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兩路分兵北上的主張，是違背集中兵力的戰術原則的。但是，由於進軍路線是縱穿千里無人煙的草地，且此招又出敵不意，故毛澤東等與會者沒有提出反對意見。另外，對於張國燾提出兩個方面軍混編為左右兩路大軍北上，毛澤東是深諳其用心的，但他堅信紅軍是黨的軍隊，絕對不會跟著他張國燾反對中央，故也沒有提出異議。當時，黨中央尤其是毛澤東與周恩來只有一個想法：只要張國燾贊成率部北上，一切分歧都留在以後解決。就這樣，軍委“決定左路軍由紅軍總司令部率五軍、九軍、三十一軍、三十二軍、三十三軍組成，從卓克基北進取阿壩，控墨窪，繼而向北出夏河；右路軍由紅軍前敵指揮部率四軍、三十軍、一軍組成，以少部兵力擔負扼阻和牽制松潘胡敵的任務，大部從毛兒蓋北出班佑、巴西地皮，萬一無路可走，再改經阿壩前進。彭德懷率三軍全部及四軍一部作總預備隊，掩護中央機關前進”。
與此同時，張國燾為了改變他在中央佔絕對少數的格局，他到了毛兒蓋以後，遂按照他的計劃開始了反對中央、破壞團結的活動。首先，“他舉行了一個緊急的幹部會議，在會議上宣佈中央執行的是機會主義路線，要求將四方面軍的十幾個幹部分別批准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及書記處書記。他指責遵義會議是調和主義，要求博古退出書記處與政治局，周恩來退出軍委工作，不達目的即不收兵”。接著，他有意“在中央的附近，做了一個嚴重的軍事示威。同時他在整個四方面軍中封鎖中央的影響，做了一個反對中央、反對一方面軍的動員，造成了四方面軍對於一方面軍的異常惡劣的關係，全然不顧中央號召的兩軍團結北上的政治任務”。結果，誠如徐向前事後所說的那樣：“張國燾對下面散佈：‘中央政治路線有問題’、‘中央紅軍的損失應由中央負責’、‘軍事指揮不統一’……據說還派人找一方面軍的同志瞭解會理會議、遵義會議的情況等，實際上是進行反中央的活動。”對此，聶榮臻做了如下記述：
我和林彪在右路軍總指揮部開過會留下來吃晚飯，吃了很多胡豆。右路軍的政治委員是陳昌浩，他是代表張國燾的。吃完了晚飯天還沒黑。陳昌浩說，“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榮臻同志你留下來，我們還要談一談。”留下後，他問我，你對遵義會議態度怎麼樣？你對會理會議態度怎麼樣？我說，遵義會議我已經有了態度，會理會議我也早已有了態度，這兩個會議我都贊成，我都擁護。看來，他們認為，林彪已經不成問題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動員我出來反對毛澤東同志。談話時徐向前同志也在場，但他在一邊，在地圖上劃標號，正在計劃作戰方面的事，他沒有作聲。就是陳昌浩一個人在那裡高談闊論。……
也就是在這前後，李維漢離開雜谷腦，歷經千險萬難，來到毛兒蓋，向中央報告了張國燾等的反黨活動。
毛澤東與周恩來、張聞天等感到事態嚴重，一致認為如不堅決抵制張國燾陰謀南下的錯誤方針，有力地制止其繼續破壞團結、反對中央的行為，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他們經過多次磋商，為了貫徹中央北上的正確方針，糾正張國燾的錯誤，決定在松潘縣毛兒蓋南面的沙窩舉行中央政治局會議。為此，在黨內負總責的張聞天於八月三日二十一時致電張國燾：“請準於明日四時到達沙窩開政治局會議，並請通知傅鍾、博古、鄧發、凱豐、富春趕來開會。”會議議程有兩項：（一）討論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形勢和任務；（二）解決組織問題。
