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周恩來是有很多心裡話想和毛澤東說的。但是，在這種特定的條件下。他也只能把決定通知毛澤東：
“中央作出了決定：近期就要突圍轉移。你是中華蘇維埃主席，請你回來的目的之一，就是在你主持的政府部門，做好轉移前的準備工作。”
毛澤東作為軍事戰略家，他深知像這樣重大的軍事行動，沒有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也沒有向指戰員傳達並進行政治動員，更沒有在適當的範圍內向根據地的人民宣傳和醞釀，做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必然為紅軍進行戰略轉移埋下失敗的種子。同時，這也表現出了博古、李德在戰略退卻中的逃跑主義。對此，毛澤東只能搖首喟嘆！
“另外，”周恩來看了看沉默不語的毛澤東，又進而說道，“中央根據你在於都的電告，決定從於都方向突圍。我請你來，想瞭解於都方面的詳細情況，尤其是於都河的水位情況。”
毛澤東如實報告了於都方面敵我雙方的兵力部署之後，遂又說道：“時下，於都河是枯水季節，架橋還是徒涉都問題不大。”
周恩來微微地點了點頭。接著，他轉身取來幾本油印的小冊子，雙手捧到毛澤東面前：
“這是你寫的《遊擊戰爭》一文，我請他們趕印出來，準備以中革軍委的名義發下去。你是作者，給你留了這幾本。”
毛澤東雙手接過這散發著油墨香味的《遊擊戰爭》小冊子，心裡很不是滋味，他苦笑道：
“我的這本小冊子不是萬能的靈藥，我看是起不了什麼作用的。”
此刻，周恩來是明白這句話的深層含義的。但他的性格和位置決定了他什麼都不能評說。他按照自己的思路繼續說道：
“對此次實施戰略轉移有什麼建議，你隨時都可向中央反映。”
毛澤東近似無可奈何地點了點頭。
“你離開瑞金不少天了，且又得了一場重病，子珍同志十分擔心，你快回去和她團聚吧！”
毛澤東從這善意的話音中聽出了此次談話應該結束了，可是，也正是這句話勾起了他的心思，遂又直言問道：
“此次戰略轉移，女同志和孩子怎麼辦？”
“中央研究過了，原則上一個不帶，留在蘇區。”
毛澤東聽後一怔，遂匆忙告別了周恩來，騎上戰馬，朝著自己的駐地雲石山馳去。
雲石山位於瑞金高圍東北方向，是一座海拔不到一百米的石灰岩山。億萬年來，石灰岩經大自然神工鬼斧地幹雕百刻，山頭呈朵朵雲狀，當地的人民就給它起了一個詩化的名字——雲石山。俗話說得好：佛家佔仙山。不知是何年何月，是哪方的雲遊高僧到此，利用佛門的經理進行高臺教化，動員這裡的人民在山岩頂上修了一座石砌的古廟。佛殿的正中央供有如來佛的神像，兩廂有二十幾間偏房，按佛規這是僧侶的住處。從山下眺望，只見雲石山上是高勁挺拔的參天大樹，而這座古廟則掩映在茂林修竹之中，使凡夫俗子望而興嘆：“啊！這真是一片淨土……”
自從毛澤東率領紅軍來到瑞金之後，這些自稱能預知未來的佛門弟子聽信謠言，棄廟下山，逃往他鄉，剩下如來佛祖充任留守大員。一時間，這煙霧繚繞的雲石山斷了香火，冷冷清清，好不悽然！
是年八月，中央蘇區前線吃緊，局勢危厄，而紅火多年的根據地也日趨漸小，一時人心惶恐，不知所因。恰在這時，國民黨的飛機天天光顧瑞金的上空，輪番轟炸紅都的黨政軍所在地。為此，中央民主政府等機關不得不由沙洲壩等地遷往雲石山。而毛澤東也因此偕同賀子珍住進了佛家的聖地雲石山。
賀子珍於一九○九年生於江西永新的望族。由於生她的時候是秋月朗朗，桂花飄香，母親就給她起了一個乳名桂園。但是，這個桂園生不逢時，在那軍閥混戰的歲月裡，不僅家道中落，而且時任七品縣令的父親也因吃官司被關進了大牢。這在桂園那幼小的心靈中投下了永遠磨不去的陰影。不久，桂園被送進福音堂小學讀書，起名自珍，是取擅自珍重之意。後來，她參加革命之後，在前委保管檔案期間，她簽名的時候寫為子珍，遂使子珍這個名字相沿至今。但毛澤東在給她寫信的時候，仍然尊稱自珍。
賀子珍受教於教會學校，自由、平等、博愛等西方思想對她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加之，她不僅親身經歷了家道中落的變故，而且她還目睹了人吃人的殘酷現實。這就在她的心中植下了尋求光明、反抗暴政的種子。因此，她不顧父母的反對，迎著大革命的風雨前進，並在一九二六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翌年又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期間，她參加政治夜校學習，組織農**動，並出任永新縣第一任婦女部長……最後，她告別家鄉，於一九二七年秋參加袁文才的農民部隊，成為井岡山上的第一位女戰士。
