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方面有理由帶著濃厚的興趣看待其他國家的情報機構在外面表現出的愈來愈大的積極性。這不僅是由於這個組織的負貴人是布爾什維克的死敵,並且因為他的兄弟曾宣稱自己是羅斯福總統的敵人,況且這不是在和平時期,而是在嚴峻的戰事之秋,是在日本進攻太平洋地區被粉碎之前。當時日軍還佔領著新加坡、緬甸、高棉、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而國軍在緬甸同侵略者進行著浴血奮戰。

情報機關的情報是來自在真正無形的住住是最危險的戰線上同敵人作戰的人,而不是那些誇誇其談的人。對這些情報的分析是對所有抗日分子及其同僚的積極性產生懷疑的依據。

至於戰略情報局,有兩個事實使延安方面有理由對它做出更壞的預想。這些事實並非與間諜的活動站直接有關,但是透過研究卻可以從中發現戰略情報的歐洲處在盟國的活動。

引起大家嚴重關切的事實之一是盟國防諜報機關在遠東的秘密戰略觀點。

同時所有國家的情報機關也瞭解第二個事實是美國秘密機構進行反對由戴高樂領導的為法國而戰鬥的愛國者的活動。

確信李廣元同延安有聯絡之後,常凱申完全明白他該如何行事,因為他把針對那邊的行動計劃分為幾個階段,彼此之間雖沒有直接的聯絡,但都服從於一個統一的總體構想。

所以,見到李廣元后,他說:“好朋友,到自己住處換一下衣服。您的櫃子裡有晚禮服,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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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人把枕頭都拆開了。他們還看了我在棉墊肩裡藏了什麼沒有,”李廣元答道,“您要警告他們,要用線縫上。我是很機警的,分隊長,我慣於發現蛛絲馬跡象。“

“他們目無紀律!”常凱申嘆了口氣,“我會處罰他們的。我親自指示過他們。”

“穿晚禮服做什麼?”

“聽音樂會”常凱申說,“戰時經濟部部長宋大文下令電站保證音樂廳的燈光,他特別喜歡的樂隊,甚至因此和宣傳部長吵了一架:宣傳部長下令把所有樂隊編入‘後備軍人’,而他喜歡音樂。今晚就舉辦那個人的作品音樂會。”

“天吶,我把他的名字忘得一乾二淨陷,就是那個又聾又瞎的老頭……”

“阿炳?”李廣元說。他難過地望著常凱申“和您差不多的年紀時他已經死了,您可沒管自己叫老頭兒。”

“別生氣,李廣元,這叫多愁善感,有礙我們的工作。”

“晚禮服我會穿的可是在音樂廳不穿大衣我們會送命的,分隊長。”

“您怎麼知道?”

“我常去那裡,一個月兩次,您忘啦?”

“別總認為我時時為您放哨,李廣元。只有在適當的時候、適當的地點才有人監視您。”

常凱申把大衣放進存衣室。衣架旁站著的是剛出院的殘廢人,原先南京人所熟悉的穿著裝飾金帶的黑制服的老人已經在飢寒交迫中死去。殘廢人幹活不利落,打翻了號碼牌,還碰了自己,疼得嘴裡直哼哼。他們眉頭鎖得緊緊的,拾起牌子,嘴裡嘟噥著罵人的話。脫大衣的人總共有三十人,還有一些住上裝和燕尾服上套著短皮衣的人來參加音樂會。

常凱申審慎地坐在圈椅裡。李廣元看著他的坐姿感到很不舒服。他努力剋制自己,並想躲到一邊向他示威。

常凱申似乎明白了施季裡茨的心事,微笑著說:“您可真有耐心,換了我會大喊大叫的。”

在開始演出時,李廣元馬上回想起,一九四一年在上海的“金客來”飯店,他調好莫斯科“共產國際”廣播的頻率,收聽到在音樂學院大禮堂進行的轉播,瓦西里·伊萬諾維奇·卡恰洛夫在音樂劇中擔任朗誦,導演是薩莫伊爾·薩莫蘇德。

當時施李廣元想到,俄國的導演水平遠遠超過了日本和美國。不過音樂藝術對處理方法的欣賞力、對舞臺上出現個性的擔心、對把大家趕在一起並置於在誰的領導之下的願望開了一個罪惡的玩笑:在一些人的統治下,修建了龐大的公路幹線,生產了威力強大的坦克和飛機,但卻沒有產生一部超出本國疆界的書,沒有產生一部可以引起全球興趣的電影、歌劇、交響樂、繪畫和雕塑。國家社會主義的平均主義、號召研究傳統、憎恨對新的形式的探索,使這個出現過許多思想家和詩人的國家的人民走向精神的貧困。唯有一些由於汪未經的垂青而得以成為標新立異的人。他的指揮風格超過所有人。當梅思品指出,應當結束這種不合常規的現象它分化了音樂家,促使他們達到自我表現的境界的時候,汪未經反駁說:

