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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下，周恩來經過深思熟慮，認為毛澤東到了出任名副其實的軍事統帥的時候了。其一，在紅軍處於最為艱難的時期，統帥是軍隊的核心，是打勝仗的保證。周恩來非常清楚，自打井岡山起，紅一、三軍團就是在毛澤東、朱德等同志的領導下成長起來的，他們對毛澤東有著一種特殊的信任感。時下，由毛澤東出任軍事統帥，對受到嚴重損傷的紅軍來說，無疑是一種最好的凝聚力。其二，周恩來除去敬服毛澤東的軍事戰略之外，他也看到了自己大病未愈，難以傾全力應付瞬息萬變的軍事態勢。因此，他認為此次軍事整編，必須由毛澤東為統帥。
對於周恩來提議的良苦用心，毛澤東是完全明白的，而且也是理解的。但是，毛澤東的革命信條是：為中國革命做事，絕不為自己謀官。事實上，他早在十一年前——也就是他剛過而立之年的時候，在國民黨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上，就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並出任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而這時的蔣介石僅僅是黃埔軍校的校長，尚未進入國民黨的領導核心集團。若是為了當官，他可以沿此仕途走下去，憑藉他的思想和才幹，一定會在國民黨中飛黃騰達起來的。但是，他為了真理，毅然拋棄了在別人看來一生都得不到的官位，帶著一無所有的工人和農民上了井岡山，開始了建立紅軍並與蔣介石爭天下的時期，這是何等的氣魄啊！
另外，毛澤東的為人，還有著常人所不知的一面，那就是只想默默地做事，絕不想與人爭搶所謂風頭。早年，他在致蕭子升的一封信中，曾借用匏瓜和牡丹剖露自己的心跡：“若知夫匏瓜乎？陽動土暖，茁乙布薆，纏牽成蔓，不能自伸。苟無人理，則縱橫荊棘之顛……然而秋深葉萎，牧豎過往其間，剔草疏榛，則累累之物，大者如甕，乃是蔓之瓜也。反而觀之；牡丹之在園中，綠萼朱葩，交生怒發，蓄皇光晶，爭妍鬥豔——孰知秋至涼歸，花則枯矣，實不可得。”“牡丹先盛後衰，匏瓜先衰而後盛，一者無終，一者有卒。”故他的做人格言是：“吾唯匏瓜之是取也。”換成今天的話說：他絕不學爭妍鬥豔、先盛後衰的牡丹，而願做苟無人理、實結累累之物，大者如甕的匏瓜。只要讀者稍許回憶一下毛澤東在長征中的貢獻，就一定會贊同毛澤東的上述論及。
時下，毛澤東不僅受著自己做人信條的戒約，而且他還清楚博古等同志對自己有成見，在這種情況下，還是由周恩來出面，自己在背後多做些實事為好。所以他聽了周恩來的話後，忙又擺了擺手，懇切地說道：
“不，還是由恩來你掛帥為好。”
對於毛澤東的軍事才能，張聞天一直是欽佩的；就連博古、凱豐等同志，在歷經長達九個月的戰爭實踐，尤其是與張國燾等人近三個月的較量，也都為毛澤東的戰略思想和策略手段所折服。因而，當他們聽到毛澤東推諉的話後，都相繼表態：支援毛澤東統帥這八千餘名緊緊跟著中央的紅軍。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欣然應命。
事後追論：僅僅從這時的毛澤東、周恩來等對黨權和軍權的態度，我們不僅看清了他們與張國燾的區別，而且也看出了野心家張國燾是何等的醜惡！
由於朱德總司令跟著張國燾去了左路軍，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四方面軍沒有北上之前是很難回到中央，主持紅軍總司令部的工作。由誰暫行朱德總司令的職權呢？毛澤東與周恩來、張聞天等一致同意，由彭德懷出任。
