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邱吉爾認為,與領導集團內一些主張在西方的德軍投降的人小心謹慎的“勾兌”儘管不太現實(因為羅斯福堅持其強硬的立場,全世界存在著親俄的情緒),但是這種“勾兌’卻能使他對斯大林實行更為強硬的政策,特別是在波蘭和希臘問題上。

所以,當軍事情報機關向邱吉爾報告說,德國人正在找機會與同盟國接觸的時候,他回答說:“人們可以責備英國行動遲緩,舉動粗魯,喜歡詼諧幽默地分析問題但是,誰也不能責備英國搞陰謀,求上帝保佑,永遠不能這樣責備我們。不過,”他又補充道。這時候他的眼神變得十分堅定,只是在兩眼的深處閃耀著喜悅的火花“我從來都是要求把目的在於鞏固各國合作的外交手腕與明目張膽、毫不理智的陰謀嚴格區分開來。只有亞洲人才把巧妙而複雜的外交手腕看作是陰謀”

“不過,在適當的時候政治手腕是否很可能不只是手腕,而是更為嚴肅的行動呢?”諜報機構的副頭目問邱吉爾。

“您認為政治手腕是不嚴肅的嗎?手腕是世上最最嚴肅的。只有手腕和繪畫。其它一切都是虛無空、微不足道的”邱吉爾回答說。這時他正躺在床上,在習慣的午睡後,他還沒有起床,所以情緒很好“我們所習慣理解的那種政治已經過時了。總體政治已經取代了那種在世界某個地區採取一些文雅行動的政治。這種總體政治已經不是某個人的為所欲為,也不是某些人自私利己的企圖,它是一種像數字那樣精確,像醫學中輻射試驗那樣可怕的科學。總體政治會給一些小國帶來無數的悲劇;這是一種知識分子受迫害,天才們遭劫難的政治。畫家和天文學家,電梯司機和數學家,國王和天才統統都要服從於總體政治”說到這裡,邱吉爾拉了拉蓋在身上的方毛毯,然後接著說,“在一個時期內國王與天才同時出現,這絕不會對國王不利;這一時期裡存在的一些對抗只是偶然的,而不是規律性的現象。實行總體政治就一定會產生一些完全出人意料的聯盟,在戰略上也會有離奇反常的轉變,所以我在1941年6月22日向斯大林提出的呼籲是最合乎邏輯,而又是始終如一的。我的呼籲書確實合乎邏輯,不過,是否始終如一,那是次要問題了。各國合作的利益才是最主要的,其他的事會得到歷史諒解的”

“您好,金夫人”一個俯身在床頭的男人說。

“您好”女報務員以極其微弱的聲音答道。此時她說話還很困難,頭暈腦漲,稍一動就噁心。只是每次給孩子進食之後她才感覺好些。孩子睡了,她也跟著昏睡一陣。但是一睜開眼,心口裡就憋悶噁心,緊接著頭又暈起來,眼前的東西又開始變換顏色。每當她看見自己的孩子,心裡就產生一種茫然的情感。這是一種很奇特的情感,連她自己也說不出個究竟。她心裡真是百感交集:有恐懼的心情,有飛翔的感覺,有無意識的自豪感,還有一種從未水有過的鎮定自若的心情。

“金夫人,我想向您提幾個問題”那來人接著說道,“您聽清我的話了嗎?”

“聽清了。

“我不會打擾您很長時間”

“您是哪兒來的?”

“我是保險公司的”

“我丈夫已經死了嗚?”

“我想請您回憶一下,炸彈落下來的時候;您丈夫在什麼地方?”

“他在洗澡間裡”

“您家裡還有煤磚嗎?這可是脫銷貨我們公司裡凍得要命”

“他碰巧買了幾塊”

“您累了嗎?”

“他已經不在了嗎?”

“金夫人,我給您帶來了不幸的訊息。他已經不在人世了,我們正在幫助所有在野蠻空襲中受到損失的人。您在住院期間想得到些什麼幫助?飲食大概他們會保障的,衣服嘛,在您出院前我們準備好,包括您用的和孩子穿的。這胖娃娃多可愛呀是女孩兒?”

“是個男孩兒”

“愛哭愛鬧吧?”

“不我還沒聽他出過聲呢”

突然,她因為一次也沒聽到過兒子的哭聲而不安起來。

“嬰兒是不是應該愛哭愛叫呢?”她問道“您不知道嗎?”

