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毛澤東對西藏問題有兩條基本方針：一是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絕不允許西藏從祖國分裂出去；二是我們一定要解放西藏，首選方式是採取和平手段。自然，也決不放棄軍事手段。其中，昌都戰役就是最好的註腳。至於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毛澤東已經講過多次了。
為了能夠做到採用和平的手段解決西藏問題，早在一九五○年八月三日，毛澤東就曾致電時任西北局第一書記的彭德懷：“我們對班禪的地位，終須有適當安置，先就班禪集團內選擇適當人員參加西北軍政委員會工作是需要的，請物色候選人報告中央，以便在適當時候發表。”接著，毛澤東在部署進攻昌都的同時，他還透過各種途徑主要是印度迭次向**集團傳達和談的資訊：“希望西藏代表團九月中旬到達北京談判，我軍就要向西藏前進了，西藏代表團如有誠意，應當速來。”但是，**集團拒絕中央的和談建議，我軍被迫進行昌都戰役，一舉擊毀了**集團賴以搞獨立的資本藏軍主力，為我軍進軍拉薩開啟了東大門。
朝鮮戰爭爆發了！隨著朝鮮戰場朝著有利於我的態勢發展，美國及其他一些對西藏有著不可告人目的的西方國家，藉著所謂西藏問題，對我國發動了最為猖獗的攻擊。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華盛頓舉行記者招待會，公然誣衊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是“侵略”，《紐約時報》狂妄要求聯合國出面“干預”；印度三次照會中國政府，竟說：“中國軍隊之入侵西藏，不得不認為是可悲嘆的。”會使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和平談判難於與此同時進行”，已經影響到印度與中國的“友誼關係以及全世界和平的利益”。在這樣大的國際背景下，**及其隨行人員，就在毛澤東獲悉毛岸英犧牲的前一天元月一日出走至西藏邊境的亞東，坐觀其變。**及其同夥希望藉助國際反華勢力，達到所謂***的反動目的。
上述借西藏問題掀起的反華浪潮，理所當然地遭到中國政府的堅決反對。當時在石家莊休養的毛澤東指示《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評論，要有理、有力地予以揭露，全面地闡述我國在西藏問題上不可動搖的立場。同時，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於三月二十一日接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鄭重指出：“希望**不要離開西藏。如果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辦法來解決，西藏仍然享受宗教自由，**將作為西藏的宗教、政治領袖派代表到北京談判；同時，根據人民政協《共同綱領》的規定，西藏將來一定成為中國境內的民族自治區域。為了肅清帝國主義的影響以及反動勢力，保衛中國邊疆，人民解放軍必須進入西藏。如果**不走，經過和平談判解決，解放軍就可以和平進入西藏，**的地位仍然可以保障。果能如此，中印關系也可增進一步，中國西藏還需要同印度通商。”
**集團在各種正義力量，其中包括在昌都率藏軍起義的阿沛·阿旺晉美等人的推動下，幾經周折，他才同意派出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代表的和談代表團，去北京商談和平解放西藏的事宜。周恩來獲悉這一訊息之後，他當即與劉少奇聯名致信仍在石家莊休養的毛澤東：**現在“一方面宣告已派阿沛（即在昌都放下武器的西藏駐昌都負責人）為赴北京的和談代表團團長，並派兩助理代表經印度赴北京；另方面帶信給阿沛，委其為全權代表，稱其為西藏僧侶中最有威信的噶倫，勸其好好赴北京和談”。我們根據各方面情況判斷，他是拉薩、亞東兩方面都承認的代表，因此仍以說服阿沛來京談判為有利。
毛澤東同意劉少奇和周恩來的意見，請中央人民政府立即電告西藏，請速派阿沛等人來北京談判。
阿沛一行從昌都出發，途經甘孜、重慶、西安等地，於四月二十二日到達北京，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以及宗教界人士等親赴火車站迎接，歡迎儀式十分隆重。接著，毛澤東由石家莊回到北京，指派李維漢等為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於四月二十九日與以阿沛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開始談判。進行正式會談六輪，於五月二十一日結束，達成《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五月二十四日在北京舉行隆重的籤字儀式，毛澤東不僅出席了會議，而且還發表了具有歷史意義的講話：
幾百年來，中國各民族之間是不團結的，特別是漢民族與西藏民族之間是不團結的，西藏民族內部也不團結。這是反動的滿清政府和蔣介石政府統治的結果，也是帝國主義挑撥離間的結果。現在，**喇嘛所領導的力量與班禪額爾德尼所領導的力量與中央人民政府之間，都團結起來了。這是中國人民打倒了帝國主義及國內反動統治之後才達到的。這種團結是兄弟般的團結，不是一方面壓迫另一方面。這種團結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結果。今後，在這一團結基礎之上，我們各民族之間，將在各方面，將在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發展和進步。
毛澤東上述講話是完全正確的。不僅高度概括了西藏問題的由來，而且還為西藏的未來指出了正確的方向。或許他認為一紙協議並不能完全解決西藏問題，抑或是他還預測到了解決西藏問題還有暗流，遂於慶祝籤字儀式的當天五月二十四日，他又給**喇嘛寫了封親筆信。略謂：
感謝你經阿沛·阿旺晉美先生帶給我的信和禮物。
西藏地方政府在你親政以後，開始改變以往的態度，響應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號召，派遣以阿沛·阿旺晉美先生為首的全權代表來到北京舉行會談。你的這項舉措是完全正確的。