接著，中央決定由毛澤東與周恩來找彭德懷談話，請彭在俄界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改變軍隊編制的報告。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甘肅省俄界召開，史稱“俄界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張聞天、博古、毛澤東、王稼祥、凱豐、劉少奇、鄧發、蔡樹藩、葉劍英、林伯渠、李維漢、楊尚昆、李德、林彪、聶榮臻、朱瑞、羅瑞卿、彭德懷、李富春、袁國平、張純清等。周恩來因為這些天來過分勞累，身體再度不適，沒有出席俄界會議。
毛澤東首先做報告。
毛澤東報告的第一個問題，是關於北上與南下方針的爭論。他指出北上的方針是“中央六月十八日決議，現在中央堅持這個方針，有同志反對這個方針，有他機會主義的方針，這方針的代表是張國燾、陳昌浩，中央已經過與他許多聯絡，但至今尚未達到”。在扼要地講了張國燾在北上問題上出爾反爾的經過後，又針對徐向前、陳昌浩改變態度南下講道：“徐、陳當時表示，要他走路回草地是不好，但北上有王均、毛炳文，走草地沒有王均、毛炳文，這是他根據的機會主義觀點。所以，張國燾堅決要他回去，他便主張回去。”
接著，毛澤東又代表政治局對四方面軍的領導和路線做了評價：在鄂豫皖、南通巴時期，“一般是正確的”。但是，“從南通巴出來便不正確了，他退出南通巴，是在中央區紅軍退出中央區之後，那時他覺得南通巴孤立，決定到寧夏，又覺得寧夏有敵人騎兵（大概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決定到西藏。四方面軍退出南通巴，是不正確的，打了勝仗為什麼要退出？有什麼理由？我想主要原因是因為中央蘇區變為游擊區，中央紅軍退出中央蘇區”。由此，又講到在根據地問題上和張國燾的分歧：“背靠一個可靠的地區是對的，但不應靠前面無出路、背後無戰略退路、沒有糧食、沒有群眾（少數民族逃跑了）的地方……所以我們應當到甘肅才對，張國燾抵抗中央的決議是不對的。”
由於時下紅軍只有八千人槍，中央在堅持北上方針的同時，必須做些適當的調整，那就是“經過遊擊戰爭打通國際聯絡，得到國際的指示與幫助，整頓休養兵力，擴大隊伍”。為此，“中央要到能夠指揮全國革命的地區去，即使不能達到目的地，我們也不致做甕中之鱉，我們可以到各處去打游擊，即使給敵人打散，我們也可以做白區工作，我們可以去領導義勇軍”。總之，毛澤東對未來的局面做了最壞的估計，但又充滿著信心，明確指出：實現這個北上的方針“是可能的，在地形上、敵情上，加上正確領導，加上克服困難的精神，無疑的是可能的”。
在談到與四方面軍的關係時，明確指出：“是黨內鬥爭”，“是兩條路線的鬥爭”。“最後組織結論是必要的”，但不贊成馬上就做組織結論，原因是“我們現在還有兩個軍（原五軍團與九軍團），還有很多幹部在那裡，我們還要儘可能工作，爭取他們……我估計，他還有來的可能，自然也有不來的可能”。
就在毛澤東做報告的時候，張國燾於九月十二日十時，給中央發來一則“違抗命令、分裂紅軍”的電文：
林、聶、彭、李並轉恩、洛、博、澤、稼：
一、據徐、陳報告：三軍撤去腳杖寺、班佑警戒，乘夜秘密開走，次日胡敵有番反佔班佑。三十團開班佑，在途與敵遭遇，團長負傷，傷亡百餘。貫徹戰略方針豈應如此。
二、紅大已分裂，劍英、尚昆均須（？）逃，兄等未留一人在徐、陳處，用意安在。
三、兄等走後，次晨胡敵即知彭德懷部北竄，請注意反動乘機告密，黨中央無論有何爭執，決不可將軍事行動洩之於敵。
四、諸兄不圖領導全部紅軍，竟率一部秘密出走，其何以對國際和諸先烈。
五、弟自信能以革命利益為前提，雖至最嚴重關頭，只須事實上能團結對敵，無不樂從。諸兄其何以至此，反（？）造分裂重反團結，敬候明教。
國燾親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