不久，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的部隊來到井岡山，賀子珍很快又被毛澤東的雄才大略以及那詩人的性格所傾倒，她心甘情願地把自己的終身交給了自己所敬仰的人，並在龍巖為毛澤東生下第一個女孩。由於環境所迫，毛澤東與賀子珍不得不把他們的愛情結晶寄養在百姓家。等他們再次轉戰到龍巖的時候，這個天真可愛的女孩已經夭折了。無論是對喜愛孩子的毛澤東而言，還是對第一次做母親的賀子珍來說，這種打擊都實在是太大了！
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毛澤東在寧都會議上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回到後方養病。不久，他又聽說賀子珍在傅連暲的福音醫院中生了一個兒子，這訊息對他而言無疑是一種慰藉。但是，他那喜悅的心情尚未平靜，就又獲悉賀子珍吃了不乾淨的香菜得了中毒性痢疾。他不顧自己的病體虛弱，連夜又趕到長汀福音醫院，親自照料產後得大病的賀子珍。
或許是毛澤東太喜愛孩子的緣故，也或許是他與賀子珍的第一個愛情結晶——可愛的女兒不幸夭折，也有可能這是他在政治上受到無情打擊的時候……總之，他分外喜愛這個剛剛來到人間的男孩。由於江西人把喜歡的孩子叫毛毛，賀子珍就把這個營養不良、十分瘦弱的兒子叫小毛。由於毛澤東姓毛，領導同志間尊稱他為老毛，這樣小毛的含義就又多了一層——老毛的兒子。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毛澤東的屋裡不是叫老毛的喊聲，就是逗小毛的哄笑聲。
不知是血緣的關係，還是親情的原因，這個小毛也特別喜愛爸爸老毛。就在小毛牙牙學語的時候，他只要聽見毛澤東回到家的聲音就伸開雙手說：“爸，抱……”而毛澤東只要把小毛抱在懷中，在那稚嫩的小臉上親吻一下，內心所有的鬱悶就不翼而飛了！等到小毛會走路的時候，毛澤東出門他要送，只要他獲知毛澤東回家，他就一定要倚門等待。因此，在那種年代裡，遭受打擊的毛澤東視小毛為開心果，他無論走到什麼地方，腦海裡永遠有小毛那可親可愛的形象。
毛澤東去於都考察之後，即將年滿兩歲的小毛天天喊“爸爸”，賀子珍只能說：“不要急，爸爸就要回來了！”加之紅軍就要進行戰略轉移了，賀子珍是何等地希望毛澤東快些回來啊！但是，當毛澤東突然出現在她和孩子面前的時候，她卻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了……
“爸爸，抱……”
毛澤東一聽這稚氣的叫聲，內心裡湧起一股難以言喻的情潮。當他循聲再一看那期待已久的伸展著的一雙小手，雙眼忍不住地模糊了，他下意識地俯下高大的身軀，抱起了小毛……
“爸爸，小毛想……”
“小毛，爸爸也想……”
賀子珍不知看過多少次老毛抱小毛，但唯有這一次她是打心裡不願看這父子相見的情景。她或許是對未來想得太多了，一見毛澤東那少有的表情就不由得心裡一酸，就又情不自禁地低下了頭。
毛澤東的視線很快從小毛移到了賀子珍的身上，他心裡清楚：賀子珍不希望他帶來骨肉分離的訊息。但是，殘酷的現實使他又不能不把真情相告。怎麼辦？他沉吟良久，把在回家的路上就想好的話說了出來：
“按中央規定，紅軍這次轉移，女同志一律不得跟著隊伍走，孩子更不能帶。”
儘管賀子珍不止一次地想到過這種結果，但是當這件事變成現實之後，她在內心中築起的感情之牆瞬間倒塌了！一時間她失去了主意，淚水忍不住地淌了下來。但是，當她想到此時此刻毛澤東的心境的時候，她又強忍著把衝開情感閘門的淚水送回心底的深處；當她再想到毛澤東大病未愈的時候，一種偉大的愛戰勝了因分別而造成的痛苦，她故作平靜地說道：
“這是不得已的事情，我要走不了，就帶著小毛到他奶媽家住一個時期，看看情況再說。”
這時，小毛雖然不知走的真實含義，但他本能地認為剛剛回家的爸爸不該再出遠門，因此，他緊緊抱住毛澤東的脖子，天真地說道：
“我不讓爸爸走！我不讓爸爸走……”
