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以蒲素的專業看來，如果說他之前在上海策劃發起的幾次行動都有瑕疵，甚至還造成了嚴重後果，但是和軍統這些小魚小蝦比起來還是要強多了。
只不過，這就是真實的特工生態。哪裡有那麼多上天入地無所無能的特工精英？百分之九十五的特工，加入之前都是極為普通的百姓。
甚至，去年的這個時候還在工作或者唸書，而下一年同樣的時候，已經在街頭巷尾執行之前想都沒有想過的危險任務了。
這些材料裡記錄了，中日開戰以來，大大小小的的一些刺殺活動，或者是轟動一時的公眾事件。而且大量的報界以及邊區的情報，都反映出了一個真實的、無序的、混亂的上海局勢。
這些資訊對他瞭解76號以及軍統，乃至兩個租界和日方的立場和策略都非常有幫助。
接著看下去，蒲素發現，趙志祥犯了個非常嚴重的錯誤。脫離現場後，他回到了山西路上的南京飯店。然後孤立無援地站在電話接線員的房間門口，等待著袁德昌前來營救。
這說明他們完全沒有預案。起碼在執行任務順利和發生意外之後，制定有兩套撤離計劃。這個至關重要的細節，導致了悲劇。
趙志祥苦等的袁德昌沒來，到是等來了另一個人。來的不是袁德昌，而是身受重傷的彭福林。彭福林此前受傷逃出後不，得不求助於一個他認作弟兄的侍應生，由他扶著，跌跌沖沖地進了旅館的大堂。
這時趙志祥別無選擇，只得領著這兩人再穿過大堂，走到街上。因為在旅館那樣的地方，他擔心會招來太多嫌疑。
實際上，或許當時就在飯店裡的房間讓傷員休息，然後出去叫一個醫生進來，也未必有他們後來處理的那麼糟糕。
在街上，他們叫了三輛黃包車，吩咐拉到附近的寶隆醫院。醫院迅速收容了彭福林，但立即向老閘路捕房打電話，報告了槍傷情況。
很快，工部局警務處的探員們來到了寶隆醫院。彭福林由於胸部傷勢太重，無法接受正式審訊，但是他吿訴調査者他與趙志祥沿著勞合路步行之時，正專心於談論他們自己的事情，忽然飛來一顆流彈將他擊倒在地。
彭福林身旁的趙志祥則附和著這個說法。他被立即拘留，被帶到了老閘路捕房接受査詢。日本憲兵隊的成員，包括曹長加登田，也參與了審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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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志祥接受審訊沒多久，工部局警務處的探員很快就掲穿了他們不足信的謊言。首先，據黃包車夫說，他們是在南京飯店門口，而非勞合路將受傷者接上車的。
其次，之前被他打傷的巡警辨認出，彭福林的衣服與向他開槍者的衣服一樣……
最後，當工部局警務處的探員們求助於法國警察，搜査文賢裡11 號彭福林與趙志祥的房間時，發現了周建華的來信。而這封信上的內容，足以證明他們是國民黨秘密特工暗殺隊的成員。
面對這一證據，毫無疑問，趙志祥崩潰了，最後只得認罪。
當天下午2時30分，警員們將他戴上手銬，帶到彭福林的病房，當正處在非常虛弱狀態的彭福林聽到趙志祥的口供時，也立刻承認了自己是共謀。
不過，對於彭福林而言，為時已晚。翌日凌晨3點鐘，他停止了掙扎而去世。只是對於趙志祥來說，他則還要面臨著更大的苦難。
雖然工部局警務處迅速地破獲了這起謀殺案，但是日本及上海的親日報紙卻決定利用這一案件再次打擊公共租界當局。
1939年4月12日，就在彭福林死亡的那天早晨，《大陸新報》的頭版文章呼籲為席時泰默哀祈禱一分鐘。並譴責工部局寬容重慶的恐怖分子，濫用治外法權。
