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情報來看，似乎軍統頭目戴利與周呼海之間也有直通的無線電聯絡。並且有若干關鍵特工很好地隱藏在南京政權的警察和安全機關中，他們有時候為軍統工作，有時候則為偽政權效勞，包括對於愛國者的逮捕、拷打和處決。
整個戰爭期間，最終究竟忠於誰的問題，對於愛國者和通敵分子來說，都是最大的問題，並無十分清楚的選擇。猶如之後的法國，抵抗**的情況那樣。
中國的歷史學者從未充分地面對通敵分子問題(部分原因是有如此多的通敵分子，實在太多。)，歷史學者研究這一主題時，將不得不對付“選擇的清晰性”問題，哪怕僅僅為了展示當時人們的目的是如何各不相同。
當至少三個政府(重慶國民黨政府、南京偽維新政府、延安共產黨政府)的特工們在長江下遊與沿海省份，面對著日本佔領軍，為了取得戰後的有利地位而展開競爭時，其敵、友之間的區分確實很不容易搞清楚。
以顧楫為例，法國人把他當作得力干將，國民政府也同樣如此，只有共產黨知道他真正的政治信仰。
有趣的是，很長一段時間內，他確實在替法租界做事，同時也在盡力維護著國民黨的利益，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也都得到了來自邊區上級的指示。
這種混亂局勢下，各方都會作出必要的妥協，在利害之中做出明智的選擇。這就是為什麼留在上海的許多知識分子對於其共同處境的感覺。好者至多是心情矛盾，壞者則頗有負罪感的原因。
用這種角度重新審視徐恩佐他們時，蒲素發現自己之前的判斷，似乎也發生了極大地偏差。
徐恩佐既然被他在滬西歹土擒獲，自然是日本人沒把他弄死。只是說他賣主求榮，依靠叛變保全了自己的性命，似乎對他們又有點不公平。
徐恩佐他們被公共租界引渡到了虹口，在梅機關的黑牢裡，經歷過沒日沒夜的連續審問後，最後不知在裡面待了多久，抱著必死心態的他們，又被轉移到了76號。
幾個人在梅機關全都苦頭吃盡，生不如死。從來沒有像那樣，徐恩佐恨不得自己能儘快死去。那樣的話不僅可以成仁，某種意義上滿足了以身報國的心願，也能擺脫那無邊的痛苦。
只是轉移到了76號以後，日子突然好過了起來。雖然還是被關押在牢房，卻再也不是單獨關押，幾個犯人關押在一個牢房，屋頂上面還有天窗，能看到久違的天空，知道黑夜什麼時候來臨。
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連正常提審一次都沒有。三個人的交代裡都顯示出76號的待遇，起碼比在蒲素這邊的日子好多了。之前在大宅下面的地庫裡，他們除了沒捱打，沒被審訊，過著暗無天日的日子。每天供應的冷水加饅頭，也只是勉強維持他們活著。
後來又一天，在給他們送飯的獄卒走後，徐恩佐從饅頭裡吃出一張紙條，上面寫著八個字：“虛與委蛇、徹底交代”。徐恩佐是個好學的青年，自費籌措抗日經費的同時，還不忘去念夜校，提高自身政治修養。
只是他翻來覆去研究了很久也沒搞明白這八個字的意思。“虛與委蛇和徹底交代”，這裡面的意思顯然是矛盾的。
此時，身陷囹圄已經絕望的徐恩佐，起碼可以肯定一點，這張紙條必然是軍統的同志想辦法傳遞進來的。
這事沒法和關在一起的其他人商量。能把紙條用這種方式遞進來，顯然在這裡也不是一般的人。這時的徐恩佐，雖然還沒被提審過，只不過也不用多想，除了76號，上海也沒其他讓他這種人待的地方了。