毛澤東認為張國燾反黨核心是黨與軍隊的關係。換言之，張國燾試圖透過改變黨指揮軍隊的原則，把軍隊凌駕於黨之上，進而達到篡奪黨的最高權力的目的。其次，張國燾憑藉自己手中所掌握的軍隊並以此為後盾，強迫中央承認“執行的是機會主義路線”，“遵義會議是調和主義”，進而達到改組中央的目的。因此，毛澤東經與周恩來、張聞天反覆磋商，要張聞天預先起草一個《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強調黨的領導核心地位，堅持遵義會議決議，論述黨的路線是正確的。但是，為了從全域性和全黨、全軍的團結出發，求得共同北上，並再一次地力促張國燾轉變與爭取廣大的四方面軍指戰員，對張國燾的反黨言行給予不點名批評。
張聞天是黨內的理論家，他針對一、四方面軍會合後一個多月來出現的主要問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總結了歷史教訓，分析了目前的現實情況，有力地而又是策略地抵制批評了張國燾的錯誤。因此，《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檔案。現摘錄有關黨的核心地位、路線等章節如下：
為了創造川陝甘蘇區的歷史任務，必須在一、四方面軍中更進一步的加強黨的絕對領導，提高黨中央在紅軍中的威信。中國工農紅軍是在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唯一的絕對的領導之下生長與發展起來的，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工農紅軍，就沒有蘇維埃革命運動。
在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紅軍中個別的同志，因為看到中央蘇區的變為游擊區，看到一方面的減員，看到黨在某些工作中的錯誤與弱點。而認為是黨中央政治路線的不正確，這種意見是完全錯誤的，但政治局認為對於其他個別同志的不瞭解與懷疑黨應給以明確的解釋與教育。
遵義政治局擴大會重新指出了黨中央的政治路線的正確。……遵義政治局擴大會糾正了黨中央在軍事上所犯的錯誤，此後在軍事領導上無疑義的是完全正確的，因此一方面軍在遵義會議後得到了許多偉大勝利，完成了中央預定的戰略方針。
上述決議的基本精神無疑是正確的，符合毛澤東一貫的建黨、建軍思想，當然也不可避免地有其歷史的侷限。毛澤東為了不過分刺激張國燾，在沙窩會議上未就原則問題繼續闡述自己的意見，僅就形勢和任務發表了如下三點意見：
一、西北地區進攻的敵人主要是蔣介石。蔣介石用了全部力量對付我們，受了極大損失。從總的方面看，蔣介石的統治不是強了，而是弱了。
二、西北地區的特點，是統治階級最薄弱的一環，帝國主義勢力最弱的地方，少數民族最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蘇聯在政治上物質上能得到幫助。西北地區的困難是人口稀少、物質條件缺乏、交通不便、氣候條件不好等，這些都能克服。要用全力實現在西北首先是甘肅地區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有了總的方向，兩個方面軍會合後，會取得更大的勝利。
三、領導全國革命的黨中央在這個區域的第一個任務，是要使一、四方面軍和兄弟一樣的團結。過去我與朱德在井岡山會合的經驗，今天可以適用。
對於毛澤東的上述三點意見，周恩來是心領神會的，那就是黨和紅軍的出路和任務是北出四川，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為此，周恩來又做了如下的補充：“現在，我們最高的原則是作戰勝利，只有這樣才能得到一致，所以我們要將問題儘量提到最高原則上來解決。”