此時的毛澤東只好答說“爸爸不走”，哄得小毛高興。但是，當他再一看賀子珍那強做出來的平靜表情，脫口而出說了一句“我怎麼捨得把你們留下呢！”也就是在這一瞬間，毛澤東想到了紅軍中還有不少像賀子珍這樣的女戰士，他有責任為她們請命。換言之，說服某些中央領導同志同意她們隨部隊轉移。因此，他又對賀子珍說道：
“你走不走，還得聽聽我的意見呢！”
“那你的意思是……”
“有一點是清楚的：那就是我們一定要回來的，我們絕不放棄中央蘇區！”
賀子珍聽後有些茫然地點了點頭。
毛澤東安撫了賀子珍和小毛之後，又在雲石山古廟裡召開了中央政府各部負責人的會議。據當事人回憶：“毛澤東同志給大家宣佈和說明了這一撤離蘇區的決定，強調了兩點：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強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後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夠更好地繼續革命鬥爭，更好地聯繫群眾。”
這次會議的氣氛是壓抑的。無論是隨紅軍轉移的同志還是留下的同志，心裡都像是灌了鉛似的分外沉重。另外，與會者或許是都知道毛澤東的政治處境，誰也不向他這位主席詢問些什麼，會議一結束就默默地散去了。這時，一位面目清癯、身材瘦高、戴著一副金絲邊眼鏡的中年人走來，低沉地說道：
“老毛，我希望隨紅軍一起轉移，但博古同志堅持要我留下，你給中央說說好嗎？”
他就是教育人民委員部部長瞿秋白同志。
瞿秋白是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宣傳家，是我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早年考入北京俄文專修館學習，並參加“五四”運動。一九二○年以北京《晨報》記者身份赴蘇聯採訪，他寫的《俄鄉紀程》等報告文學曾引起很大的轟動。他一九二二年參加中國共產黨，一直主持黨的理論刊物，同時還撰寫了大量的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翌年，他出席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主持起草黨綱，積極支持國共合作，並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在大革命期間，為促成國共合作，發動北伐戰爭，反對資產階級右派和黨內的右傾錯誤，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他自黨的四大進入中央領導機構之後，一直是黨的主要核心成員。因此，大革命失敗之後，由他主持黨的八七會議，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在黨內的統治，並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總方針。但是，此後不久開始了以他為代表的“左”傾盲動錯誤在黨內的統治。一九二八年黨的六大在莫斯科召開，他在會上做了自我批評，繼續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會後參加共產國際的領導工作，並擔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長達兩年之久。一九三○年八月與周恩來奉命回國，主持召開了結束立三路線統治的六屆三中全會。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很快又在六屆四中全會上以右傾為名被趕出中央。從此，他在上海與魯迅、茅盾等人從事左翼文化運動，寫下了大量有價值的文章。一九三四年二月，他被迫撤離上海，轉入中央蘇區，出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員部部長。紅軍就要進行戰略轉移了，博古等人為什麼要把瞿秋白留在蘇區呢？這其中有著鮮為人知的原因。