現在，中央人民政府全權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權代表，在友好基礎之上，經過多次商討，已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這個協議是符合於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時也符合於全中國各民族人民的利益。從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偉大祖國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下，得以永遠擺脫帝國主義的羈絆和異民族的壓迫，站起來，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業而努力。我希望你和你領導的西藏地方政府認真地實行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盡力協助人民解放軍和平開進西藏地區。我特派張經武代表同你的代表們一道來你處，以資聯絡。如你有需要他幫助的地方。可隨時與他接洽。附來禮物，至希接納。
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為解決我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經濟基礎——兩千多年以來少數地主壟斷大部土地的現實，自井岡山時代起，他就親自動手搞調查，草擬出了有關的法規。後來，儘管中國革命有沉浮，時代大勢有變遷，但他始終沒有忘記讓中國絕大多數的貧下中農有地種，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即使毛澤東出訪蘇聯期間，他還在考慮在新解放區土改，尤其是對江南富農的處理問題。為此，他不僅審定了有關土改的各種大法，而且還寫下了許多很有指導性的意見和批示。他考慮到新老解放區的不同情況，要求“所有華東、華中、華南、西北、西南的新解放區，由於準備工作及群眾的覺悟還未達到應有的程度，決定在一九五○年秋收以前，一律不實行分配土地的改革”。並對上述地區依照具體情況分為三類：第一類，江蘇、湖北、廣東、陝西等九省地區，在一九五○年秋收以後，有條件的可開始實行土地改革；第二類，廣西、雲南、貴州、四川、西康、綏遠六省，在一九五一年秋收以後，可實行土改；第三類，新疆和全國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以及少數民族與漢人雜居的地區，在一九五一年秋收以前都不實行土改，何時土改另行決定。同時，還明確規定：“所有新解放區，在實行分配土地以前，應一律實行減租。”
由於江南的地主不僅與大中城市的民族資產階級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而且與各民主黨派的負責人也有著各種血緣或朋友的關係。所以，自實行減租以來，各民主黨派的負責人都或多或少地收到了來自家鄉的上告信，非難實行減租以來出現的所謂過火行為。像黃炎培、張瀾、程潛、陳叔通等知名之士，都採取不同的方式向毛澤東作了反映。其中，陳叔通還在中央統戰部舉行的座談會上作了發言，大意是：現南方都正在實行減租減息，平均每畝地租減為一半，地主農業稅則按其地契上之田畝數繳納。此外，尚需按農業稅之遞增加繳累進稅，地主就繳之農業稅多不經地主之手，而由其佃戶在其應繳之地租中代為繳付，不敷之數，則由地主負擔……陳（即陳叔通）最近收到家中電報雲，今年秋季尚需繳的農業稅二百擔米……當地催迫甚急，已將其家中看門的抓去看押，限本月二十日繳清。二百擔米……約折今人民幣四千萬元（舊幣）。陳表示，此稅必須繳納……乃擬將家藏之陶器（器上有圖案有字，甚寶貴，價格很高）數件，呈送中央或地方政府，陳不要政府之收購費，但擬請中央（或地方）電告華東局轉知當地政府，允其家中的每年兩季應繳之農業稅直到土改時止，都予豁免。……
毛澤東看到了陳叔通等人的發言記錄，也收到了黃炎培等人轉來的反映土改情況的信。為此，他多次給這些與共產黨風雨同舟的老朋友寫信，還隨時介紹有關各地土改方面的材料請他們看，希冀幫著這些從舊社會過來的志士仁人轉變立場，積極投身這場偉大的土改運動中去。由於黃炎培位居政務院副總理，又自稱是他毛澤東的諍友，所以，他還多次聽取黃炎培的彙報，並朋友式地商討有關情況。一次，黃炎培說到激動處，當面向毛澤東請纓，想親自回到生養他的江南水鄉做調查研究。毛澤東聽後十分感慨地說道：
“黃任老，你的精神我是敬佩的！共產黨多有幾個像你這樣的諍友，我們就會少犯錯誤，事情就會辦得好一些。”
“聽主席的話音，是同意我下江南做調查了？”
“同意了！不過，我有幾句話送給黃任老下去調查做參考。”
“請主席直言相告。”
“一、黃任老官至副總理，沒有乾隆皇帝的官大，所以此次下江南，用不著微服私訪；二、你畢竟是七十有四的高齡了，也用不著像年輕人那樣安營紮寨做調查，能騎馬觀花走一趟就不容易了；三、如身體條件許可，除了走親訪友，不妨多走幾家翻了身的農民。”
“請主席放心，這次下江南考察，一不住親朋好友家，二絕不住在地主的家庭。主席還有什麼囑託嗎？”
“我希望黃任老以副總理的身份關注江南的文物古跡，在這個問題上，一定要教育農民，提高認識。”
“時下，我國還沒有制定有關的文物大法，不知主席個人對這個問題有什麼意見嗎？”
“有！”毛澤東沉吟良頃，鄭重地說，“舉個例子說吧，過去，儘管蔣某人的手下挖了我的祖墳，今天，我要把蔣介石的祖墳當做文物保護起來。”
毛澤東十分重視黃炎培下江南調查土改，為此，他親筆給華東局書記饒漱石以及陳丕顯寫信：
黃炎培先生收到許多地主向他告狀的信，我將華東局去年十二月所發關於糾正肅反工作中缺點的指示及一月四日關於糾正土改工作中缺點的指示送給他看，他比較懂得了一些。黃先生準備於本月內赴蘇南各地去巡視，我已囑他和你們接洽，到時望將全面情況和他詳談。
黃炎培以七十高齡下江南巡視，仍隨隊員住進農舍，同農民兄弟實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這裡的條件較差，考察團的成員擠在一間小土房子裡。房中只有一張木床，大家就把黃炎培的行李搬到床上，希望他睡在床上。可是，黃炎培硬是不肯，願意和大家擠在地鋪上，還美其名曰：有福一起享，有苦一起吃。壘磚、搭鋪，忙前跑後，他還幽默地對大家說：“我一向高喊勞工神聖，雙手萬能，搭鋪不行還怎麼能萬能？別忘了，我除了任之，還叫韌之呢！任之嘛，聽之任之以外，就是擔當大任；韌之呢，就是堅韌不屈，不畏苦，不畏勞，我可不能徒有虛名噢！”