朱德認為張國燾力主南下的目的，“就是想爭官做”。並認為張國燾“到了毛兒蓋後，他悲觀失望了，他感覺革命沒有前途，拼命想往西，到西藏、青海，遠遠的去躲避戰爭……他最錯誤的觀念是想到一個最偏僻最落後的地方去建立根據地”。朱德為了說服張國燾，在沙窩會議上發言指出：“兩個紅軍主力會合後的力量增強了，創造川陝甘蘇區是有把握的。對於一、四方面軍，不能輕率地說誰好誰壞，存在缺點是可以改造的。”
沙窩會議，張國燾依然是在唱獨角戲。這點，他在會前就完全估計到了。因此，他越發地感到如要改變中央北上的路線，或說奪得中央的大權，必須改變他在中央政治局中的少數——六比一的地位。為此，他擅自向中央提出要九位四方面軍的同志進中央政治局的提案，並要求在沙窩會議討論組織問題的時候予以確認。但是，他又擔心黨中央尤其是毛澤東據理反對。所以他一直在暗自發問：
“我如何在解決組織問題的時候，迫使中央接受我的提案呢？”
十
隨著張國燾反黨活動的加劇，中央感到嚴重的是，他在四方面軍大搞一言堂，封鎖中央的訊息，使廣大指戰員矇在鼓裡。對此，朱總司令曾說過這樣一段話：
“張國燾領導四方面軍是一貫以個人為出發點，因此黨的組織、軍事上的組織也就很薄弱了。總之，一切都從個人出發，凡是反對他的，都會遭到他的征服，或者被趕走了，或者被殺掉了。這種機會主義路線和正確的路線是勢不兩立的，結果，他搞的黨、政、軍都集中在他一個人手裡，成為一個獨裁者。”
鑑於張國燾篡黨陰謀日漸暴露，毛澤東不得不再考慮他建議把兩大主力紅軍混合編為左右兩路軍的用心。為此，他趕到生病的周恩來的住處，談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後又說道：
“國燾時下的做法有點像曹阿瞞，想憑藉手中的實力，在中國共產黨內大搞挾天子以令諸侯。”
對此，周恩來表情凝重地點了點頭。
“我想了許久，在即將召開的沙窩會議上，正式提出恢復紅一方面軍的建制。”
“我同意。鑑於朱老總隨國燾主持總司令部的工作，恢復建制的紅一方面軍應由主席統率。”
“不！時下，我的名分越少越好。到會議上，我提名由你兼任紅一方面軍的司令與政委。”
恰在這時，陳賡因收到周恩來派人送給他的“暗示存在危險，叫他趕快去毛兒蓋”的信，已星夜趕到毛澤東與周恩來在毛兒蓋的駐地。他詳細地彙報了張國燾在四方面軍中搞的反黨活動。對此，周恩來嘆了口氣，說道：
“看來，國燾不搞垮中央是絕不罷手的。”
“準確地說，他一天坐不上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把交椅，他就要利用手中的軍隊搞鬼。”毛澤東說罷不無輕蔑地搖了搖頭，“恩來，看來陳賡是不能再回幹部團了吧？”
由於幹部團是中央根據地的四所紅軍學校組成的，因此，中革軍委決定與紅四方面軍的紅軍大學合編成立紅軍學校。校長是倪志亮，政委是何畏，教育長是李特，政治部主任是劉少奇。毛澤東考慮到張國燾決計要整陳賡，認為陳賡的工作似應重新安排。對此，周恩來是贊同的。他想了想說道：
“那就暫且在恢復後的紅一方面軍司令部中工作吧！”
陳賡離去不久，張聞天怒氣衝衝地走了進來，抖著手中的一張紙，憤然地說道：
“真是得寸進尺啊！……”
“洛甫同志，又發生了什麼情況？”毛澤東平靜地問道。
“請看吧！”張聞天邊說邊把手中的紙遞給毛澤東，“這是張國燾派人送來的要求增補四方面軍的同志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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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看罷漠然一笑，又遞給了周恩來：