報紙上聲稱：“只要在上海發現重慶政府的特工，此事本身就成了擾亂上海之和平與秩序的主要根源……如今，日、華都以許多人的生命為代價。新的偽政權與中國人民正與日本充分合作，以重建中國。沒有理由允許阻礙這項偉大的重建工作的力量存在。考慮到軍事行動以及對和平與秩序的維持，應該藉助於明確的和最後的揩施。”
為了敦促日本軍事當局“採取強硬措施對付這種形勢”，《大陸新報》的編者還指責上海工部局“偽善”，這一說法得到通敵的《新申報》的響應。《新申報》注意到席時泰暗殺案是樊克令2月25日照會釋出以來第一個嚴重事件，它挑剔租界當局拙劣的警察工作，並將反覆岀現的反日恐怖活動，歸咎於工部局軟弱和半心半意的措施。
報道上用的措辭是：“換言之，他們並未真心實意地接受日本當局關於嚴厲鎮壓國民黨秘密機關之活動的要求”。
偽市長傅小庵也對工部局的“誠意”表示了懷疑。因為工部局迄今仍堅持要求通訊稿決不再談及“遭槍擊的維新政府的一個成員”，只當是一個普通襲擊事件。
傅氏接著堅決要求工部局，允許中國的“正規警察”在公共租界內搜捕破壞和刺殺分子。雖然工部局不大理會“傅市長”的要求，但是總董樊克令卻無法拒絕4月16日日本總領事三浦對其辦公室的造訪。
三浦對席時泰醫生的被暗殺表示抗議，並且要求在日後嚴格履行日方與工部局之間關於防止租界內恐怖活動所達成的諒解。三天之後，即1939年4月19日，工部局警務處押送著趙志祥，越過蘇州河上的邊界，來到日本憲兵隊總部。
當天下午4點鐘，作為“誠意”的表示，工部局的警探們將趙志祥交給了日本憲兵.這位前裁縫店學徒便落人了敵人的虎口，從此再未露面。
5月份，恐怖活動減少了，但是合作政策受到了關於懸掛中國國旗之爭端的進一步考驗。為了取悅於日本人，工部局在1939年3月12日曾發布命令：中國的“青天白日”旗在一年中懸掛的日子不得超過8天。
然而，愛國的店主們卻試圖在每個愛國場合展示國旗，而全然不顧穿著中式服裝的日本特工的暗殺威脅，以及中國通敵流氓的阻撓。
幾家偽報紙激烈地抱怨人們在3 月27日——七十二革命烈士犧牲的週年紀念日裡懸掛國旗，並指責租界當局未能嚴厲地強制執行禁令。
偽市長傅小庵指控國民黨在租界內利用新近組織的“上海人民動員會”，以這種方式鼓動民眾，他聲稱：“靑天白日旗標誌了中國的蘇維埃化，並且也有排外之意。”
此話並非全無根據，因為國民黨的黨歌中即有“打倒列強，打倒列強”之語。這難道不足以表明此旗具有強烈的排外含義？西方租界當局肯定意識到這一切，因此，最好還是不準懸掛此旗。
5月1日，國際勞動節。中國國旗掛遍租界上空，同時，很多中文報紙嚴厲地抨擊了日本總領事要求工部局禁止掛旗一事。
而親偽的《新申報》則攻擊工部局，抱怨道:“工部局只委任華籍和西籍警察，而非日籍警察在5月1日上街巡邏.。這充分證明工部局缺乏誠意，無視日本當局的要求。”
它並警告道:“假如反日分子積極活動，日本當局將認為有必要採取新的措施了。“
嗣後，1939年5月10日，法國總領事以其法租界首腦和工部局總董的身份，會見了各方警察首領。美、英總領事都應邀出席，這次他們都達成了一條共識：
”國民黨持續的秘密而積極的活動，應對此間發生的大部分恐怖事件、政治騷亂和反日宣傳負直接責任。當地的國民黨不僅應該對諸如“(上海人民)動員會“這類組織負主要責任，還被認為與諸如“中國青年鐵血救國團”這樣的恐怖會社有聯絡。”
接著，工部局釆取堅決措施，“以令中國人知道，政治活動必須停止”。他們隨後發表了一個宣言，警告公眾需要尊重外國佔領區的中立警察。措施的第一條命令便是嚴厲之極的宵禁，並考慮完全禁止懸掛中國國旗。
同一天，中國外交部就租界懸掛國旗一事，向英國和美國大使提岀了抗議，並要求他們提醒工部局，“尊重租界內華籍居民懸掛國旗的自由“。