黃炎培經過自己親身的考察，得出了與家鄉地主全然不同的結論。他回到北京以後，寫出了《訪察蘇南土改報告》，呈送毛澤東。他在這份報告中首先肯定：“我們訪察到的蘇南土改，認為基本上是辦得好的。好在哪裡？農民站起來了”，“每個人都在想搞好，大體上已經搞好起來了。”土改之所以辦得好，在於“土改之前，生產救災”，“取得人民信仰。”至於有人提出的“和平土改”，“不能說是絕對做不到”，“但是這樣基礎太脆弱，靠不住”，“必須發動群眾，必須喚起農民自覺，建立群眾力量”，故“‘有領導的放手發動群眾’，我們應認定這是一句名言。”……
毛澤東看了黃炎培寫的報告滿意地笑了。
毛澤東在親自做黃炎培工作的同時，還多次與張瀾、程潛等老朋友談心，送轉有關土改的材料給他們，使之認識到了土改偉大而深遠的意義。
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說：“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存在，障礙了人民的中國走上工業化現代化的前程，我們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每一個參加單位，都以最大的決心，來完成土地改革這一歷史任務。”
民盟中央主席張瀾說：“這種叫喊（指加重人民負擔）的來源，主要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殘餘挑撥離間的陰謀。其次，這種叫喊是大部分來自地主階級。對這種叫喊，應該加以警惕，並且不要輕於置信。”
程潛說：土改中所傳的偏差和錯誤，“有的是事實，而大部則是匪特的造謠和頑固地主的叫囂，決不可一概而論。據我的考察，廣大的新老幹部，在生活上及其服務情緒上，都是能夠忍苦耐勞……假使沒有這些幹部的艱苦奮鬥，我們幾個月來的成績，是不會有這樣偉大的。”……
毛澤東在領導這場偉大的土改運動中，不僅從真正意義上摧毀了封建社會所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使“土地還家”，解決了耕者有其田這個了不起的革命任務，更為重要的是；他還透過這場翻天覆地的革命，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思想水平。另外，我們透過上述這些經歷過清朝、北洋政府、中華民國所謂的“三朝元老”們的思想變化，還看到了毛澤東那高超的統戰藝術，使人不能不發出這樣的慨嘆：“這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楷模！……”
毛澤東自石家莊回到北京之後，時值我志願軍在朝鮮戰場剛剛發起第五次戰役。因此，他一邊解決西藏問題和領導土地改革，一邊還要關注朝鮮戰場第五次戰役的進行。待到第五次戰役結束之後，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已經殲滅了美李偽軍二十三萬餘人，把敵人從鴨綠江邊趕回到三八線，並把戰線穩定在三八線附近地區，戰爭也轉入了相持局面。
由於敵人在五次戰役中損兵折將，使得美國認識到：如果再打下去，一定會把主要人力、物力長期陷於朝鮮戰場。結果，必然與以歐洲為重點的全球戰略發生矛盾。另外，歷經近八個月的戰場較量，美國統治集團不得不承認，單純的軍事手段是解決不了朝鮮問題的。為此，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作出了透過停戰談判結束敵對行動的決定，準備同我進行停戰談判，尋求所謂“光榮的停戰”。在此前後，美國派國務院顧問喬治·凱南以私人的名義拜訪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提出“美國準備在聯合國或在任何一個委員會，討論結束朝鮮問題”。接著，美國政府於是年六月初透過聯合國秘書長賴伊有意透露：願意透過停戰談判結束敵對行動。六月中旬，尚未得到蘇聯回應的美國政府或許等急了，又透過中立國的外交使節向我國政府進行試探。簡言之，美國為其全球戰略所驅動，準備與中國和朝鮮舉行停戰談判了！
早在第二次戰役結束不久，中國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就發表聲明：強烈要求所有外國軍隊從朝鮮撤走，為和平調處朝鮮問題的談判基礎。之後，他又相繼提出迅速結束朝鮮戰爭及和平解決亞洲問題的四項建議，並得到了蘇聯等國的支援。六月三日，中國和朝鮮得知美國政府有意停戰談判的訊息後，毛澤東與金日成在北京會晤，商討了可能到來的停戰談判的方針和方案。接著，中國、朝鮮、蘇聯三國政府又經過認真協商，於六月二十三日，由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再一次提出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建議，並提議以交戰雙方“談判停火與休戰”和雙方“把軍隊撤離三八線”作為它的第一個步驟。這個建議得到了中國政府的響應，並於六月二十五日，由《人民日報》發表紀念朝鮮戰爭一週年的社論，支援馬立克在聯合國提出的停戰談判的建議。自然，也得到了北朝鮮政府的認同。
美國政府終於盼來了中、朝、蘇三國同意停戰談判的資訊，而這時雙方對峙的戰線又基本穩定在三八線南北，與戰前南北朝鮮領土劃分的格局大體相同，美國政府命令李奇微在六月三十日以“聯合國軍總司令”的名義，發表一項表示願意接受停戰談判建議的宣告。
七月一日，朝鮮人民軍總司令金日成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聯合發表聲明，雙方同意與李奇微舉行停戰談判，並開始商討有關停戰談判的具體事宜。
從此，朝鮮戰爭又進入了邊打邊談的階段。為此，毛澤東不僅要為志願軍制定新的作戰方略，而且還要為停戰談判選任我方的主帥。為此，他主持召開了有關會議，向中央通報了關於停戰談判的情況。在討論選任我方主持停戰談判主帥的時候，他又十分嚴肅地說，“說到與美國舉行停戰談判，這也是一個特殊的戰場。我們必須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