思來想去，他最終還是決定，對於那個“虛與委蛇”先走一步看一步，這句話的意思無非就是他做戲，但是做到哪一步，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後面的“徹底交代”就很直白了，大抵就是有什麼說什麼的意思。
他當時不知道，之前和他有關係的那幫人，那時候還在外面的，幾乎一個都不剩了。大部分被工部局和他一樣被送到了日本人手裡。只不過，絕大多數都沒他的運氣。當時他落網的時候，整個系統還沒崩潰，他還有價值，所以被76號要了過去。
現在嘛，實在是他說還是不說，都沒啥區別。
打定主意的徐恩佐，想好了之後也就不管了。只等著啥時候要對他提審，就按照紙條上的指示辦，竹筒倒豆子有啥說啥。
說來這個紙條也確實來的是時候。之前那麼多天都沒有動靜，而接到紙條的當天半夜，睡的迷迷糊糊的徐恩佐就被獄卒踢了起來，帶著鐐銬去了提審室。
審訊他的一共有四個人。當時他分不清誰是誰，在假裝不老實了一二十分鍾之後，他要了一支煙，以一種徹底崩潰的姿態進行了坦白。
以蒲素看到的，三人之間可以相互印證的材料來看，徐恩佐其實是個極具報國情懷的熱血青年。更加難得的是，他不僅有想法，還有行動。
從他變賣店鋪，籌措經費，組建小團體參加活動中就能看出。在受到挫折後，繼續開店自救，然後在經營狀態好轉時，用賺來的法幣，繼續開展救國行動。而且數次參與了國軍正規軍的行動，也組織了大量的愛國青年一起投身愛國行動中。
唯一可惜的是，在最終導致他那個團隊被捕的行動前後，充分暴露了他的草率和魯莽，而且極不嚴謹，一點特別工作應該遵守的規矩都沒有。
算起來他也是個軍統的特工頭目，只是軍統對這些愛國青年的任用上，實在是只把他們當做一次性的炮灰。彷彿一次之後，每能多用一次，都是白白賺來的。
首先，沒有對他們進行必要的針對性培訓，哪怕是一些基礎也沒有。材料裡反應，也就是進行過一個短期的軍事訓練。至於情報和特別任務方面的訓練，或許只是口口相傳，口頭提點了幾句。
而且不難看出，他被忽悠的比較慘。在自述材料中，他始終認為自己加入的是“藍衣社”。在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之後，戴利之前組建的藍衣社好像就和之前完全不同了。其荒謬之處在於名稱本身：在上海進行地下活動以對付偽政權和佔領軍的軍統或忠義救國軍成員統統稱之為“藍衣社“。
其實稍微懂一點軍統內幕的內行都知道，在日本人與國民政府簽訂《塘沽?協定》之後，藍衣社已於1935年應日本人的要求而在形式上解散。
於是在戴利指揮下從事安全和情報工作的前藍衣社成員轉移至第二處，最終成了軍統局的骨幹。然而，與他們關係密切的“藍衣社”這個名字，仍然在別人的口頭流傳，。因此，該名在1937年之後被越來越頻繁地使用，用以指稱在“孤島”和上海敵佔區活動的所有國民黨秘密特工。
比如之前提到的顧楫，他就是純正的”藍衣社“首批成員，也就是1932年3月成立的，對外公開叫做”力行社“的這個團體。因社員制服為藍衣黃褲，故稱藍衣社。
而徐恩佐和軍統搭上關係都是什麼時候的事了。所以，軍統那幫人實在是不厚道。知道”藍衣社“名氣大，很能吸引這幫愛國青年，就投其所好告訴他們加入的是“藍衣社”。實際上，他們也能自圓其說，一切破壞汪偽政權和日本政府的特工，都可以算作是“藍衣社”成員……
所以，在這之後所謂的“藍衣社”似乎無所不在，名聲顯赫。
例如，1939年秋天，五份上海報紙都發表了據稱是藍衣社在上海八個行動隊的完全花名冊，列出了隊長、副隊長以及情報與通訊官員的化名。
由於4月中旬上海周圍，特別是上海至寧波鐵路沿線，游擊隊活動日益頻繁（時在當年7月日本人在此建立'和平模範區”之前），公眾便較自然地將藍衣社組織與這些活動聯絡了起來。