“那些指揮家在模仿我同手下講話的風格。請不要妨礙他的自由,歸根到底他宣傳的僅僅是偉大的中國人。據我所知,他從未也音樂會上指揮獨奏過其他國家的音樂。”

在比佔領的上海,聽到自己人演奏的樂曲時,李廣元感到一種最崇高的自豪。他的喉頭硬嚥了。正是他的革命,他的同志向世界宣告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藝術探索的飛躍。中國古老燦爛的文明時期可曾有過這樣的飛躍?

“難道可以同敵人妥協?”

“我就會馬上接受劊子手的建議!”常凱申低聲說,奇怪地向李廣元遞了個眼色。

音樂會中斷了十分鐘。城市上空被動的開始空襲,南京人人立即辨別出日本“零”式轟炸機的轟鳴。

他們步行走回中山門大街。

常凱申默默走了很久才說:“聽著,我的戰友,您是個聰明人,對一切都理解得很準確,包括我同那些思考世界大戰的人聯合的嘗試,以及我同您的上司之間的新關係,但主要的東西您不瞭解,而這似乎又不是大問題。我不瞭解主要的東西,所以我把您拉來聽餓著肚子的合唱隊員在臺上大喊大叫。在那間您十分熟悉的辦公室裡我工作了許多年,我不再相信別人,李廣元。我甚至不相信自己,明白嗎?不,不,這是真的,不要這樣想,我現在不是和您做遊戲,你們中斷的談判重新恢復這一切都為了什麼?”

“顯然為了把談判繼續下去。”

常凱申懊惱地揮了一下手:“談判一直在進行,李廣元,一分鐘也沒有中斷。早在一九四0年詹國強就飛往東京,在,‘總統’飯店同美國人休特討論了單獨媾和的問題。他安排中立的黨派人士同詹國強會晤。這一切不是發生在昨天,也不是透過別的中間人和投降過來的人,這發生在五個月以前,在我們向共產黨進行打擊的時候。就在遊擊軍隊後退時,他們達成了辦議。詹國強允許從我們的監獄中撤走有錢的地下黨和有名望的間諜。明白嗎?他們訂了君子協定。詹國強打電話之後,有人來找我,從我這裡得到釋放兩幹名骯髒的間諜的許可。可我軍隨後開始了反擊,那些游擊隊四處潰散,於是詹國強中斷了同那邊的一切聯絡.只有他的手下還在奔波。在我的案卷中有關於此事的全部材料。一月份斯大林開始進攻克拉科夫,救了美國人的命。德國人只能從西線調回部隊對付科涅夫。就在這個時候日本人再次會見聯系人,這是在北海道附近的秋名山。二月十二日,在您前往延安之前,新的協議簽訂了。您明白嗎?根據協議每兩週要釋放一千二百名共黨分子,並派車把他們送住延安。為此,那些銀行家答應在他們控制的報紙上停止反汪宣傳。唉,如果汪先生讓那個年前能同他們達成協議就好啦。如果這些銀行家肯定要透過銀行付給國際紅十字會黃金,而那邊自然要用這筆錢為我們買汽油、汽車和醫療器械。這些東西已運到了國內,所以我們的飛機又飛上了天,李廣元,所以我們現在還能開自己的汽車。除此之外,詹國強還同銀行界的大亨們簽訂了協定。這協定向詹國強提供了庇護權。向調查的結果一樣,這是因為他這個偽政府的高官拯救了很多要消滅的不幸的人,讓他們替他說情吧。而且他們現在正在說情,請您相信。”

李廣元搖搖頭:“您不要以為世界是健忘的。”

