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也反映出所謂愛國運動分子的社會結構、從匯攏的情報來看：這些小市民（學生、印刷工、店鋪學徒、制鏡者、珠寶商、茶室堂館、店員、零售商等等）的社會身分並不固定，他們租借廉價房，從一家遷至另一家，消磨時間，等待另一次恐怖活動的任務。
他們在貧富懸殊的全城遊弋。在抗戰爆發前，上海已被認為是“二十四層的高樓底下還有四十八層的地獄。”
但是，即使該城的精英們在許多方面都脫離了人民大眾，這場恐怖戰爭的社會衝擊力仍如霰彈在他們中間爆炸一樣。
事實上，他們是雙重犧牲者.因為他們經常由於自己的身分而成為綁架和暗殺的目標；他們還是重慶和日本一偽政權恐怖力量之間反覆搏殺的被動見證人，許多人被槍殺和炸死。
一直以來，日本對中國愛國者們做出的過激反應，卻導致原本態度曖昧的美國人變得強硬起來，以至要廢除美日商業關係。美國總統的這一決定反過來又將日本推向了珍珠港事件。
像徐恩佐這樣的刺殺分子有可能預見到這一朦朧的因果關係嗎？它將把美國拖入與日本的戰爭，並且幫助中國最終戰勝了侵略者。
這不太可能，儘管國民政府的安全總頭目戴利將軍本人肯定期望這一可能性。青年愛國者們放下麻將牌，離開位於市中心的旅館，在馬路上襲擊一個又一個的高階通敵分子，無意之中促使美國陷入了一場以他們深深捲入中國內戰而告終的戰爭，儘管遠不能肯定究竟是哪一方（共產黨抑或國民黨）將會成為中國的統治者。
只是在這場爭鬥中，上海的恐怖分子是第一個擲下骰子的。
上海之戰持續了三個月，在1937年8月13日上海爆發中日戰事後的最初幾天內，中國人面對著來自江中所泊海軍艦艇上的毀滅性炮火，體現岀了非凡的戰鬥熱情，將日本人驅趕到黃浦江邊。
由於公共租界的中立，日本人在其遠征軍於9月1日在北面的吳淞與瀏河之間開闢第二戰場之前，不可能從側翼包圍中國軍隊。即使到了那時候，常凱申也仍繼續將其最精銳的部隊投人到這次決戰中。
至10月，中國配置了 71個師以及幾乎所有的炮兵，共計50萬人。日軍則有6個師和6個獨立旅，總共只有20萬人.。但是其飛機則取得了制空權，炮火也佔有優勢。
閘北遭受了歷史上最為嚴重的火災。但是，中國人仍然以沉著和令人難以置信的英勇氣概堅守著陣地，凡是親眼目睹其犧牲的人都如此評價。
11月5日，第三戰場開闢。當時，柳川平助率領第十軍(共計3萬人的三個師)在杭州灣登陸，向內陸推進到中國軍隊右翼的後方，於11月9日擊潰了滬寧鐵路沿線的國軍。那裡的大部分橋樑早先已被日本的空軍摧毀。
松井石根將軍的裝甲縱隊不再受阻於閘北的碎石，而是趁中國軍隊撤退之機展開屠戮。約30萬中國軍人死於上海之戰，另有幾十萬人死於12月12日南京陷落之時。
上海乃是二次大戰中第一個被摧毀的世界大都會，其工業所受的損失達到5. 6億元。大片居民區遭到破壞，數十萬人無家可歸。九百家工廠、工場和作坊的裝置被毀壞。另有一千個設施被日軍摧毀或佔領。若將華人區所受的損失都計算在內，則該城市喪失了 70%的工業潛力，上海及其相鄰工業區的60萬人失去了工作。
戰爭損失估計達到10億、20億，乃至 30多億元確切數字不得而知。另外還損失了8億多美元的國外投資。此前集中於上海，並在1937年初顯示良好前景的中國的經濟復甦，就這樣被戰爭扼殺了，全國倒退了數十年。
