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甲睡了一個好覺,跟郭威比起來,他沒有那麼極其旺盛的精力,甚至還不如王角。

這兩人是典型的工作狂,不管是“勞人黨”還是“大唐人民革命軍”內部,比得上的都是屈指可數。

七月半,煙火氣明顯就多了,祭祖燒紙基本都會在這一天相對集中,不過因為杜如晦留下來的傳統,倒也沒有大辦特辦的。

湖南這邊樸素,江東江西也沒有奢華到哪裡去。

跟湘北大亂之後的景象相比,湘南的相對穩定,反倒是要適宜一些。

永州的山區匪患還有,因為成分複雜,甘正我的剿匪策略,從來不是針對一方一地的,而是透過自己的硬關係,在廣西、黔中、湖南、嶺南四個地方同時溝通。

哪些土匪頭子罪大惡極,哪些土匪還有挽救,這就要看傳統官場和江湖上的能量。

一年多的時間,大部分土匪寨子,都順利地接受了改造。

在沒有外部援助的情況下,拼的就是對地方的熟悉,以及地方人口的支援。

“勞人黨”在全國範圍來看,影響力不算什麼。

可是集中在湖南,那就不一樣了。

土匪們即便依託有利地形負隅頑抗,又或許糧草充沛可以支撐個一年半載的,但是三四個月的與世隔絕,就足夠讓土匪們絕望。

而每當“大唐人民革命軍”在前方獲得勝利,訊息傳到湘南,都會讓土匪們的士氣暴減。

無法維持隊伍,不管是土匪還是軍隊,都會面臨解體的風險。

土匪窩散夥成風,逃跑成習慣,久而久之,此消彼長之下,整個湘南、湘西、黔東南,除了幾股老牌土匪寨子,基本都被定點拔除。

從戰況上說,甘正我的第二軍沒有郭威的第一軍轟轟烈烈,熱度也不夠,但從殲敵數和作戰次數來講,第二軍是第一軍的數倍。

幾乎就是每天都有戰鬥,公審大會的烈度,比當初在湘東還要激烈。

說到底,論起階級矛盾,湘西、湘南其實比湘東更加深。

其中不僅僅包括大地主、大資本家對佃戶、僱工的壓榨,還有土匪跟地方豪門對地方普通百姓的治安恐嚇。

恐怖治理也是一種治理,而且基本上成為地方士紳的法寶之一。

官僚們樂見其成,倘若治下百姓不反抗,那自然是皆大歡喜;如果治下百姓反抗,那只要抓幾個沒根腳的土匪出來,該就地正法的時候,就要就地正法。

這一套玩好了,那麼湘西、湘南的地方官,就當好了一半。

剩下的一半,無非是跟士紳們談合作,包括但不限於每年的公糧徵收額度,甚至還能透過地方治下百姓的艱苦生活,透過士紳向省級單位甚至是部堂高官那裡要補助、貸款額度。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越是匪患嚴重的地方,民風固然是更“淳樸”,但往往也更愚蠢,普通百姓非常容易被愚弄,在其他地區的人看來,是幾近蠢笨的。

說到底,就是長期壓榨之下,人為地創造了一個恐怖氛圍的環境社會,在這個環境這個社會用,又透過降低教育甚至是降智的方法,進一步構建奴化的體系。

當初整個湘東,在公審大會上反應最激烈的,正是安仁縣的佃戶,其中的道理,跟匪患嚴重地區,其實是共通的。

無知的時候有多麼奴性,受教育之後的怒火,就有多麼熾烈。

甘正我本以為自己會很快厭倦這種無聊的算計、戰鬥,可是每每看到無知的百姓在重新認識外界,知道外面世界變化之後的眼神,甘正我便又充滿了力量。

而“大唐人民革命軍”在外部熱戰勝利,並非只是給土匪們震懾,也不是只激勵著湘西、湘南地區的政工幹部、普通群眾,還有他本人。

他能夠親身經歷這種變化,一支隊伍,一支革命隊伍,由弱變強,以小變大,從少變多。

挫折雖有,卻不影響信心。

尤其是,舒甲這樣在戰爭上沒有驚人才華的指揮官,也能夠完成對敵人的打擊,這就說明,這支隊伍雖然依舊需要個人的超強能力,卻已經具備了超過帝國舊時代軍隊的素質。

這是一支可以進步、進化的隊伍。

於甘正我這樣的人來說,他能夠預見到自己所在隊伍可能會遭受的挫折,甚至是重大失敗,但是,他同樣有足夠的信心,相信這支隊伍可以走出失敗,最終從一個勝利走向另外一個勝利。

