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補五章：鐵血帝國早期的思想維新之路
正文：
“我們不是在改變歷史，我們是和人民共同創造新的歷史。”
——劉雲 《挑戰》（帝國社會科學內參《爭鳴》雜誌特稿）
光緒十六年奪取政權以後，後黨在全國範圍內被大量清洗，劉雲的特種兵團被稱為“新血滴子”，從事了數百起暗殺活動，其中不乏錯殺冤殺；而大部分官員都見風轉舵投靠帝黨旗下，宣佈“擁護維新”。在腥風血雨之中光緒的帝權從表面上得到了鞏固，地方也暫時屈從了中央的鐵腕。前期後黨洋務派建設的產業在這個時候被劉雲集團系統地據為己有，成為帝國工業早期的基礎；而其他的產業仍然控制在帝黨同僚的手中，並沒有統一在中央的旗下。除了張之洞得到了帝國海軍的指揮權後，讓出了湖廣的產權外，劉雲大部分掌握的就是各地的軍事工業。儘管劉雲集團也想建設完備的產業基礎，但是在這幾年暫時只能依靠鋼鐵工業、軍事工業和國家幹線鐵路產業。其他的，就需要“國學”的發展了。
在因為擅自成立數所師資不足的大學，被教育部“勒令從事教學工作”的馬豐在十六年奪權後，就在系統內成立了一個科技指導組，專門研究中國科技發展的方法。如何在中國推行科技文明的課題在爭論中得到發展，一個新的想法在他們的頭腦中產生。
“西學？西方有我們先進嗎？是國學才對吧！”奪取政權後不久的“次謀部”會議上，當劉雲向馬豐詢問大學設立後，如何“取消八股，推行西學”的時候，馬豐語驚四座，並拿出了一套詳盡的《國學復興方案》。
《帝國日報》作為劉雲集團控制思想的工具，在光緒十六年末在京師印刷出版，光緒十七年全國各地縣城都覆蓋到了。十八年初，光緒皇帝在《帝國日報》頭版題寫了新年致辭，同版劉雲的《天下維新》都是轟動朝野的爆炸新聞。事實上，十六年宮廷政變後的一兩年間，各個行省都宣稱推行新政，但是朝野還不清楚到底要如何發展：有的人認為就是繼續發展洋務，有人認為要漸進西化，有人認為是“尊王攘夷”，有人認為 “大政歸還”本身就是終極的目的，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誰也沒有想到，十八年朝廷宣揚的居然是“文明復興”的口號。
“外國之技，中華早已有之。其時民智未開，知者恐用之不當；又值華夏小康，人心思安，故蔽焉。天下大亂，志士出焉，啟民智而興國學，以復大治……”
“這是什麼？造神運動？”次謀部裡面軍官團的咆哮的高分貝完全壓掉了科技組成員正在讀稿的聲音。
“這不能叫做造神。要是造神就不說什麼‘知者’、‘志士’，直接說‘聖人’好了。”馬豐解釋道。
“我們的科技本來就比他們先進這是不爭的事實，怎麼解釋還要大費周折呢，古代文明說我覺得較為簡單，不論是和國內還是國際解釋都容易。”張志高應和道。
“我們在大學講的東西儘管是基礎科學為主，那些西方人都聽傻了。他們現在才知道原來平面幾何體系是商高提出的，行列式是南北朝劉徽發明的，極限是祖沖之發明的，而積分是祖沖之的兒子祖恆發明的。信不信隨便，反正我們就是這樣講了。”羅素蘭突然插進來。一向因為空殼大學和馬豐“頂牛”的他的支援到讓當事人有些受寵若驚，結果表達強烈善意的感謝目光投射之下，對方以聚焦在無窮遠處的雙眼予以回應。
“你們想用燒火棍，不想用飛機大炮打仗的話，趁早說出來。”文官的首腦，國務卿（總理大臣的次官）文易在一旁冷冷說道。
“是呀，95槍族的槍看來對你們是不大合適了，大概從88漢陽造用起，一百年後再更新好了。”牛金也揶揄道。
“九五槍族？5.8口徑的？”軍官團興奮的交頭接耳起來。
“怎麼，提前到1895年裝配部隊不行麼？中國制式武器生產的好東西還不止這些吧。等到漢冶坪的事情和張之洞談妥了就會從漢陽開始成批生產。”
“我們會使用新的電動車床裝置生產——明年丹江口水電站試運行。當然，這些都是在‘文明復興’的口號下推行的。”馬豐添油加醋。
“還有什麼要說的麼？”劉雲看著左邊的軍官團們。
“……”
“好。你們接著說吧。”
和次謀部內部爭執的內容不同，朝野對於“志士出山論”倒是頗為欣賞，也打消了他們的疑慮，因為大家很容易想到了諸葛亮的故事，不論如何劉雲成為現代孔明，要“匡復中華”的說法（民間進一步傳說，劉雲等人是“墨家子弟，鬼谷一門”。乾隆“曾經託付劉雲師傅，要他們在關鍵時候獻其絕技以拯救天下”，現在是他們“應誓而出”云云，軍官團懷疑是文官團暗中散播的，儘管後者從未承認）確實讓國門被列強打破後，惶惶然不知天下安止的文人們有了精神的寄託，更加理想的效果是“亂世說”極好地滿足了文人的虛榮心（自己修習的是“治世之學”嘛）的同時，科技不再是“奇技淫巧”，而是作為“亂世之典”的“新學”引入了文人正統學術之林，天下舉子秀才趨之若螢。當然，《帝國日報》強大的輿論導向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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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日報》長篇累牘地談論孔孟之道，提出“習聖人之言，當習其時，習其地，習其事，知其因果，不可斷章而取其意”。
舉例而論，《論語；陽貨》中，有一句“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歷代爭論都在何謂“上知”，又何謂“下愚”，但是誰都認為“上知”“下愚”是兩個名詞，和孟子“勞心勞力”論，構成了等級社會和愚民政策的思想基礎。《帝國日報》中卻批駁了這個解釋，認為和“性相近也，習相遠矣”的前文聯合解釋，“上知”“下愚”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指“上等的智者”和“下等的愚人”的兩個偏正結構，而是兩個動賓結構，“上”是“崇尚”，“上知”意謂“崇尚聰智”；“下”是“輕視”，“下愚”意謂“輕視愚昧”。“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的意思是“只有崇尚聰智與輕視愚昧（的觀念）是不變的”。這種“聰智”“愚昧”是與知識的有無、獲取知識的多少密切相關的。“聰知”是“有知多知”的結果，“愚昧”是“無知少知”的表現，而不是人與生俱來的高下。