“主席所言極是！”劉少奇接著毛澤東的話說道，“我們的談判對手是美國，而且它還披著聯合國的外衣。因此，這些談判不單單是中美雙方的事，而是和幾十個國家的事。”
“搞得好，我們可以透過談判，讓世界認識中國，起到戰場上所起不到的作用。”朱德補充說。
“我看，關鍵是代表團的組成，以及代表團的人選。”毛澤東深沉地說道，“這正如抗日戰爭時期，開始，我們選王明當團長，他在與國民黨的談判中搞右傾投降；後來，我們請恩來當團長，就正確地執行了中央的方針和路線，取得了很大的勝利”。
與會的同志都贊成毛澤東的意見：組好代表團，選好代表團團長。最後，劉少奇有意地問道：“主席，你傾向誰去朝鮮主持談判呢？”
“李克農。”毛澤東成竹在胸地說。對此，中央完全同意毛澤東的建議：我方停戰談判代表團團長為李克農。
需要說明的是，周恩來由於積勞成疾，遵照毛澤東的建議和中央政治局的決定，他於五月下旬到大連休養，不在北京。因此，在這期間有關內政外交的方針大計，均由毛澤東親自處理。會後，中央把有關停戰談判的精神以及選任李克農為團長等事，向正在大連休養的周恩來作了通報，並聽取了他的意見。
周恩來是一位忘我工作的政治家。當他獲悉上述訊息之後，很自然地想到自己是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軍委副主席和外交部部長，由他親自主持有關停戰談判是責無旁貸的。另外，李克農不僅是軍委情報工作的負責人，同時還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長，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從哪一個方面講，李克農都是周恩來得力的助手。因此，當周恩來獲悉毛澤東親自點了李克農的將以後，他認為自己很有必要找李克農交代有關工作。為此，他在休養期間請來了李克農，他們認真地交換了意見。出乎他所料的是，李克農卻講：“既然主席點了我的將，我就要盡全力談好。可是我必須宣告，由於近來哮喘病犯得很重，身體狀況不佳，請中央考慮。”
“關於你的身體狀況，我向主席談過了，他說可以搞幾線嘛，但執掌帥印的一定是克農同志！”
李克農聽後心裡頓時湧動起一股熱流，使他立即忘記了自己的病情，又像是一位戰士那樣堅定地說道，“請總理轉告主席，我即日出征！”
接著，周恩來告訴李克農，鑑於李克農的身體情況，中央決定調喬冠華做李克農的顧問。另外，他又告訴李克農，根據毛澤東搞幾線的建議，設想把談判成員分為三線：第一線，由李克農負總責，但對外是保密的。凡重大問題，由李克農向中央和主席報告。同時，在朝鮮也由李克農和彭德懷聯絡，及時瞭解戰場狀況，以便相互配合；第二線，由李克農的助手喬冠華坐鎮，喬根據李克農的指示起草談判發言稿、備忘錄，以及給中央的報告；第三線，由志願軍代表解方等同志出面談判。最後，周恩來很是誠懇地問道：“克農同志，你對這樣的安排有什麼意見嗎？”
李克農認為周恩來想得十分周到了！其中，尤其是給他配的助手喬冠華更是知人善任。另外，去年喬和伍修權為臺灣和朝鮮問題“大鬧聯合國”，在全世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為此，他只微微地搖了搖頭，說了一聲：“我沒有什麼意見！”
最後，周恩來又引用了一句古語：“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並進而對李克農解釋道，“前一句話的意思是該做的就應該做，義無反顧，後一句的意思是該停的時候就應該適可而‘止’。抗美，是保家衛國，是‘當行’的愛國主義的正義戰爭；援朝，則是社會主義國家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可是，當侵略者傷亡慘重，被迫求和的時候，那麼我們就得審時度勢，把戰爭停下來。”對此，李克農牢記在心，一直貫穿於停戰談判的始終。
接著，毛澤東又親自與李克農談話。他在講了此次停戰談判的意義之後，又很是深切地說道：“克農同志，你有兩句話我是很讚賞的：同敵人鬥爭，硬的我們不怕，軟的也要鬥得過人家。你這次去朝鮮和美國人打交道，恐怕是軟的硬的一起來喲！”
李克農自然清楚毛澤東說這句話的意思：在朝鮮戰場上和美國人打仗，我們中國人不怕；在停戰談判桌上，我們也要鬥得過美國人。為此，李克農說道：“一句話，美國人在戰場上吃了敗仗，在談判桌上也讓他們佔不了便宜！”
“好，有你這句話，我就更放心了！”毛澤東有些激動地說道：“克農同志，你行前還有我需要解決的問題嗎？”
“沒有了，我就希望主席好好注意勞逸結合，不要把身體累垮了。”
“放心，我的身體沒問題。從今以後，朝鮮戰場打仗有彭總，談判吵架有你李克農，我就不會像前一階段那樣操心了。”
但是，由於這時周恩來依然在大連休養，毛澤東還必須為停戰談判操心。他不僅需要找我方停戰談判的代表團交代方略、審定有關的文稿，而且還要親自動筆起草致志願軍司令部彭德懷、朝鮮人民軍總司令金日成等人的電文，進一步協調有關停戰談判的具體事宜，真是忙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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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作為政治、軍事戰略家，十分清楚談判只是完成政治、軍事任務的一種手段。時下的談判對手畢竟是全世界強權政治的代表，也是**陣線的霸主。更為重要的是，這次美國人主動提出停戰談判並非是作城下盟，相反它在朝鮮戰場還有著很強的軍事實力。因此，我方必須把談判的基點立足在打的上面。這也就是毛澤東提出的“談談打打”或“邊談邊打”的戰略根據。為此，他“同意彭（德懷）留在聯司主持作戰及七月十日的幹部會議，不去平壤開會”。“同意鄧華同志代表彭出席和談會議”。並命令鄧華“即日動身去平壤，務必於四日晚上或五日晚上，到達金日成同志那裡，彭對和談的意見即告鄧華帶去”。為了確保李克農、喬冠華以及所有參加停戰談判同志的安全，毛澤東還作出如下指示，略謂：