常凱申痛苦地冷冷一笑:“記憶是不存在的,李廣元,記住這一點吧。讓我去編報紙和廣播電臺的節吧,一個月內我就會向國人證明,以前進行的所有運動是接受了汪未經的命令的,那是能允許的破壞。汪未經從未號召進行蹂躪共產黨人的暴行,這一切都是敵人的宣傳。總統只希望;關心不幸的國人擺脫那些不好的憤怒。‘記憶’,忘掉這個詞吧。是的,不能忘記舊怨,但這與記憶這個概念毫無關系,那僅僅是一種痛苦的復仇願望。就是這樣。我們是可以破壞詹國強的協議的。‘我們’是什麼意思?是丁末村,而不是我。依我看,讓喜歡的人當總理好啦,全盤輸掉了,聽其自然吧。我覺得丁末村似乎有自己的情報來源,他瞭解地下情報和詹國強身邊發生的事情。一句話,我截獲了發往日本和延安的密碼電報,內容涉及雙方同詹國強的談判。丁末村自然向他的上司報告了達個情況,而他的上司下令:‘對所有向監獄裡對共產黨人提供幫助的人格殺勿論!’”

“如果是其他事情犯罪的犯人呢?”

“李廣元,提問題要在您頭腦裡想好後再提‘如果是其他犯人會怎麼樣呢?’您想提這個問題吧?答案您早就清楚了,別裝模作樣了。您可真狡猾。”

“恰恰是一些狡猾的人搞的這個把戲。”

常凱申停住腳步,掏出一張紙片,看完之後哈哈大笑起來。

“空襲過後.”他仍然帶著笑意說,“尤其是在春季,南京城裡瀰漫著秋天的氣息,只不過在往年烤的是栗子,而我們這裡現在燒焦的是房子。讓我們繼續談吧,我想聽聽您對整個事情的看法,李廣元,問題是詹國強慫恿我們監管理處長、衛隊的大隊進行合作。那邊答應一定拒絕執行汪先生的疏散命令,‘直截了當地說,就是處死所有犯人的命令。而且監獄那邊從詹國強口中已經得知此事。不過他們不只是瞭解情況,他滿足了您的上司的請求,拜見了盟軍的高層,把標有我們所有監獄位置的地圖交給了他。詹國強把地圖帶去,是他親自帶的。他顯然得到了赦免的保證。現在他試圖釋放一些高管的家人。丁末村禁止我釋放這些人,於是我報告了您的上司。詹國強現在正在說服梅思品。梅思品不敢作主,對上面的恐懼威懾著他。就是這樣,李廣元。在延安方面的工作,一切進展順利。那邊給詹國強的電文被截收,在我這裡放了兩個月了,是同詹國強會晤我知道,他們找詹國強問這是什麼意思,您的上司當然回答對此事一無所知,儘管正是他的人擠到敵人跟前,強加給他與全國領袖會晤的想法。其他人去找詹國強,全國領袖回答他說,丁末村是個實力人物,讓他們去談吧。詹國強親自命令丁末村派手下去找汪先生,請求批准同延安那邊接觸。汪未經聽自己的連襟講完,擺擺手說;‘大戰期間同有地位的人說廢話是不可思議的。’但是詹國強還是讓丁末村不等手下的答覆,就飛到重慶。在那裡他會見了你不想知道的人,還有您認為還有誰?丁末村,李事群再次請求會晤詹國強,強調說其他國家的命運使他感到不安。於是詹國強把丁末村領到自己在廬山的住處。他們商定,把所有犯人違反汪先生的命令集中到北部的一個監獄。為此才開始向我們軍隊和衛隊提供汽油。即使這樣我也要問,詹國強為什麼藉口打算恢復中斷的關係把您也拖進這可怕的遊戲裡?”

直到昨天,直到與詹國強見面之前,常凱申還不知道這些談判的全部真實情況。當然,他得到了部分情報,但是為了準備同李廣元進行賭博,他沒有向詹國強攤牌,他請求‘親愛的同志’向他更詳盡地解釋局勢。詹國強注意到自己同常凱申的良好關係,沒有猜出這個人有自己的特別行動計劃,於是向這位特務頭子披露了他認為適宜披露的情況。

同時詹國強不知道常凱申已得知李廣元的情況。常凱申象愛護眼球一樣愛惜這張王牌,因為他的行動與此密切相連,這個行動是他今後的救命良藥。他的針對俄國的設想將會轟動一時,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都將會談論這件事。西方最有權勢的人將保護他這位設計妙計的人。他們善於評價一些能夠採取最重要的行動的識時務的聰明人。常凱申是有能力的,其他人做夢也不會想到這麼幹。一句話,因為大多數人是個拘泥於細節的人。

聽著常凱申的話,李廣元油然產生了吸一支煙的強烈欲望,他的手指冰涼,但他剋制住自己:“這麼說,我在過去的全部努力對於某種非常重要、我難以想象的東西來說是徒勞的,是一個幌子嘍?”