現代科技理論被打上了墨家的標籤成為國學的分支，而日漸茁壯的公武派更大的精力集中在儒家經文的再詮釋。不但這種整體理念透過宣傳機器被顛覆，連許多生活細節都被影響著。再舉例而論，孔子《論語；鄉黨》中“割不正，不食。”自古認為是“宰殺豬、羊時割肉不合常度，是失禮的行為，食物形態也被弄壞了，所以不吃”是尊禮的直接表現；但是《帝國日報》在《國學真解》欄目中指出，“不正”是“屠宰的方法不當，造成肉中帶有病原”，是科學養生的論述。孔子的“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也不是因為對於祭品的崇敬，而是提醒注意肉不要因為放置過久而損壞。（帝國冰箱微型化後，祭品民俗演變成祭品放在透明的冰箱中，祭祀完了大家就吃掉“以慰相思”，比“現代”的民俗中浪費祭祀食物的做法好像要文明得多。）
儒學在公武派的把持下，開始了系統性的研究。感謝中華文明的特點，孔子不是上帝也不是真主，他的學說是可以研究和推敲的，何況文人樂此不疲。光緒十八年間，儒學由外在的“禮”還原到內在的“仁”，到了十九年，儒學家們進一步地透過對內在的“仁”存在的根源的探討，發現孔子原來把“樂”作為人類精神的根源：
1，生活之樂：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論語學而》）“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論語述而》）“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論語雍也》）。
，事業之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論語述而》）。
，道德之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論語季氏》）“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論語陽貨》）。
公武派宣稱，孔子以“仁”釋“禮”，將作為外在規範的“禮”解釋為“仁”的內在要求，而“仁”又基礎於人的心理感情之“樂”，因而“樂”高於“仁”更高於“禮”。孔子的“仁”卻自始即是以“樂”為基礎的。因此，可以說“樂”是比“仁”更深層更宏大的概念。因此，科技和經濟可以滿足人之樂得到了道德層次的肯定。而“體用不二、天人合一、情理交溶、主客同構”作為“樂之極致”終結了洋務時期“西學”和“中學”的說法，天下學說無所謂中西之別，天下民族也無所謂滿漢之分，差別僅僅在於文化的差異，而我中華則“包羅萬象”“海納百川”。規範和平等的思想逐漸被世人認同。
公武派這期間對於中西文化最大的突破則在於科學和玄學的劃分，導致了中國隨後奇蹟時代的“思想爆炸”。他們提出的理論主要有：
一、 “可道非常道，常道非可道”。世界是無限的，因此它整體上說也是不可道的。科學的思辯、量智、理論理性，永遠只能認識其一部分；玄學的體證、性智、本體理性，才能把握其全體。科學與玄學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學問，科學思辯的物件及結果為知識，知識的特點是“可道”，故知識是“支離破碎”的；玄學體證的物件及結果是本體真實，本體的特點是“不可道”，故本體只可以“整體如此”。因此“墨家”研究“可道”還是釋家、道家研究“不可道”就是兩種不同的方向，沒有高下的差別，儒家則闡述兩者的對立統一的關係。這個基本觀點後來為奇蹟時代中國哲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創造與價值：天人合一，則宇宙是我內省的歸屬。對於這種歸屬的體證，便實現了能所互泯，內外渾然。從而宇宙與人生同體同性，天道與人道同質同流。故而便有其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其二，天地之大德曰生，宇宙萬物生生不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而我身心的生活之樂、事業之樂、道德之樂、法制之樂、信仰之樂、超越之樂，推動和創造著生命的奇蹟，“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以至於“贊天地之化育”。贊天地之化育，這便是人生價值的極致。但這種人生價值的極致並不遙遠，它就在自我身心生活之樂、事業之樂、道德之樂、法制之樂、信仰之樂、超越之樂的實現之中。也就是說，自我身心生活之樂、事業之樂、道德之樂、法制之樂、信仰之樂、超越之樂的實現，都是“贊天地之化育”的價值極致的組成部分。因此創造的價值，在於“自我身心生活之樂、事業之樂、道德之樂、法制之樂、信仰之樂、超越之樂的實現”。這個在當時建立的一切以“天人合一”“日新化育”為終極的信仰體系徹底打掉了“利”“義”的爭執為工業發展鋪平道路。
到了後來的奇蹟時代，從事政治的士人，從事研究的學者還是被賦予了和士人相同的地位的工商業的圈子中，“君子小人說”仍然被廣泛採用，“商人於信，學人於真，士人於義”，把商業信譽、學術道德和政治道德上升為社會思想信仰層次，乃至“天下大治”，這個意料之外的副作用就不是劉雲集團以及公武派當初能夠想到的。劉雲後來在《挑戰》中說到，“我們不是在改變歷史，我們是和人民共同創造新的歷史。”恐怕除了總結，還有那麼一絲感慨的意思在裡頭吧。（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