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栻所說的倒也不是什麼客套話。
他的計劃之所以可以成功發動，除了臨安城外明軍的壓力過大之外，也有著城內流言的快速傳播之功，那些隱藏在臨安城內各行各業各處的天網軍密探們為這場政變行動立下了很大的功勞。
當然了，最重要的還是張栻，他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首功屬於他, 這是沒有爭議的事情。
隨後兩人一起坐了下來，就這一次的事情做了一番交談。
對於蘇長生來說，張栻的加入還真是一件很讓他感到意外的事情，因為以張栻的身份地位還有他在南宋學術界思想界的地位，他一開始是無法想象張栻會願意加入復興會組織的。
但是事實就是張栻不僅加入了，還是主動加入的。
長沙作為嶽麓書院所在地，從北宋中前期開始就是整個宋朝很重要的思想文化中心之一，很多文人墨客儒學學士都和嶽麓書院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張栻雖然作為名臣張浚的兒子，但是他之所以能在嶽麓書院主持工作, 的確是有他自己的本事。
事實上張栻在理學方面的功底是相當深厚的，他以反對科舉利祿之學、培養傳道濟民的人才為辦學的指導思想，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對嶽麓書院重建之後的振興立下了汗馬功勞。
但是他最為人所知的成就並不是辦學的成就，而是以他為首，在《洪武政論》大規模進入南宋並且造成巨大思想影響之後，嶽麓書院的師生們“勇敢”的站了出來，對《洪武政論》進行了猛烈抨擊。
當時，隨著明國國力的強大和對南宋造成的壓力，南宋思想文化界遭到了猛烈衝擊，相當多數量的士子們在殘酷的現實之下對自己的所學產生了懷疑。
為什麼蘇詠霖如此狂悖之言可以使明國興盛，而自持儒門正統的南宋卻在兩國爭鋒之中屢屢落敗呢？
所以當他閱讀了《洪武政論》並且透過一些去過明國的朋友瞭解到明國真實發生的事情之後，才極為驚訝且絕望的發現南宋相對於明國的落後是全方位的。
各種意義上的腐朽和落後，再加上一群偽善小人從中作祟，把持權力, 戕害天下, 南宋能打過明國就奇了怪了。
當時, 張栻還是抱著一種【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想法，想著從洪武政論當中找到一些救國的方法，然後總結一下，找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總結一套新政，然後上表給趙昚，請求實施新政以對抗明國日益增長的國力。
但是當他把這個想法和他在官場上的一些朋友交流之後，朋友們紛紛勸他不要這樣做，因為《洪武政論》已經被南宋官方定性為是歪理邪說了，不管怎麼樣，南宋都會堅決抵制。
張栻對此感到不滿，認為這是一葉障目，明國之所以強大，和《洪武政論》裡的內容一定有關係，為什麼要掩耳盜鈴呢？
官場上的朋友勸說張栻讓他冷靜一點，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但是上面對此十分反感，所以他們最好還是當做什麼都不知道比較好。
張栻無奈，只能生悶氣，然後自顧自的抱著《洪武政論》研究，研究來研究去，在某一天他忽然意識到《洪武政論》和儒學之間是存在一些共通性的。
雙方對於道德，對於人類真善美品質的追求是一致的，且同樣追求一個人人平等的“大同社會”。
大同社會，是儒家學士們從古至今的最高理想追求，是絕對的政治正確，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在現實實踐中，儒門學士們沒有實現大同社會的行動和主觀意向，反而墮入奢侈和腐敗之中，自甘墮落，背離聖人道德，將所學的一切拋諸腦後，全力追求金錢、權力、女人。
這種社會現實情況讓張栻大為悲痛、不滿。
而當他閱讀到了《洪武政論》並且瞭解到明國正在發生的事情的時候，他意識到明國正在追求和建設的與儒家的至高理想大同社會其實是一致的。
沒有壓迫和剝削，沒有巨大的貧富差距，沒有人上人和牛馬之間的矛盾，所有的一切都坦誠相待。
官民之間、軍民之間的矛盾幾乎一掃而空，大家都在朝著建設美好家園而奮力拼搏，勁往一處使。
對於那些貪汙腐敗欺壓百姓的混賬東西，明國主張革命，主張清算，全面消除他們的罪惡，將他們的一切按照一定的標準分配給農民，使得耕者有其田，輕徭薄賦，廢除不合理的苛捐雜稅，降低農稅稅率，保護農民的利益。
這些是南宋的儒家傳人們口頭上所追求而在現實中忽略不計的。
他們嘴巴裡喊著重視農業生產重視農民，實際上卻是極盡壓迫剝削之能事。
然而這些事情卻由政治口號上反對儒學、批判儒學的明國人所堅持，並且竭力實現。
儒家的傳人們放棄的歷史使命，被一群批判儒家的“異教徒”們堅持執行，並且初露崢嶸。
這是什麼諷刺的真相？
隨著張栻對這些真相的瞭解越來越多，他的思想動搖也就越來越劇烈，他就越來越意識到蘇詠霖在《洪武政論》當中所闡述的一些思想道理的真實性和正確性。
在沒有異端思想挑戰的情況下，儒學自己發生了異變，自己成為了自己最大的敵人和最後的掘墓人，儒士們放棄了自己曾經得以在百家爭鳴中脫穎而出的真正武器——基層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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