“你看後我們再議。”
周恩來很快看完這張名單，氣得大咳了一陣，接著說道：
“國燾的目的是清楚的：想透過增加九名政治局委員的手段，使他們在政治局中變為多數。這樣一來，他就真的成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阿瞞了。”
“因此，政治局必須否決他這一提案！”張聞天果決地說。
“否決是容易的。”毛澤東說罷又似自問地說道，“但是，如何才能讓他下令四方面軍的同志北上呢？”
“那主席的意見呢？”周恩來問道。
“我看時下在這個問題上，還是做些讓步為好。”
“老毛，你……”
毛澤東衝著愕然的張聞天擺了擺手，說道：
“我所說的讓步是有條件的，那就是以不動搖中央政治局的核心為前提。”
“那主席的意思，是同意增加一些名額的？”周恩來說道。
毛澤東微微地點了點頭。
“張國燾會同意嗎？”張聞天問道。
“他當然不會同意。但是，我們每人不是也有一張嘴巴嘛，在會上可以說我們的理由嘛。”
在沙窩會議進行第二項議題——討論組織問題的時候，張聞天手持他與毛澤東、周恩來多次磋商後的名單，嚴肅地說道：
“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宣佈：提升四方面軍徐向前、陳昌浩、周純全三人為中央委員；何畏、***、傅鍾三人為候補中央委員；兩位同志進政治局，陳昌浩為正式委員，周純全為候補委員。同志們，有什麼不同意見嗎？”
與會的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王稼祥、博古、張國燾、凱豐、劉伯承、葉劍英、陳昌浩、傅鍾等因地位、心理諸因素不同，每個人的表情也不盡一樣。張聞天代表中央政治局宣佈完名單之後，室內冷場許久，無一人發言，從而使得會議的氣氛緊張了許多。張國燾聽後滿臉的不高興，因為他清楚增加這樣幾個人進中央委員會，是達不到他本來的目的的。他於沉寂中想了許多，最後決定親自出馬，向中央政治局挑戰。他在大講了一番提拔工農幹部進中央委員會的必要性之後，又以權威者的口氣，傲慢不遜地說道：
“就這個意義上講，我認為在堅持提拔工農幹部上還可以多提幾個人。”
張國燾的發言內容，完全在毛澤東的所料之中。所以，一俟張國燾發言結束，他就微笑著說道：
“國燾同志所說的是有道理的，而且四方面軍中的確有很多好幹部。我想說明的是，我們現在提出這六位同志進中央工作，是很慎重的。因為大家都知道，按照黨章規定，本來政治局是不能吸收或增加中委的，現在是特殊情況，也考慮到了具體工作的需要，才這樣做的。”
毛澤東的答辯是盡情盡理的，與會的絕大多數同志是同意的。但是，張國燾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藉著毛澤東說的“現在是特殊情況”為由，又大加引申、發揮了一通。最後，他幾乎是操著毋庸置疑的口氣說道：
“正因如此，我本來的意見，是要多提一些同志進政治局的。這樣做的目的，不僅可以為政治局輸送新的血液，而且還可以提拔有實際經驗的工農幹部，在中央學習領導工作。”
毛澤東聽後依然採取以柔克剛的策略，笑著答說：
“國燾同志的意見是很好的，不過現在是打仗，中央無需這樣多的人，將來可以吸收到中央機關及其他部門來。”
對於毛澤東的上述發言，張國燾也是有所準備的，因為他視毛澤東為最主要的對手。所以，他就在會上撕破臉和毛澤東進行辯論。他的主要論點有二：一是他前邊所講的理由，“遴選一些新人參加中央工作，這可以鞏固中央的領導作用”；其二是“實施黨內民主，將使黨內各項歧見易於解決。例如軍事行動問題，經過一次高級幹部會議討論後決定下來，將來在執行時可以表現更大的決心與信心；反之，如果中央拒絕舉行高級幹部會議，不讓新人參加中央工作，政治上軍事上的重大問題也不讓同志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這就無疑阻塞了團結之路。”