博古與王明等人在蘇聯留學期間，在校長米夫等人的支援下，曾在中山大學搞宗派活動，有意打擊反對他們的同學，並釀成了被史家所稱的“中山大學風潮”。當時，瞿秋白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他來到中山大學，進行全面的調查研究，最後嚴肅地批評了王明、博古等人，平息了“中山大學風潮”。不久，王明、博古等人相繼回國，他們由稍後回國的沈澤民等人的口中獲悉：共產國際認為中共黨的六屆三中全會犯了調和主義的錯誤，遂搶先向黨中央發難，並在米夫的支援下強行召開了黨的六屆四中全會，把瞿秋白轟下臺。同時，又把王明捧上領袖的寶座。不久，顧順章、向忠發等相繼叛變，上海一片白色恐怖。怕死的王明在米夫的認同下調往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行前，他又把黨的第一把交椅交給了博古。而這時的博古依然大權在握，在幹部路線上執行宗派主義，把反對過他們宗派的人留在蘇區，算作一種變相的懲罰。因此，不準瞿秋白隨軍轉移也就在所料之中了！
毛澤東一沒有去過蘇聯，二沒在上海和王明、博古等人共過事，因而他並不完全知道這些靠共產國際起家的宗派主義者和瞿秋白的恩怨。另外，毛澤東認為自己是紅都政府的主席，教育委員的去留應當聽聽他這位主席的意見。因此，他大包大攬地對瞿秋白說：
“請放心，我這就去找博古同志談。”
博古，原名叫秦邦憲，於一九○七年出生在有無錫十大家之稱的望族大戶秦家。他早年受“五四”運動的影響，積極探尋救國之途，並於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二年赴蘇聯，入中山大學讀書。在蘇聯期間，他起了一個俄國名字博古諾夫，回國後省去諾夫二字，自稱博古。誠如前文所述，他在中山大學讀書期間，與王明等人結為宗派主義小集團，不知是自詡還是被他人所譏，在歷史上留下了“二十八宿”的稱謂。在蘇聯學習期間，他與王明、張聞天、王稼祥有四大金剛之稱。回國之後，他在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團中央局書記。王明赴蘇聯之後，他又出任中共臨時中央常委，主要負責人。一九三三年同陳雲一道撤往中央蘇區，在六屆五中全會上仍被指定負總責。他在蘇區繼續推行“左”傾路線，親手把紅軍的指揮大權交給李德，歷經一年的第五次反“圍剿”的鬥爭，把一個好端端的中央蘇區丟給蔣介石，遂又採取逃跑主義的策略進行戰略轉移。
在宗派主義者的眼裡，大凡反對他們的人都被視作宗派主義。實際上在博古的眼裡，毛澤東就是最大的宗派主義。或許由於中央蘇區是毛澤東與朱德等同志一手建立的緣故，博古一直懷疑毛澤東“在暗中搞什麼宗派活動”。至於李德，就更是“不斷散佈謠言，誣衊攻擊毛澤東同志搞宗派活動”。因此，當博古聽到毛澤東為瞿秋白請命的話後，斷然回答說：
“瞿秋白同志留下，不可更改！”
毛澤東聽後愕然，自知再說也不起什麼作用，遂轉身拂袖大步離去。
四
毛澤東回到自己的住處，頓感昔日的溫馨已不復存在了。他望著默默為自己收拾行裝的賀子珍，想打破這種沉悶氣氛卻找不到話題。這時，或許也只有這時他才感到自己的嘴笨，連寬慰自己妻子的本事都沒有。也可能是存在決定意識吧，他不知不覺地又與賀子珍談論起紅軍轉移誰留誰走的問題。但是，當他獲悉自己的弟弟毛澤覃等人不能隨部隊轉移時，這才恍然醒悟是“沾了他的光”。為此，他那本來就非常復雜的內心又添了一份歉疚。
然而，毛澤東畢竟是一位大政治家，他很快就從這種矛盾的情緒中解脫出來，又站在戰略家的高度暗自審視起這次紅軍突圍轉移。
“博古、李德這些人是怎麼想的呢？”
毛澤東的自問是痛苦的，因為一年多來的實踐證明：毛澤東在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戰略意圖上，一直都與博古、李德這些軍事教條主義者意見相左，即使他提的建議是正確的，也被他們譏為是“遊擊主義”的點子而不採納。加之，這時的博古、李德以軍事機密為由，使毛澤東並不清楚紅軍此次突圍轉移，是為了拋棄中央蘇區，轉戰至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師，在湘黔邊重建革命根據地。因此，他認為當務之急是：必須儘快瞭解博古、李德等人進行戰略轉移的目的。但是，當他想到周恩來那欲言又止的表情，遂又喟嘆搖首，只好作罷。
翌日，毛澤東留在家裡繼續思索怎麼辦的時候，突然闖進兩位紅軍指揮員，異口同聲地說道：
“主席，我們來看你了！”
毛澤東聞聲一看，見是紅一軍團的軍團長林彪和政委聶榮臻到了，十分高興，忙讓道：
“是你們來了，快請坐！”