（三）李克農率喬冠華及其他助手，於七月二日二十二時由北京乘車去安東，於七月四日傍晚由安東動身去平壤（不去聯司），大約於五日早上，或五日晚上，可到金日成那裡，和金日成同志及出席和談的代表們……會商有關和談會議的一切問題，請金日成同志派人於適當地點接引他們。（四）請彭德懷同志命令位於開城地區的軍隊負責首長迅速佈置在開城開和談會議的房屋……用具和食品等項，佈置可靠的警戒，務必保障會議的安全，不許出亂子。敵方代表團的宿舍……我方代表團的宿舍及開會的會場，均須佈置得妥當一點。此外，還須為李克農、喬冠華等佈置一所宿舍（距會場一二公里）。為此，請聯司派一懂事的有能力的負責幹部即去開城地區指揮上述佈置事宜。……
為了確保此次停戰談判順利進行，毛澤東在同敵方代表準備和實行談判期間，又於七月二日電告彭德懷，對我志願軍作了相當具體的軍事部署。略謂：
在和敵方代表準備談判及實行談判期間，大約有十天到十四天，請你們嚴格和充分地注意下列各點：（一）爭取在十天內，用極大努力，加強第一線部隊的人員特別是武器和彈藥的補充……（二）極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線各軍，必須準備對付在談判前及談判期內敵軍可能對我來一次大的攻擊，在後方，則舉行大規模的空炸，以期迫我訂立城下之盟。如遇敵軍大舉進攻時，我軍必須大舉反攻，將其打敗。（三）楊成武兩個軍及五十軍，須令其迅速開到指定地點，防止敵人乘機在元山登陸，我三十八、三十九及四十二軍則應準備對付敵人可能在西邊登陸。（四）請你們設想在停戰協定成立以後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並預籌對策。
從上述電報可知，由於在決策停戰談判的期間，周恩來尚未結束在大連的休養，所以，毛澤東事無巨細，全部解決。僅從七月二日至四日三天之中，毛澤東就發出了指示性電文達五篇之多。好在，周恩來很快結束了在大連的休養，毛澤東又回位到他的位置上去了。
一九五一年下半年，正當毛澤東集中全力大抓城鄉經濟恢復的時候，某些幹部的腐化、墮落又給他敲響了警鐘，使他不得不思索這是為什麼……
十一
毛澤東最熟悉中國的歷史。他從歷代變換的興亡中真正認識了“載舟覆舟”這四個字的價值。
毛澤東來自人民，也得益於人民，他才向全體黨員、向全軍指戰員立下為人民服務的訓教。
或許是因為這種原因，他在進駐北平之前一再說明：我們不做李自成。就是隨黨中央遷往北平之後，他也不願意搬進毗連故宮的中南海居住。另外，抑或是出於同樣的原因，他進駐北平的第二天就和諍友黃炎培談興亡之道，尋找共產黨人跳出黃炎培說的那個“怪圈”的措施。為此，他曾採用整風的辦法謹防全黨、全軍“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也可能“規律是不可抗拒的”，待到毛澤東從指揮朝鮮戰爭解脫出來以後，他竟然發現各地黨政機關，暴露出不少貪汙問題和其他違法亂紀現象。如下這組數字不僅實出毛澤東所料，而且也令他大吃一驚：
一九五一年上半年，華北地區各省市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處理的區級以上黨員幹部違紀案件三千九百四十七件，其中貪汙案共五百三十一件；北京市在建國後的兩年多中，共發現貪汙分子六百五十人，貪汙總額達人民幣十五億元（舊幣）；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份以前，華東各地法院所處理的貪汙案件有八千多件；其中，因個人貪汙造成國家財產損失高達一千四百四十二億元（舊幣）；華北軍區及軍區直屬各單位所受理的案件中，屬於貪汙腐化墮落的約佔百分之三十六點四，其中六個貪汙案件使國家損失達八十多億元（舊幣），相當於一萬五千個農民一年的生活費用。
毛澤東看著這一組組數字，不得不發出這樣的自問：“共產黨人才掌權兩年多啊，怎麼就會有這樣多的黨員幹部墮落成貪汙分子呢？”
也是在這前後，全國各界人民掀起了捐獻飛機、大炮的熱潮。其中，毛澤東的老朋友華僑鉅商陳嘉庚先生在南洋募捐很有成效，據外電報道：陳先生不僅募到了修復廈門大學的資金，而且還向愛國華僑募到了買飛機的錢。正當毛澤東準備派人慰問剛剛回到廈門集美的陳嘉庚先生，周恩來十分嚴肅地報告：“主席，我們從截獲臺灣的訊息獲知，他們對陳嘉庚先生號召華僑捐獻飛機恨之入骨，已經派出殺手潛入大陸，你看我們該如何處理呢？”
“你立即電告陳先生，請他馬上來北京。”毛澤東有些憤怒地說道。
“我已經和他取得了聯絡，他固執地說：我讓全世界的華僑看看，蔣某人是如何殺死我陳嘉庚的！”
毛澤東聽後十分焦急，最後與周恩來議定：借陳毅出巡東南沿海地區，做好保護陳嘉庚的安全工作。
陳嘉庚在南洋創業幾十年，總計做了兩件大事情，其一是賺錢興教，提高中華民族的文化素質；其二是以身作則，支援孫中山先生鬧革命。這其中也包括支援蔣介石抗日等義舉。這天，陳毅奉命來看望陳嘉庚先生，沒有想到陳嘉庚的辦公室是那樣的簡樸：一張木床，掛有一張發黃的且有補丁的蚊帳；一張木桌，上面放著一個倒扣的破瓷碗，上面立著半根蠟燭；兩張破沙發不成對，一個是新修過的，一個是舊的；一個破舊的木茶几擺在中央，上面放有一個盛糖的瓷盤，看得出，這個瓷盤中剛剛放上一斤包有糖紙的糖塊。這天，陳嘉庚領著陳毅走進這間陳舊的房子，指著那張新修過的沙發，客氣地說：“請陳市長坐。”
陳毅久聞陳嘉庚的大名，且知是華僑中數得著的有錢人，在他看來，陳嘉庚再節約、簡樸，也不至於用這樣的舊房作辦公室兼臥室。因此，他沒有落� ��，用心地打量著室中的各種陳設，感慨萬端地說：“嘉老，您興建廣廈千萬間，千萬學士俱歡顏，而自己是‘廬獨破’喲！”
“我住的不是很好嘛！”陳嘉庚再次伸出手，說道，“陳市長，快請坐。”
陳毅喟嘆不已地搖搖頭，遂落座。接著，他信手從茶几上的瓷盤裡拿起一塊糖，一邊剝糖紙，一邊感慨地說道：“嘉老，不知為什麼，我走進您的辦公室，讓我又想起了當年的延安。”
“陳市長過譽了！這裡比延安好多了。那時，我記得毛主席用的桌子比這破舊多了。我這些東西雖說破舊了些，但都能用。”
“嘉老，我這次來拜訪您，除去我個人表示對您的敬意之外，我還受了毛主席的重託，讓我來看您。”
“這多不好意思，主席日理萬機，還想著我。”
“嘉老，主席讓我轉告您，我們的確截獲了蔣介石派人暗殺您的情報，主席聽後急得不得了。”
陳嘉庚是從舊社會走過來的人，特別重一個“義”字。所以，他一聽說毛澤東派陳毅來看他，內心就有著一種說不出的感覺。他講了一番和蔣介石的所謂交情之後，又難以理解地說道：“我想不通啊！我和蔣介石認識好多年了，可以說是熟人，他為什麼要暗殺我呢？”
“道理是簡單的，您動員全世界的華僑捐獻飛機，您又拿錢幫著國家度過困難。”
“捐獻飛機，打入侵的美國佬，有什麼錯呢？”
“美國佬是蔣某人的後臺老闆啊！”
“沒想到他會走到這一步。”
“嘉老，不用怕！主席讓我派了人保護您。”