對於毛澤東在沙窩會議上，如何阻止張國燾借改變中央達到篡權的目的，與會者多是泛泛談到毛澤東堅持原則的態度，唯有張國燾別有用心地寫下了這段話：
毛澤東更拒絕了我的全部建議。他表示中央是全國的，不僅是一、四兩方面軍的，因為還有二方面軍和全國白區秘密黨的組織，因而中央的政治路線，不能由一、四兩方面軍來檢討。他反對舉行任何性質的一、四兩方面軍高級幹部會議，也拒絕任何同志參加中央工作。……
毛澤東從未“拒絕任何同志參加中央工作”，他只是堅決反對張國燾借改變中央達到篡權的陰謀。兩人辯論的結果，毛澤東終於忍無可忍了，他說了這樣一句史有所記的話：
“我提醒國燾同志：我們開的是政治局會議，而你這是開的督軍團會議！”
接著，多數與會者發表了贊成毛澤東、反對張國燾的意見。最後，“會議拒絕了張國燾的這種無理要求，指出：政治局委員是由中央委員會產生的，政治局會議無權這樣做，有些幹部可以吸收到各軍事政治領導機關工作”。接下來，政治局一致透過了張聞天代表政治局提的名單，恢復紅一方面軍總部，由周恩來任司令員兼政委，由陳昌浩兼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周純全任副主任。最後，張聞天說道：
“下邊，請恩來同志代表中革軍委宣佈新的紅軍編制。”
周恩來應聲站起，驀地感到一陣天旋地轉，險些當場栽倒。他急忙雙手扶住桌子，微微地合上雙眼，極力控制著自己。當他再睜開雙眼，一看與會者都驚愕地望著他，他笑著說了聲“沒關係”，遂又照著事前擬好的檔案宣佈道：
“為了適應北上過千里草地的需要，決定將紅軍分成左右兩路軍，在卓克基以南地區的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軍為左路軍，由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率領，經阿壩北進；在毛兒蓋地區的第一、三、四、三十軍為右路軍，由前敵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率領，經班佑北上。黨中央隨右路軍行動。”
在周恩來講話的時候，毛澤東一直提心吊膽地看著周恩來那虛弱的神情，當他看到周恩來講完又匆忙雙手扶桌的時候，他下意識地伸出右手，挽住周恩來的臂膀，伏在耳邊，小聲地說道：
“恩來！你可不能病倒啊！……”
周恩來當然明白毛澤東這句話的分量，遂微微地點了點頭。
在張國燾看來，沙窩會議是以他的徹底失敗而告終。因為他想改變中央的目的沒有實現，且又被迫同意北上的方針。自然，他由史家所稱的《沙窩決議》的內容中，感到了北上方針一旦被證實是正確的以後，自己未來的下場。因此，他的情緒是極端低沉的。對此，徐向前做了如下記述：
沙窩會議之後，張國燾滿肚子不高興，臉色陰沉，不願說話。陳昌浩向我發牢騷，說中央聽不進國燾的意見，會上吵得很兇。我對張國燾、陳昌浩說：現在不是吵架的時候，這裡沒有吃的，得趕緊走，我們在前面打仗，找塊有糧食吃的地方，你們再吵好不好呀！當時的確到了鬧糧荒的嚴重地步，我心裡著急得很。部隊天天吃野菜、黃麻，把嘴都吃腫了。供應中央領導機關的糧食，眼看快要吃完。鄭義齋、吳先恩他們是“老後勤”，愁得不行，向我反映，我也沒辦法……我想，這麼困難的情況下，要命第一。我一再催促張國燾、陳昌浩早走，以後再吵，原因就在這裡。