林彪，原名育蓉，於一九○七年生於湖北黃岡縣。早年受同族長兄林育南、林育英的影響，於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後考入黃埔軍官學校，並於一九二五年轉入中國共產黨。再後，隨軍北伐，參加南昌暴動和湘南暴動，並隨朱德、陳毅上井岡山，歷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營長、團長。一九二九年春，隨第四軍主力轉戰贛南、閩西，先後出任第一縱隊司令員、第四軍軍長、第一軍團軍團長等職。實事求是地說，從山頭講，林彪是毛澤東從井岡山帶出來的嫡系；從能力而言，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的親自領導下，他對第一、二、三、四次反“圍剿”取得勝利立下不少戰功；就是在長達一年的第五次反“圍剿”的戰爭中，雖說打了不少敗仗，也有不少的苦勞。那時，他不過二十幾歲，毛澤東一直把紅軍主力軍團交由林彪指揮的目的，一是說明林彪確有指揮才能，再也證明毛有意在培養林彪。
聶榮臻，於一**九年出生在四川江津縣吳灘鎮一個大家族中。雖說他一來到人間就家境破落，但父親依然想方設法讓他讀書。後在新思想的影響下，於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儉學，並在一九二三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翌年年底轉赴莫斯科，入東方大學深造，後又轉入紅軍大學就讀，和軍事結下了不解之緣。一九二五年六月，與葉挺等人回國，先在黃埔軍官學校執教，後作為廣東軍委特派員參加北伐；大革命失敗之後，他參加南昌暴動和廣州起義；不久，轉入上海，在周恩來的指導下參與中革軍委的領導工作；就在周恩來撤離上海不久，他也奉命進入中央蘇區。不久，他就被任命為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贛州戰役結束之後，又調任紅一軍團政委。從上述經歷看，聶榮臻一直與周恩來在一起，且相知甚深。但是，由於他在紅一軍團任政委近兩年，從多次失敗的教訓中逐步認識到毛澤東的軍事才幹。加之紅一軍團中的指揮員多為毛澤東的屬下，間接知道了毛澤東是如何粉碎第一、二、三次“圍剿”的，因此，他對博古、李德指揮第五次反“圍剿”的戰略方針是持反對態度的。日前，他與林彪接到周恩來的通知回瑞金待命。今天，周恩來找他和林彪談話，說明中央決定紅軍要做戰略轉移，要他們秘密做好準備，但沒有說明轉移方向。轉移之前，要一軍團先到興國抗擊和遲滯周渾元縱隊的進攻，以便掩護各路紅軍到預定地域集結。會見結束之後，聽說毛澤東同志這時候也從外地回到瑞金了，他們便一同前來看望。
對於林彪和聶榮臻的造訪，毛澤東是非常高興的。一方面，和他們有著很深的感情，或曰浸透著他多年治軍心血的老部隊的指揮員前來看他，自然是有著非同一般的情分；另一方面，在這種危厄的局勢下，紅軍主力軍團的指揮員突然出現，一定和紅軍突圍轉移有關，說不定能從這兩位部屬的口中獲悉博古、李德等人的戰略意圖。所以，他有意地問道：
“你們為什麼到這裡來呀？”
“我們回來了，接受新任務來了。”聶榮臻搶先答說。
毛澤東一聽點了點頭，故意反問：
“什麼任務？”
“要轉移。”聶榮臻答說。
“你們知道了？”
“我們接受任務了。”聶榮臻又答說。
接著，一向不愛說話的林彪講了周恩來同志接見他和聶榮臻的情況。最後，他直言相問：
“你是主席，一定知道這次紅軍轉移去什麼地方吧？”
毛澤東聽後笑了，並有意打住談話的議題，說：
“怎麼樣？我們去看看瞿秋白同志辦的一個圖書館吧！”
聶榮臻和林彪來訪毛澤東的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從毛澤東這裡“打聽一下轉移去哪個方向”，但是，當他們一聽毛澤東的話音，遂得出了如下的結論：
“毛澤東同志歷來是很守紀律的。同時，那個時候他也在避嫌疑。因為一軍團長期是由他直接領導和指揮的部隊，他要防止教條宗派主義者懷疑他在暗中搞什麼宗派活動。因此，沒有達到我們想探問轉移方向的目的。”
但是，聶榮臻同志當時還不知道毛澤東同志和他們一樣，對於紅軍轉移去什麼地方也毫無所知。
瞿秋白所關心的依然是他能不能隨紅軍轉移，因而當聶榮臻和林彪告辭離去之後，他就焦急地問道：
“關於我的事，你向中央反映了嗎？”
提起這件事，毛澤東就有氣。但是，當他一見瞿秋白的表情，遂又把這氣壓在心底。他嘆了口氣，說道：