“毛主席連這樣的小事都想到了，他怎麼能不得天下呢！”
“這可不是小事！您的精神是最可寶貴的。借用古人的話說：您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慚愧，嘉庚不敢竊此美譽。”
“當之無愧！”
“嘉庚一生所求：吾多儲一文，亦即為吾國多儲一文，積少成多，以之興學，此乃我的本意。”
就在陳毅離去之後，陳嘉庚召來了工友，指著瓷盤中的糖果，嚴肅地問道：“你買了多少糖果？”
“一斤。”
“買那麼多幹什麼？首長最多嘗一二顆，買它二兩糖果就蠻夠了。”
“我……以為接待這樣大的首長，您會說我買少了呢！”
“咳！”陳嘉庚搖了搖頭，“你們都要記住：事業上該花的錢千萬都要花，生活上該省的錢一分一文也要省。”
陳嘉庚用一斤糖塊招待陳毅的事傳到了毛澤東的耳朵裡。對此，毛澤東感嘆地對身邊人員說：“當今華人世界中誰最富？陳嘉庚先生！可是這位最富有的華僑鉅商，卻用一斤糖果招待了我們的陳毅市長，這還不令我們共產黨人深省嗎？”
“主席，這可有點像當年的延安精神。”
毛澤東對延安有著特殊的感情，一碰到困難，他就對身邊的工作人員提延安精神。然而，他今天卻不那麼自信了！尤其當他想到某些從延安走過來的人成了貪汙分子以後，對自己倡導的延安精神有了更深層次的認識。他微微地搖了搖頭，說道：“我們在延安的時候，是一無所有，想腐化嗎？沒有條件；而陳嘉庚先生呢，他是當代華僑鉅富，自己拿錢辦得起一所大學，可他對待自己呢？……”
毛澤東由於過分激動講不下去了，他身邊的一位工作人員並未完全理解毛澤東此時此景的心情，按照他自己的思路說道：“當年，我們在延安的時候，我聽一位同志說過這樣一段話：沒有錢的人說不愛花錢，不一定是真的；沒有當官的人說瞧不起官，也不一定是心裡話。”
“但是，陳嘉庚先生卻告訴了我們共產黨人這樣一句話：有錢的人把錢用到事業上，是高尚的！”
這就是毛澤東的結論。或者說，這是他對黨內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出現這樣多貪汙分子的追思或者說是他對一切共產黨人的一種要求。
或許是東北毗連朝鮮的原因，東北局於是年九月率先開展了反貪汙蛻化、反官僚主義的鬥爭。在此過程中，發現各級黨政軍機關內存在著相當嚴重的貪汙、浪費和官僚主義現象。如瀋陽市在運動初期，僅工商局各公司就揭發出三千六百二十三人有貪汙行為，貿易部僅檢舉和坦白的貪汙款額達人民幣五億元（舊幣）。浪費也很嚴重，東北鐵路系統因管理不善，也造成巨大的損失，等等。毛澤東閱罷這些材料，感到震驚之餘，認為我們黨的某些幹部已經中了敵人的糖衣炮彈，在金錢面前打了敗仗，被資產階級從思想上繳了械。另外，他也從這些案件中得出了結論：官僚主義則是幹部貪汙、浪費的滋生源。因此，在反貪汙、反浪費的同時，必須大張旗鼓地反對官僚主義。一九五一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決定以增加生產、厲行節約作為全國人民當時的中心任務。同時，“進行堅決的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從此，全國各地逐步開展了揭發各級機關內存在的貪汙、浪費和官僚主義的運動。
接著，東北局報來了關於在東北地區開展反貪汙蛻化、反官僚主義運動的經驗，從六個方面進行了全面的總結。毛澤東閱後於十一月二十日作了指示。大意謂：
茲將高崗同志於本年十一月一日所作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進一步深入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鬥爭的報告一件發給你們，中央認為這個報告是正確的。請你們重視這個報告中所述的各項經驗，在此次全國規模的增產節約運動中進行堅決的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在展開這個運動和這些鬥爭之後，每一部門都要派出必要的檢查組檢查所屬的情況，總結經驗，向上級和中央作報告。
事有湊巧，就在同一天，毛澤東又收到了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致中央電，他強調：“我們認為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汙事件，而著重打擊大貪汙犯，對中小貪汙犯則採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針，才能停止很**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才能克服二中全會所早已料到的情況，並實現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對此，毛澤東不僅舉雙手贊成，而且認為鄧小平提出的問題擊中了要害，那就是實現七屆二中全會提出的謹防共產黨人進城後中資產階級糖衣炮彈，並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戰略方針。
正當毛澤東暗自尋思黨內究竟有多大的貪汙犯的時候，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第三書記劉瀾濤呈送毛澤東一份材料，是關於天津地委嚴重貪汙浪費情況的報告：“最近，我們發現了河北省天津地委和專署有嚴重的貪汙浪費和破壞國家政策法令的行為。據初步檢查材料證實，現任地委書記兼專員張子善和前任地委書記劉青山，先後運用全專區地方糧折款二十五億元（舊幣，下同），寶坻縣救濟糧四億元，幹部家屬補助糧一億四千萬元；從修潮白河的民工供應站中，苛剝獲利二十二億元；貪汙修飛機場結餘款和發給群眾房地補價款合計四十五億元；冒充修建名義，向銀行騙取貸款四十億元。總計貪汙挪用公款約二百億元左右投入地委機關生產，做投機倒把的違法活動。為貪圖暴利，曾利用蛻化幹部從東北盜運木材達兩千立方米；勾結私商張文義等以四十九億元鉅款從漢口販賣大批馬口鐵，私商從中貪汙中飽，破壞國家政策。張子善、劉青山日常生活鋪張浪費，任意揮霍。只有賬可查者，二人私用四五億元，並向上下級及其親屬送禮（有的達一二千萬元之巨）達一億三千萬元。張子善為消滅證據，曾親手焚燬約計一億五千萬元的單據和其他單據一百七十八張。由於我們最近派人到天津檢查和逮捕了與張、劉等勾結的私商，張子善已十分惶恐不安。根據其所犯錯誤和罪狀，經華北局討論，總理批准，決定即將張子善逮捕法辦，劉青山歸國後亦予逮捕。”