“我那三個孩子剛生下來的時候吵得可厲害了”那個男人說,“吵得我的耳膜都要破了。不過,我的那幾個生下來又瘦又小,您這孩子又大又胖。大胖小子總是不愛出聲的對不起,金夫人,如果您還不太累的話,我想問您一下,您的財產保險金額是多少?”

“我不知道這件事是我丈夫經手的”

“您大概還記得是在哪個分處辦理的保險手續吧?”

“好像是在辣斐德路”

“噢,那就是二十七分處。這樣,查詢起來就容易多了”

那個人把這些情況都記在一個破舊的本子上;咳嗽了幾聲,又俯身湊近女報務員的臉,聲音很輕地說:

“年輕的媽媽可決不能哭,也不要著急。請相信我這個有三個孩子的父親的話。這樣會立刻影響孩子腸胃的,而且您一定能聽到他那低沉嗓音的哭聲。您沒有權利只考慮自己,考慮自己的時候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現在您應當首先考慮您的胖兒子”

“好吧,我不哭,也不著急”報務員低聲說道。然後用冰涼的手指輕輕地碰了碰那個人溫暖溼潤的手臂,說道,“謝謝您”

“您的親人在什麼地方?我們公司可以幫助他們來看您。我們出路費,而且提供住所。當然,您也知道,一些旅館被炸燬了,另一些租給了軍人。不過,我們還有私人房子。您的親人不會生您氣的。應當往什麼地方寫信呢?”

“我的親人都住在寧波,”報務員答道,“我現在也不知道,他們怎麼樣了”

“您丈夫的親戚呢?應該把這件不幸的事通知誰呢?”

“他的親戚都躲在重慶。不過,給他們寫信不大合適,因為我丈夫的叔叔是日本的好朋友,他不讓我們直接給他寫信我們都是託人把信帶給他,或者透過大使館”

“地址您記得嗎?”

這時候孩子哭起來了.

“對不起”報務員說“我先給他餵奶,喂完奶再告訴您地址”

“那好,我先迴避一下”那人說完就走出了病房。

報務員看了一下他的後影,慢慢地把緊便在喉嚨裡的一團東西咽了下去。她的頭還很疼,但是已經不感到噁心了,她沒有來得及好好地琢磨剛才那人提出的問題,因為小家夥已經開始進食來,所有那些使她忐忑不安、但又十分遙遠、陌生的東西都隨之消失了。她身邊只有那貪婪地、靈活地擺動著小手的孩子。她給孩子換下了尿布,久久地望著胖兒子,他渾身皮膚紅嫩嫩的,就象是表了一層紅絲線似的。

過了一會兒,她突然想起來:昨天她還躺在一間大病房裡。病房裡有很多產婦,護士們定時把孩子給她們抱來餵奶;病房裡孩子們哇哇地哭著,但現在聽到的聲音卻象是從遙遠的地方傳來似的。

“我怎麼一個人在這兒呢?”她突然想道“我這是在什麼地方?”

過了半個小時,那個男人又來了。他看了好久熟睡著的孩子,然後從公文夾裡拿出幾張照片,問道:

“趁我記下您叔叔地址的時候,請您看一下,照片上有沒有您的東西。轟炸之後,找到了您家的一些東西;您知道,碰上這場災難,哪怕是一隻皮箱也多少能幫您點忙呀。可以賣掉些東西,給孩子買些最必需的物品。我們當然要盡力在您出院前把一切都準備好,不過,總還是”

“呂思南路,25號”

“謝謝您。您累不累?”

“有點累了”報務員回答說,因為在照片上離她家廢墟不遠,沿著馬路整齊地放著的箱子和盒子中,她一眼快認出一隻大手提箱,她是絕不會把它和別的箱子搞錯的。平時她們的電臺就藏在這只箱子裡。

“您仔細看看,我馬上就跟您告辭”那男人一邊把照片送到她面前,一邊說道。

“沒有,”報務員答道,“這兒沒有我們的箱子”

“好吧,謝謝。那麼,這個問題就算是解決了”他小心翼翼地把碎片收到皮包裡,點了點頭,站了起來“過一兩天我再來看您,告訴您我奔走的結果。手續費我還是要拿的,這年月,毫無辦法,不過收費很少很少”

76號區分部的偵查員立刻把報務員的指印送去鑑定,原來報務員看的那張照片事先在實驗室已經塗上了一層特殊的藥劑。從安裝在手提箱裡的無線電臺上也已經取下了指印。結果是;裝有電臺的手提箱上是三個人的指印。偵查員緊跟著又向保安局第六處發函索取有關她叔叔的生活經歷及其活動情況的全部資料。