這時，毛澤東的心情也是極不好的。事後，他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在長征路上同張國燾的鬥爭，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路程。”說到原因時，他還感慨地說過這樣的話：“對這個張國燾，我是軟的硬的辦法都用了，這人是軟的硬的都不吃，我拿他怎麼辦好？怎麼才能使這塊頑石點頭呢？”沙窩會議結束之後，他回到自己的住處，為了排解心中的鬱悶，像往日那樣，又拿起那本有關藏傳佛教的書認真地讀了起來。
自紅軍進入藏族地區之後，毛澤東等中央、軍委的領導多住在喇嘛廟中。由於毛澤東對於藏傳佛教有著濃厚的興趣，加之不少上層的喇嘛都到成都念過書，且能講一口流利的漢語，使他交了幾位頗有修養的年長的活佛，在空餘的時間裡，經常在一起探究佛規、佛理，並從中感悟出一些為人的真諦。毛澤東進入毛兒蓋之後，聽說此地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活佛，絕不相信共產黨信仰自由的政策。為此，毛澤東請政治部的有關同志邀請這位活佛前來面談事後，他又聽說這位活佛架子很大，不願“移尊就教”。毛澤東就說道：“等開完會後，我一定親自到他的下榻處，向這位活佛求教。”也或許是為了拜訪這位活佛吧，今天晚上，毛澤東雙手捧著這本藏傳佛教的書，讀得甭提有多麼用心了！正當他對**、班禪的歷史發生興趣的時候，警衛員小陳走進來，有些神秘地報告：
“主席，有一位自稱是什麼活佛的喇嘛，要求今晚和您講經、盤道。”
這些天來，毛澤東抑或是不順心的事實在是太多的緣故，他一聽活佛要找他講經、盤道，就下意識地自語道：“難道活佛也和我毛澤東過不去？……”轉念一想，忙又放下手中的佛書，邊起身向門口走去邊說：
“有請！有請！……”
前來造訪的活佛已年近七十，鶴髮童顏，一身的所謂仙氣，他衝著迎候在門口的毛澤東，雙手合十，沒有念“阿彌陀佛”，只是說了一句“善哉！”等隨毛澤東走進室內落座之後，就主動出擊地問道：
“毛先生，你一生信仰什麼宗教啊？”
毛澤東望著這位表情肅然的活佛，為了把氣氛搞得輕鬆一些，很是認真地說道：
“這叫我怎麼說才好呢？早年在家隨母燒香拜佛，自應算是佛教了。”
“你信的是哪一家的佛教？”
佛教的創始人是釋迦牟尼，以合乎理智的教說，開導人類轉迷開悟，其目的在於實現淨化社會的理想，以超越階級、種族為特色。就這個意義上說，佛教就一家。但是，隨著佛教的發展，在兩千多年的歷史演變中，又形成了不同的部族佛教。僅藏傳佛教就有噶當派、噶舉派、薩迦派等十多個派別。就說**、班禪所尊奉的格魯派吧，也是由俗稱黃教的噶當派發展而來。這就是活佛問毛澤東信的是哪一家的佛教的緣由。毛澤東不想與這位活佛理論佛教的源流脈承，只是簡單地答說：
“就是從印度傳來的釋迦牟尼創立的佛教啊！”
這位活佛一聽，毛澤東竟然知道佛祖釋迦牟尼的名字，遂微微點頭稱是。
“佛家是很講一個緣字的，既講緣起，也承認緣滅，僅緣起就有十二支之多。我說得對吧？”
活佛愕然地看著毛澤東那坦然的表情，又微微點頭稱是。
“單講一個緣字，說明佛家是講緣分二字的。追蹤溯源，我與活佛還都是釋迦牟尼的弟子呢！”
活佛越聽越感到驚奇，毛澤東不僅不是殺人放火、共產共妻的凶神惡煞，而且是一位博才多識且善於教化的領袖。他沉吟片時，又問道：
“後來，毛先生又改信什麼教了？”
“孔聖人創立的儒教。”
“現在呢？”
“現在嘛……信馬克思主義。”
“我怎麼沒聽說過啊？”
毛澤東望著驚詫不已的活佛，忙又解釋說：
“馬克思主義的創立人叫馬克思。”
“馬克思姓馬，一定是中國的漢人吧？”
“不，是德國人。”
“毛澤東先生為什麼改信德國人創立的馬克思主義呢？”
“我認為馬克思主義能解決中國問題。”
“你認為是佛教好呢，還是馬克思主義好？”
