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孫承宗傳》中記述了孫承宗與王在晉關於戰略問題的一段辯論，內容如下：
孫承宗問：“築關在八里內，新城背即舊城趾，舊城之品坑*為敵人設，抑為新兵設乎？新城可守，安用舊城？如不可守，則四萬新兵倒戈舊城下，將開關延入乎，抑閉關以委敵乎？”
王在晉答道：“關外有三道關可入也。”
孫承宗又問：“若此，則敵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關？”
王在晉答道：“將建三寨於山，以待潰卒。”
孫承宗接著問：“兵未潰而築寨以待之，是教之潰也。且潰兵可入，敵亦可尾之入。今不為恢復計，畫關而守，將盡撤籓籬，日哄堂奧，畿東其有寧宇乎？”
最後，王在晉“無以難”。孫承宗“乃議守關外”。
這段對話的意思是，孫承宗認為新舊兩城在八里之內，而舊城外又有城防壕溝和設施，如果重城的士卒發生潰散，那一不小心就會陷於自家的品坑*與溝壕之中，新舊兩城之間，南面是水，北面是山，潰卒無路可逃，如果都擁於舊城之下，那到底是開門放他進來，還是不開門聽任他們在外？
王在晉告訴孫承宗，山上有三座山寨，若有逃潰可以奔向那裡，而舊城也有三道關口可以進入。
孫承宗反駁，兵法乃是置之死地而生，為什麼要為他們提供逃跑的便利？
於是王在晉無言以對。
可能有些人會以此為依據，認為王在晉主張築山海重關是錯誤的，孫承宗反對的理由是很充分的。
不過，聽我往下講，您就不會這麼認為了。
在比《明史》更早、更可靠的《三朝遼事錄》裡，也有一段孫承宗和王在晉關於戰略問題的辯論，在這本書裡，“無言以對”的不是王在晉，而是孫承宗。具體內容如下：
大學士孫承宗奏：“臣時執偏見謂經臣議誠然，獨是八里為兩城，而舊城之坑壕空營當在三里之外，而新城之守卒法當四萬。則四萬之退步跟將及之，而一不戒，將城下之備盡為我設，北山南水既無旁出，而賊方擁此四萬於舊城之下，開關延之不可，閉關謝之不可。將城上之備，又為我設，而城中驚潰無問也。經臣曰：於山建山寨三，以為退守計，而三道關俱可入。蓋法雲，置之死地而生。經臣言邊兵善走也，即殺不能止，況大勢散，誰復為殺者。故為兩城以固其心，而實置之死以勵其必死之氣，臣遂無以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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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篇奏疏中，王在晉在孫承宗的不停追問下，不得不透露出一個秘密：那些品坑*和壕溝既是為敵而設，又是為逃散士卒而備的，它們能代替截殺逃兵的督戰隊進行彈壓，實際上就是要將士兵們“置之死地而後生”。
王在晉知道“邊兵善走”，而且實戰中，兵敗如山倒，殺之也不能止，而且截殺逃兵的督戰隊也會一同崩潰（即殺不能止，況大勢散，誰復為殺者）。只有品坑*和壕溝能夠起到阻止士卒逃跑的作用。
在實戰中，只要不開“三道關門”，重城的士兵退守山寨也難以保命，實際上陷於死戰的境地。
築山海重關，一方面能夠“以兩城以固其心”關鍵時刻又可輕易將士卒“置之死地”，激發他們的鬥志。
但是這個事情又不能讓士兵們知道，否則沒人願意去守重城了。
聽了王在晉的解釋，孫承宗“遂無以應”。
《三朝遼事實錄》和《明史》所記載的內容基本相同，關鍵在最後部分，王在晉回答了孫承宗的問題，《明史》中沒有記載。兩者哪個比較可靠呢？
《三朝遼事實錄》記錄的是奏章，《明史》則是根據前人所言編寫的。
王在晉“無以難”是別人說的，孫承宗“無以應”是自己說的。
《三朝遼事實錄》編寫在前，《明史》編寫在後，前者不可能有先見之明去回答後者的問題，後者倒是有可能略去前者的內容。
哪個可靠，一眼就可以看出。
退一萬步來講，即使《明史》更真實可靠，孫承宗的論調也完全是站不住腳的。
兵法中確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說法，項羽破釜沉舟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證。
但是置之死地而後生只是一種可能性，還有一種可能是置之死地生不了，而是全軍覆滅。這樣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決定戰爭勝敗的因素有很多，起決定作用的還是雙方軍事實力以及戰略戰術安排，把士兵們逼得沒有後路就一定能打勝仗嗎？
荒唐！
現代的軍事強國不僅不把士兵“置之死地”，而是千方百計為他們留生路，有些甚至在開戰前要求士兵不要做無謂的犧牲，最後關頭要放下武器投降，這並沒影響人心和戰鬥力，也影響不了戰爭勝負。
王在晉在山上為逃兵們設幾個山寨，又有什麼不可以呢？一定會導致軍心渙散嗎？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讓士兵們活著回來，繼續效力，遠比做無謂的犧牲要好得多。
孫承宗認為王在晉設山海重關給士兵留了後路，就否定築山海重關，沒有什麼道理。
我們再退一萬步，即使給士兵留了後路不好。
但是世上沒有任何事物只有優點沒有缺點，或是只有缺點沒有優點。興一利必生一弊，關鍵在於我們權衡利弊，進行取捨。
戰略選擇也是如此，築山海重關即使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問題要比築寧遠城小得多。（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