總領事高思(Gauss)此後向國務院抱怨道，當諸如宋文子這樣傑出的中國領導人收到他們“繼續進行愛國政治活動，可能導致日本佔領外國租界”的警告時，他們卻依然認為日本不敢和列強對抗：
“中國政府顯然並不理解，一旦日本決定佔領公共租界與法租界，這裡的外國駐軍既無足夠的力量，也無意於阻止此事的發生。中國的刺殺活動與抗日活動為日本的佔領行動提供了太多的藉口。”
而美國國務院方面，也無意於對日本政府施加哪怕是微小的壓力。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Craigie)於5月19日建議倫敦與美國政府商議，聯合釆取某種特別舉措，諸如當日本軍隊對租界採取敵對行動時，便禁運專門的進岀口貨物。
他還建議道，假若美、英政府向日本外務省大臣傳遞了兩國聯合的資訊，便會產生威懾效應。
然而，東京的美國大使約瑟夫?格魯(Joseph Grew)卻拒絕向其政府推薦這項動議。因為羅斯隔政府未能贏得國會，同意廢除武器禁運(布盧姆提案與皮特曼提案，很快被參議員威廉?E.博拉領導的孤立主義派擊敗)。
在這件事上幾無選擇餘地，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及時地準備了一份備忘錄，於1939年5月22日由美國駐重慶代辦佩克(Willys R Peck)遞交給中國外交部長。備忘錄以恩人自居的態度指岀：
“上海業已發展成世界性大都會，城內集中了中國和諸外國的巨大利益。在(中日)衝突期間，租界為雙方的利益都提供了保護。然而，租界的國際特色意味著避免源於他處的爭執，以免具有國際特色的保護受到損害。”
赫爾還提到了“上海人民動員會“。他指岀，儘管從中華民族的角度看，愛國是其目標，但是其行為卻會削弱租界的地位。因此，美國政府深信，中國人堅持在租界內合法地懸掛國旗，以及從事救國政治活動，對於中國並不最為有利。
當日軍在中國和蘇聯邊界沿線仍然從事著好戰活動時，當平沼內閣的文官們仍然生活在遭受軍方“青年土耳其”暗殺的持續恐怖中時，美國國務卿為試圖撫慰日本而做的努力，未能阻止日本外務省於5月24日就上海租界問題發表傲慢而煽動性的宣告:
由於日本在中國行動的目標是控制中國的統治權，對於這種統治權的控制，在租界和其他日佔區是一樣的。
在日本的佔領區內，不允許西方對他們消滅反日活動進行任何干涉。日本擁有對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權。因此，日方可能藉助於武力來保衛這些權利，這一權利應該得到合法承認。
日本在上海的外交官們為這份宣告稍稍作了修改，但這卻是以透過加強日本軍方要求的形式作岀的：
“在日本佔領區內，只要中國人的故意依然存在，日本的目標即是將中國的統治權從這些地區清除出去，把它置於日本的軍事控制之下。”
“由於租界的反日恐怖活動是由重慶政府直接指揮的騒亂，故這將被視作中國軍事行動的一部分或延伸。因此之故，日本將反日分子清除出租界的做法是正確的。”
假如日本需要更多理由以證明干涉的正確性，它其實不必等待很久。因為6月10日，即清除反日分子的上海宣告發表之後第五天，刺殺分子再度實施打擊，這次是在日本領事館內。
晚上，日本總領事舉行晚宴，招待代表外務省而訪問上海的外務次官清水。維新政府的首腦梁紅志及其教育部長、財政部長應邀出席，同時與會的還有兩名使館海軍隨員船山和宮下、上海警備司令山田中將以及南京的高市長。
中國的抗日分子在領事館裡安插了一名特工充任廚師，他因此得以在宴會中客人們的酒裡下毒。據外交報告稱，山田中將和兩名隨員被毒死，高市長被送往醫院搶救。
然而，日本當局並未利用這次事件提岀新的要求，而是向公眾封鎖了投毒訊息，或許是害怕被人發現自己太易於受到攻擊。