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薄、孟讓在長白山舉旗造反,口號是“反徭役,反東征。”
此次東征,傾盡國力,河南、河北和齊魯距離東征戰場最近,依照就近徵發徭役以節約成本的原則,河南、河北和齊魯的平民被大量徵發。主要勞動力都去了戰場,耕種便成了問題,留在家裡的老弱婦孺也就勉強糊個嘴,無力上繳租賦。
東征需要糧草絹帛等各種戰爭物資,這些戰爭物資都要由地方官府承擔,而地方官府為了完成任務,只能加大徵繳力度,於是矛盾產生了。
天有不測風雲,偏偏此刻大河下游發大水,田地淹沒,顆粒無收。災民等待官府的賑濟,而官府陷入困境,不但徵繳不到租賦,反而要開倉賑濟,肯定完不成朝廷下派的任務,但這個任務是硬性指標,誰完不成,誰的官帽子就沒了。為了保住自己的官帽子,官府毫不猶豫地放棄了災民,把官倉、義倉裡本來用來救災的糧食等物資送往東征戰場。
災民走投無路,鋌而走險,揭竿而起。
王薄、孟讓為了在大義上站住腳,贏得更多支援,提出了“反徭役、反東征”的口號。如果沒有東征,官府就不會無節制地徵發徭役,更不會把官倉、義倉裡的救災物資送往東征戰場;如果勞動力都在家裡,即便洪災爆發,也還有救災的能力,再加上官府開倉放糧,天災也不會演變成**。
然而,仔細研究一下這個口號,不難發現,它正好與朝中保守派的立場相符合。朝廷中誰反對東征？當然是保守派。保守派看到災民揭竿而起了,而且造反者提出了反東征的口號,遂順勢推波助瀾,竭盡全力破壞東征。不論使用何種手段,只要東征未能取得預期戰果,保守派便贏了,便給了他們反擊改革派的“鋒利武器”。
退一步說,即便東征打贏了,皇帝和改革派建下了赫赫武功,但國內局勢卻因東征而急劇惡化,推進改革所需要的穩定環境已不復存在,從而導致皇帝和改革派雖然在軍事上贏得了勝利,卻在政治上一敗塗地,戰前目標依舊未能實現,改革因此陷入停滯,保守派笑到了最後,在政治上給了皇帝和改革派沉重一擊。
這就是自王薄、孟讓長白山舉旗以來,起義浪潮迅速席捲大河南北的根本原因所在。不是官府不戡亂,也不是鷹揚府不剿賊,更不能把烽煙四起的責任推給東征,推給天災,而是中土統治階層內部的根本矛盾,在對內改革、對外戰爭的前後夾擊下,終於爆發了。這是不可挽救、不可遏止的“**”,而這場“**”的爆發,必將導致正在進行的對內改革和對外戰爭陷入失敗的危局,而對內改革和對外戰爭一旦失敗,壓制“**”的力量轟然消散,“**”必將呈爆炸式發展,起義大潮必將掀起驚天波瀾,席捲整個中土,而統一大業可能崩潰,中土可能再一次走向分裂和戰亂。
這是崔德本最不願看到的結果。
起義軍就是一把雙刃劍,它既能摧毀對手,也能傷害自己,一旦失控,後果不堪設想。保守派即便因此實現了預期目標,摧毀了皇帝和改革派,終結了改革,但保守派中的核心力量豪門世家也休想獨善其身,必定會為此付出慘重代價。殺敵一千,自損八百,這是一場兩敗俱傷甚至是玉石俱焚的戰鬥,而歷史證明,無數埋葬於歷史塵埃中的豪門世家,就是在這種血腥而殘酷的戰鬥中煙消雲散。
這就是一個“度”的問題,而這個“度”太難把握了。義軍領袖絕不甘於做個“棋子”,更不願辛苦一場卻為他人坐了嫁衣裳。義軍領袖有自己的宏圖志願,有自己的政治目標,現階段,他們需要豪門世家的支援,而豪門世家也正好需要他們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雙方遂各取所需,一拍即合,互相利用。但等到義軍發展到一定規模,豪門世家逐漸失去對他們控制的時候,“度”也就難以把握了,一旦雙方實力對比顛覆了,義軍以**自主的新興政治勢力與豪門世家分庭抗禮了,豪門世家的生存危機也就來臨了。
不過這僅僅是未來可能出現的最為惡劣的後果之一,依照歷史經驗,在群雄爭霸的過程中,豪門世家雖然處在風口浪尖上,但風險和機遇並存,只要策略得當,不但能順利規避風險,還能最大程度地把握機遇發展壯大。在這方面,有著數百年乃至上千年傳承的豪門世家,經驗太豐富了,不足為慮。所以崔德本對中土的未來局勢雖然憂心忡忡,但對崔氏這條大船的抗風險能力還是信心十足,他不擔心崔氏的未來,他需要考慮的是,如何最大限度的安全的利用白髮異士和義軍力量,在最短時間內掀起一場席捲中土的大風浪,繼而徹底埋葬已經對豪門世家張開血盆大口的那個叫“改革”的洪荒猛獸。
在這一點上,段文操的想法與崔德本如出一轍。段文操在書信中向崔德本請求援助,而在求援的背後,清晰地表露出他對齊魯義軍的姑息態度,其遷就、縱容,甚至是毫無原則的寬容心理,讓崔德本看到了北海段氏在“大旗”段文振倒掉之後,其對改革立場的悄然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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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文振出自世家,卻是堅定的改革派,而中土一統後環繞在兩代皇帝周圍的改革派,毫無例外都來自豪門世家。