難民大量湧入只有10平方英裡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致使數週之內，人口從150萬猛增到400萬，每戶的平均入數達到31個。175個難民營中的大部分入回到農村故鄉，但仍有數萬無家可歸者流落街頭，成千上萬人睡在辦公樓的走廊、商品貯藏室、廟宇、同鄉會、娛樂場所以及倉庫等等地方。
隨著冬天的到來，疾病、飢餓、寒冷等諸般苦難也隨之降臨，歲末，街頭或廢墟上收到一萬多具屍體。
但是，難以置信的是，被日本佔領軍包圍，直至四年後偷襲珍珠港以後才結束的“孤島”上海，卻開始享受表面上的反常經濟繁榮。公共租界內的棉紡廠以英、美公司的名義重新執行，利潤達到兩倍、三倍，七家新廠建立起來。
面粉廠每年的產量增加百分之十。美國控制的上海電力公司的規模擴充套件了百分之十，裝置添置費達200萬美元。公共租界內出現了 400個小型企業，而大部分都來自日佔區，製造業、化工產品、藥用油、玻璃器皿、燈泡、手電、電扇、糖果，以及香菸等等由於這些產品的原材料只能依賴進口，故海運業和保險業也得以發展。
移民（包括為逃避歐洲***迫害的猶太難民）需求之增長所帶來的刺激是造成這種繁榮的主要原因。另一類不斷增長的需求，則來自於經日佔區交通線而與內地“自由中國”的貿易。
1940年年初，這類貿易額估計高達 1.2億美元，日本軍官們則依靠受賄而發了橫財，他們極易接受中國商人的賄賂（現在阿廖沙的商會和蒲素的商行也加入了進去）。
出口貿易也得以改善，主要是因為上海的50家德國公司包攬了大量的海運業務：60%的茶葉、70%的芝麻、75%的菜油、40%的豬腸、25%的雞蛋產品，以及上海市場上所有可用的皮革制品，以在飲食、衣服和鞋子等方面支援第三帝國的戰時經濟。
整個抗戰期間，國民黨人維持了一個流亡的上海市政府。。儘管如此，當國軍於11月11日一從上海撤退，日本當局就提議由若幹名人——杜老闆、虞老闆等，接管城市的行政管理，然而，這些物件不是離滬前赴香港，就是表示異議，因為他們害怕遭到民族主義者的攻擊。
天主教神甫陸伯鴻在南市有軌電車、電力公司以及閘北自來水廠擁有大量投資，他同意組織一個“南市地方自治委員會”，但是拒絕岀任市長。
因此，當1938年1月華北的傀儡政權並人以王克敏為首的北平臨時政府，華南則於1938年3月在南京成立了以梁鴻志為首的維新政府。
偽政權宣稱，它將廢除一黨專政，建立憲政政府，消滅共產黨，避免東亞“赤化，鞏固中日和平合作，使難民重返家園，成立保安組織以清除盜賊和進行“清鄉”，救濟失業者，藉助外國資本和“友邦”，促進工農業生產，協助現有的工業和金融機構增產、發展，使國家富裕起來，將中國的傳統道德價值與國際科學知識相結合。徹底改革教育，廢除此前導致民眾沉重負擔的苛捐雜稅，堅決支援和鼓勵人才的充分使用、對政府的自由批評，以及嚴格限制下層官吏的腐敗與專政。
外國觀察家們覺察到，1938年6月間，上海出現了一股強烈的“愛國熱情”浪潮，在所有的週年紀念活動上都飄揚著中國民族主義者的旗子。諸多小報上發表了不少主張武力的社論，正規的報紙則撰文鼓勵青年們參加或組織游擊隊。6月10日，發生了襲擊通敵分子的七個恐怖事件中的第一件。一個名叫尤菊茹的棉花經紀人受傷，他是日本人贊助的上海市民協會的成員，其俄羅斯保鏢則被殺。
翌日，維新政府的一名小官遇刺受傷。 6月 18日，偽政府的土地委員任保安在中國通敵分子與日本朋友的一次舞會h上被殺。六天以後，一名男子被殺於律師事務所，而尤菊亦的四個朋友則在一家旅館客房內遭到槍擊，第二天，亦屬上海市民協會成員的糧商顧警一被殺身亡。
6月29日，刺客們偽裝成乞丐，暗殺了偽政府船舶檢查處處長尚德明。