毛澤東閱罷華北局的這份報告後吃驚不小，他那憤怒的雙眼死死盯在桌上的報批檔案，許久許久沒有離開，也沒有說一句話。他突然揮起拳頭，重重地砸在了桌面上，真想大吼一聲，可是他還是忍住了，只是悵然地嘆了一口長氣。接著，他又雙手捧著自己的額頭，緩慢地閉上雙眼，更加愴然地凝思著……
毛澤東氣得已經一天一夜沒有休息了，飯也不曾吃一口。這下子可急壞了秘書和警衛人員。開始，他們誰也不敢靠近毛澤東，生怕在這種時候充當出氣筒。隨著時光的推移，大家又心痛起毛澤東的身體來了。最後，一位很受毛澤東喜歡的警衛員走到近前，近似哀求地說道：“主席，您不能這樣為了國家大事，就不愛惜自己的身體。”
毛澤東無限悲哀地搖了搖頭，近似自言自語地說道：“可這些腐化、墮落分子呢，他們就是光為了自己享受，完全忘了愛惜自己打下來的天下了！”
或許是毛澤東覺得菊香書屋太憋悶得慌了！雖然已經是後半夜了，他還是讓工作人員陪著他到中南海的大院中走一走，藉此也換一換空氣。突然，他停下了腳步，問陪著他的工作人員：“告訴我，你有沒有貪汙？”
“沒有，再說我天天在主席身邊，您還不清楚嗎？”
“我是說你將來像張子善、劉青山那樣有了權，會不會貪汙呢？”
“請主席放心，我永遠不會貪汙。”
“這就好，這就好。”毛澤東想了一會兒，又說道，“我們是共產黨人，永遠不能搞貪汙，要經得起考驗。”
“主席，我記住了。”
毛澤東慢慢地走著走著，他突然又停下了腳步，很是嚴肅地又問起身邊的警衛人員：“你不貪汙，你有浪費沒有？”
“沒有。”
“不貪汙，也不能浪費。勤儉節約是共產黨人的美德，做不到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
毛澤東不知不覺地走到了南海岸邊，他駐步那不太高的圍牆後面，望著黑糊糊的紫禁城，又陷入了對歷史的沉思。或許他想從歷史中找到答案，抑或是想對著高高的紫禁城問個為什麼，不知過了多少時間，他有些傷情地問道：“你們是如何看待張子善和劉青山的呢？”
“從歷史上看，像李自成屬下的一些人物，他們一進北京不就腐化了嗎？我看像張子善、劉青山這些人，就是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說的，他們是在糖彈面前打敗仗的典型！”
“可是我真的沒有想到我們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也會這樣快地當了資產階級的俘虜！從歷史上看，我國有哪幾個朝代滅亡得最快？”
“秦朝和隋朝。”
“原因呢？”
“秦朝亡於暴政，隋朝敗於腐化。”
“那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呢？”
“暴政加腐化。”
毛澤東不再說什麼，又陷入了對歷史的沉思。最後，他又近似自言自語地說道：“看起來，我們共產黨人如果不痛下決心，是很難跳出黃炎培先生說的‘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啊！”
“主席，這恐怕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大課題。”
“是的。但是，我是相信‘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這句話的，我們還是要腳踏實地地做幾件實事。”毛澤東的心中似乎不那麼憋悶了，他走回菊香書屋的寫字檯前，再次審閱了一遍有關張子善、劉青山貪汙案件的報告，在報告上作了批示：
華北天津地委前書記劉青山及現書記張子善均是大貪汙犯，已經華北局發現，並著手處理，我們認為華北局的方針是正確的。這件事給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提出了警告，必須嚴重地注意幹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汙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並須當做一場大鬥爭來處理。茲將華北局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給中央的報告發給你們研究，望你們注意發現所屬的同類事件而及時加以處理。
毛澤東寫完這段批示之後，又把華北局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報的另一份材料看了一遍，僅僅是一些犯罪事實，並無具體的處理意見，他當即又拿起筆給薄一波、劉瀾濤起草了電文。大意謂：
你們十一月二十八日關於華北方面發現的貪汙事件的報告收到了。在這個報告中沒有說到對於那些重大貪汙犯，黨和政府是如何處理的，請你們將處理的情況補告我們，即對太原市區委書記趙城、區長任華，唐山市糧食公司負責人（報告中無姓名），河北徐水縣銀行經理趙增非，山西交城縣長張進才，遼東工業廳駐津辦事處主任劉治宇，山西交通局保管科副科長趙以儒，華北軍區後勤部汽車學校政治委員李晉吾，河北省供銷社西北小組負責人（報告中無姓名）等重大貪汙犯判處了何種罪刑，向我們作一補充的報告。
薄一波認真地看了毛澤東的批示以及給他和劉瀾濤的電文，知道毛澤東為此生了很大的氣。為此，他借談財政方面的工作來到西花廳，向周恩來報告了有關張子善、劉青山另一方面的情況：“劉青山、張子善都是很老的同志，他們都經過土地革命、抗日戰爭的嚴峻的考驗。其中劉青山參加並領導了一九二三年高陽、蠡縣的農民暴動，後被捕入獄，在敵人的嚴刑逼供下，堅貞不屈；張子善也在一九三四年被國民黨逮捕入獄，參加絕食鬥爭，表現了共產黨人的英雄氣概！”
周恩來知道薄一波與劉青山、張子善都是隸屬當年北方局的老同志，對劉、張犯錯誤有著一般人所不同的情感，痛恨中含有某些惋惜的成分。為此，周恩來嚴肅地說道：“可再看看他們的犯罪事實呢，那也是觸目驚心的啊！”
薄一波完全明白了周恩來的話意，沒有再說什麼。可是，周恩來拿著華北局上報中央的報告，卻有些憤怒地說：“更不能容忍的是，全國人民在轟轟烈烈地開展禁毒、反對**的運動，我們的這些所謂功臣們，卻吸毒成癮，濫搞男女關系！我們怎麼向全國人民交代啊！”
“總理，我們如何處理劉青山、張子善的問題呢？”
“召開天津地委會議，徵詢大家的意見，供中央、主席下決心作參考。”周恩來說罷又解釋道，“這樣做的結果，目的是教育更多的同志，從劉青山、張子善的身上吸取教訓。”