中土分裂時期,大大小小的王國不論實施何種政治制度,在其光鮮的表層裡,包裹的核心都是門閥士族政治,掌握權柄的都是世代傳承的大貴族,或者以軍功崛起的新興貴族,低等貴族根本就沒有資格進入權力高層。統一後,中土進入新時代,政治制度當然要適應統一後的新時代,唯有如此才能維護統一和走向繁榮,所以改革是大勢所趨,是人心所向,是歷史的必然,不可阻擋。但統一後掌握權柄的依舊是那些大貴族,他們首先要維護自身利益,而要維護自身利益,首先就必須確保中土的和平統一,唯有和平統一的大環境,才能進一步推動豪門世家的發展壯大。這兩者相輔相成,但在利益訴求上卻存在著激烈衝突。
簡單的道理是,你把大餅做大了,中土總的利益增加了,社會各階層都能受益,但問題是,你若想把大餅做大,就必須齊心協力,不能出力的出力,偷懶的偷懶,導致分配不公,而分配上的不公平一旦嚴重,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矛盾加劇,社會就會動盪不安,而這將影響到中土的和平統一的大環境,影響到中土總利益的增加。
所以,在大貴族掌控權柄的前提下,改革的總體思路便是,在做大大餅增加中土總利益和維護增加自身利益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也就是經濟改革優先於政治改革,所以糹統一後的中土政治雖然披上了中央集權的華麗外袍,但本質上還是門閥士族政治,換湯不換藥。
中土和平安定的大環境和正確的經濟政策,讓中土的發展走上了快車道,而經濟的迅速發展,經濟總量的急劇增加,在讓社會各階層受益的同時,分配不公也越來越嚴重,尤其絕對數量龐大的寒門,其中絕大部分是以軍功崛起的新興貴族,對權力和財富分配上的不公平充滿了怨恨。而以軍功崛起的新興貴族中的高等貴族,同樣因為歷史、文化等不可改變的原因,在權力和財富的分配中,遠遠落後於世代傳承的豪門,且因為綜合實力上的差距導致其發展後勁嚴重不足,有被逐漸趕出權力高層的趨勢。於是,以軍功崛起的新興高等貴族,和絕對數量龐大的寒門,便成為推動改革的主力軍。
由分配不公導致的統治階層內部的激烈矛盾,威脅到了中土的和平統一,開始倒逼中土的權力高層不得不進行政治制度上的改革。
政治制度改革,便是中央集權制和門閥士族政治之間的對決。從堅定的改革派的立場來說,就是遏制和打擊豪門世家的特權,削弱和剝奪豪門世家的權力和財富,徹底消除分配上的不公,徹底剷除分裂和戰亂的根源。
豪門世家當然要維護自身利益,但迫於現狀,也不得不妥協,不得不改革,不得不拿出一部分利益來,以緩和貴族階層內部的矛盾,於是,掌控著中土權柄的很多大貴族也就成了改革派,其中很多人的改革決心非常大,改革思路很先進,改革手段也很激進,不過其根本目的還是為了在中土的發展繁榮和豪門世家的生存之間尋到一個新的平衡點,其實質還是要維護豪門世家在中土權力和財富的分配中的主導權,還是要維護門閥士族政治。
先帝時代,高潁、虞慶則、楊雄和蘇威並稱“四貴”,還有楊素、崔弘度、裴世矩等眾多文臣武將,他們的改革理念與先帝基本一致,都主張改革,都積極推進中土的發展和強大,但同時也分為兩派,一派堅持讓度一部分利益給社會其他各階層,而另一派則不遺餘力地保留豪門世家的特權。
今上時代,虞慶則已經死了,楊素很快也死了,而高潁則被趕出了中樞,楊雄、蘇威和裴世矩還在,元壽、楊達、段文振等一批德高望重功勳卓著的大貴族因為深得今上的信任,亦被拔擢進入中樞,中樞實力強悍,政治改革得以大刀闊斧地進行。
政治改革觸及到了豪門世家的底線,貴族內部的根本矛盾日益激烈,這個以利益為核心的根本矛盾迅速催發了關隴人、山東人和江左人之間的矛盾,老貴族和新興貴族之間的矛盾,豪門和寒門之間的矛盾,貴族和平民之間的矛盾,結果是整個社會矛盾在短短數年內激化、爆發了。政治改革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而這一阻力加劇了皇帝和豪門世家之間的矛盾,加劇了中央和軍隊、中央和地方官府之間的矛盾,一場危及到中土統一和國祚穩定的危機正撲面而來。
段文振是堅定的改革派,但這並不代表北海段氏就認同和支援他的改革理念,更不代表整個齊魯貴族集團都堅定不移地追隨他。當政治改革已經嚴重損害了豪門世家並波及到整個貴族階層之後,北海段氏和齊魯貴族集團唯有支援段文振,才能藉助段文振的權柄,最大程度地保護自己。現在段文振死了,保護傘不在了,北海段氏和齊魯貴族集團暴露在對手面前,但對手太多了,這時候他們假若繼續頑固堅持激進的改革理念,繼續支援皇帝的改革,必將遭到一群對手狂風暴雨般的攻擊,所以,改弦易轍,在改革立場上由“激進”轉為“保守”,是北海段氏和齊魯貴族集團保護自身利益的唯一出路。
由此不難推測出,段文振為何姑息義軍,為何要縱容義軍的發展壯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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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