對於這一恐怖活動浪潮的評價，輿論方面的說法不一。有些跡象表明，這是通敵分子對立派別之間的紛爭，他們都想獲取日本人的政治寵幸和金錢支援。人們推測，這些偽裝的愛國事件實際上是爭奪日本的戰利品。另一些人認為，這是被船舶檢査員徵收重稅而激怒的米商或船伕的報復性謀殺。
然而，多數人認為，這是某個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在上海的活動，這些暗殺都是岀於愛國的動機，大部分人相信，該組織即是藍衣社，是狂熱地忠於蔣介石的一個***式會社，專致力於剷除“漢奸”。
當然，藍衣社只是包括復興社在內的一個綜合系統的一部分，其“***”性質不斷受到質疑。最初的藍衣社創立於1932年。作為力行社的一個外圍組織，它是由黃埔軍校畢業生組成的、狂熱支援“領袖”蔣介石的右翼團體。
1934年以前，他們在華北的遊擊活動（包括對通敵分子張敬堯的戲劇性暗殺）使得日本軍方認為，藍衣社是“華北及滿洲國展開全面抗日活動的幕後策劃者”。他們確實還被認為是華中地區反日恐怖活動的主要組織者，故在1935年的何梅協定上.日本人有不止一條的理由要求解散藍衣社。
國民政府對於協定的遵奉是有限度的。正如事後陳立夫所言:“雖然常凱申下令解散（復興社），但其解散只是表面上的。在上海，社會局局長和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委吳醒亞組織T三個團體，在前藍衣社成員的管理下，繼續完成復興社的工作：由大學生組成的青年力社、中學生組成的中鋒社，以及由獨立青年組成的上海市互助社。
然而，1936年8月4日吳醒亞去世後，三個組織就不再積極活動了。
儘管如此，1937至1938年期間，無論是官方還是非官方的組織都將反日恐怖活動歸在聲名狼藉的藍衣社的名下，以為其領導者是前警察局長蔡勁軍，他的偽裝身分是勵志社上海分社的首腦，秘密總部設在法租界辣斐德路與薩坡賽路交匯處的巴黎公寓內。
1937年上海之戰結束以後，國軍雖然撤退了，卻留下了一筆可怕的''遺產“，恐怖活動和藍衣社。
當時，公共租界與法租界的警察本來可以輕易地剷除這一怪物，但卻任其發展，乃至養虎貽患，使得這一怪物嗣後不時地要找些犧牲品來滿足其食慾。
然而，事情的真相很簡單：日本佔領上海以後，“藍衣社”已成為兩類不同的抗日活動——郊區游擊隊抵抗運動和市區政治恐怖活動——的通用語。就一定程度而言，兩類活動都由常凱申的軍事秘密警察頭子戴利組織。?
8月13日，戰爭爆發之後，戴利曾趕赴上海，在法租界的杜美路10號會見青幫頭子杜老闆。這次會見後，便相繼組織了浦東游擊隊、太湖別動隊、忠義救國軍，以及江浙行動委員會。據工部局警務處收集到的情報，常凱申的軍事委員會決定在9月初組織“非常時期服務團”，處理上海的漢奸和特務。
上海已經有了一支保安隊，但是其目的主要只是在1932年7月日本人撤出之後，代理中國市政當局的警察隊伍。而為了在前方和後方兩條戰線上與日本交戰，常凱申決定創立城市游擊隊。軍事委員會遂撥出 50萬元用於這一組織，由87師師長王敬久指揮。其總部設在江陰，並且已經在“軍官訓練班”中訓練從事情報丄作的學生，而這也是特務系的入門訓練課程。
上海戰事爆發三天之後，就有240名學生作為特種兵被派往龍華小學，王將軍“非常時期服務團”的副手是上海公安局局長蔡勁軍將軍和杜月建，後者旋即試圖將這一新組織轉為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