5月3日至10日的那一星期內，日本的海軍陸戰隊和憲兵宣稱，他們逮捕了滲透進虹口的來自重慶方面的大量中國特工。他們表示：“虹口被滲透得如此厲害，以至日本士兵和水手不太敢在這一地區活動，除非兩個以上的人結伴而行。由於最近遭到中國特工成功的襲擊，連值班的崗哨也變得害怕恐怖活動了。”
日本當局聲稱，這些恐怖分子偽裝成普通民眾而進入該地區。乞丐的破衣、職員的服裝，以及小販的穿著經常被用來掩飾抗日和親重慶分子的身分。
重慶支援的恐怖活動的程度因此激烈起來。
1939年6月20日，兩名中國偽警察被殺於虹橋路附近的歹土。三天後，10個中國遊擊隊員打傷了一名乘汽車的日本人，殺死了一名試圖救他的日本旅遊局僱員。7月1日，日本憲兵隊的一個中國翻譯被射殺於海寧路的家門前。
五天之後，一個中國槍手向使館海軍武官的日本廚師射擊，當時，他正走在華德路北40碼的荊州路上。
接著上海市警察局和法國警察慶幸並無大的槍擊或爆炸事件，但是在租界之外，一枚威力巨大的定時炸彈炸燬了滬寧線上48米鐵軌，破壞了 15節臥車車廂。
另一枚定時炸彈則在位於歹土的靜安寺路1926號親南京《國報》報社爆炸。炸傷了一名中國人，震聾了一人的耳朵，並使建築物起火。另外，還有一枚手榴彈被擲進了南市蓬萊路上的日本憲兵隊宿舍。
7
嗣後的兩個星期相對來說比校平靜，只有一個南京的通敵分子華剛被暗殺，當時他正在白利南路82弄的家門口乘涼。
然而，7月21日，當南京政權的保安隊成員王德周被殺，日本憲兵隊才真正開始陷入恐慌。王德周駐紮在松江，而重慶的恐怖分子已經在那裡殺了他的幾個家人。他便赴上海尋求庇護。
然而，21日清晨，他的末日來臨了。當他離開格羅希路51弄的寓所時，八個槍手將他射倒在地。正當日本憲兵隊收到王德周的死訊時，有關工部局警務處的俄國警官沙馬金(D.B. Simajin)被殺的訊息也傳到了他們那裡。
幾乎在此同時，他們從一個效力於日本海軍的中國間諜那裡得知，“一幫危險的武裝恐怖分子”正奉命襲擊虹口一所住宅的居住者。這名中國間諜在離開北四川路上的日本憲兵司令部時，以為自己看到了一個恐怖分子正走在街上，於是掏出手槍，朝天開槍。
結果，日本當局便下令封鎖了通往虹口的所有橋樑，一切交通陷於停頓，達5小時之久，停在街上的車輛沿著外灘排起了長龍。
7月26日也下達了同樣的封鎖令，當時，楊樹浦地區昆明路與保定路交角處的一個日本海軍崗哨正要檢査一名中國男子的物件時遭到了槍擊。三天之後，橋樑重新開放，重慶的恐怖分子又槍殺了受僱於法商電車公司的一個機修工，他是南京支援的電車工會的領導。
在此之後，經過了相對平靜的十天，至8月9日，南京政權的官方喉舌偽《中央日報》所在的大廈四樓發生了爆炸和火災。5名職員受傷，大樓內部被完全毀壞，該報此後只得借《新申報》（日本資助的中文日報，位於虹口熙華德路288號）的印刷廠來印刷發行，而其版面已大大縮減。
《中央日報》社的被毀，成了即將來臨的恐怖活動大爆發的預兆，這是一場“恐怖活動的狂潮”，始於日本侵佔上海的8月13日週年紀念日後不久。紀念日當天並無重大事件發生，因為工部局警務處與日本當局都採取了許多預防措施，以避免騷亂。他們設定了路障，並動用萬國商團和特別警察（即後備隊）來增加巡邏，在主要交叉路口都駐紮了搜索隊，所有警察的假期全都取消，美國第四艦隊不準官兵離開兵營，以應付緊急情況，而日本的飛機則作低空飛行，以“使中國人對日本的軍事實力留下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