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將農業提到國家經濟中基礎性的戰略地位,他認為,"民生以穡事為先,國計以豐年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縣,以重農為第一要務"。

受兩次鴉片戰爭的衝擊,曾國藩對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國,認為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並反對借師助剿,以藉助外國為深愧。

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張向西方學習其先進的科學技術,如他說過購買外洋器物...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可以剿發捻,可以勤遠略。

曾國藩提倡忠君衛道、以儒家學說治軍的這一宗旨還貫徹在選將、募兵、軍隊管理以及協調軍內外關係等方面。

曾國藩的軍事思想內涵極豐,集顯過人之處,他認為,兵不在多而在於精,"兵少而國強","兵愈多,則力愈弱;餉愈多,則國愈貧"。

主**政分理,扣負其責,他購買洋槍、洋炮、洋船,推進中國軍隊武器的近代。

曾國藩治軍把選將作為第一要務,他說,"行軍之道,擇將為先。"

他的選將標準是德才兼備,智勇雙全,而把德放在首位,並把德的內涵概括為"忠義血性"。

他提出,"帶勇之人,該求我黨血性男子,有忠義之氣而兼嫻韜鈐之秘者,與之共謀。"

又說"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計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

"大抵有忠義血性,則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

曾國藩認為,"忠義血性"的將領主要應從既受封建禮教薰陶又少官場惡習的儒生士子中去選擇。

羅爾綱在《湘軍兵制》中統計,凡姓名、籍貫、出身、職務可查的湘軍將領179人中,儒生出身的104人,佔58%,以如此眾多的儒生為將,這在歷代軍事史上都是罕見的。

將清朝的世兵制改革為募兵制,也是曾國藩建立湘軍的首要一著。

他說,"數年來痛恨軍營習氣,武弁自守備以上無一人不喪盡天良,故決計不用營兵,不用鎮將。"

因此,他組建湘軍時,主張不在市民而在鄉農中招募兵員,其用意就是鄉農中招募的兵員樸實壯健,有利於灌輸封建的忠義倫理思想和便於適應艱苦殘酷的戰爭環境。

曾國藩還規定,"招募兵勇,須取具保結,造具府縣、裡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冊,各結附冊,以便清查。"

凡無保者,概不招募,曾國藩的這一做法,完全是承襲了明末抗倭名將戚繼光的募兵思想。

曾國藩對綠營的編制方面也進行了改弦更張,湘軍的編制以營為基本作戰單位,營以下設哨,哨以下陸師為隊,水師為船,馬隊為棚。

湘軍之始,營以上不再設官,各營全轄於曾國藩一人,其後營數增多,才有統領和分統的稱謂。

曾國藩要求以將必親選、兵必自找、層層節制的原則組建軍隊,自統領至兵勇都是逐級進行募選,改變了綠營中"兵與兵不相知,兵與將不相習"的弊病。

但也明顯暴露了建立私家軍隊的用心,並從此就開創了近代中國"兵為將有"的先例,軍閥擁兵割據的局面也就初顯端倪了。

曾國藩在治軍方略上苦費心機,主張用儒家學說治軍,即用封建倫理綱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禮忠信作為治軍之本去陶冶官兵。

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此來維繫軍心,培植出一支完全絕對服從於自己的私家軍隊,所以他認為,"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後制敵。"

曾國藩的軍事思想好影響了幾代人,且不說其同時代的湘、淮將領以曾國藩為楷模,就是其後的很多資產階級軍事家對曾國藩治軍方略也推崇備至。

張之洞、***等在甲午戰後採用西法編練新軍時,還採納了曾國藩治軍的許多做法。

民國軍事家蔣方震在他的《國防論》中讚賞曾國藩是近代史上"一個軍事天才家",還說凡領軍者都應該效法曾國藩。

蔣某人明確表示要師承曾國藩,要求軍隊中的將領必須"認清歷史,效法曾胡",曾國藩治軍最重視精神教育,尊崇曾國藩的"愛民為治兵第一要義"。

曾國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學,但對於程朱之學並未盲目崇拜,事實上,他對於宋明儒學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宋明理學實際上分為氣學、理學和心學三個學術派別。

曾國藩在政治實踐和軍事鬥爭中也漸漸地看到了程朱理學"指示之語,或失於隘"、或"病於瑣"、或"偏於靜"的侷限。

在這種情形下,曾國藩對心學表現出了寬容的學術姿態,對於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之學術爭辯,他認為對於兩家之爭應取其同,避其異,揚其長,兼收幷蓄,揚長避短,推進儒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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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還以氣學在生成論方面的資源來彌補理學之侷限,謂"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

依著氣學的思路,曾國藩認為,天地萬物均因稟氣而生,氣是構成天地萬物的最終基元,在稟氣而生這個意義上,天地萬物是"同體"的。

不過,曾國藩同時認為,雖太和絪縕之氣流行不止,天地萬物最初所得之氣"均耳",但人與物、聖人與常人實所稟有之氣並不相同。

就人與物相對而言,人得氣之全,物卻僅得氣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僅得物性。

就人類而言,聖人所稟之氣清且厚,常人所稟之氣卻濁而薄。

曾國藩繼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風格,創立晚清古文的"湘鄉派",乃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

他論古文,講求聲調鏗鏘,以包蘊不盡為能事;所為古文,深宏駿邁,能運以漢賦氣象,故有一種雄奇瑰瑋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為後世所贊。

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變革、發展,又選編了一部《經史百家雜鈔》以作為文的典範,非桐城所可囿,世稱為湘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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