“我也無法想象,不過您在那邊不是徒勞的,您幫我和吳四寶弄清了傳動帶的複雜結構。嗨,我們還是沒弄清這個複雜結構的內容,儘管有一條傳動帶已經截斷。”

“可倒黴的其他潛伏者怎麼辦?”

“他們暫時把他拉出了這場遊戲。我覺得他們似乎把哪條線視為自己的主要後備力量,因為他畢竟控制著五十萬大軍,這是值些錢的。”

“那麼這就是詹國強拉我去恢復還未破壞的東西的原因嗎?”

“對這件事我的興趣比您還大,李廣元。在一個瀕於破產的極權機構裡,地位越高的人,越是關心整體,而不是個人。”

“您希望我去問詹國強嗎?”

“他會馬上處死您,一秒鐘也不會耽誤。不行,不能這樣。您考慮一下,您有一個晚上的思考時間。這以後您再來找我一起探討下。”

三小時後,常凱申看到李廣元向中心報告同自己談話內容的密電。

“妙極啦。”常凱申微微一笑,“讓那邊去想吧,讓他去考慮那些現在在南京反對詹國強的人吧,讓他去考慮美國人,考慮詹國強即將與日本人訂立同盟的事情吧;讓他做出選擇,他現在可以進行選擇我向他推薦自己,吳四寶也和我一樣,在美國反對羅斯福並公開仇視克里姆林宮的力量越來越強。

如同所有著名政治家一樣,美國總統相信自己的大本營。他認為,在擬定和修改政策的人之間出現的微小陰影也將給國家的事業造成難以補救的損失。

因此,在收到俄國領袖就英美情報機關在南京和日本的人接觸一事發來的措詞強烈的信件後,總統思考了很久。必須向親信們十分委婉地提出要求:必須在國務院、五角大樓和杜諾萬的戰略情報局內查清,究竟是什麼原因使那邊表現出如此明顯的不安和憤怒。在那邊領導的信反反映出了這種不安和憤怒。

總統明白,華盛頓並非所有的人都會向他說出對中國在戰後世界中的作用的看法。

他知道,國內的某些傳統勢力有多麼大,有些人的概念是多麼的古板,這些人同上一所大學,同去一個俱樂部,看同樣的書,在同一個場地打高爾夫球,他們對報界讚揚的事物津津樂道,對《紐約時報》、《巴爾的摩太陽報》或者《郵報》對事物進行的實用主義的和不大令人信服的攻擊感到厭惡。

因此,總統試圖弄明白,在他給領導人的信件中完全是坦率的、最友善的口吻到底是什麼激怒了那樣一個巨頭。

在聽取自己大本營成員的意見後並同他的圈子裡的人保持最良好的關係的同時,羅斯福獨自做出了特別重要的決定。如果檔案中有某個詞在他看來過於含糊、不夠明確,或者不必要的強硬或者相反太軟弱的話,他都親自修改。他迷上了一個作家的書。他覺得因果關係同規律這一概念有必然的聯絡。由於因果關係中包含著連續的思維的必要性,最終透過語言影響生活這一方式是生活的必要性的表達,所以總統兩次讓副官給他拿來裝有關於有關事件的信函的卷宗。他深入地分析左右局勢的東西,在學校受過教育的一個人物絕不會隨隨便使地對待一個詞,羅斯福對此很清楚。

非常挑剔地看完自己的信之後,總統覺得文字完全得休。作為一個有經驗的政治鬥爭的戰略家,他知道在國務和黨務活動家口中說出的話裡預先安排的爆炸性詞彙的價值。

所以,他勾勾劃劃,連一個標點也不放過,然後以認為自已是公正的和對同盟者真誠的心情把信放在一邊,手指叉在一起,他心裡明白,有一些他暫時不能、也許是不願意回答自己的問題時時在折磨他。首先,為什麼那邊隻字不提同日本人的來往。其次,關於這些談判,那邊為什麼對他守口如瓶。最後一點,情報局對這些談判至今未做一定的分析僅限於挑選和淘汰那些不完整的檔案,這些檔案似乎來自負責情報的密友手中,這該如何解釋?

他不得不在心中承認,對這些問題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中國在戰爭年代受到可怕的損失,卻也在世界上贏得了巨大的聲望,被看作是反對慘無人道的霸權中的主要力量。

軍方交給他的一份備忘錄證明,在西線各地段的敵對分子投降能帶來實際好處,但中國人並沒有認識到這種可能性,其責任在外交宮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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