這是他在教育部無論如何都感受不到的,哪怕教育賦予了他重大的權力。

“軍長,長沙來電。”

甘正我準備給一線部隊通報湘北捷報的時候,收到了新的訊息。

看過了電報,甘正我點點頭:“王委員長希望我們加快湘南的交通網建設,秋收前後,將會在湘南建立一部分小工業基地。”

“軍長,這是不是有點費時費力啊。長沙那麼好的環境……”

“未雨綢繆啊。”

甘正我也是贊同王角判斷的,在針對嶽州的作戰之前,帝國核心地區的政治動向,也是有大量的推演。

其中就包括了內閣的事實分裂,以及中央政府的權力分散,最後就是權力的重新凝聚。

核心人物就是錢鏐,其餘諸如武漢集團、太原集團、廣州集團、幽州集團的地方力量,政治上的影響力都不會有錢鏐來得那麼恐怖。

最重要的一點,錢鏐的一切行為都是相對系統的,不是想一出是一出。

跟嶺南馮復的被逼無奈,河北張格的蓄謀已久完全不同,錢鏐這是步步為營。

江淮行省的災情擺爛,到錢鏐以“海軍大臣”的身份視察江都,已經具備了在外重組內閣的條件。

帝國直轄蘇州的經濟力量,已經明確地釋放了支援錢鏐的態度。

再加上整個江東,以及原稅務系統的支援,在這個特殊時期,沒有多少地方寡頭會拒絕掌握更牢靠的力量。

甘正我甚至猜測,錢鏐宣佈解散政府然後重組,不會拖到明年。

在這個過程中,會有諸多變化,諸多爾虞我詐,但不變的還是權力重組,其影響便是戰爭,其結果就是大量的人口死亡。

所以,武漢集團必然擴軍備戰,必然想要保持維持過去一百多年的超然地位,而能夠直接威脅到武漢集團,或者確切點說,威脅到武漢統治集團的勢力,就是“一統湖南”的“勞人黨”。

甘正我甚至相信,此時此刻的“勞人黨”雖然對諸多統治精英造成了恐慌,可武漢方面,必然還是狂妄自信的。

其底氣,也足以支撐這份狂妄自信。

蓋因武漢的工業力量,是全國其他任何一個地區的數十倍。

這種底蘊,靠人力想要拉平代差,就要時刻準備著以數萬人的戰死為代價。

在甘正我看來,王角是個比較冷血冷酷的年輕人,但同樣的,他也有憐憫,所以想要減少犧牲。

犧牲不可怕,但能夠減少不必要的犧牲,他還是在努力的。

將長沙的工業力量分散,儘可能地隱藏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在偏僻落後的地區,並非是不知道增加了後勤物流的壓力,並非不知道這是增加了生產成本,而是和冷冰冰的成本數字比起來,未來因此而導致的不必要犧牲,是可以減少的。

當本就弱小的工業力量無法得到補充,甚至可能在強大敵人的猛烈摧毀下徹底喪失重建可能,那麼最終的犧牲,就會被無限放大。

到了那個時侯,就不是多損失一輛汽車、一節車皮、一臺“進步一號”能夠挽回的,需要數十倍於汽車、車皮、蒸汽機甚至是牛馬的戰士,才有可能重新找到勝利的出路。

王角的危機感,同樣是甘正我對這支隊伍信心十足的底氣之一。

“先給戰士們報喜,警衛師在湘北打了個漂亮仗,我們也要‘自加壓力,敢於爭先’,子彈亂飛的戰場上我們要有幹勁,這山間的溝溝坎坎,也是我們的新戰場,同樣要有幹勁!”