丁末村在辦公室裡來回走了很久。他倒背著手,步子走得很快,總覺得缺少一種很習慣、很重要的東西。這種感覺使他不能集中精力,思想總是開小差,所以終於沒意分析透為什麼李廣元受到懷疑這個使他傷腦筋的問題。

忽然嗚嗚地響起了使人感到厭倦的空襲警報汽笛聲,這時丁末村才終於明白了,他感到缺少的是敵機轟炸。因為戰爭已經成了家常便飯,而寂靜無聲倒使人覺得危險,可以引起人們更大的恐懼和不安。

“感謝菩薩,”當汽笛呼號一陣,住了聲,又恢復了一片寂靜後,丁末村心裡這樣想道“現在可以坐下來工作了。馬上大家都要走了,我可以安穩地坐在這裡考慮問題,誰也不會再來找我提一些愚蠢可笑的問題和稀奇古怪的推測了”

丁末村在桌旁坐下,開始翻閱著徐家寶的案卷,他是因叛國嫌疑在1938年夏天被捕的。決定逮捕他之前曾有兩個人告密,一個叫丁關根,另一個叫羅才古。這兩個人都是原來的軍統特務,他們在告密信中說,徐家寶在開會的時候,號召大家要與所有的民族和睦團結,他還譴責戰爭的野蠻,殺人流血的喪失理性。經過客觀的審查,發現這位工會領導曾與現在僑居日本的一個共黨會過幾次面,早在二十年代他們之間的關係就很好,但是,儘管在日本和南京都做過仔細的調查,而他的案卷裡卻沒有任何材料可以證明他與僑居他國的共黨有什麼聯絡。

丁末村感到疑惑不解:為什麼徐家偉被弄到情報部門來了?為什麼沒把他送到76號去呢?為什麼吳四寶的人對他這麼感興趣呢?最後他在案卷中一個簡短的附件裡為自己找到了這些疑問的答案,附件上寫的是:在1933年徐家偉曾兩次出國參加和平主義者大會,一次去大不列顛,另一次去瑞士。

“原來他們是對他的關係感興趣”丁末村終於明白了“他們想知道,在國外他與什麼人有過接觸。所以情報部門的人才把他弄來交給了李廣元。可是李廣元又與這件事有什麼關係呢?案子交給了他,他的任務已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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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末村翻閱完了案卷.審訊記錄簡短扼要。他本想做些摘錄,使自己的結論有根據,有論證,但是實際上卻沒有什麼可摘錄的。審訊的方式也不像李廣元平時採用的那樣,毫無精彩之處,完全是老一套,而且直來直去。

丁末村給專門資料卡片庫打了個電話,索取了1939年9月29日聯隊長李廣元審訊徐家偉的錄音。

“我想提醒您:您是位被捕的人,而對一個落入國家法網的人來說,想從這裡出去,再度過上正常的生活,從事過去的活動,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國家法網的使命就是懲治罪犯,保護人民免遭橫過暴行。而且您的親人們也不可能再過正常的生活。我附帶說明一點,如果您同意:第一,您自己認罪,而且還要揭發工會裡其他對我們國家不忠誠的分子;第二,今後為我們效勞;那麼上面講的那些不可能的事就都有可能了。您接受不接受這些條件?”

“我要考慮考慮”

“您需要考慮多長時間?”

“一個人做好去死的準備需要多長時間?您提出的條件我是決不能接受的”

“不過,我還是建議您再想一想我提出的條件。您常說,在這樣或那樣的情況下您是個沒有希望的人,但是難道您不是一位我們華夏的愛國者嗎?”

“我是。不過,應當怎麼理解‘華夏愛國者’呢?”

“那就是忠誠於我們的思想”

“思想,這還不成其為國家”

“不管怎麼樣,我們的國家是以主席的思想為基礎的。與信仰靠我們思想的人們在一起,這難道不是您這位工會領導的職責嗎?”