不久，薄一波把天津地委處理劉青山、張子善的意見送交總理，並請總理代呈毛澤東主席：“華北局調查結果是：天津地委在家的八個委員一致同意處於死刑；地區參加討論的黨員幹部是五百五十二名。對劉青山同意判決死刑的是五百三十五人，判處死緩的八人，判處無期徒刑的三人，判處有期徒刑的六人；對張子善同意判處死刑的是五百三十六人，判處死緩的七人，判處無期徒刑的三人，判處有期徒刑的六人。”
毛澤東看了這份報告許久無語，只是蹙著眉宇微微地點了點頭。周恩來低沉地問道：“主席的意見呢？”
毛澤東聽後越發地皺起了眉頭，許久才說了兩個字：“死刑！”
“萬一有人出面講情呢？”
“不準！”
毛澤東雖然對劉青山、張子善下了處以死刑的決心，但是他的內心卻是痛苦的。據當事人回憶：毛澤東有好幾天睡不好覺，經常聽唱片《斬馬謖》的唱段，偶爾還要跟著唱片小聲地哼幾聲。或許這幾天，從中央到華北局來為劉青山、張子善講情的人多了些，所以，毛澤東對身邊的工作人員下了命令：“凡是為劉青山、張子善這兩個大貪汙犯講情的人，我一律不見！”
距離處決劉青山、張子善的日子越來越近了，由於人們知道毛澤東傳下了上邊這句話，誰也不敢再來菊香書屋講情。這天，警衛人員向毛澤東報告：“主席，薄一波同志說有要事見主席，您看是見啊還是不見呢？”
“我聽總理說過，他是贊成對劉青山、張子善處以死刑，以做效尤的，可以見！”
薄一波走進菊香書屋，只見毛澤東依然專注地在小聲哼唱《斬馬謖》的唱段。他小聲地問道：“主席，您在聽唱片啊？”
“噢，是一波同志到了，”毛澤東邊說邊走向留聲機，“快請坐，等我關上唱機。”
“不要關嘛，我們一道把它聽完。”薄一波邊說邊坐下。
“不聽了。”毛澤東伸手把唱機關掉。
“主席經常聽聽，這樣也可以放鬆一下。”
“我再放鬆啊，就不是揮淚斬馬謖了！”毛澤東說罷嘆了一口氣，點燃一支煙，頗有情緒地吸了一大口，又緩緩地吐了出來，“再這樣下去，你們只好跟著我拼死吃河豚了！”
“我懂了，主席為了不使我們將來吃河豚，所以今天就下定決心斬馬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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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看著一邊微然點首一邊自語的薄一波，不解地問道：“你今天這是怎麼了？從言談話語，像是變了個人似的。”
“我怕主席生氣。”
“你又不是貪汙犯，我生你什麼氣？”
“我要是代別人為劉青山、張子善講情呢？”
“有意思，替人講情還有代的。”
“主席是知道的，我是不會為他們講情的。”
“是誰讓你來我這裡講情的？”
“黃敬同志。”
毛澤東聽後猝然變色，蹙眉不語。
“黃敬同志說：劉青山、張子善錯誤嚴重，罪有應得，當判重刑。但考慮到他們在戰爭年代出生入死，有過功勞，在幹部中影響較大，是否不要槍斃，給他們一個改造的機會。”
“你是怎麼回答的呢？”
“我說中央已經決定了，恐怕不宜再改了。”
“那你為什麼又代黃敬來講情呢？”
“他堅持要我向主席反映他的意見。”
毛澤東聽後站起身來，沉吟少頃，以不容置疑的口氣說道：“你轉告黃敬同志，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二十個、二百個、二千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幹部。黃敬同志應該懂這個道理。”
就在槍斃劉青山、張子善的前後，毛澤東收到了全國各地的報告，不少各級黨內、軍內、政府內的幹部，變成了大中小不等的貪汙犯，至於說到因官僚主義造成的浪費現象，那就更是驚人的了！當他聽說**機關公安部也有一個處長定成了大老虎，他當即要通了羅瑞卿的電話，生氣地問道：“我聽說你的衙門口裡也養出了大老虎，是這樣的嗎？”
“報告主席，是有一個行政處長用蓋辦公大樓的錢供自己揮霍，過資產階級生活，我們已經將他槍斃了！”
“單單槍斃了是不行的！如不抓緊教育，我們的**機關尤其是公、檢、法部門，就會變成最大的欺壓老百姓的地方！不要幾年，我們共產黨就會變成了國民黨！”毛澤東或許是太氣憤、太激動了，他說完“啪”的一聲掛上了電話。接著，他又在室內快速踱步不止，似在想消氣的辦法。他突然駐步，以命令的口氣說道：“要車，我要到郊區看看農民去！”
菊香書屋的工作人員都知道，毛澤東要離開中南海，必須報告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中央警衛局還要派專人負責安全。如果要離開北京，那還得報告羅瑞卿等人。因此，他們聽後誰也不敢說話，站在原地一動不動。毛澤東大聲命令：“這是我的決定，不許通知其他人！”
據當事人回憶，毛澤東真的和少數身邊的警衛人員離開了中南海，坐著車來到剛剛入春的郊區。當他們發現在農田幹活的農民，恰好是他們去年到此視察認識的吳大伯後，毛澤東立即命令停車，向吳大伯走來。
這時的吳大伯正在地裡挖野菜，一見是毛澤東向他走來，急忙提著半籃子野菜迎過來，高興地說道：“這不是主席嘛，您怎麼有空到鄉下來轉轉？”
“吳大哥，”毛澤東滿臉堆笑地說，“我在那座深宅大院裡憋悶得慌了！出來和你們聊聊天。”
“和我們這些鄉下人有什麼可聊的呢？主席一定是出來散心的吧！”
“說出來散心也行啊，”毛澤東從吳大伯的籃子裡抓了一把野菜，放在鼻前聞了聞，“你們村裡搞‘三反運動’了吧？”
“就是打老虎吧？”
“對！你們鄉里有老虎嗎？”
“叫我說啊，佔小便宜的人有，變成虎仔的沒有。”
“這說明我們的基層幹部還不錯。吳大哥，你對打老虎有什麼意見嗎？”
“要說有還真有！打個比方吧，景陽岡出了吃人的老虎，應當由武松出來打。可是，打虎也得挑個季節，現在是春耕大忙的時候，村裡的人都忙著開會打虎，這農時可就給誤了。”
“你說得好！立即告訴你們村的幹部，停止打老虎，趕快忙春耕。”
“誰聽我這個老頭子的話啊！”
“你就說是我毛澤東講的。”
“行！他們最怕的就是你。”
“什麼？他們最怕我……”毛澤東說罷無限悲哀地嘆了口氣。
“主席，您不希望他們怕您？”
“像我和你一樣交朋友該有多好啊！”
“不行啊！像我的家才五口人，還得有這樣一個一家之主呢！中國這麼大，沒有主席鎮著，他們還不翻了天？”
“我就是有三頭六臂，也鎮不住這五億多人啊！”毛澤東慘然笑了笑，再次看看手裡的野菜，“你把這些野菜全賣給我吧！”
“主席愛吃，我都送給您了！”
毛澤東很是開心地過了一天。但是，當他一走回菊香書屋，就又忙著去處理有關城市的“五反”運動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