“我給他們談過了，不頂事。”
瞿秋白聽後愣了片時，沒有說出一句話來。
毛澤東沉吟良久，他想到張聞天不僅與茅盾等大文學家有過交往，而且和王明、博古等人在蘇聯留學期間相知甚深，遂又出主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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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否向洛甫同志談談，或許他的話頂事。”
瞿秋白聽後搖了搖頭，悵然地嘆了口氣，說道：
“我跟他談過了，他也找博古同志說了，結果是一樣的：我必須留下。”
毛澤東無比憤慨地拍案而起，險些說出“豈有此理”的話來。他告辭而出，心情沉鬱地走回雲石山。他剛一走進這座古剎的山門，院中傳來話聲：
“老毛，你有時間嗎？”
毛澤東循聲一看，一位身材較為魁偉，戴著一副近視眼鏡的中年紅軍幹部佇立在庭院當中，他的表情顯得心事重重。他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張聞天同志。時人都叫他洛甫同志。
張聞天，上海南匯縣人。早年在南京參加新文化運動，與茅盾的弟弟沈澤民十分要好。五四運動爆發之後，他參加李大釗等人發起的少年中國學會。不久，他赴美留學入加利福尼亞大學就讀。在這前後，他的興趣在文學創作上。實事求是地說，他的創作是很有成績的，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也佔有一頁。他自新大陸回國不久，即於一九二五年六月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年十月，赴蘇聯入孫逸仙中國勞動大學學習，並於一九二七年九月畢業留校任教，一九三一年春回國。他在蘇聯的六年中，打下了堅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在一般的留蘇學生心目中，是一位博學多才的師長。與此同時，他也接受了蘇聯那特有的教條主義，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執行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路線。應當說及的是，由於他沒有權欲和野心，個人品質是值得稱道的。
一九三一年春天回國不久，他接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之職。從此，他的主要精力放在黨的理論建設上。作為理論家，尤其是正派的理論家，他是願意向真理投降的。他來到中央蘇區以後，殘酷的革命現實教育了他，使他認識到：一個沒有實踐經驗的理論家指導革命，是一定要犯教條主義的錯誤的。因此，他決計在革命的實踐中修正自己的錯誤。結果，他和相知有年的戰友、當時黨的主要負責人博古等產生了政治上的分歧。當時，長城抗戰爆發不久，黨中央提出了“共同抗日三條件”，即：一、立即停止進攻蘇維埃區域；二、立即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集會、結社、言論、罷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裝民眾，創立武裝的義勇軍，以保證中國及爭取中國的獨立統一與領土完整。但是，出張聞天所料的是，由此他和博古的政治分歧公開化了。對此，他曾做了如下的回憶：
然而政治上的分歧終究開始發生了。首先關於三條件的理解，我們一開始即有分別。博古說，三條件只是宣傳的號召，只對下層士兵與廣大工農群眾講的。我說，三條件是宣傳的，也是行動的號召，也是對上層軍官說的。對於十九路軍的策略，他完全採取開玩笑的態度，在軍事行動上完全不配合，我則主張慎重其事，在軍事上主張積極配合。但這種不同的意見，沒有在正式的會議上發生過公開的爭論。……其他關於經濟政策也曾經有過個別的不同意見。