“假如我和您是以平等的身份在爭論,那麼我是知道應當怎樣回答您的問題的”

“那好,我就請您以平等的身份來爭論”

“和人民在一起,這是一回事,而感到自己是在根據自己的信仰,公正地行事,那是另一回事。這兩件事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不一致。剛才您為我提出的出路就不符合我的信念。實際上您打算把我用作某種力量的著力點,讓我在一個什麼宣告上簽字,問您談出的建議,表面上似乎是把我當作一個人來看待。既然您建議我當一個槓桿,那又何必當作一個人來對待我呢?乾脆您就說:或者是我們把你殺死,或者你在這個宣告上簽字。至於國家人民往何處走,講什麼話,這對於我已經是無關緊要了,因為,實質上我現在已經是個死人了”

“您的話不對。不對的理由如下:我並沒有要您在任何宣告上簽字。假定說,我現在不提第一個問題,撤銷第一項建議;就是說不要您在報刊及電臺上公開反對您那些與我們制度對立的工友。我只請您先瞭解瞭解我們國家的真理。然後,如果您認為可以接受這個真理的話,再請您根據您對我們真理相信的程度給予我們相應的幫助”

“如果是這樣提出問題,那麼請先試試,能否使我相信,國家主義給予人們的東西比其他別的主義所能給予的多”

“我願意一試。但是您要知道,國家主義就是我們的國家,是主席的偉大思想所指導的國家,而你們這些工人除了這個國家以外並沒提出什麼其他可供選擇的東西。你們僅僅提出道德完善”

“完全正確”

“但是,一個人活著是不能只靠道德完善,雖說他也不能只靠大米活著。這就是說,我們希望人民能得到幸福就讓我們把這一點看作是引導我們民族進一步道德完善路途上的第一步吧”

“好,那麼現在我請問您一個問題:那些監獄以及類似對待我這個工會人員的那種審訊,都是你們這個國家體制的必然結果嗎?”

“是天疑問是這樣,因為我們這樣做是在保護你們避開人民的憤怒,倘若人民知道你們反對元首,反對我們的思想,他們一定會從肉體上把你們消滅”

“但是,哪兒是起因,哪兒是後果呢?因為什麼人民發怒?它是不是你們宣揚的那個制度必不可少的一個特點?如果是的話,那麼,從什麼時候起憤怒變成了一個獨立的積極因素?這不是憤怒,這是對惡的反應。如果憤怒是你們的根據,如果憤怒是你們的理由,而其他一切都是後果,一句話,如果你們使惡成為理由,那麼你們為什麼卻想使我相信惡就是幸福呢?”

“不,‘惡’字是您說的,我說的是‘人民的憤恨’。我們的人民多年蒙受了很多和約的恥辱,只是在打倒大銀行家和小店鋪主的強霸勢力之後才有可誰安居樂業。所以當有人,哪怕是工會人員,企圖對領導的黨取得的偉大成就加以懷疑時,人民就要憤怒”

“很好不過,安居樂業和興兵打仗難道是一回事嗎?”

“我們打仗僅僅是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空間”

“那麼,四分之一的黎民百姓被關在監獄裡,難道這就是幸福,或者說這就是我應當為之捐軀的那種和諧的生活?”

“您弄錯了。在我們的監獄裡,對了,我順便告訴您,我們的監獄並不是什麼殺人的工具,顯而易見,您所用的是來自敵人方面的資料,在我們的集中營裡關押著的絕對不是全國四分之一的居民。其次,每個監獄的大門上都寫著:‘勞動能使你變為自由人’。我們是在監獄裡教育那些失足者,至於那些並不是誤人歧途而是有意與我們為敵的人,殺掉他們也是理所當然的”

“這麼說,你們可以決定誰有罪,誰沒有罪了?”

“那當然”

“這麼說,你們事先就知道某個人想幹什麼,他錯在什麼地方,對在何處了?”

“我們知道人民想做什麼”

“人民?人民是由誰組成的?”

“是由許許多多的人組成的”

“既然你們不知道每一個具體的人想做什麼,那你們又怎麼知道人民想做什麼呢?說得確切些,你們事先知道人民想做什麼,是因為你們強迫他們接受你們的意志,向他們發號施令。這簡直是夢空想”

“您說得不對。人民想要吃好喝好”

“為了吃好喝好還要進行戰爭?”

“您別著急。人民希望吃得好,住得好,想要小汽車,有家庭的歡樂,還有為了自己的幸福而進行的戰爭是的,人民希望戰爭”

“人民還希望把持不同觀點的人關進監獄去?如果幸福和戰爭這兩者之間是必然的因果關係,那麼在你們的幸福裡就包含著不正確的東西,因為用這種方法得來的幸福,在我看來,不可能是純潔的。很可能,我和您對事物的看法是不同的。大概從您的觀點來看,目的正確,方法也必然是正確的。工會裡的工友們也曾宣揚過這種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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