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留給人們的印象是一個懶惰的皇帝，多年不上朝，不批奏章，不任用官吏，被稱為“萬曆怠政”，然而透過仔細考察，這種說法並不客觀。
如果認為萬曆怠政，那麼萬曆三大徵是怎麼取得勝利的呢？
萬曆三大徵指的是平定寧夏蒙古哱拜之亂、播州土司楊應龍之亂以及抗倭援朝戰爭。這三場戰爭規模大、持續時間長、困難重重，但最終取得完全的勝利。在君主專制的政體下，如果沒有萬曆皇帝的運籌帷幄，就不可能決勝千裡之外，可以說萬曆的戰功遠超康乾。人們對萬曆在三大徵中的表現卻集體沉默，這種選擇性健忘，豈不怪哉？
世人認定萬曆怠政的主要表現是多年不上朝。
的確，萬曆十五年開始，他基本上就不上朝了，但是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萬曆三大徵的勝利就是在不上朝的時期取得的。
早朝其實是一種禮儀，是大臣們向皇上頌賀的一種形式。皇上可以在上朝時問政，但早朝並不是問政的唯一渠道，皇帝也可以透過單獨召見大臣，或是透過公文（奏摺）等多種渠道處理政務。早朝人多嘴雜，並不適合問政，上不上朝，對政務影響相當有限，以此作為萬曆怠政的依據，經不起推敲。
工人喜歡把活幹在明處，老闆則願意在幕後控制。
萬曆作為明朝最大老闆，每天不上朝，改為“靜攝”，其實質也是在幕後操縱。他這麼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受剛性制度、道家思想和君臣關係的影響。
先來說說剛性制度。
朱元璋奪得天下以後，為確保皇權不受威脅，子孫後代長治久安，在總結歷代政治得失和自身統治經驗的基礎上，精心設計了一整套制度法令，集中體現在《皇明祖訓》、《太祖寶訓》中。
在祖訓中，朱元璋苦心孤詣，不厭其煩地加以訓誡，事無巨細，幾近叨絮，在制度法令、機構設定、皇帝的基本言行、百官的行為規範、後宮的操守等方面，都作了十分具體而細緻的規定，建構了權力運作和制衡網路。
為確保祖訓的神聖不可侵犯，朱元璋一再強調，如有大臣冒犯或意欲改變祖制，將受到凌遲處死，誅滅全家的處罰。
應該說朱元璋在制度建設上達到了封建社會的最高水平，各項制度不僅全面，而且完善，大多數制度從維護皇權的角度看，極具合理性。
人治社會也可以有法制，剛性制度雖然有固步自封的一面，但朱元璋的制度建設在很大程度上以法制取代人治，無論皇帝在與不在，政府官員各施其職，各項政務按部就班，社會運轉有條不紊，形成了“神明自運”的統治局面，皇帝無需事必躬親。
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是，明朝滅亡以後，社會還在有序執行，四川官兵在無政府狀態下仍在組織抵抗張獻忠大西政權，使得大西政權在四川無法立足。
再來看看道教的影響。
明代道教盛行，朱元璋曾多次尋訪張三丰，朱棣更是為之大興土木，“北修故宮、南建武當”，道教領袖經常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形式參與政務，受道教的影響，明朝皇帝大多喜靜不喜動，有事被動應付，無事則無為而治。
這種狀況在嘉靖時尤為明顯，湖北武當山是道教聖地，嘉靖來自湖北鍾祥，他的問政風格深受湖北武當山道家思想的影響，喜靜不喜動。這與他的前任，經常鬧出動靜的堂兄正德皇帝來了個大翻版。
大禮儀事件中嘉靖與群臣關係產生了裂痕，從此更是深居簡出，多年不上朝，政風格頗為“老道”。萬曆不上朝，很可能就是受到他爺爺嘉靖的影響。
需要指出的是，道家的影響並非都是消極的，漢代初年以老黃思想為指導，實行無為而治，休養生息政策，這才有了著名的“文景之治”，漢代的國力在此期間迅速增長，為後來漢武帝北擊匈奴創造了條件。
萬曆的靜攝，也有在三大徵之後的休養生息的意思。靜攝其實是一種執政的理念，精髓是形散而神不散，靜如處子，動如脫兔。就像太極拳，看似綿軟無力，其實一旦攻擊，迅猛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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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能簡單將靜攝看成是怠政，相反，我認為它是一種十分高深的執政手段。（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