“活佛是藏傳佛教的宗師，一定懂得這樣的道理：宗教對信仰者而言，是不能用好與不好區分的。舉例說，釋迦牟尼創立的佛教源於印度，昌於華夏，揚於四海。但是，我們絕不能因佛教於十三世紀在印度消亡，就進而指責印度人民放棄了好的信仰，而改信不好的信仰。”
毛澤東的這番宏論征服了這位活佛，使他知道了紅軍的領袖是通情達理、學富五車的雄辯家。他不住地微微點頭，完全是心悅誠服的樣子。少頃，他又有意地問道：
“毛先生說的在理。用佛家的話說：如果有一天馬克思主義不能普度中國的眾生，你打算怎麼辦呢？”
“我一定再尋覓新的救國之理。用你的話說，那就是再尋覓一種新的宗教。”
活佛為毛澤東的態度所折服。他從毛澤東的言談中，明白了紅軍絕對不是殺人放火的土匪，而是立志於救國救民的隊伍。同時，他也為毛澤東的學識所傾倒。在他看來，毛澤東就是一位最好的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者。不知何因，他突然想起了佛祖釋迦牟尼和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故感嘆地說道：
“毛先生不僅是一位智者，而且也是一位慧者，在我看來，未來的中國……”
“請活佛放心，未來的中國將會是信仰自由！”
“但你的智慧起碼可以得民心，安天下。”
“託活佛的吉言，”毛澤東匆忙站起，拱抱雙手，頗有幾分誠惶誠恐地說道，“如果他日我信奉的馬克思主義得以在中國昌盛，我一定請活佛，還有藏族同胞的精神領袖**、班禪去京城弘法、佈道！”
就在這時，警衛員小陳慌慌張張地走進來，結結巴巴地說道：
“報告！周副主席他……突然昏迷不醒，失去了知覺。”
毛澤東聽後大驚，轉而十分歉意地對活佛說道：
“很是對不起，你我改日再談，我得告辭了。”
“且慢，”活佛又伸出右手在額前，道了一聲：“善哉！”遂又問道，“請問毛先生，這位周副主席在馬克思主義中位居何職？”
“打個比方說吧，他就像是佛教中的唐三藏，是親自到馬克思主義的發祥地德國朝聖、取經的一位中國人。”
“請毛先生相信，佛會保佑他的。”
自長征開始以來，周恩來實在是太累了。白天，他要隨部隊一起行軍、打仗；夜間，他又要彙集各方情報，研究敵我雙方的態勢，制定或修訂作戰方案。遇到特殊緊急的情況，他就整夜不睡覺，實在支持不住了，就伏在桌上眯一會兒，或者用涼水洗把臉，然後再繼續工作。自從蘆花會議之後，他除去正常的軍事指揮之外，還要花費極大的精力應付張國燾反黨篡權的行為，若不是他有著超人的毅力，恐怕早就病倒了。他隨軍來到毛兒蓋之後，由於糧食奇缺，加之他又要求自己非常嚴格，天天和大家一起吃野菜和青稞，精力和體力的消耗都達到了極限。就這樣，他還憑著一種精神的支撐出席了沙窩會議，並與張國燾作了有理有節的鬥爭。但是，當他回到自己的臨時下榻處，往那張木板床上一躺就失去了知覺，完全昏迷過去。
周恩來這次生病，來勢異常兇猛。連續幾天，周恩來一直發著高燒，不能進食。醫生最初當作長征路上的多發病——瘧疾來治。但高燒依然不退，而且發現肝部腫大，皮膚黃染。毛澤東認為病情嚴重，當即指示請傅連障來給周恩來看病。但當時傅大夫的住地太遠，沒有辦法趕到。旋即毛澤東又命令有關的衛生部門，立即請毛兒蓋附近最好的大夫，前來給周恩來治病。這樣，就請來了王斌、李治兩位醫生，幾經檢驗，確診周恩來患的是肝炎，且已變成網米巴肝膿腫，急需排膿。但在這樣的環境中無法消毒，根本不能開刀或穿孔。怎麼辦？醫生只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消炎、退燒。另外，請人到六十裡外的雪山上取來冰塊，冷敷在他的肝區上方，以緩解肝部病情的發展。（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