“可是……軍長,警衛師都撈著仗打了,咱們總不能老跟土匪過不去吧?”

“我們打仗,不是為了打仗而打仗。否則,甘正我不會在這裡,甘仁會在河中,會在保加爾部。不要有嫉妒的情緒,兄弟部隊的戰鬥,不是為了炫耀打勝仗的能力,只是想要給老百姓爭分奪秒。”

甘正我笑了笑,“我們要有一顆建功立業的心,但不純粹是為了自己,當然,更不會是為了這個大唐帝國。如果有時候迷茫了,就看一看胸章。”

點了點胸口,胸章上最上方有一行小字:大唐人民革命軍第二軍。

甘正我並沒有批評這個想要自己打勝仗的參謀,因為他也是這麼過來的。

從滿懷私心,到公私參半,再到私心逐漸淡薄下來。

不是因為他變得更加高尚,僅僅是他的對手,他的敵人,還和原先一樣卑劣。

僅此而已。

接下來只要湘北的勝利成果得到鞏固,第二軍根本不愁仗打。

除開嶺南方向的軍事壓力,因為甘正我打擊地方土匪的行動,使得黔中、廣西相鄰湖南的地區,土匪的數量猛增。

這也跟土匪的江湖習性有關,有些祖傳無本買賣的寨子,往往在多省跨州跨縣有門路,甚至是有分號。

和湖南官場一樣,廣西本地土豪同樣需要黑手套,該做髒活兒的時候,沒道理親自下手。

甘正我幾次去衡陽跟王角匯報工作,也確定了一個“勞人黨”的統治區擴張計劃,主要就是針對偏遠山區、落後地區的。

不是“勞人黨”不想去大城市、工業區發展力量,而是在現有的技術條件,甚至直白一點,在“勞人黨”現在掌握軍工力量的層次來看,對人的需要,遠遠地高於技戰術。

那麼,這時候山區中的人,和工業區中的人,其實沒有差別。

從湖南向外爭取工業區工人是困難的,但是向貧困地區、欠發達地區爭取工人,卻就沒有那麼困難。

那些有個幾畝地的農村家庭,除了江東省這樣的發達地區,其實不能稱之為小有產者,因為那幾畝地的產權,並非是真正的掌握在落後地區的農民家庭手中。

欠下的種子錢、耕牛錢、農具錢、代銷錢以及各種攤派,實際上落後地區的小農,往往就是赤貧,在總的資產上,其實是負值。

這樣的小農,他們自然也是遭受著壓迫,所以,也是天然的同盟。

大家感同身受,大家都被嚴酷地壓迫、剝削,才會互相取暖,才會團結在同一個理想旗幟之下成為同志、同行者。

和普通戰士考慮著建功立業不一樣,甘正我跟王角分析過,只要湘南地區的路橋稍微能夠走馬趕車,那麼,就有了在黔中、廣西甚至是嶺南落後地區建立地方政權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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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失而復得、得而復失的那種不穩定,而是牢牢地掌控著最基層的統治權,使得通知範圍內的人口,成為支援“勞人黨”的重要力量。

其中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和面對武漢集團的工業壟斷資本相比,廣西、黔中等地的地方敵人,他們大多都是地主武裝,或者就是依附在朝廷這棵大樹上的傳統羈縻州武裝。

這樣的敵人,顯而易見要脆弱的多。

所以,不管武漢那邊有多麼大的吸引力,從壯大自身的角度來看,先易後難,都是沒有問題的。

不是畏懼啃硬骨頭,而是儘可能地在軟骨頭變成硬骨頭之前,將它們扼殺在搖籃裡。

“勞人黨”能夠短短數年發展到這種地步,其中的一個重大因素,就是中央核心區的諸多地方集團,即便想過要扼殺在搖籃裡,卻最終沒有下定決心。

諸如“南海四大家族”這種,甚至為了短期利益,直接選擇了放任“勞人黨”的壯大,最後也間接推動了“勞人黨”對整個湖南地方政權的奪取。

從己出發,甘正我毫無疑問不想犯敵人一樣的錯誤,在“大唐人民革命軍”被大量牽制之前,儘可能地保障好湖南現有的來之不易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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