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高峰這是一種比喻的法,楊邦乂和仇悆還是吃了一驚,他們可不認為高峰無聊了才這種話出來,其定然有深意。

從本心上來講,他們並不希望天下大亂。不做這個官容不容易,單是世道紛亂,百姓受苦就不是他們願意接受的了,何況生於亂世,生命也沒有保障。

只是他們也看的出來,朝廷的一系列做法實在欠妥當,導致天下大亂的可能性還是有的。

“花石綱”算一件。幾年下來,因花石綱家破人亡的不計其數,百姓流離失所,不造反幹什麼?

“西城所”又是一件。這是趙佶任用宦官楊戩“立法索民田契”的一種方法,稱為“西城括田所”。

其內容是依法令形式向百姓提出查閱土地契約,因為許多人的土地是輾轉轉讓來的,從甲到乙,再從乙到丙,最後查無所查,或為開墾荒地而來,根本拿不出田契。無論有沒有田契,法令都輾轉追究,直到沒有證據為止。於是田地便被視作公田,從而推測土地的產量,增加租賦。

此法始於汝州,慢慢地擴充套件到京東、京西、淮西、淮北,搜求廢堤、棄堰、荒山、退灘及大河淤塞的地方,都勒令百姓租佃。租額確定後,土地雖被河水衝蕩,不能耕種時,租額也不減免,號稱“西城所”。

“西城所”一出,京東地區百姓倍受其害,或賦稅額巨增,或田產被括為公田,不服上訴則慘遭酷刑,冤死者數以千萬計。

方圓數百裡的梁山泊也被西城所括佔,對湖上漁戶依保甲法進行編制,並於漁船上刻立標誌,禁止其他船隻進入梁山泊。凡漁民入泊捕魚、採摘蓮藕等,一律定立賦稅,按船隻大交納稅收。此處百姓無以謀生,只能“相聚為盜”,奮起反抗宋廷的殘酷剝削和壓榨,宋江的起義就是利用了這次機會。

“花石綱”和“西城所”只是趙佶朝廷中兩件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更多的欺壓百姓、官逼民反的事情同樣在各地進行,百姓無處申怨,一些積怨逐漸彙集,早晚會有爆的一天。

“是呀,天下大亂已不遠矣!”楊邦乂和仇悆各自在心裡認可了一句。

“大人,我們作為手下願聽吩咐!”這是楊邦乂和仇悆地回答,這也是他們的心聲。

高峰任知縣以來,為國為民做了那麼多事,把一個縣境打造成人間天堂,他可以是死氣沉沉的大宋冉冉升起的一顆明星,為百官做出了楷模,為百姓的生計尋到了一條可行之路,這樣的官員實在是太少了。

楊邦乂和仇悆自忖是能吏,也是為民的好官,可他們認為,由他們來做知縣,同樣歷時四年,絕對達不到高峰的效果,其原因自然是因為高峰的神奇之處,更多的便是高峰的思路活躍,其預見性和開拓性根本就沒有人能夠比擬。

從宋江的事情出來就能看到,別的官員考慮的是如何把宋江之流擒獲,從而立功或免責,而高峰考慮的卻是大宋因何如此,此種事端的影響和展,以及下一步可能出現的情況。

這種跳躍性思維明高峰想的更深遠,也更到位,最主要的是他把事情向二人和盤托出,也代表對二人信任有加,此時二人還有什麼好猶豫的?因而他們才齊聲道:“願聽吩咐。”

無論他們聽不聽,高峰已看出他們對朝廷的失望,雖然他們不可能出大道不逆的話來,卻也期望朝廷能夠做出改變,從而穩定一下國內局勢,只是這種想法註定不可能實現。

“宋江造反或許對大宋造不成多大壓力,也不會動搖國本、傷害百姓,可它就似一個引子,帶動作用不可估量,一旦朝廷的底細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摸清,此類事件便會接二連三地生,長期下來,受損的還是大宋的實力。”

高峰分析著,卻也在告訴兩人,要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天下大亂或許就在不遠的將來。

“真要到那時,我們縣如何自處?”楊邦乂突然問道。

他和仇悆如何選擇並不重要,反正自己都作為了主,因而主見有沒有無所謂,但是,豐’縣就不同了。

這幾年豐’縣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無論是錢糧,還是民眾,都是他人望塵莫及的,天下若兵荒馬亂,如此一塊肥地,豈能獨善其身?

匪眾自然不會放過這裡,此處防衛再嚴也沒有正規軍,除了名義上的鄉兵,廂兵都沒有一個,更不要禁軍了。因而,只要那幫造反派不傻,或者離得太遠,都會把目光瞄向這裡,畢竟搶了它,不比搶了一兩座州府差。

除了匪眾,還要防著的就是朝廷和官兵。朝廷徵糧、徵兵,肯定要從這種富裕縣進行,誰讓你腰精粗呢,那就能者多勞吧,豐’縣“多勞”的情況已可預見。

這還不算,更可怕的是兵匪。亂世中的官兵不比匪徒強,甚至還要可惡,他們燒殺搶掠可謂師出有名,敢反對的殺了也是白殺。一旦被這幫人盯上,全縣幾年的努力豈不是白忙活了?

這件事實際上正是高峰最擔心的,他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因而必須做好萬全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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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準備就必須用到楊邦乂和仇悆,他之前的詢問實際上也是為這個目的而進行的一種試探。萬一與朝廷的官兵起了衝突,他希望這兩人要勇敢地站在他一側,否則,內憂外患,那就防不勝防了。

如今兩人都願意聽從他的吩咐,他自然不會隱瞞他們,因而堅定地道:“所有來犯之敵,全部剿殺。”

這話得正大光明,鏗鏘有力,聽來振奮人心,卻在告訴楊邦乂和仇悆,管他是官還是匪,只要敢亂來的,統統都幹掉。

這份氣勢果然不是一般人能夠比擬的,雖然楊邦乂和仇悆聽出了其中的味道,卻還是對高峰暗自佩服。一名官員因保護百姓敢於“不”,那擁有的可不僅僅是膽略,更多的是一份仁愛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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