張聞天與博古的公開衝突始於關於廣昌戰鬥的一次討論。事後，張聞天回憶道：“我批評廣昌戰鬥同敵人死拼，遭受不應有的損失，是不對的。他批評我，說這是普列漢諾夫反對一九○五年俄國工人武裝暴動的機會主義思想。我當時批駁了他的這種誣衊，堅持了我的意見，結果大家不歡而散。其他到會同志，沒有一個表示意見。”從此，張聞天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博古為了緩和關係，借李德的口說了這樣一句史有所記的話：“這裡的事情還是依靠於莫斯科回來的同志。”換言之，“我們內部不應該鬧磨擦。”
誠如前文所說，張聞天是一位願意向真理投降的理論家，最反對搞非理性的派別活動，但當時他並沒重視博古這句話，繼續堅持他自認為正確的立場。這樣一來，舊有的矛盾得不到解決，新的矛盾又時時發生，怎麼辦？堅持宗派主義立場的博古開始排擠張聞天。請看張聞天同志的如下記述：
五中全會後，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從中央排擠出去的具體步驟。後來又把我派到閩贛做巡視工作……實際上要把我從中央政府再排擠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領導交給別人。在我不在中央政府時期，博古等公開批評中央政府的文牘主義，在背後攻擊我。直到快要出發長征以前，我才從閩贛回來。當時關於長征前一切準備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來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團”決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團”的通知行事。
張聞天是大理論家，對博古、李德等在軍事上所犯的錯誤，當然有他的看法；張聞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對“三人團”在長征前如此準備和行事，他也認為不符合黨的組織原則。與此同時，他在反“圍剿”的失敗中逐步認識了毛澤東，也或許是因為他自己的地位發生了改變，對博古——包括他自己對毛澤東所採取的排擠措施開始有了反省。說到他和毛澤東的關係，在延安整風期間他曾講過如下這段話：
我對他歷來無仇恨之心。我一進中央蘇區，不重視毛澤東同志是事實，但並無特別仇視或有意要打擊他的心思，也是事實。在我未當人民委員會主席以前，我曾分工管理過政府工作，同他關係也還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給在（鬥爭）報上發表。但究竟他是什麼人，他有些什麼主張與本事，我是不瞭解，也並沒有想去瞭解過的。
眼下，博古等突然宣佈紅軍突圍轉移，可是紅軍轉移之後將會是個什麼結果，張聞天的心裡是沒有底數的。在他進入中央蘇區近兩年的時間裡，他清楚地知道毛澤東是不贊成李德的指揮的，並對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提過不少建議。隨著反“圍剿”的節節敗退，尤其是在廣昌戰役大敗之後，他聽到了不少指戰員對第一、二、三次反“圍剿”戰略實施的表揚聲。他十分清楚，這種對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懷念，實質上是對博古、李德指揮的不滿，是希望毛澤東重新出來指揮紅軍作戰。由於他沒有權欲，每每他都暗自說道：“為什麼就不可以讓老毛指揮呢？”現在，紅軍就要進行戰略轉移了，但紅軍未來將轉移到什麼地方？又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為此，他就很想聽聽毛澤東的意見。這就是他主動找毛澤東的緣由。
毛澤東對王明、博古這些只會背馬克思主義教條的留蘇生十分反感，對共產國際把這些宗派主義小集團人為地扶上臺更是有意見。但是，他對張聞天同志的印象卻是很好的，就是張在黨內負總責時期，他也稱張是“明君”。因此，當他聽到張聞天同志問他有沒有時間之後，忙答說：
“有時間，去你的辦公室談好嗎？”
毛澤東與張聞天坐定之後，毛澤東就開門見山地說道：
“洛甫同志，你是政治局常委，又是人民委員會主席，為什麼連秋白同志隨軍轉移這樣的事都做不了主？”
張聞天聽後嘆了口氣，很有情緒地答說：
“他們規定中央政府可以攜帶的中級幹部數字，由我提出名單，交由他們批准。瞿秋白的請求我如實地向博古提出，但博古反對。”（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